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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子接受前人的經驗，主要是靠讀書。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

——毛澤東

【摘要】：政治是社會關系的統領，只要涉及社會關系的學問都與政治有關，區別只不過在于強聯系還是弱聯系。為了實現有效治理，一個國家更可能是一類主體聯合另一類主體節制第三類主體的政治。每個社會由一個最強者、少數強者和絕大多數弱者組成，三者之間兩兩聯合節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種不同的政治：封建專制政治（最強者與強者聯合，可以稱為貴族君主制）、資本主義政治（強者與弱者聯合，可以稱為民主貴族制或者黨爭民主制）和社會主義政治（最強者與弱者聯合，稱為黨導民主制）。中國文人一直以來崇尚道統，古代中國文人以古道評判專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貴族政治；現代中國文人以洋道評判社會主義政治，洋道是資本主義自由政治。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只有摒棄高高在上的道統思維，以認識社會為志業，向工人農民學習經驗知識，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價值，構建社會主義理論才可能有所作為。主流中國憲法學者不區分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將資本主義政治塑造成科學、客觀、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將資本主義政治和憲政當作道統，批判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違背憲法學者應該為本國政權合法性辯護的基本常識，已經不是憲法學者，而是資本主義道統分子了。

關鍵詞：古道 洋道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偽憲法學派

為什么中國憲法學界盛行偽學問？

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的劃分為我們理解中國憲法學界的所作所為提供了理論基礎，中國主流憲法學界為我們展示了學術與政治關系的典型案例。憲法是規范，憲法是與政治關系最密切的法律，甚至就是政治法。不同的政治決定不同的憲治，不同的憲治產生不同的憲治理論，資本主義政治不同于社會主義政治，資本主義憲政與社會主義憲治有根本性的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但中國憲法學界不區分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也不區分社會主義憲治與資本主義憲政，甚至于有些學者打著社會主義憲政的幌子行資本主義憲政之實從事顛覆社會主義的活動。很多法律人理解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遲早會走向資本主義，自然也會采取資本主義法治。按照三種政治類型的劃分應該有三種不同類型的法治模式：封建主義法治、資本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法治，但絕大多數法律人將資本主義法治當成唯一的法治模式，既否定兩千年封建專制社會法治的合理性也否定社會主義法治的可能性。改革開放以后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大概以2000年為分界線，中國憲法學界發生了更新換代。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憲法學的老一輩憲法學家讓位于堅持西方立憲主義憲政的新生代，“自由規范主義無疑是中國當代憲法學的主流”。自由規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法治。以美國為代表的立憲主義被中國主流憲法學者包裝成普世憲治，以資本主義憲政評判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和憲治成了憲法學界潮流。

偽憲法學派

主流中國憲法學者全盤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理念，囫圇吞棗生搬硬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教條式創立了不少所謂憲法學派。例如，實證憲法學、規范憲法學、憲法解釋學等等。這些憲法學派都具有虛假的特點，是偽憲法學。

人們對社會的言說有三個層次：對社會現實的實證，對法律規范的實證，對法律規范的規范評價。實證既可以是社會現實的實證也可以是法律規范的實證。這三個層次對應社會法學派（社會實證法學派）、規范法學派（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派。

實證憲法學的實證概念本來是社會現實層面的實證：“實證憲法學是指和憲法相關的經驗實證研究，包括大眾和精英的政治行為、權力制約的必要性及其成本、制度設計等方面。和規范憲法學與詮釋憲法學不同，實證憲法學必須基于對人類行為的普遍經驗假定以及對特定制度設置中的行為所作的調查，探討社會與政治作用過程中不同事件的因果關系，并進而對制度設置是否實現了所期望的功能作出評價。”如果堅持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實證工作，然后在此基礎上來建構中國憲法學理論無疑是中國憲法學界的一件幸事。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實證憲法學并沒有做這種建構工作，而只是將西方資本主義憲政的假設直接搬過來作為中國實證憲法學的假設：（一）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二）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元行為假定。張明樹長達二十多年對中國公民政治素質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是集體主義的政治文化。與西方個人主義的政治文化有別。[5]中國實證憲法學派不深入實證中國社會和現實中的中國人，無視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自我主義和集體主義，而將西方的個人主義作為天經地義的真理來構建實證憲法學理論，導致其以西方憲法規范作為標準評判中國憲法。所以其憲法學是偽實證憲法學或偽社會法學，實質是自由規范主義立場的自然法學。

