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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工業生產是時候重拾“鞍鋼憲法”了

點擊：2294  作者：崔之元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17-06-08 09:30:59

 

        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鞍山鋼鐵公司《關于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記得，“鞍鋼憲法”的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三十六年過去了。與這期間的許多事物一樣，“鞍鋼憲法”也經歷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后是歐洲和美國，許多任務業管理學家認識到，“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

“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今日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團隊合作”（team work）。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①。

瑞典的Volvo汽車公司，為了發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勢，于1988年開始，將“裝配線”（Assembly line）改造為“裝配島”（Assembly island），使工人不再象從前那樣在裝配線上重復單一的任務，而是8至10人一組，靈活協作，組裝整車②。美國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國會開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因根據1935年通過的勞工法（Wagner Act），“團隊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國現在必須對勞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的效率潛力③。

在這股“后福特主義”的世界潮流中，毛澤東所推崇的“鞍鋼憲法”，以其最早并鮮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體制挑戰，而格外受人矚目。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羅伯特•托馬斯（RobertThomas）明確指出，“毛主義”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④，即充分發揚“經濟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

遺憾的是，在“鞍鋼憲法”的發源地，人們今天卻很少再提起它了。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⑤，但一條明顯的原因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混亂使“鞍鋼憲法”在執行中與原意出入極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開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義”潮流中，“鞍鋼憲法”能否成為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精神與組織資源之一？

當然，不少人對這個問題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評我和甘陽的文章中（載《讀書》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確指出，“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談得上搞“后福特主義”。他的論證之邏輯很簡單。用他原話來說：“我這個判斷的根據很簡單：你要過上富裕的日子嗎？那就必須組織社會分工”；依他看來，社會分工帶來工業生產的“規模經濟”，也就是福特主義；而只有到“電訊技術發達”之時，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才“可以在高爾夫球場里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義”。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論證完全系于分工理論。而他所依據的分工理論，則是亞當•斯密首先在其《國富論》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們能夠論證出斯密的分工理論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論點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們認為，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有兩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將“社會分工”化簡到“技術分工”。

換言之，他沒有將“社會分工”與“技術分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國富論》開篇頭一句話便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⑥。”這自然是極富洞見的觀察。但是，他沒有說明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術分工”還是“社會分工”。

所謂“技術分工”，指的是將一項生產任務分解為不同的步驟去完成；所謂“社會分工”，指的則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驟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產步驟，也可以安排同一個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驟。

無疑，“技術分工”通過對生產過程的分解，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之間并無“一一對應”的關系；也就是說，生產過程的不同步驟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裝配汽車，既可以有“裝配線”，也可以有“裝配島”，而這兩種形式下的“社會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同一個工人可以永遠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經常調換工種。簡言之，對生產過程的步驟分解，與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邏輯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錯誤即在于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實際上，他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針工廠”的例子中，斯密談到“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專門工人擔任”，“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⑦。”顯然，他將對生產過程的技術分解直接化約為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這樣一來，產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對生產全過程的了解下降，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積極地參加“全面質量管理”。發人深省的是，據斯密本人記載，當時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論只是關于生產數量（而非質量）的理論，但斯密對此未加重視，僅以“質量難以定義”為由而一筆帶過：“質量的好壞，人言言殊。因此，一切關于質量的說法，我認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預料的是，現代市場經濟中“質量”遠比數量重要。發源于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質量型競爭，打破了斯密式的“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關系。“豐田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在于“即時或無庫存生產”（Just-in-time，orinventorylessproduction）。“無庫存”的妙處，不僅在于節約庫存成本；更在于及時暴露生產中的質量問題。在有庫存的情況下，工人可以被動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頭生產，不問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質量；但是，一旦庫存沒有或很少，工人們就不得不關心上、下道工序的質量，積極互相“團隊協作”，從而及時發現和解決質量問題⑨。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我國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已經成功地實行了“無庫存生產”和“全面質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論——“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性——已被中國實踐所突破。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周小莊的實地調查，寶山鋼鐵公司各二級廠不允許設置倉庫，物資部門在接到緊急用料電話30分鐘內，生產物資必須送到現場。寶鋼還建立了“大工種”和“區域工”。

所謂“大工種”，就是除掌握本工種外，還要了解和相當程度上掌握相關工種，如電工要會做鉗工的活，鉗工要會做簡單的電工活，同時電工、鉗工都要會做指揮吊車和一般的焊接活。

