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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毛澤東在鞍山鋼鐵公司《關于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記得，“鞍鋼憲法”的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三十六年過去了。與這期間的許多事物一樣，“鞍鋼憲法”也經歷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后是歐洲和美國，許多任務業管理學家認識到，“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今日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團隊合作”（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①。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車公司，為了發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勢，于１９８８年開始，將“裝配線”（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ｌｉｎｅ）改造為“裝配島”（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使工人不再象從前那樣在裝配線上重復單一的任務，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組，靈活協作，組裝整車②。美國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國會開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因根據１９３５年通過的勞工法（Ｗａｇｎｅｒ　Ａｃｔ），“團隊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國現在必須對勞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的效率潛力③。

　　在這股“后福特主義”的世界潮流中，毛澤東所推崇的“鞍鋼憲法”，以其最早并鮮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體制挑戰，而格外受人矚目。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羅伯特•托馬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明確指出，“毛主義”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④，即充分發揚“經濟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

　　遺憾的是，在“鞍鋼憲法”的發源地，人們今天卻很少再提起它了。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⑤，但一條明顯的原因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混亂使“鞍鋼憲法”在執行中與原意出入極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開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義”潮流中，“鞍鋼憲法”能否成為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精神與組織資源之一？

　　當然，不少人對這個問題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評我和甘陽的文章中（載《讀書》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汪丁丁明確指出，“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談得上搞“后福特主義”。他的論證之邏輯很簡單。用他原話來說：“我這個判斷的根據很簡單：你要過上富裕的日子嗎？那就必須組織社會分工”；依他看來，社會分工帶來工業生產的“規模經濟”，也就是福特主義；而只有到“電訊技術發達”之時，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才“可以在高爾夫球場里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義”。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論證完全系于分工理論。而他所依據的分工理論，則是亞當•斯密首先在其《國富論》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們能夠論證出斯密的分工理論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論點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們認為，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有兩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將“社會分工”化簡到“技術分工”。換言之，他沒有將“社會分工”與“技術分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國富論》開篇頭一句話便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⑥。”這自然是極富洞見的觀察。但是，他沒有說明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術分工”還是“社會分工”。所謂“技術分工”，指的是將一項生產任務分解為不同的步驟去完成；所謂“社會分工”，指的則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驟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產步驟，也可以安排同一個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驟。無疑，“技術分工”通過對生產過程的分解，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之間并無“一一對應”的關系；也就是說，生產過程的不同步驟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裝配汽車，既可以有“裝配線”，也可以有“裝配島”，而這兩種形式下的“社會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同一個工人可以永遠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經常調換工種。簡言之，對生產過程的步驟分解，與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邏輯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錯誤即在于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實際上，他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針工廠”的例子中，斯密談到“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專門工人擔任”，“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⑦。”顯然，他將對生產過程的技術分解直接化約為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這樣一來，產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對生產全過程的了解下降，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積極地參加“全面質量管理”。發人深省的是，據斯密本人記載，當時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論只是關于生產數量（而非質量）的理論，但斯密對此未加重視，僅以“質量難以定義”為由而一筆帶過：“質量的好壞，人言言殊。因此，一切關于質量的說法，我認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預料的是，現代市場經濟中“質量”遠比數量重要。發源于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質量型競爭，打破了斯密式的“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關系。“豐田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在于“即時或無庫存生產”（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無庫存”的妙處，不僅在于節約庫存成本；更在于及時暴露生產中的質量問題。在有庫存的情況下，工人可以被動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頭生產，不問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質量；但是，一旦庫存沒有或很少，工人們就不得不關心上、下道工序的質量，積極互相“團隊協作”，從而及時發現和解決質量問題⑨。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我國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已經成功地實行了“無庫存生產”和“全面質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論——“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性——已被中國實踐所突破。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周小莊的實地調查，寶山鋼鐵公司各二級廠不允許設置倉庫，物資部門在接到緊急用料電話３０分鐘內，生產物資必須送到現場。寶鋼還建立了“大工種”和“區域工”。所謂“大工種”，就是除掌握本工種外，還要了解和相當程度上掌握相關工種，如電工要會做鉗工的活，鉗工要會做簡單的電工活，同時電工、鉗工都要會做指揮吊車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謂“區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產作業區域內，打破崗位界限，進行“團隊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寶鋼的基層作業班組長有一項任務－－培養自己的潛在競爭對手，即作業長的職責之一是培養本班組成員獲得“作業長資格”，任何工人均可通過考試而成為“潛在作業長”。寶鋼的這些“社會分工”實踐，與斯密的工人“終生局限于一種單純操作，必然能大大增進自己的熟練程度⑩”的理想，顯然是大相徑庭的。

