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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我國西化、買辦等利益集團問題分析

程恩富

我國利益集團的主要分類及其特征

(一)利益集團的主要分類

在當代中國，利益集團已經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嚴重妨礙了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須引起高度警惕?，F階段我國利益集團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1.損害公企的利益集團(損公利益集團)。

它是指在公有企業體制機制改革過程中化公為私、損害公有資產和勞動者的利益集團。其成員包括某些官員、公企高管和非公企業高管等。在私有化股份制或民營化是我國改革方向的錯誤思潮影響下，他們相互配合，通過似乎合法和非法的某些改革措施，賤賣和侵吞公有資產和國有資本，化公為私，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普通職工的合法權益，并導致社會主義改革的名譽嚴重受損。其中，有些已形成內外結合的、以追求內部控制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官僚資本。

2.損害中方的利益集團(損中利益集團)。

它是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損害或損失的外來的利益集團。這類利益集團主要包括一些外資企業、外國基金會、外國金融機構駐華辦事處等。早在2006年，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指出：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產業由外資控制；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的前5位也幾乎由外資控制。國外資本通過跨國公司、基金會以及在華的金融機構，通過企業并購、品牌控制、參股控股等形式，攫取大量的財富，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的資產流失。它們還通過控制核心技術，對華實施技術封鎖，并通過價值鏈布局，把我國牢牢固定在產業價值的低端環節，從而達到其破壞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目的。此外，它們還是尋租、滋生買辦集團和干涉我國內政的強大力量，并在我國大力推行政策尋租行為，誘導政府創造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其盡享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條件。不僅如此，尋租的行為還加劇了國內腐敗，如葛蘭素史克、艾利·丹尼森、力拓、沃爾瑪、德普、IBM、雅芳、摩根士丹利、朗訊、西門子等跨國公司都曾卷入在華的賄賂案件。這個利益集團還通過提供經費、出國培訓、共同研究等方式在華培植代理人，利用買辦集團為其輸送利益。更有甚者，它們還直接干涉中國的內政，如自2009年年底以來，跨國公司通過對我國政府施壓并游說美國政府，最終迫使我國政府放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9]

3.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黑商利益集團)。

通俗地講，就是由不良的廠商和個人所組成的利益集團。它們利用我國法律的不完善以及市場經濟的缺陷等灰色地帶，通過雙軌制、官倒、操縱證券市場、非法集資、侵吞國有財產、騙取貸款、行賄、房地產投機、欺行霸市、生產假冒偽劣黑的商品等方式大肆謀取個人利益。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主要集中在一些房地產行業、礦產資源行業和金融證券行業。此外，一些醫院、媒體、藥商等也可以劃入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的范疇。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或者爭取更大的利益份額，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還經常利用手中的資本四處尋租，不惜重金行賄政府官員或權力部門，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4.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買辦利益集團)。

它是指與國外勢力勾結，為其在中國攫取經濟和政治利益而服務的中間人和經理人，主要包括經濟買辦、官僚買辦、民間買辦和知識買辦等。國際資本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攫取各種利益和財富，這與中國買辦者的推波助瀾不無關系。在國際資本與本地資源的博弈過程中，他們往往充當本地資源的背叛者，不惜犧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國際資本盤剝和控制中國大開方便之門。以2006年國有銀行改革為例，某些人打著“規范招股”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旗號，幾乎將中國的重要銀行的大量股權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外國企業。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4家銀行損失估計超過7500億元。據保守估計，當年銀行股賤買損失超過6000億元，整個銀行金融領域能統計到的損失超過萬億。[10]此外，他們還常常與國際資本和霸權國家聯合起來，推銷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壟斷知識產權，妨礙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5.貪污腐敗的利益集團(貪腐利益集團)。

它是指一些公務員等以各種不合法的手段進行貪污、腐敗和生活腐化來謀求個人利益和個人享受。他們利用權力為某些單位和個人創造“商機”乃至保駕護航，以謀取金錢、物質和精神等的回報。而一些單位和個人則利用金錢、女色或其替代物賄賂公務員，以謀取利益的最大化。二者雖然牟利的手段不同，但目標一致，故能相互利用，沆瀣一氣。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是其重要的特點。這兩個特點在我國官員腐敗案件中已經是屢見不鮮了。