所謂“區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產作業區域內，打破崗位界限，進行“團隊合作”。

更有意思的是，寶鋼的基層作業班組長有一項任務——培養自己的潛在競爭對手，即作業長的職責之一是培養本班組成員獲得“作業長資格”，任何工人均可通過考試而成為“潛在作業長”。寶鋼的這些“社會分工”實踐，與斯密的工人“終生局限于一種單純操作，必然能大大增進自己的熟練程度⑩”的理想，顯然是大相徑庭的。

《鞍鋼憲法》創始人馬賓先生（1913—2017）

從寶鋼的實踐來看，可以說，中國已經出現了以“無庫存生產”、“全面質量管理”、“工人自主參與”和“團隊合作”為特征的“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

這里的“福特主義”，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系統運用。雖然斯密在18世紀末就寫了《國富論》（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論直到19世紀后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實踐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熟練工匠力圖保證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對斯密式的僵化分工進行了頑強抵制。

英國史學家湯普森曾記述輪胎制造商的兒子，不得不向他父親工廠的工人學習技術的故事（11），可見熟練工匠對工藝全過程的了解是他們與雇主談判時的力量所在。但是，1870年以后，大批非熟練移民工人來到美國，給斯密式分工的系統實現提供了兩大條件：1.非熟練工人缺乏與雇主的談判力量，無力拒絕雇主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的努力；2.移民生活的艱辛，使社會平均消費偏好（taste）較少注重產品質量，而傾向于接受標準化的大眾產品。

這兩個條件，與源于美國軍事工業的“可互換零件”（interchangable parts）系統相結合，終于使美國成為率先實現斯密式分工體制和大批量生產（mass production）的國家（12），其最具象征性的體現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T模型”——“福特生產方式”。據統計，在福特的汽車制造廠內，移民工人們來自世界各地，共有30多種語言，根本談不上溝通與協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裝配線上當“一顆螺絲釘”，一切聽從管理者和工程師的安排，正象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所描繪的那樣。

“大批量生產”本身并無不好，在人們需求穩定且單一的情況下，它的確能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但問題在于，福特主義的“大批量生產”是一種僵化的“大批量生產”，一旦需求出現多樣化、特殊化和不穩定，福特生產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機。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GM），就是通過生產四種型號的車而戰勝只產一種型號（“T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尋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為美國政府制造潛水艇的項目，但由于產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廠的不熟練工人只適合生產大批量的大路貨，結果整個項目從失敗而告終（13）。

這是“福特生產方式”的第一次嚴重挫折。“福特生產方式”這種對需求多樣化和需求不穩定的不靈敏反應，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二大弊病。

我們已說，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區分“社會分工”和“技術分工”。現在，我們又觸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對市場需求穩定性與否的考慮。

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鐵錘的工人又會制造鐵釘，必然造成浪費，影響效率（14）。但他這一論證假定了市場對鐵錘的需求是穩定的。一旦需求出現波動，制造鐵錘的“規模經濟”本身便成了浪費；如果工人能轉產鐵釘，則尚有“范圍經濟”（economy of scope）的希望。換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義）只有在市場需求穩定的條件下才可發揮“規模經濟”的效率；而當需求不穩定時，以技術和工人技能的“靈活性”（flexibility）為核心的“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便大顯身手了。

市場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導向需求的不穩定性。阿羅（K．Arrow）等人已證明，“規模經濟”是和充分競爭的市場不兼容的（15）。“福特生產方式”既然以“規模經濟”為核心，則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穩定需求”。189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的企業兼并運動（merger），就是企業通過“前后向關聯”（forward andbackwardintegration），來穩定供貨和銷售渠道的努力。后來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匯率波動的“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也是“穩定需求”的重要措施（16）。

當然，最徹底的“穩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計劃”了。在“中央計劃”經濟中，企業的產品的“市場需求”總是穩定的，因為產品“銷路”已被計劃所指定。由此觀之，列寧最喜歡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別有深意的（17）。

亞當·斯密（1723—1790）

于是，我們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論的徹底的邏輯展開，必導致指令性中央計劃經濟。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奧妙。他對自動化技術的理解，充分顯示出他是“中央計劃經濟”的不自覺的信奉者。我們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認為，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可以在高爾夫球場里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但是，我們要問，如果市場需求不穩定，“在高爾夫球場”指揮“無人工廠”的大批量生產，又有什么意義？

“后福特主義”認為，自動化技術的真正潛力，不是給福特式的僵化生產體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給靈活的分工和生產體制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使之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