　　從寶鋼的實踐來看，可以說，中國已經出現了以“無庫存生產”、“全面質量管理”、“工人自主參與”和“團隊合作”為特征的“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這里的“福特主義”，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系統運用。雖然斯密在１８世紀末就寫了《國富論》（１７７６年），但他的分工理論直到１９世紀后期（１８７０年左右）才真正在實踐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熟練工匠力圖保證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對斯密式的僵化分工進行了頑強抵制。英國史學家湯普森曾記述輪胎制造商的兒子，不得不向他父親工廠的工人學習技術的故事（１１），可見熟練工匠對工藝全過程的了解是他們與雇主談判時的力量所在。但是，１８７０年以后，大批非熟練移民工人來到美國，給斯密式分工的系統實現提供了兩大條件：⒈非熟練工人缺乏與雇主的談判力量，無力拒絕雇主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艱辛，使社會平均消費偏好（ｔａｓｔｅ）較少注重產品質量，而傾向于接受標準化的大眾產品。這兩個條件，與源于美國軍事工業的“可互換零件”（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系統相結合，終于使美國成為率先實現斯密式分工體制和大批量生產（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國家（１２），其最具象征性的體現即是亨利福特１９１３年建立的“Ｔ模型”——“福特生產方式”。據統計，在福特的汽車制造廠內，移民工人們來自世界各地，共有３０多種語言，根本談不上溝通與協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裝配線上當“一顆螺絲釘”，一切聽從管理者和工程師的安排，正象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所描繪的那樣。

　　“大批量生產”本身并無不好，在人們需求穩定且單一的情況下，它的確能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但問題在于，福特主義的“大批量生產”是一種僵化的“大批量生產”，一旦需求出現多樣化、特殊化和不穩定，福特生產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機。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ＧＭ），就是通過生產四種型號的車而戰勝只產一種型號（“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尋味的，福特１９３１年接受為美國政府制造潛水艇的項目，但由于產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廠的不熟練工人只適合生產大批量的大路貨，結果整個項目從失敗而告終（１３）。這是“福特生產方式”的第一次嚴重挫折。“福特生產方式”這種對需求多樣化和需求不穩定的不靈敏反應，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二大弊病。

　　我們已說，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區分“社會分工”和“技術分工”。現在，我們又觸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對市場需求穩定性與否的考慮。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鐵錘的工人又會制造鐵釘，必然造成浪費，影響效率（１４）。但他這一論證假定了市場對鐵錘的需求是穩定的。一旦需求出現波動，制造鐵錘的“規模經濟”本身便成了浪費；如果工人能轉產鐵釘，則尚有“范圍經濟”（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ｃｏｐｅ）的希望。換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義）只有在市場需求穩定的條件下才可發揮“規模經濟”的效率；而當需求不穩定時，以技術和工人技能的“靈活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為核心的“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便大顯身手了。

　　市場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導向需求的不穩定性。阿羅（Ｋ．Ａｒｒｏｗ）等人已證明，“規模經濟”是和充分競爭的市場不兼容的（１５）。“福特生產方式”既然以“規模經濟”為核心，則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穩定需求”。１８９０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的企業兼并運動（ｍｅｒｇｅｒ），就是企業通過“前后向關聯”（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ｗａｒ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來穩定供貨和銷售渠道的努力。后來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匯率波動的“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也是“穩定需求”的重要措施（１６）。當然，最徹底的“穩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計劃”了。在“中央計劃”經濟中，企業的產品的“市場需求”總是穩定的，因為產品“銷路”已被計劃所指定。由此觀之，列寧最喜歡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別有深意的（１７）。