規范憲法學有點繞，讀者要想明白規范憲法學到底是什么必須有足夠的耐心。規范憲法學的代表人物認識到“大多數的憲法學家主要研究的是自己國家的憲法，而且是自己國家的現行憲法”“是‘憲法教義學’的必然要求。”“法學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是法教義學，而法學就是這樣的保守。它的主要精神不是在于批判秩序，而是在于維護秩序，為此是保守的。這是必要的保守，甚至是非貶義的保守。就憲法學而言，憲法教義學最為保守，它對待憲法文本的態度可以說幾乎類似于神學家對待宗教經典的態度，就像基督教徒對待《圣經》的態度一樣，或許雖然沒有那么虔誠，但大體也差不多，在保守性方面是比較接近的。”這段說得非常好，也是憲法學的常識。然而，實際上規范憲法學是如何做的呢? “憲法學的核心任務應該在于探究憲法規范，而考量那些圍繞著這一軸心展開的其他憲法現象則只是為完成上述任務服務的次階任務。換言之，它的‘終極關懷’不在于考量規范背后的那些現象，而在于探究規范本身；它恢復了規范科學所應有的本來面目，并力圖圍繞規范形成思想。我們姑且將這種憲法學稱之為‘規范憲法學’”。

如果我們聯系到前面他對憲法教義學的推崇，我們可能以為規范憲法學將本國憲法作為“金科玉律”，對本國法律規范不做任何政治、道德的評判，以邏輯方法構建本國法律規范結構體系，是法教義學性質的。然而他指出這僅僅是規范憲法學的第一層含義，他所說的規范憲法學的第二層含義顛覆了第一層含義。“對于規范憲法學來說，要力圖克服傳統規范主義的上述宿命（也就是他在上文所說的納粹時期德國規范主義憲法學的‘惡法亦法’），與其說索性放棄本身的那種重視實在規范保障的立場，倒不如說必須把握實在規范保障所必需的可靠前提，那就是：在理論上首先確認權利規范在整個憲法中的價值核心地位，其次進而追求憲法規范向‘規范憲法’的升華。”規范憲法學的第二個層次關鍵在于“規范憲法”概念。“規范憲法”是借用美國當代憲法學家卡爾•羅文斯坦所提出的概念。羅文斯坦的“規范憲法”是指權力運行的現實與憲法規范的高度吻合，憲法規范不僅在法律上有效，而且也取得了實效，即被大家普遍遵守。從羅文斯坦提出的名義憲法和語義憲法來看，規范憲法更加關注事實上的實效性，而非規范性。但中國憲法學者的“規范憲法”不是羅文斯坦的含義，而只是借用了羅文斯坦的“規范憲法”之名，真正想說的是“一種體現了立憲主義精神，并具有規范實效性的憲法規范”。進一步說，是“在將‘規范憲法’確立為憲法規范的理想形態之后，上述所謂的‘規范憲法學’仍然可稱為‘規范憲法學’”。不就是要用美國立憲主義憲法作為憲法規范來規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嗎？！規范憲法學的兩層含義相互沖突。第一層含義是憲法教義學意義上的規范憲法學，也就是充分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范。第二層含義則是要用美國立憲主義憲法規范來評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范。《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的全名應該叫《從中國憲法規范到用美國憲法規范中國憲法》，沒有耐心的人會被他給繞暈了！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社會主義憲法，立憲主義憲法是資本主義憲法，既要堅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范為本本的憲法教義學，同時又要堅持美國立憲主義憲法的價值，前后矛盾人格分裂是必然的。

