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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今年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誕辰125周年，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深切緬懷和無比敬仰！為表達我們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眾號決定從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專題“紀念毛主席誕辰125周年”，陸續刊發一些領導、專家緬懷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十篇，我們推出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八屆、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薄一波的文章。

今年（編者注：指1993年）12月26日，是我們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100周年誕辰。

　　對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我曾在1981年根據自己的切身感受寫過兩篇回憶文章，分別發表在《紅旗》第13期和12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

　　近年來，我在研究、思考建國以來黨和國家的重要歷史事件時，接觸到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導調查研究的寶貴文獻，感受很深。文獻研究室的同志希望我寫一寫，作為“紀念文集”中的一篇。

　　毛主席歷來重視調查研究。

　　在民主革命時期，他親自做過大量調查研究，寫下了許多名篇，為全黨同志認清我國的國情，努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和政策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為了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曾用兩個月的時間聽取34個部委的匯報，寫下了《論十大關系》這篇光輝著作。

　　六十年代初，為了糾正1958年以來農村工作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中的工作失誤，毛主席帶領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制定了“農村六十條”，對我國農村克服嚴重困難、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發揮了重大作用。

1960年夏，因廬山會議后的“反右傾”，“共產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業大幅度減產。中央和地方一些負責同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曾深入基層作調查研究。11月15日，毛主席代中央起草的《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中明確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同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開的北京工作會議和1月14日至18日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主席表揚了湖北省委對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共產風”的調查，表揚了中央農村工作部對河北省寶坻縣(今屬天津市)江石窩生產隊的調查，并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出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

　　八屆九中全會閉幕后，毛主席率先身體力行，派出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位秘書各帶一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為期10天至15天，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和一個最好的生產隊，然后到廣州會合。

　　三個調查組1961年1月21日離京，趕赴農村。1月26日，毛主席也帶著急于了解農村情況的緊迫心情，乘火車離開北京，經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長沙，于2月24日到達廣州。在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他沿途聽取了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和廣東七個省委和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個調查組組長的匯報，還同一些縣委書記談了話，做了一路的調查研究工作和調查研究的動員工作。

　　這一時期，有些省市自治區黨委也在做調查研究工作。

3月10日，毛主席主持的“三南”(中南、華東、西南)會議在廣州開幕。與此同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同志主持的“三北”(華北、東北、西北)會議在北京開幕。兩個會的主要議題，都是討論農村工作。11日，毛主席把他1930年春寫的《關于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加上批語，印發給“三南”會議各同志。

　　毛主席剛到廣州時，就看到中央廣東調查組2月19日報送的《調查紀要》。“紀要”講到：“公社各級的關系，在解決了自下而上的‘共產風’問題后，似乎應當注意更適當地解決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義。”關于隊與隊的平均主義，“紀要”舉例說，新興縣里洞公社蒙坑大隊是由原來的兩個高級社合并起來的，一個在山上，副業門路多，收入高，一個勞動日1.2元；另一個在乎地，副業門路少，收入低，一個勞動日0.7元。現在，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樣，都是0.4元，兩個大隊的社員都有意見，收入降低多的社員意見更大。關于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紀要”認為，主要表現在供給與工資的比例、公共食堂的某些制度上。大瀝公社平均每月共發工資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應的糧食、菜、油、鹽、柴等合計每月需2600元，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還占不到總分配數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給部分卻占了總分配數的80%多。公社干部認為，“勞動力強的和弱的都一樣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沒有勁了，勞動力弱的也不積極，有些人就‘走自發’，誰也瞧不起工分了。”據典型調查，農村里勞動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勞動力少的家庭，大體都占農戶總數的40%左右。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點就是處理好這兩類戶之間的矛盾。“紀要”提供的這些情況和所作的分析，受到毛主席的重視。他看后察覺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發出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中規定的12條，只解決了“調”的問題，沒有解決“平”，即平均主義問題。

3月13日上午8時，毛主席給少奇、恩來、陳云、小平、彭真并“三北”會議各同志寫了一封信，指出：“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毛主席的信還說：《關于調查工作》一文“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

　　信寫完后，當天上午，毛主席在“三南”會議上講話時，反復闡明要搞清兩個平均主義問題，就要深入調查研究。他要求各級黨委第一書記親自做調查研究工作，其他書記的調查研究工作由第一書記抓。毛主席說，醫生看病叫診病，先診，中醫叫望、聞、問、切，先搞清病情，然后處方。我們打仗，首先要搞偵察，偵察敵情、地形，判斷情況，下決心，然后布置隊伍、后勤等。歷來打敗仗都是情況不明。過去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就是因為情況不明。

