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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當前我國西化、買辦等利益集團問題分析
點擊：7567 作者：程恩富 詹志華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19-06-11 12:30:51
與西方不同，我國不能把利益集團的概念泛化，完全等同于利益群體。不能提倡形成利益集團，不能照搬西方治理利益集團的經驗教訓。在當代中國，利益集團形成和發展有自身特殊的背景和一些鮮明特征，它大致可以分為損害公企的利益集團、損害中方的利益集團、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主張西化的利益集團、貪污腐敗的利益集團、官僚主義的利益集團、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團和分裂國家的利益集團九類。其危害性主要表現在阻擾改革進程、扭曲市場體制、妨害公平正義、惡化執政生態和挑戰政權安全等方面。為了妥善抑制利益集團問題，我們要以反腐敗斗爭為重要契機，以打擊、限制和引導為基本方針，以更好發揮國家作用為關鍵任務，以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為主要手段和以黨的正確領導為最終依靠。
一、中國語境下利益集團問題
的重新認識
作為一個綜合性范疇，“利益集團”這一概念在很多領域，諸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被廣泛使用。在西方國家，利益集團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以至于達到“排除了利益集團現象，就沒有什么政治現象”[1](p.222)的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利益集團就能夠在中國大行其道。
第一，要區分利益集團與利益群體。盡管國內外學界對利益集團概念的界定尚未統一，[1]但西方大多數學者認為，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它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構成要素：1、必須是一個組織或團體；2、必須有共同的利益訴求；3、追求的目標是利益最大化；4、利益表達的對象是政府。這些構成要素為判斷一個組織是不是利益集團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事實上，盡管“利益集團”概念作為舶來品，從詞源上看，interestgroup既可譯為“利益集團”，亦可譯為“利益群體”，但不能把利益集團的概念泛化，完全等同于利益群體。這是因為，西方把二者完全等同，認為一個社會就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團構成的，這就客觀上掩蓋了不同利益群體的階級性、合理性和正當性。例如，社會上的一些弱勢群體就不能被稱為利益集團。又如，農業生產者群體、工業生產者群體、商業服務業勞動者群體、黨政干部群體、新經濟群體等，也不能被稱為利益集團。再如，社會上的一些公益組織，如和平組織、消費者協會、環境保護組織、爭取婦女權益及主張保障弱勢社群的組織，由于追求的主要不是組織內部的共同利益，也很難被稱為利益集團。此外，我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是通過合理公平的渠道獲取的，只有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是通過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的手段獲取。[2]因此，不加區別地使用利益集團概念，很可能造成少數人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合法的既得利益，“綁架”絕大多數人公平合理的既得利益的現象，這不利于對不合理、不公平和不合法的既得利益進行精確打擊和治理。如時下國有企業常被冠以“既得利益集團”、“特殊利益集團”屢遭指責，這是偏見。目前，國有經濟對于實現社會主義本質、促進國計民生、維護國家經濟政治安全和化解國內外各類風險、為社會主義服務等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3](pp.18-20)一些人以“利益集團”的名義來指責國有企業，其實質往往主張國有企業走私有化的道路，這恰恰為少數人服務的利益集團攫取國有資產大開方便之門。簡言之，所謂利益集團，是指由一些具有共同經濟、政治等狹隘的特殊利益的個人所組成的群體，而非指一般的利益群體和階層。
第二，不提倡形成利益集團。我們黨對利益集團認識有一個深化的過程。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4]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承認利益集團的存在，較之于過去一味強調人民內部利益的一致性，忽視其可能存在的差異性的作法，是一次進步。2006年10月，在黨召開十六屆六中全會之際，新華社曾發文強調對侵害公共利益、損害社會和諧的“特殊利益集團”保持高度的警惕。[5]這也說明了黨對利益集團的危害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曾多次談及利益集團的危害性，如在履新之初，他就強調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在黨的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他提出：“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系”、“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6]批評了那些拉幫結派、搞利益集團的干部;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他更是嚴厲地指出：“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不允許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7]這表明了他對利益集團的鮮明態度。黨中央和習近平對利益集團的有關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利益集團問題指明了方向。因此，在當代中國語境下，代表狹隘局部利益的利益集團是貶義的，是不應該提倡的。再說，黨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重要的治黨和執政綱領之一，肯定不允許出于某些狹隘利益的需要而結成這樣或那樣的組織形態，更不允許利益集團公開雇用公關公司和說客對黨政部門和干部進行游說活動，干擾公共決策。