6.主張西化的利益集團(西化利益集團)。

它是指中國那些主張走邪路的人員構成的利益集團。在當代中國，西化利益集團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一是國外資本集團和霸權國家采取培訓、資助出國、共同研究等形式，在中國培植的代理人，如一些“公知”和西化公務員，鼓吹經濟“非控化”、“私有化”和福利“個人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以及西方憲政觀，誤導中國的改革發展。境外的反華勢力就是想通過這些人設計和主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樣的經濟改革將把中國引向何方，也是可想而知的。二是一些私營業主由于自身先天不足，即“第一桶金”或是一部分原始積累含有非法性，一些貪腐者寄希望于中國走上邪路而根本擺脫被追究的困境，因而極力贊同“西化”、“私化”觀點，為自身特殊利益作辯護。這類利益集團追求自身合法性的政治意圖尤為迫切。而一些學者則與其遙相呼應，如有的學者贊揚私有化的優越性，認同“完全利己經濟人假設”；有的學者強調“共產黨至今還處于不合法狀態”等等。[11]

7.分裂國家的利益集團(分裂利益集團)。

它是指國內一些妄圖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的分裂勢力。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是我國社會總的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任何分裂勢力都不得動搖的?，F階段，我國主要有幾大分裂勢力值得反制：一是藏獨勢力，二是疆獨勢力，三是臺獨勢力，四是港獨勢力。他們或是勾結國外反華勢力，策劃民族分裂活動；或是散布分裂言論，煽動民族仇恨情緒；或是發動恐怖襲擊，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嚴重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例如，近年“疆獨分子“策劃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如昆明火車站事件、天安門金水橋事件以及烏魯木齊火車站爆炸事件，其喪心病狂，令人發指。又如，近來港獨勢力聯合國內外反華勢力，發起“占中”運動，妄圖在香港炮制“顏色革命”，其險惡居心昭然若揭。

8.官僚主義的利益集團(官僚利益集團)。

它是指圍繞公權力的運用而產生，以官僚主義為特征、以維護狹隘利益為目的的集團總稱。官僚利益集團通常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指具有官方背景、蛻化成與最廣大人民利益相違背的“自利性組織”。[12]二是官官相護的權力圈子化、官商勾連的權力資本化，以及“一人當官，全家沾光”的權力家族化。近年來反腐斗爭中屢屢出現的“貪腐窩案”即是明證，如中石油的貪腐窩案、廣東茂名貪腐窩案以及湖南郴州貪腐窩案等等。三是一些具有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官員。他們或是背離群眾路線，不深入基層和群眾，不關心群眾疾苦；或是遇事拖延、扯皮，不負責任，無所作為；或是不顧實際情況，生搬硬套，機械執行上級決定；或是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主觀主義地瞎指揮，獨斷專行。

9.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團(僵化利益集團)。

主要指那些贊同社會主義，但不贊同社會主義需要科學改革的群體。這一群體的具體表現是：思想僵化，行動保守，安于現狀，缺乏進行深化社會主義方向改革的意識和勇氣。在目標追求上，他們不敢超越自我，更不敢爭先進位，并想方設法為自己不思進取尋找借口和理由；在工作方法上，他們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無視事物發展的新變化、市場環境的新情況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

當然，上述分類僅是相對而言，一些利益集團及其人員相互之間存在交集，如一個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可以是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的成員，也可以是主張西化的利益集團的成員，甚至可以是分裂國家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同樣，一個貪污腐敗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可以是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的成員，也可以是官僚主義的利益集團的成員，還可以是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團的成員。正因為如此，在很多時候上述各種利益集團還會因為逐利而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團，即所謂的“分利聯盟”。如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外新自由主義勢力策劃分利聯盟，通過瓜分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的活動，直接把國有的人民財產以合法形式送給經營者。[13]而目前最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分利聯盟”打著“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旗號，再次掀起大規模轉賣國有資產(其實質是轉讓屬于人民財富的利潤)給中外私人資本的活動。與經濟上的“分利聯盟”相適應，在政治上各類利益集團，尤其是前七類特殊利益集團有可能演化成為一個新的敵對階級，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派資產階級，而現階段已經形成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具有正負效應的兩面性，總體上是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與勞動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思想教育和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平和地解決。可見，利益集團與階級和階級斗爭是有密切關聯的。

