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常彪 | 恢復秩序仍需思考的系列問題及“一國兩制”的“再實踐”
點擊： 作者：張常彪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9-09-17 22:03:12
示威者手持汽油彈襲警，警方坦言很有壓力。
恢復秩序仍需思考的系列問題
一、怎么準確和有利地判斷示威者升級對峙態勢的目的？
示威之初是表達對修訂《逃犯條例》的不滿，也確實有部分市民和國際社會對修訂《逃犯條例》（以下簡稱“修例”）懷有疑慮。但后續的示威行為明顯有越界之舉，不斷得寸進尺的“訴求”令人不得不謹慎推敲其真實目的，而示威者又利用了外界對其示威者行為的定性并將其包裝成是受到打壓被迫抗爭的“理據”，這就令局勢陷入更尖銳對立的局面。從恢復秩序和重建香港角度看，怎么對示威者有區別地，準確和有利于局勢降溫地判斷和定性其示威者目的可能對局勢的穩定意義重大。
起初的和平示威漸漸走向暴力或者“勇武”，示威者的訴求也越來越超出對修例不滿的界限、不少示威人群打著外國國旗并高喊不利于“一國兩制”的口號、更令人不解的是示威者竟公然蔑視和侮辱國旗國徽等國家尊嚴與象征、襲擊中聯辦和用鐳射激光干擾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大樓的執勤戰士。另外，近三個月的示威活動中，不斷有示威“頭目”或“典型人物”與域外勢力對接洽談意在為“光復革命”與爭取“香港自治”問題上尋求國際支持。
試問，此番林林總總的言行只為表達對修例的不滿嗎？是否有超出反修例尺度和隱藏在示威局勢背后的勢力和目的呢？或許一部分示威者的言行并不代表示威人群鐵板一塊的共識，但這總令輿論對示威者真正目的保持警惕和懷疑。絕大部分內地民意更傾向于官方官媒對示威者的定性，而在示威者與特區政府之間的尖銳對峙也各有理據，民眾對示威者，以及警察是否過度使用武力導致局勢升溫也各有看法，市民更是強烈呼吁政府拿出大智慧來解決香港嚴重的深層次問題。
對示威者及示威活動的定調被示威者“謊稱”致使其“更加缺乏安全感”和“恐慌”，這也是他們堅持要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的訴求和對外聲稱“害怕秋后算賬”的原因。對示威者的真正目和動機的定性與辯解陷入相互質疑，彼此猜忌、互相指責和推卸責任的旋渦與認知對立的困境。各方言行都沒能消除敵意，卻讓這場對輿論爭取的努力變成難以調和的對峙。
認知上的對立可能致使來自內地的認知與定性被示威者利用以當做繼續制造混亂，編造謠言、混淆視聽的肇事理由。示威者一再對外聲稱受到警察的“暴力”和“weiquan”打壓才被迫抗爭，示威人群的屬性與目的也逐漸呈現多樣性與復雜性。這既是示威人群認同分化的結果，也可能是非示威者的不同認知使我們產生紛繁復雜的理解所致。但不對示威者的真實目的進行預期性把脈和保持警醒，也可能被其蒙混過關而釀成難以挽救的政治災難。故此，怎樣對示威人群的屬性和目的進行具體性地區別界定，并依照不同示威目的或“訴求”采取對應措施予以回應恐怕更有適當有利。
二、怎樣理解和定位對話平臺？
關于對話和溝通平臺，有幾點仍需思考：
第一，示威者是否參與對話及對話內容上特區政府能否掌握主動權？對話的主要目的是傾聽民意，了解和匯聚民眾對恢復秩序及探討解決深層次問題的構想。如何將示威者的訴求與市民要求恢復秩序的呼聲與力量納入同一體系則給對話平臺提出了重大考驗和挑戰。此外，對話的主導權和議程設置一旦被示威者及泛民左右，恢復秩序乃至香港的前途命運將進一步被示威者所代表的“訴求”和力量綁架與操控。
第二，示威者的“五大訴求”是否納入對話內容？對撤回條例的“無感”，“五大訴求”不能納入對話中，那么主張和堅持“五大訴求”一個不少顯然是示威者持續升級示威活動的“由頭”。但“五大訴求”納入的結果是對話無法取得實質進展，互相推脫和造成局勢進一步混亂。
第三，對特區政府而言到底希望對話平臺能夠發揮什么效用？對話平臺是否成為特區政府與示威者“對簿公堂”，“明辨是非”的透明場所，能否達到各自表達訴求最終實現“和解”與“融合”而達到恢復秩序，重構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的作用？目前來看實現這樣的愿景是很難想象的，其原因在于示威者堅守“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字不改的立場與特區政府能夠回應的最上限存在明顯對立。