第三，要妥善處理利益集團問題。首先，要正視利益集團的存在。中國利益集團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當時我國正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之中，兩種新舊體制不可避免發生沖突和碰撞，在舊的體制和機制不適應時代的要求，而新的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在一時間建立之際，一些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形同虛設，甚至在某些領域和方面出現漏洞和真空。在這種制度體系不健全的狀況下，無法對政府、市場與企業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管理和監督。這就讓一些人鉆了改革的空子，來為個人或集團牟取私利。[8]到了20世紀90年代，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市場化改革與非公經濟的大規模發展，也為利益集團的繁殖提供了空間。從這一時期開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有了明顯的增長，以至于在許多領域，甚至在政府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時，都有他們活動的身影。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的利益集團經過博弈形成較為穩定的利益格局，嚴重地阻擾了改革的深入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其次，要制定正確的治理策略。客觀地說，利益集團問題已經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尤其是人們對利益集團的危害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但如何妥善處理利益集團問題依然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道難題。國內學者在探討這一問題時，大都借鑒詹姆斯·麥迪遜提出的“遏制與平衡”策略，其大致意思是政府使用行政或立法權對利益集團予以遏制，同時采取措施使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制衡。盡管這一策略不乏合理之處，但其缺陷則更為明顯：從理論上看，其邏輯的前提是承認和維護西方現存的經濟基礎和政黨制度;從實踐上看，“遏制與平衡”最終導致了西方社會“尋租”現象的公開化和合法化。由于中國和西方國家國情的根本差異，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遏制與平衡”策略來治理我國的利益集團，否則依然會落入西化的陷阱。因此，要妥善處理利益集團問題，一是要對我國現存的利益集團的種類進行有效的劃分，揭示其特征和社會影響;二是在處理利益集團問題時，不能陷入“一刀切”的誤區，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綜合運用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紀律和道德等手段進行治理和引導，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二、我國利益集團的主要分類及其特征
（一）利益集團的主要分類
在當代中國，利益集團已經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嚴重妨礙了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須引起高度警惕。現階段我國利益集團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1、損害公企的利益集團（損公利益集團）。它是指在公有企業體制機制改革過程中化公為私、損害公有資產和勞動者的利益集團。其成員包括某些官員、公企高管和非公企業高管等。在私有化股份制或民營化是我國改革方向的錯誤思潮影響下，他們相互配合，通過似乎合法和非法的某些改革措施，賤賣和侵吞公有資產和國有資本，化公為私，損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普通職工的合法權益，并導致社會主義改革的名譽嚴重受損。其中，有些已形成內外結合的、以追求內部控制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官僚資本。
2、損害中方的利益集團（損中利益集團）。它是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損害或損失的外來的利益集團。這類利益集團主要包括一些外資企業、外國基金會、外國金融機構駐華辦事處等。早在2006年，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指出：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產業由外資控制;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的前5位也幾乎由外資控制。國外資本通過跨國公司、基金會以及在華的金融機構，通過企業并購、品牌控制、參股控股等形式，攫取大量的財富，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的資產流失。它們還通過控制核心技術，對華實施技術封鎖，并通過價值鏈布局，把我國牢牢固定在產業價值的低端環節，從而達到其破壞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目的。此外，它們還是尋租、滋生買辦集團和干涉我國內政的強大力量，并在我國大力推行政策尋租行為，誘導政府創造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其盡享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條件。不僅如此，尋租的行為還加劇了國內腐敗，如葛蘭素史克、艾利·丹尼森、力拓、沃爾瑪、德普、IBM、雅芳、摩根士丹利、朗訊、西門子等跨國公司都曾卷入在華的賄賂案件。這個利益集團還通過提供經費、出國培訓、共同研究等方式在華培植代理人，利用買辦集團為其輸送利益。更有甚者，它們還直接干涉中國的內政，如自2009年年底以來，跨國公司通過對我國政府施壓并游說美國政府，最終迫使我國政府放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9]
3、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黑商利益集團）。通俗地講，就是由不良的廠商和個人所組成的利益集團。它們利用我國法律的不完善以及市場經濟的缺陷等灰色地帶，通過雙軌制、官倒、操縱證券市場、非法集資、侵吞國有財產、騙取貸款、行賄、房地產投機、欺行霸市、生產假冒偽劣黑的商品等方式大肆謀取個人利益。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主要集中在一些房地產行業、礦產資源行業和金融證券行業。此外，一些醫院、媒體、藥商等也可以劃入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的范疇。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或者爭取更大的利益份額，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還經常利用手中的資本四處尋租，不惜重金行賄政府官員或權力部門，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4、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買辦利益集團）。它是指與國外勢力勾結，為其在中國攫取經濟和政治利益而服務的中間人和經理人，主要包括經濟買辦、官僚買辦、民間買辦和知識買辦等。國際資本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攫取各種利益和財富，這與中國買辦者的推波助瀾不無關系。在國際資本與本地資源的博弈過程中，他們往往充當本地資源的背叛者，不惜犧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國際資本盤剝和控制中國大開方便之門。以2006年國有銀行改革為例，某些人打著“規范招股”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旗號，幾乎將中國的重要銀行的大量股權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外國企業。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4家銀行損失估計超過7500億元。據保守估計，當年銀行股賤買損失超過6000億元，整個銀行金融領域能統計到的損失超過萬億。[10]此外，他們還常常與國際資本和霸權國家聯合起來，推銷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壟斷知識產權，妨礙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5、貪污腐敗的利益集團（貪腐利益集團）。它是指一些公務員等以各種不合法的手段進行貪污、腐敗和生活腐化來謀求個人利益和個人享受。他們利用權力為某些單位和個人創造“商機”乃至保駕護航，以謀取金錢、物質和精神等的回報。而一些單位和個人則利用金錢、女色或其替代物賄賂公務員，以謀取利益的最大化。二者雖然牟利的手段不同，但目標一致，故能相互利用，沆瀣一氣。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是其重要的特點。這兩個特點在我國官員腐敗案件中已經是屢見不鮮了。