抑制我國利益集團的對策思考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我國就提出要對侵害公共利益、損害社會和諧的“特殊利益集團”保持高度的警惕。這些年來，許多有識之士也在大力呼吁要與利益集團盡早切割。遺憾的是，各種利益集團不僅沒有沒落，反而愈發強大，已經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深化改革造成嚴重的危害，亟需盡早進行妥善的治理。至于如何抑制利益集團，除了需要吸取國外已有的經驗教訓之外，關鍵是要結合我國具體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管控。

(一)以持久反腐敗斗爭為重要契機

利益集團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權力與資本的茍合，這樣的茍合必然催生腐敗。國家通過反腐斗爭，可以名正言順地揪出腐敗分子及其利益集團。近期的反腐斗爭已經收到很大的成效，許多腐敗高官紛紛落馬，一批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也因“拔出蘿卜帶出泥”而曝光，這對其他利益集團具有巨大的威懾作用。當然，反腐斗爭要形成一種長效的高壓機制，深入持久地開展，堅持“老虎”和蒼蠅一起打。

(二)以打擊、限制和引導為基本方針

除了合理借鑒國外已有經驗之外，我們更需要結合中國國情，在憲法和法律體系的框架內，以打擊、限制和引導為基本原則，綜合運用行政干預、依法治理、制度約束、說服教育和群眾路線教育等手段來抑制和規制利益集團。

一是打擊。首先，要堅決打擊貪污腐敗行為，對受賄和行賄的打擊要雙管齊下，這樣才能切斷權力與資本的聯系；其次，要重點打擊一些干政、甚至亂政的利益集團，防止利益集團要挾黨政等公務部門，左右決策；再次，對于一些以顛覆政權、分裂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為目的的利益集團，必須堅決予以取締和摧毀。二是限制。從嚴設計相應的制度措施，重點約束公務員、企業人員和知識分子的行為，加大違法違規違紀的成本，減少其收益，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體系，切斷利益集團勾連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利益的途徑，使其獲取特殊利益的空間最小化。三是引導。首先，要正視利益集團的存在并區分其對社會各方面產生的影響。對于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利益集團，如官僚利益集團和僵化利益集團的一些成員，可通過理想信念教育、“三嚴三實”教育和群眾路線教育等進行引導，必要時通過職務變動來解決。其次，要積極關注社會多方的利益要求，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權益訴求，使之能夠流入政府決策過程，突破特殊利益集團話語特權，保證最后決策在動態中接近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

(三)以加強制度建設為主要手段

抑制利益集團不能治標不治本。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已成為治本的主要手段。其中，一是要加強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要培育和發展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和市場制度，完善市場準入規則和競爭規則，要重點加強監督和約束非公經濟，減少利益集團的不良活動。二是要加強和完善法治建設。首先，在立法環節要實現立法過程的民主化與透明化。立法過程要避免被少數利益集團所挾持，確保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能參與。要實行“開門立法”，采取通過報刊、互聯網、舉辦立法聽證會或專家論證會等方式充分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其次，在執法和司法環節，要保證程序公正，提高執行力和公信力，有效發揮司法內部系統的糾錯機制和人大監督機制。再次，要完善相關法律，如健全現代行政法來限制行政權力勾連經濟權力，健全現代民商法來限制經濟權力依附行政權力，健全社會組織法來有效約束特殊利益集團對社會各個領域的侵蝕等。[24]三是要加強和完善監督體系建設。充分整合和發揮包括權力機關監督、司法監督、黨的紀律監督、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如網絡、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的監督作用，構建多元立體的民主監督體制，對各類利益集團成員的言行進行曝光、評論和批評。此外，還要通過完善公務員制度和提高公務員素質來降低權力尋租的可能性，鏟除利益集團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