　　于是，我們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論的徹底的邏輯展開，必導致指令性中央計劃經濟。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奧妙。他對自動化技術的理解，充分顯示出他是“中央計劃經濟”的不自覺的信奉者。我們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認為，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可以在高爾夫球場里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但是，我們要問，如果市場需求不穩定，“在高爾夫球場”指揮“無人工廠”的大批量生產，又有什么意義？“后福特主義”認為，自動化技術的真正潛力，不是給福特式的僵化生產體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給靈活的分工和生產體制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使之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據麻省理工學院技術史學家諾伯（Ｄａｖｉｄ　Ｎｏｂｌｅ）的研究，數控機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　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ｙ　ｔｏｏｌｓ）有兩種可能的程序編制法：一種是由熟練工人將自己的操作錄制下來，然后根據錄制給機器編制程序指令（這是所謂“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ｂａｃｋ”方法，即“錄制加重放”）再不斷進行調整。另一種方法，是由工程師一開始就給機器編制好統一的程序。１９４６年，美國通用電力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的工程師霍姆斯（Ｌａｖ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發明了“錄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該方法仍然給熟練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對勞動過程的徹底控制，結果被美國企業界棄之不用（１８），而為德國和日本的數控機床制造業所采用。美國采用讓工程師一開始就編制好統一程序的辦法，即把自動化技術系于福特生產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產的不靈活性，終于在７０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由石油危機觸發）中自食其果，在汽車和電子行業上被日本和德國打敗。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自７０年代以來，美國企業界開始了向“后福特主義”的痛苦轉變。美國本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直接向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挑戰。他指出，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是一個“邏輯謬誤”。他以外科醫生為例：手術自然是分步驟進行（“技術分工”），但每個步驟卻不見得由不同的人去執行。事實上，熟練的外科醫生往往一個人進行多種步驟的手術（１９）。“后福特主義”的“全面質量管理”、“無庫存生產”，恰恰旨在發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對勞動者的創造性的壓抑。然而，真正使每個勞動者發揮積極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產關系的相應變革，使勞動者能夠分享工資之外的利潤。這就必然觸犯資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長的是，盡管資方不情愿，但由于國際競爭的壓力，他們不得不訴諸“團隊合作”、“全面質量管理”等手段，向勞動者讓步。１９８３年以來，美國已經有２７個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東是企業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僅要對股東（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害相關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負責，而勞動者是“利害相關者”中的主要成員（２０）。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子公司賽頓（ｓａｔｕｒｎ）更為徹底，它的每個團隊（ｔｅａｍ）負責人和各級管理崗位均配備兩人，一人由高層管理者選定，另一人由工會選定。這的確有點“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味道了（２１）。

　　將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義”與“鞍鋼憲法”聯系起來，如前述麻省理工學院托馬斯教授所論說，很容易引起我國不少人文知識分子的反感。這恐怕是由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事與愿違的后果，已使我們不敢設想中國還有什么真正的創新了。但平心細想，我們便不難發現，中國的確有不少“后福特主義”的萌芽。例如，我們已在前面論述，指令性中央計劃經濟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實現，而我國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十年動亂，全國遭劫難，然而在吳江、在蘇南的農村，在一定意義上卻可以說社隊工業是‘亂世出英雄’”（２２）。我國鄉鎮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計劃”來保證銷路，就面臨著不穩定的市場需求，因此，“船中掉頭快”成了鄉鎮企業的重要組織原則。這的確與“后福特主義”的“靈活生產方式”有相通之處。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設置于清華大學的“靈活制造系統”（ＦＭＳ）國家實驗室，已開始與鄉鎮企業合作，這將為我國鄉鎮企業的靈活生產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礎。再考慮到“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寶山鋼鐵公司實現，我們可以說，“后福特主義”確已成為今日中國切實可行的戰略選擇之一。

　　從根本上說，“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絕不只是“技術分工”的不同類型，而是關于“社會分工”、社會組織的不同模式。綜合本文前面的論述，我們可用下圖來表示這兩個模式的不同：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義”已是切實可行的選擇；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義”道路的社會勢力也頗有影響。但我認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廉價勞力只能給“福特主義”帶來暫時的優越，而“后福特主義”的質量型競爭才是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關鍵。這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曾考察一家鄉鎮企業，該企業原來產品質量相當好，但近年來，由于窮困地區來打工的“外工”大增，他們放松了在質量、技術上下功夫，而只靠廉價勞動力來競爭，結果被另一家設在城里、工資水平更高的合資企業在質量競爭中擊敗。把這個例子放大到全國，我們不難看出，“福特主義”與“后福特主義”究竟何者更能促進中國工業的長遠的動態效率。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所引的毛澤東的批語：“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為什么毛澤東要提“在遠東”？這可能是針對蘇聯的“一長制”的。但我們已經論述，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和工廠管理上的“一長制”，只不過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邏輯展開罷了。因此，毛澤東對于“在遠東”的強調，實際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義挑戰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訴我們，福特主義之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從而排除“經濟領域的民主”，是源遠流長的。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基本上已經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論。他認為，每個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個社會的生產將會增加（２３）。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還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參與了城市（雅典）的護衛和管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則天下就大亂了（２４）。這充分顯示出柏拉圖的分工理論和他的反民主理論的內在關系（２５）。從柏拉圖到福特，其中經亞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馬克思、列寧、韋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一一對應的傾向。發人深省的是，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分工的論述，與斯密并無不同。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甚至寫到“進入工廠的人請放棄一切自由”。列寧欣賞福特更是盡人皆知。這一切，說明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的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們必須回到希臘思想家對“家庭”（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ｏｉｋｏｓ）和“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ｓ）所做的截然區分。由于西方把技術、經濟當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傳統，“兩參一改三結合”之類的“經濟民主”思想很難被接受（２６），因“經濟民主”一詞本身意味著“政治”進入經濟領域。如果不是７０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和國際競爭的加劇，迫使西方開始向“后福特主義”走，他們還將長久地滯留在“福特主義”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對于“鞍鋼憲法”在“遠東”出現的強調，象征著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從此，在全球舞臺上，人們再也不能象從柏拉圖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樣，來設想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之最精髓處之所在。無論“鞍鋼憲法”在執行中出現過多少失誤，其“經濟民主”的精神實質仍是中國迎接２１世紀的寶貴精神資源。