據麻省理工學院技術史學家諾伯（DavidNoble）的研究，數控機床（numericalcontroledmachinarytools）有兩種可能的程序編制法：

一種是由熟練工人將自己的操作錄制下來，然后根據錄制給機器編制程序指令（這是所謂“recordandplayback”方法，即“錄制加重放”）再不斷進行調整。

另一種方法，是由工程師一開始就給機器編制好統一的程序。1946年，美國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Electric）的工程師霍姆斯（LavellHolmes）發明了“錄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該方法仍然給熟練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對勞動過程的徹底控制，結果被美國企業界棄之不用（18），而為德國和日本的數控機床制造業所采用。

美國采用讓工程師一開始就編制好統一程序的辦法，即把自動化技術系于福特生產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產的不靈活性，終于在70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由石油危機觸發）中自食其果，在汽車和電子行業上被日本和德國打敗。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自7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界開始了向“后福特主義”的痛苦轉變。

美國本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直接向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挑戰。他指出，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是一個“邏輯謬誤”。他以外科醫生為例：手術自然是分步驟進行（“技術分工”），但每個步驟卻不見得由不同的人去執行。事實上，熟練的外科醫生往往一個人進行多種步驟的手術（19）。“后福特主義”的“全面質量管理”、“無庫存生產”，恰恰旨在發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對勞動者的創造性的壓抑。

然而，真正使每個勞動者發揮積極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產關系的相應變革，使勞動者能夠分享工資之外的利潤。這就必然觸犯資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長的是，盡管資方不情愿，但由于國際競爭的壓力，他們不得不訴諸“團隊合作”、“全面質量管理”等手段，向勞動者讓步。

1983年以來，美國已經有27個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東是企業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僅要對股東（stockholder）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害相關者”（stakehoder）負責，而勞動者是“利害相關者”中的主要成員（20）。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子公司賽頓（saturn）更為徹底，它的每個團隊（team）負責人和各級管理崗位均配備兩人，一人由高層管理者選定，另一人由工會選定。這的確有點“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味道了（21）。

將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義”與“鞍鋼憲法”聯系起來，如前述麻省理工學院托馬斯教授所論說，很容易引起我國不少人文知識分子的反感。這恐怕是由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事與愿違的后果，已使我們不敢設想中國還有什么真正的創新了。

但平心細想，我們便不難發現，中國的確有不少“后福特主義”的萌芽。例如，我們已在前面論述，指令性中央計劃經濟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實現，而我國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十年動亂，全國遭劫難，然而在吳江、在蘇南的農村，在一定意義上卻可以說社隊工業是‘亂世出英雄’”（22）。我國鄉鎮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計劃”來保證銷路，就面臨著不穩定的市場需求，因此，“船中掉頭快”成了鄉鎮企業的重要組織原則。這的確與“后福特主義”的“靈活生產方式”有相通之處。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設置于清華大學的“靈活制造系統”（FMS）國家實驗室，已開始與鄉鎮企業合作，這將為我國鄉鎮企業的靈活生產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礎。再考慮到“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寶山鋼鐵公司實現，我們可以說，“后福特主義”確已成為今日中國切實可行的戰略選擇之一。

從根本上說，“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絕不只是“技術分工”的不同類型，而是關于“社會分工”、社會組織的不同模式。綜合本文前面的論述，我們可用下圖來表示這兩個模式的不同：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義”已是切實可行的選擇；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義”道路的社會勢力也頗有影響。

但我認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廉價勞力只能給“福特主義”帶來暫時的優越，而“后福特主義”的質量型競爭才是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關鍵。這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曾考察一家鄉鎮企業，該企業原來產品質量相當好，但近年來，由于窮困地區來打工的“外工”大增，他們放松了在質量、技術上下功夫，而只靠廉價勞動力來競爭，結果被另一家設在城里、工資水平更高的合資企業在質量競爭中擊敗。把這個例子放大到全國，我們不難看出，“福特主義”與“后福特主義”究竟何者更能促進中國工業的長遠的動態效率。

亨利·福特（1863—1947）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所引的毛澤東的批語：“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為什么毛澤東要提“在遠東”？這可能是針對蘇聯的“一長制”的。但我們已經論述，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工廠管理上的“一長制”，只不過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邏輯展開罷了。因此，毛澤東對于“在遠東”的強調，實際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義挑戰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訴我們，福特主義之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從而排除“經濟領域的民主”，是源遠流長的。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基本上已經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論。他認為，每個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個社會的生產將會增加（23）。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還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參與了城市（雅典）的護衛和管理（guardian），則天下就大亂了（24）。這充分顯示出柏拉圖的分工理論和他的反民主理論的內在關系（25）。