　　毛主席原決定派陶鑄同志去北京，向“三北”會議通報“三南”會議的情況，并帶去他寫給少奇等同志的信和《關于調查工作》一文。信寫完后，他改變了主意，請“三北”會議各同志移師廣州，合開中央工作會議。

　　廣州工作會議于3月15日開幕。大家對毛主席的信和《關于調查工作》一文反映強烈。黨中央隨即將毛主席的信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仔央各部部長，中央國家機關黨組成員學習。根據黨中央意見，由胡喬木同志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這封贅示信，于3月23日在工作會議的全體會議通過后發出。指示信將《關于調查工作》一文作為附件，發到縣、團級黨委，要求各級干部“聯系最近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深入地討論”。指示信指出：“中央要求從現在起，縣級以上黨委的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層(包括農村和城市)，蹲下來，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每年一定要有幾次，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風氣。”“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中央相信，只要全黨堅持這種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作風，我們目前所遇到的問題就一定能夠比較順利地得到解決，我們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夠得到迅速的進步。”

　　在大會討論這封指示信時，田家英同志邊念信稿，毛主席穿插邊作解釋。信稿不過800字，而毛主席的解釋記錄上萬字。毛主席坦誠地說明：“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情況不明，政策就不對，決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對頭”。“為補過起見，我現在提倡調查研究”。“第一書記親身調查很重要，足以影響全局”。他還說，聽李雪峰同志(華北局第一書記)講，河北省原152個縣，現在并為63個縣，沒有一個縣委書記作過典型調查。這種現象很值得注意。正像魯迅說創造社(當年上海左翼文化團體)的人有一股讓群眾敬而遠之的“創造氣”一樣，我們共產黨人這幾年有一股“共產氣”。“共產氣”要放在心上，不要掛在臉上，尤其不能天天掛著。勤于調查研究，就是很好的“共產氣”。

3月廣州工作會議結束后，各級黨委領導人紛紛走出機關，深入基層，進行比較扎實的典型調查。劉少奇同志在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的天華大隊和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的炭子沖大隊作了44天的調查。他輕車簡從，走家串戶，找干部群眾談話，召開大小座談會，查看山林、水塘、禾場、食堂、醫院、集市、水庫、社隊企業。既不擾民，又深入群眾。在天華大隊，他用化名和“分隊長”的公開身份，注在養豬場。周恩來同志在河北省武安縣伯延公社作調查。朱德同志在四川、河南等省農村作調查。陳云同志6月下旬、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縣小蒸公社作調查。鄧小平、彭真同志利用處理書記處日常工作的間隙，在北京市順義縣作調查。毛主席直接領導的三個調查組返回原地調查。與此同時，中央新派出了大批的調查組，僅農村調查方面，就有楊尚昆同志領導的徐水、安國調查組，習仲勛同志領導的河南長葛調查組，胡耀邦同志領導的遼寧海城調查組，錢瑛同志領導的甘肅天水調查組，王從吾同志領導的黑龍江雙城調查組，平杰三同志領導的山東泰安調查組，陳正人同志領導的四川簡陽調查組，廖魯言同志領導的山西長治調查組，謝富治領導的河北邯鄲調查組等。

5月6日到29日，毛主席先后批發了陳正人、周恩來、胡喬木、李井泉、鄧小平和彭真、張平化、閻紅彥、胡耀邦等同志的調查報告。5月6日，毛主席收到陳正人同志關于四川簡陽平泉公社調查報告后寫了回信。這封通過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轉交的回信，除鼓勵陳正人同志回簡陽農村再作兩個星期的調查外，還對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寫了一段話：“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5月14日，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同志的調查報告，寫了一條批語：“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5月30日，毛主席批發了一份材料，要求所有從事調查研究的同志，不要采用“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

5月21日到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四大問題。毛主席在會議最后一天的講話中，介紹了少奇同志在湖南的調查研究，并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學習，親自去作調查。根據會議討論結果，中央在6月15日發出的指示中指出：“中央重申毛澤東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規定，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調查研究。地、縣兩級的領導人員也應該這樣辦。”