如果說規范憲法學前后矛盾，那么憲法解釋學則具有大雜燴的特點。憲法解釋學“并不是僅僅停留在傳統實證主義的立場”，而是“在廣義上使用的，是用來概稱憲法解釋活動中所需要的各種方法以及對這些方法反思所形成的理論。”[11]田飛龍博士指出，“韓大元教授的研究路徑是以中國憲法文本為中心，以規范化解釋的方法來呈現中國憲法學的結構與功能特征。從其規范選擇與解釋實踐來看，也可以歸入自由規范主義的行列。”[12]憲法解釋學的代表人物明確宣稱“從本質上講，自由是憲法體系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自由價值的維護既是法治國家的實質要求，同時也是憲政的核心價值。”[13]從法理上看，法律解釋學和規范法學都應該是以本國法律文本為本，法律解釋學偏重于法律規范的司法適用，規范法學偏重于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結構。“規范化解釋”以自由規范主義來解釋中國憲法文本，以西方憲法理論來解釋中國憲法，最終不是解釋，而是以西方憲法規范中國憲法，偽憲法解釋學特征明顯。從《憲法解釋學與規范憲法學的對話》看，憲法解釋學除了更加雜糅之外，在方法論和價值觀上與規范憲法學沒有多大區別也就不奇怪了。

為什么西方的憲法學派到了中國成為偽憲法學派呢？我們只有理解了憲法的目的和憲法學的使命才能解答這個問題。

憲法的目的與憲法學的使命

憲法是國家法，憲法學是國家法學。按照風靡全世界的一本美國政治學教材《政治科學》的觀點，憲法的目的有多個：“把國家的理想目標寫入條文從而提供一種象征功能，規定了政府的結構形式，并試圖為政府統治的權利進行辯護。”

《政治科學》明確宣稱，“根據美國憲法序言，美國致力于六個目標：建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確保自由幸福。”權利清單無疑也是國家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清單是以第一至第十修正案的方式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很好滿足這樣的普遍要求。中國憲法第一章即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明確了公民基本權利。中國憲法序言明確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都可以看作是國家的目標。

憲法的直接目標是賦予政權合法性。《政治科學》明確提出，“憲法還可以給政府打上合法性的烙印，既具有象征性，也有實際功效。許多國家不會承認一個新興國家，除非它采納一個成文憲法，這種成文憲法是持久和責任的標志。美國的《聯邦條例》和隨后的美國憲法標志著美國的獨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和隨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樣對外宣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公民權利保護毫無疑問是憲法的應有目的，但任何國家的公民權利都是由也應該由本國公共權力保護的，而非由他國所保護，僅僅在該國加入國際組織時國際組織有通過國際法干預的正當性。所以在任何國家的憲法中，國家合法性比公民權利保護更加根本，否則他國就有可能以所謂的人權為借口顛覆本國政權。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原理，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公民權利不同，公民權利本身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不只是靠憲法，更是靠人民的艱苦努力創造出來的。人權有歷史性和民族性，但美國將人權標準包裝成普世人權，利用人權標準干預他國內政。首先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人權與資本主義人權的內涵不同，社會主義偏重積極自由權利（社會平等），資本主義偏重消極自由權利（個人自由），用資本主義人權做標準評判社會主義人權沒有正當性。其次，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發展中國家。就消極自由權利來說，發達國家公民權利多于發展中國家，但發達國家不是一開始就發達，也經歷過發展中階段，公民消極自由權利也不一定很多，然而發達國家常常以他們國家的人權作為普適人權作為干預他國政治的借口。這個邏輯就像富人與窮人的關系。一個富人面對一個窮人說：“我們家的生活多好，你應該像我們家一樣生活，你現在不能這樣生活是因為你爸媽的問題，你應該造反！”愚笨的窮人真就造起反來！聰明的窮人則會學習富人致富的方法，使自家富裕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內容上應該與資本主義的美國憲法不同，事實上也不同，這表現在經濟制度和國家性質和結構形式上。中國憲法序言和第一條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政治決定了社會主義憲治不同于建立在資本主義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憲政。憲法學應該建立在本國憲法基礎上，憲法學應該接受本國憲法為合理的，并在必要時為本國政權的合法性辯護。中國憲法學者應該信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應該詮釋中國憲法的合理性，解釋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建構社會主義憲治理論。[17]現實卻恰好相反，主流中國憲法學者將憲政分為形式憲法政治和實質性憲法政治，又將實質性憲法政治定位為建立在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基礎上的立憲主義憲法，主張非立憲主義的憲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立憲主義憲法成為了批判所有憲法的標準，于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政治就成為了評判社會主義政治的標準了。“在所有固有意義上的憲法之中，有一種被廣泛認為是特別優異的憲法，就是‘立憲主義上的憲法’。這種憲法具有一種本質精神，此種精神便是通過限制專斷性權力，廣泛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只有符合這種精神層面之規定性的憲法，才有資格被稱為‘立憲意義上的憲法’。”他們所說的立憲意義上的憲法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最早是在近代西方開始出現的，因此人們又把它叫做“近代意義上的憲法”。第二，它主要立足于自由主義。“剝離一切表層之后，立憲主義就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相關，它把個人看成是最重要的價值核心，是重于國家的最重要價值。第三，立憲主義意義上的憲法被廣泛地認為體現了憲法最優異的特質。