從柏拉圖到福特，其中經亞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馬克思、列寧、韋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一一對應的傾向。發人深省的是，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分工的論述，與斯密并無不同。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甚至寫到“進入工廠的人請放棄一切自由”。列寧欣賞福特更是盡人皆知。這一切，說明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的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

若究其本源，我們必須回到希臘思想家對“家庭”（household，oikos）和“政治”（politics，polis）所做的截然區分。由于西方把技術、經濟當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傳統，“兩參一改三結合”之類的“經濟民主”思想很難被接受（26），因“經濟民主”一詞本身意味著“政治”進入經濟領域。如果不是70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國際競爭的加劇，迫使西方開始向“后福特主義”走，他們還將長久地滯留在“福特主義”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對于“鞍鋼憲法”在“遠東”出現的強調，象征著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從此，在全球舞臺上，人們再也不能象從柏拉圖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樣，來設想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之最精髓處之所在。無論“鞍鋼憲法”在執行中出現過多少失誤，其“經濟民主”的精神實質仍是中國迎接21世紀的寶貴精神資源。

（本文發于微信公眾號“保馬”）

注釋：

①日本的“豐田生產方式”已取消了“功能等級”（functional hierarchy）與“職稱等級”（ranking hierarchy）的對應關系。換言之，職稱高的人并不一定在“團隊合作”中處于發號施令的地位。見M. Akoi，Information，Incentives，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Economy，Cambridge cliniv．Press，1988，P．75．

②J．Pontusson，“Unions，New Technology，and Job Redesign at Volvo”，in his edited．Bargaining for Change，Cornell，1992．

③見1995年2月1日美國國會議案的原文。

④Robert Thomas，What Machines can’t Do，University of Codifornia Press，994，P209．

⑤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南雄教授曾對“鞍鋼憲法”在中國上層政治爭論中的作用做過詳實研究。見Peter N．S．Lee，IndustrialManagementandEconomic Reform in China：1949—1984，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⑥亞當•斯密：《國富論》，第5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

⑦同⑥注，第6頁。

⑧中譯本譯文同⑥注，第236頁。此處譯文是筆者根據英文原著重新翻譯的，比中譯本譯文更準確地反映了斯密對“質量”的看法。

⑨關于“無庫存生產”和“全面質量管理”的內在聯系，見RichardSchonberger，JapaneseManufacturingTechniques，TheFreePress，1982。

⑩同⑥注，第8頁。

（11）E.P.Th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P.235，vintageBooks，1963.

（12）19世紀法國、英國和德國，由于社會、政治條件不同于美國，故未能系統地、充分地實現斯密式分工體制。見MichaclPioreandCharlesSabel，TheSecondIndustrid Pivide，BasicBooks，P.41，1984。

（13）DaridHounshellFromAmericanSystemtoMassProduction，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4

（14）同（6）注，第8頁。

（15）K.ArrowandF.Hahn，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1971.

（16）關于“福特主義”和“穩定需求”的內在關系，見MichaelPioreandCharlesSable　，TheSecondIndustrialDivide，同（12）注，PP49－133.

（17）關于蘇聯式計劃經濟是“福特主義”最徹底的實現的詳實研究，見MarkBeissinger，ScientificManagenent，SocialistDiscipline　，andSevietPower，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8.

（18）DavidNoble，ForceofProduction：ASocialHistoryofIndustrialAutoma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P.164.

（19）PeterDrucker，Management，NewYork，1973，P.199，以及PeterDrucker，PracticeofManagement，P.294，NewYork，1954.

（20）關于美國27個州修改公司法的情況，見Stevenwallman，“TheProperInterpretationofCor

porateConstituencyStatutesandFormulationofDirectorDuties”，StetsonLawReview，Vol，21，PP163－92，1991.

（21）Saul Rubinstein et al，“The Saturn Partnership”，MIT Sloan School，1993．

（22）費孝通《行行重行行》，第24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23）Plato，Republic，370C．熊彼特在其《經濟思想史》中認為柏拉圖尚未達到斯密對分工的分析水平。但對柏拉圖的深入研究，表明他在各個關鍵論點上都與斯密一致。見J. Murphy，The Moral Economy of Labour，Yale，1993，P．150．

（24）Plato，Republic，421A和434A．

（25）關于柏拉圖，甚至蘇格拉底的反民主學說，見I. F. Stone，The Trial of Socrates，Anchor Bools，1988．

（26）關于“經濟”這一概念和“家庭”的聯系以及“經濟”在西方思想中的“非政治化”，最深入的研究當推William James Booth，Households：On the Moral Architecture ofthe Econom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原標題：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