(四)以更好發揮國家作用為關鍵任務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之中，對于市場經濟的缺陷，政府不能聽之任之，充當“無為之手”和“守夜人”的角色。倘若如此，勢必為西方國家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大開方便之門，而資本主義的推行勢必滋生更多更嚴重的利益集團行為。因此，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作用就成了規制特殊利益集團的關鍵所在。首先，國家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論有很大的不同。實踐證明，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以唯市場化和私有化為導向的改革，不但無益于規制特殊利益集團，反而為其繁衍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一般資源的配置上仍然起決定性作用，但“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失靈和不足依然存在，這在客觀上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來避免或降低這些消極作用。尤其在不少一般資源的長期配置，地藏資源等特殊資源的直接配置，教育、文化、衛生等非物質資源配置以及在分配調節方面，國家必須通過相應法律、法規和政策等手段，發揮其應有的導向性作用。[25]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利益集團的不良作為。其次，要依法轉變政府的職能，要提高政府運籌決策的能力。政府要取消過多的行政審批權，保持自身超然地位和自主性，努力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使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和措施能與公共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免受利益集團左右。在這方面，我們不能照搬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職能，而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研究和實踐政府職能的轉變，并按照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要求轉換政府職能,實現服務人民利益和適應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統一。[26]此外，政府需要通過一系列決策制度，包括決策程序制度、決策主體制度、決策監督制度、決策失誤的責任追究制度和決策的司法審查制度等，來確保自身決策能力的提高。

(五)以黨的正確領導為最終依靠

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正確領導與權威，是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抑制利益集團的最終依靠。各種利益集團為了狹隘的私利和群利，不惜犧牲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這與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先進性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格格不入。從歷史的教訓看，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當時西化利益集團的泛濫。因此，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不動搖，制定出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制度和政策，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方向；要不斷加強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作風建設，反對各種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嚴把“懲戒關”，通過真正實現全面從嚴治黨來從嚴治理利益集團。

 參考文獻：略（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十期；作者：程恩富， 詹志華）

斯諾登：

中國許多高官已經被美國收買當了內鬼

斯諾登 爆出猛料，稱美國在中國各階層安排了數百位間諜，這些人都是來自軍方，政界，商界的精英，卻被爆料是美在華安排的間諜人員，為美提供大量的軍事，政治，經濟機密。對中國的安全有巨大的隱患。斯氏沒有公開這份名單，在他的推特上稱：如果這個拿出誠意，自己可以考慮將這份名單轉交給中國。

美國大規模入侵

中國電信進行監聽獲證實

京華時報

中國互聯網新聞研究中心發表《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說，中國有關部門經過了幾個月的查證，發現中國是美國非法竊聽的主要目標之一，竊聽范圍涵蓋國家領導人、政府機構、企業等。美國利用自己在技術領域的霸權，肆無忌憚地進行監聽，早已超出“反恐”的需要，顯示出其為了利益完全不講道義的丑陋一面。美國精英生來就有偷窺的癖好，了解美國精英的思維與行為，看網文：“美國總統說：我們的精英都去...”

大規模入侵我主要電信公司

《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指出，據斯諾登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無所不用其極，利用非法侵入中國主要電信公司等手段，竊取用戶的手機數據。該紀錄還援引路透社報道稱，美國國家安全局曾與加密技術公司美國安全服務商RSA達成了1000萬美元的協議，聯合在加密算法中加入漏洞后門，輔助相關機構RSA開展大規模監控程序。RSA的中國客戶包括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以及電信設備商華為和家電制造商海爾等。

曾利用微軟現利用蘋果監聽

行動紀錄指出，美國情報機構、政府和私營企業間進行了“無縫合作”。援引《華盛頓郵報》2013年8月30日的報道指出，2013年美國情報預算高達526億美元，其中網絡行動預算占43億美元，約占8%。自2007年9月11日開始從微軟搜集信息，直到2012年10月開始從蘋果搜集信息，美國情報機構與私營機構尤其是主要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監控合作迄今已持續6年多。

網游和聊天軟件成重要渠道

美國針對中國的監控無孔不入，連網絡游戲和聊天軟件都成為了美國獲取情報的渠道。據媒體報道，斯諾登披露了一批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騰訊聊天軟件QQ和中國移動的移動即時通訊應用飛信竟然也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視范圍之內。

監控網民所有互聯網活動

《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指出，美國在全球范圍廣泛從事監控活動，涉及全球民眾，嚴重威脅世界各國網絡安全。斯諾登曝光的文件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接入全球移動網絡，每天收集全球高達近50億份手機通話的位置紀錄，并匯聚成龐大數據庫。美國國家安全局大規模搜集全球手機短信息，每天收集大約20億條。該紀錄還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至少于2008年起，向全球近10萬臺計算機植入專門軟件，旨在時刻監控或攻擊目標計算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