對話平臺的積極面是可以被持續擴大的：
首先，對話平臺的建立和推動展現了特區政府的善意和努力，盡管這可能被示威者詬病來得太遲或空洞與缺乏誠意，并被認為是拖延直面示威者“五大訴求”的緩兵之計。對廣大民眾而言，盡快恢復秩序是最大利益，而在港府與示威者間，誰率先邁出解決問題的步子本就是獲得更多理解和支持的機遇。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話平臺是能夠在分裂的香港社會中構建起港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梁，可借此重塑香港社會共識，爭取對政府恢復秩序的支持，即便后續港府需要強硬回敬示威者，也需要透過對話平臺獲得市民的默許。
其次，對話平臺應當把香港公民社會的權利意識重新確立起來，至少在表達訴求與示威行為之間的真正的法制意識給重新確立起來。暴力示威是否會成為香港社會“表達訴求”的常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的權利意識是否得當。也通過對話把香港維護社會安定，拒絕暴力示威的社會共識確立起來，使社會穩定，重歸法治成為持續性的穩定局面。
香港警嫂開微博自救。
三、警方到底該采取怎樣的措施應對示威者？
示威者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認為監警會工作屬性與職能范圍都不能與調查委員會相比，特別是監警會更親特區政府。維護秩序需要警方挺身而出，而警方卻慘遭“過度使用武力”的不白之冤以及家屬被仇視與恐嚇。在一些海外大流量媒體鏡頭和報道里，示威人群被認為是“無辜”和“弱小”的抗議“勇士”與捍衛自由和自治的“英雄”。而一些人印象中的香港警察都是專業，克制與理性的，乃至于很多海內外華人都認為香港警察面對示威者過激行為所表現出的異常克制是不必要的。
警方與示威者各執一詞，那么問題就陷入無休止地爭論與雄辯之中。在媒體和輿論的混戰里，內地網絡上發起的撐警行為被示威者和外媒認定是煽動民族主義；在新聞失真背景下，警方也沒能拿出讓香港民眾毫無疑義去信服和支持的有力證據。
為今之計是在新的時間范圍里是否需要考慮在修例引起的示威游行與示威者升級事態之間，找到示威者訴求與特區政府恢復秩序的平衡點？是否需要在絕大多數香港市民與示威者之間亮明特區政府的政策底線與提出和解的必要條件，需要體現特區政府和香港警方對多數溫和示威者的包容精神和善意，需要主動釋放盡快妥善應對混亂秩序的信心和應對極端示威者的強硬立場。
實際上警方一直處于“忍氣吞聲”，自我克制的狀態。惋惜的是警方的理性并沒有換來外媒的尊重，反而是有選擇性地報道與抹黑。可能存在一種矛盾：警察維護秩序，使用防衛力量則被渲染成過度使用武力，警察不進行必要防衛則危及警員安全和造成示威者的有恃無恐，乃至陷香港于無政府狀態。在國際輿論環境絲毫不利的背景下，警方的嚴正立場和內地民眾所期待的“強硬”措施能夠在什么背景下獲得理解與支持，警方能否堅持“強硬”措施和“強力”手段以應付對峙態勢？
四、怎么應對國際壓力？
香港局勢一直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持續發酵的國際輿論給特區及ZHONGYANG政府很大壓力。美國國會力推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局勢影響深遠，而能夠抗住美國制裁和施壓的國家與地區并不多見，尤其在香港這樣脆弱環境與“一國兩制”的特殊背景之下。美國對特區及ZHONGYANG政府施加壓力和制裁將嚴重分離香港立法會和社會共識，也在ZHONGYANG與特區政府之間打入楔子，使當前混亂局勢的前景更加縹緲，也使香港未來的政治形勢更加難以管控。
美國會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緣由”與示威者的搞事的“理由”如出一轍。可見，美國國會完全站在了示威者的身后，很有可能借機操弄一盤針對中國未來的大棋局。另外，國際輿論一邊倒地“同情”示威者，不論香港局勢能否快速穩定下來，香港及整個China的國際形象都已經或繼續造成重大負面影響。輿論和真相不光是給自己人看的，在國際大背景下，怎樣傳播出去并使人信服可能遠比讓自己人信服重要得多。不能撬動國際輿論的處境下，唯一的辦法可能是在情急之時進行外交動員來獲得外國政府的理解。但這意味著因為香港局勢而使中美關系上升至更加尖銳的對立面將提前出現，再說，外交動員可能引發外交爭端，使香港局勢國際化。