　　北京工作會議結束后，更多的領導同志深入城鄉基層單位進行典型調查。

　　大批領導同志親自出馬，深入基層，蹲下來，進行典型調查，譜寫了我黨調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使這次調查研究新風有了鮮明的特色。它不僅成為我黨六十年代前期轉變工作作風、重新掌握工作主動權的思想先導，而且也直接結出了一系列豐碩成果。“農村六十條”就是第一個碩果，它的醞釀、起草和修改的全過程，都是同調查研究新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調查研究的“十月懷胎”，就不會有制定“六十條”的“一朝分娩”。

     “農村六十條”(草案)的前身，即鄧子恢同志主持起草的《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修改稿)，就是調查研究的產物。1960年夏，鄧子恢同志受劉少奇同志委托，帶領中央農村工作部工作組到山西汾陽、江蘇無錫等地作調查。在汾陽縣的萬年青公社，他選了兩個調查點：一個是工作比較先進的賈家莊管理區，一個是工作比較落后的金井村管理區。調查回京途中，又在石家莊市郊區鋼冶人民公社南鋼冶大隊作了調查。調查工作結束后，他當面向毛主席和周總理作過匯報。在向總理匯報時，他提出需要搞一個條例。得到總理支持，他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所謂“內務條例”，是說條例的內容只涉及人民公社的內部關系，不包括公社與上級黨和政府的關系，公社和公社的關系等。“內務條例”(修改稿)共14章，66條，1960年12月23日報送毛主席。1961年3月23日，在起草“農村六十條”的廣州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對鄧子恢同志提出起草條例的創議予以表揚。毛主席說：鄧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莊、蘇南作了一次調查，作得很好。他的觀點很正確。這幾年農村工作中的錯誤沒有他的份，他的很多意見是正確的。他同我談過，我介紹他去跟總理談。總理請他起草一個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創議的是總理(周總理插話：是他給我說的)。“啊!首先創議的是鄧老，然后總理支持。”鄧子恢同志主持起草的《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修正稿)，后來成為起草“農村六十條”(草案)的重要參考材料。

3月13日，毛主席在“三南”會議講話，談到為什么要搞條例時，解釋說：高級合作社的章程(即1956年6月30日首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經作廢了。幾年來，沒有一個完整的條例。當然有些規定，比如：1958年北戴河會議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1959年3月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4月上海會議的十八條，我寫給生產隊長、小隊長的六條(即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關于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黨內通信)等。這許多文件，在一類隊靈；在二類隊，一部分靈，一部分不靈；在三類隊，基本不靈。“可能搞個條例也不靈，但總得搞一個”。由于一般文件不靈，于是想到搞一個條例，這是毛主席看了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省某些地區發生嚴重情況的報告，又聽了三個調查組匯報之后才形成的認識。因為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省的報告已經說明，中央糾正“五風”的規定，在某些地區根本沒有同群眾見面，后來查明，有的還被當成“反面材料”加以扣留。中央三個調查組，按照原來的要求，都調查了一個落后隊，調查材料也同樣證明，中央有些政策，在這些落后隊確實沒有執行。因此，可以說，毛主席關于搞條例的決定，也是在初步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作出的。

　　經過中央和地方黨委初步調查，“三南”、“三北”和廣州工作會議的討論，中央認為，那時農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分配上，無論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或者社員與社員之間，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平均主義現象；公社和生產大隊(當時的基本核算單位，有些地方稱管理區)的規模在許多地方偏大；公社對生產大隊，大隊對生產隊(當時稱小隊)一般管得太多太死；公社各級的民主制度不健全；黨委包辦各級行政事務的現象相當嚴重。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概括出來的這些問題，就是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政策目標。

　　廣州工作會議之后，中央和地方黨委大規模調查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深入，不僅進一步摸清了情況，吸取了農民和基層干部克服困難、搞好農村生產和工作的經驗，為“農村六十條”的修正提供了基本依據；更重要的是：在大量的事實面前，改變了高層領導對一些問題的認識，逐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使制定的條例真能解決所提出的問題。

　　現在，情況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村六十條”的歷史使命早已完成，但當年制定“六十條”時，全黨同志在毛主席帶動下所興起的調查研究新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回味。它生動地說明了：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而調查研究則是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橋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當前，我們正處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時期。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這就更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毛主席倡導的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并身體力行，這樣才能把我們的工作做好，把我們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