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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很多人對毛澤東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覺得毛澤東的辦法多，點子妙，而且他的點子、辦法的確能夠解決問題。其實，毛澤東的妙點子、好辦法不是憑空來的，而是從實踐中來，是從調查研究中得來的。毛澤東自己就曾經說：“我的經驗來歷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為說明這一點，他舉例子說：“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始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把你的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一軍團打正面，那時還有四軍、三軍，可以打正面、打兩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整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所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1927年3月，毛澤東為了駁斥當時黨內外對于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特地到湖南做了32天的調查研究，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雄辯的事實說明，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在這之后，毛澤東又寫了不少調查報告，如《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興國調查》、《尋烏調查》等等。這些調查使毛澤東對中央蘇區的農村狀況了如指掌，為他制定農村政策，乃至后來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制定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

紅軍長征到達甘肅境內時，陜甘支隊第一大隊在通滑附近的青石嘴消滅了敵軍一個騎兵團。毛澤東高興地對一大隊參謀長耿飚說：“聽說西北有四馬（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今后要注意這些‘六條腿’（馬的四條腿加人的兩條腿）了。你這個參謀長要發動參謀到戰士中去調查一下他們打騎兵的體會，還要向當地的老鄉了解敵人騎兵的特點，進行研究，總結出一套打騎兵的經驗。”耿飚報告說：“敵人騎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馬打趴下了，騎兵多半摔個半死。”毛澤東笑著說：“這叫‘射人先射馬’嘛！什么東西都有個規律，有一長必有一短。所以你們以通過調查研究，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可以編一個‘打騎兵’的歌子，讓大家學。”耿飚按毛澤東的指示，總結出一套打騎兵的經驗，用于實戰，效果很好。

在中國革命史上，曾出現了一些只啃馬列主義書本而不屑于深入實際搞調查研究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他們往往以“欽差大臣”自居，下車伊始就哇里哇啦發議論，下指示。毛澤東對這種人最厭惡，把他們比作“墻頭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抗戰期間，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一個很大的用意就是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

整風期間，毛澤東曾向他身邊的同志講過兩個小故事，說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道理。

一個故事發生在遵義會議上。當毛澤東提出糾正“左”傾軍事路線時，在莫斯科留過學的“布爾什維克”、團中央書記凱豐當即頂撞說：“你懂什么？你頂多是讀了本《孫子兵法》。”毛澤東沉著地反問他：“你讀過《孫子兵法》沒有？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啊？”問得凱豐面紅耳赤，無言以對。他沒讀過《孫子兵法》，當然沒有發言權。

另一個故事是在紅軍到達陜北之后。一位干部來到陜北洛川，他對當地情況不熟悉，對邊區的經濟政策也不了解，就下令取消一切“苛捐雜稅”。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就把他找去，問他：“一切苛捐雜稅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幾種苛捐、哪幾種雜稅？”問得那位同志答不上話來。不做認真的調查，當然也沒有發言權。

建國以后，毛澤東仍十分注重調查研究，要求高級干部不要高高在上，而要向群眾尋求真理。一次他對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說：“第一書記要自己下去鉆一鉆，真正的知識不在機關里，而在下邊，在工廠、農村、學校里。沒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來。”調查研究，“這是比什么大學還要好的學校”。

毛澤東不僅重視調查研究，而且善于調查研究。

1958年，他在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談話中說：要做好新聞工作，“頭腦要冷靜，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問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在同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了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四個渠道：一是從群眾來信中了解情況；二是交敢于講真話、實話的知心朋友；三是親自到基層搞調查，不僅看好的，還要看差的；四是派身邊工作人員專門下去搞調查，也可以利用他們回鄉探親的機會了解情況，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產生活情況，然后了解自己莊子里的生產生活情況。

對于下基層調查，毛澤東也有豐富的經驗。有一次，他派秘書田家英和《人民日報》的吳冷西下農村調查，并對他們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只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就不要找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干部如此，上級干部更如此）。找群眾談話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找下放干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位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

注意了這些經驗和方法還不夠，毛澤東認為要搞好調查研究，還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他非常贊賞明人楊繼盛的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上世紀50年代，他在廬山對人說：“我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這兩句，并照著去做。這幾年的體會是：頭一句‘遇事虛懷觀一是’，難就難在‘虛懷’這兩個字，即有時是虛懷，有時并不怎么虛懷。第二句‘與人和氣察群言’難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觀色，而是虛心體察，這樣才能從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如果我們對毛澤東如此重視和善于調查研究有所了解，對于他的點子妙、辦法多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同樣，如果我們能在這方面學一學他，那么我們的點子和辦法想必也會多起來的。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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