示威者手持美國國旗呼吁美國干預香港局勢。
五、怎么面對示威者的“五大訴求”？
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特區政府是否應盡早給出明確回應？是否正面和逐一回應（回應并非滿足）其“訴求”？就回應示威者“訴求”的內容而言，總體上仍需要：考慮示威者的訴求與特區及ZHONGYANG政府的政策底線；考慮示威者訴求與香港主體民意的關聯性與契合度；考慮恢復秩序的緊迫性與暴亂的常態化及參與力量的復雜性給予特區政府的政策回應空間。
對“五大訴求”的回應“久拖不決”是否會導致示威繼續升級？林鄭已經回應了訴求的20%，顯然余下的內容很難一一滿足.是否考慮在示威者的“五大訴求”，多數百姓的民意、特區政府的政策回旋余地三者之間，找到綜合，均衡、可行的對策。特區政府需要花更多時間，經歷與運用對話渠道向市民解釋特區政府回應示威者“五大訴求”的原則和底線，在此基礎之上尋求建立起政府與非示威民眾對回應“五大訴求”的共識。因修例而延伸出來的“五大訴求”上，特區政府有必要盡早向市民說明某些訴求是不合時宜，不切實際、或者說不被允許用暴力示威損害社會大眾利益而逼迫政府以實現示威者“越界”的政治目的。
“一國兩制”的再實踐
近三個月以來，輿論場上開始出現關于“一國兩制”的討論。在筆者的上一篇《香港暴亂失控的原因和平息辦法》中曾提到：“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為人類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探索，其自信與包容精神不應該被“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投機分子當成政治斗爭的工具，特別不能容忍以高度自治的空間作為暴力對抗而有恃無恐的護身符。而近期隨著局勢的一再失控，內地對示威者的“五大訴求”做了很多解讀，多數以為其“訴求”的矛頭略有指。另外，內地輿論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理解也催生了取消“一國兩制”，改為“一國一制”；需要“一國兩制”的2.0；香港需要“二次回歸”等看法。
每種政治制度下都有諸多問題，有的被慢慢解決，有的依舊根深蒂固。不能因為香港社會產生了什么樣的深層問題，也不能因為出現什么樣的局勢就去冒然動搖堅持“一國兩制”的信心。在判斷是否堅持“一國兩制”的問題上，不是以“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出現問題，或者現在乃至以后頻發的“暴亂”行為作為判斷依據，而應當是以國家統一為目標，考慮內地與港澳臺近百年來的不同歷史遭遇和時代背景，以及尊重他們既有社會形態為出發點。即是否堅持“一國兩制”不能以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作為判斷依據，必須以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最能符合實際情況并能否確保制度安排的可行性為根本。
“一國兩制”在香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現實挑戰，應當盡早考慮“一國兩制”的“再實踐”問題。不論是“二次回歸”還是“一國兩制”的2.0，都表達了對香港未來深切的擔憂，并認為香港的未來和出路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有必然聯系。兩種表述也都說明了接下來香港的“一國兩制”應當有不同程度的必要矯正。既然是矯正就一定有“矯枉過正”的問題，所以筆者提出“一國兩制”的“再實踐”這一溫和，可行、謹慎與漸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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