注釋：

　　①日本的“豐田生產方式”已取消了“功能等級”（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與“職稱等級”（ｒａｎｋ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的對應關系。換言之，職稱高的人并不一定在“團隊合作”中處于發號施令的地位。見Ｍ．Ａｏｋ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ｌｉ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７５．

　　②Ｊ．Ｐｏｎｔｕｓｓｏｎ，“Ｕｎｉｏｎｓ，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Ｊｏｂ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ａｔ　Ｖｏｌｖｏ”，ｉｎ　ｈｉｓ　ｅｄｉｔｅｄ．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１９９２．

　　③見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美國國會議案的原文。

　　④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Ｗｈａ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ｔ　Ｄ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ｄ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９９４，Ｐ２０９．

　　⑤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南雄教授曾對“鞍鋼憲法”在中國上層政治爭論中的作用做過詳實研究。見Ｐｅｔｅｒ　Ｎ．Ｓ．Ｌｅ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１９８４，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⑥亞當•斯密：《國富論》，第５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１年。

　　⑦同⑥注，第６頁。

　　⑧中譯本譯文同⑥注，第２３６頁。此處譯文是筆者根據英文原著重新翻譯的，比中譯本譯文更準確地反映了斯密對“質量”的看法。

　　⑨關于“無庫存生產”和“全面質量管理”的內在聯系，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ｅ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⑩同⑥注，第８頁。

　　（１１）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Ｐ．２３５，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３．

　　（１２）１９世紀法國、英國和德國，由于社會、政治條件不同于美國，故未能系統地、充分地實現斯密式分工體制。見Ｍｉｃｈａｃｌ　Ｐｉ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ｅｌ，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ｄ　Ｐｉ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Ｐ．４１，１９８４。

　　（１３）Ｄａｒｉｄ　Ｈｏｕｎｓｈｅｌｌ　Ｆｒｏ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１４）同（６）注，第８頁。

　　（１５）Ｋ．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Ｆ．Ｈａｈ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７１．

　　（１６）關于“福特主義”和“穩定需求”的內在關系，見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同（１２）注，ＰＰ４９－１３３．

　　（１７）關于蘇聯式計劃經濟是“福特主義”最徹底的實現的詳實研究，見Ｍａｒｋ　Ｂｅ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ｎ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ｅｖｉｅｔ　Ｐｏｗｅｒ，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１８）Ｄａｖｉｄ　Ｎｏｂｌｅ，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６４．

　　（１９）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７３，Ｐ．１９９，以及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２９４，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５４．

　　（２０）關于美國２７個卅修改公司法的情況，見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ｍａ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 ｏｒ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Ｄｕｔｉｅｓ”，Ｓｔｅｔ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１，ＰＰ１６３－９２，１９９１．

　　（２１）Ｓａｕｌ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ＩＴ　Ｓｌｏ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１９９３．

　　（２２）費孝通《行行重行行》，第２４頁，寧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２３）Ｐｌａｔ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３７０Ｃ．熊彼特在其《經濟思想史》中認為柏拉圖尚未達到斯密對分工的分析水平。但對柏拉圖的深入研究，表明他在各個關鍵論點上都與斯密一致。見Ｊ．Ｍｕｒｐｈｙ，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ｍ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Ｙａｌｅ，１９９３，Ｐ．１５０．

　　（２４）Ｐｌａｔ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４２１Ａ和４３４Ａ．

　　（２５）關于柏拉圖，甚至蘇格拉底的反民主學說，見Ｉ．Ｆ．Ｓｔｏｎｅ，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ｏｌｓ，１９８８．

（２６）關于“經濟”這一概念和“家庭”的聯系以及“經濟”在西方思想中的“非政治化”，最深入的研究當推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 文/崔之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