偽憲法學派為何盛行？

為什么中國主流憲法學界出現如此多的偽學問呢？從文化傳統上看是中國文人的道統思維。從政治上看就是主流憲法學者不區分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將資本主義政治和資本主義憲政唯一正當化。建立在社會主義政治之上的社會主義法治不同于建立于資本主義政治之上的資本主義法治，然而主流憲法學者將資本主義憲政當道統，用資本主義道統作為評判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的標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憲治和意識形態是當前全球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主流憲法學界將資本主義政治塑造成科學、客觀、中立和普世的政治，于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沒有了合法性。中國主流憲法學者違背任何國家憲法都是賦予本國政權合法性的基本常識，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憲法學者，而是資本主義道統分子了。

結語

政治是社會關系的統領，社會科學以社會關系為研究對象，必定涉及政治。法學，尤其是憲法學更是與政治有著緊密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治是共產黨聯合最廣大人民節制資本和權貴的政治，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探索后的歷史選擇，并將一直持續下去，直至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中國社會科學學者本來應該立足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以社會主義政治的正當性為基礎來構建社會主義理論。以憲法學為例，中國憲法學者的使命應該是以中國憲法為依據，站在法教義學的立場，說明中國政治和憲法的合理性，構建社會主義憲治理論。然而，有些中國學者從自身利益出發，以封建專制政治道統和資本主義政治道統來評判社會主義政治，卻堂而皇之以“社會良心”自居，迷惑老百姓。資本主義政治是當代世界的主流，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高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以資本主義政治做道統的迷惑性更大，可能成為變亂中國政治社會的根源。所有贊同社會主義的正直學者一方面要揭示資本主義理論和制度的學理和揭露偽善學者的面目，更重要的應該是以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為參照，接著馬克思建構學理深厚的社會主義理論。

致謝1：該文精華部分以《為什么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基于三種政治類型的分析》發表在《治理現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

致謝2：拙作完成初稿后先后征求過楊明宇、宋凱、田燕剛、譚崗鳳、鄭陽、吳永剛、馬生軍博士、王成棟教授、夏巴山先生和彭江水先生的建議，部分建議被吸納，特此感謝！

柯華慶，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共同自由、黨導民主制和黨導立憲制等理論創立者。主編中國第一本《黨規學》，出版《論共同自由》《實效主義》《第三次變革》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