6、主張西化的利益集團（西化利益集團）。它是指中國那些主張走邪路的人員構成的利益集團。在當代中國，西化利益集團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一是國外資本集團和霸權國家采取培訓、資助出國、共同研究等形式，在中國培植的代理人，如一些“公知”和西化公務員，鼓吹經濟“非控化”、“私有化”和福利“個人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以及西方憲政觀，誤導中國的改革發展。境外的反華勢力就是想通過這些人設計和主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樣的經濟改革將把中國引向何方，也是可想而知的。二是一些私營業主由于自身先天不足，即“第一桶金”或是一部分原始積累含有非法性，一些貪腐者寄希望于中國走上邪路而根本擺脫被追究的困境，因而極力贊同“西化”、“私化”觀點，為自身特殊利益作辯護。這類利益集團追求自身合法性的政治意圖尤為迫切。而一些學者則與其遙相呼應，如有的學者贊揚私有化的優越性，認同“完全利己經濟人假設”;有的學者強調“共產黨至今還處于不合法狀態”等等。[11]
7、分裂國家的利益集團（分裂利益集團）。它是指國內一些妄圖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的分裂勢力。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是我國社會總的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任何分裂勢力都不得動搖的。現階段，我國主要有幾大分裂勢力值得反制：一是藏獨勢力，二是疆獨勢力，三是臺獨勢力，四是港獨勢力。他們或是勾結國外反華勢力，策劃民族分裂活動;或是散布分裂言論，煽動民族仇恨情緒;或是發動恐怖襲擊，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嚴重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例如，近年“疆獨分子“策劃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如昆明火車站事件、天安門金水橋事件以及烏魯木齊火車站爆炸事件，其喪心病狂，令人發指。又如，近來港獨勢力聯合國內外反華勢力，發起“占中”運動，妄圖在香港炮制“顏色革命”，其險惡居心昭然若揭。
8、官僚主義的利益集團（官僚利益集團）。它是指圍繞公權力的運用而產生，以官僚主義為特征、以維護狹隘利益為目的的集團總稱。官僚利益集團通常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指具有官方背景、蛻化成與最廣大人民利益相違背的“自利性組織”。[12]二是官官相護的權力圈子化、官商勾連的權力資本化，以及“一人當官，全家沾光”的權力家族化。近年來反腐斗爭中屢屢出現的“貪腐窩案”即是明證，如中石油的貪腐窩案、廣東茂名貪腐窩案以及湖南郴州貪腐窩案等等。三是一些具有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官員。他們或是背離群眾路線，不深入基層和群眾，不關心群眾疾苦;或是遇事拖延、扯皮，不負責任，無所作為;或是不顧實際情況，生搬硬套，機械執行上級決定;或是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主觀主義地瞎指揮，獨斷專行。
9、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團（僵化利益集團）。主要指那些贊同社會主義，但不贊同社會主義需要科學改革的群體。這一群體的具體表現是：思想僵化，行動保守，安于現狀，缺乏進行深化社會主義方向改革的意識和勇氣。在目標追求上，他們不敢超越自我，更不敢爭先進位，并想方設法為自己不思進取尋找借口和理由;在工作方法上，他們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無視事物發展的新變化、市場環境的新情況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
當然，上述分類僅是相對而言，一些利益集團及其人員相互之間存在交集，如一個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可以是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的成員，也可以是主張西化的利益集團的成員，甚至可以是分裂國家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同樣，一個貪污腐敗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可以是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的成員，也可以是官僚主義的利益集團的成員，還可以是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團的成員。正因為如此，在很多時候上述各種利益集團還會因為逐利而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團，即所謂的“分利聯盟”。如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外新自由主義勢力策劃分利聯盟，通過瓜分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的活動，直接把國有的人民財產以合法形式送給經營者。[13]而目前最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分利聯盟”打著“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旗號，再次掀起大規模轉賣國有資產(其實質是轉讓屬于人民財富的利潤)給中外私人資本的活動。與經濟上的“分利聯盟”相適應，在政治上各類利益集團，尤其是前七類特殊利益集團有可能演化成為一個新的敵對階級，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派資產階級，而現階段已經形成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具有正負效應的兩面性，總體上是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與勞動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思想教育和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平和地解決。可見，利益集團與階級和階級斗爭是有密切關聯的。
（二）利益集團的特征
利益集團除了具有利益的目的性以及一定的自覺性、組織性和政治性之外，[14]還有一些其他特征：
1、行為的狹隘性。利益集團不可能為增加社會總的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與代價，而只會不擇手段地去分割現有更大的利益份額。因此，其動機具有明顯的狹隘性和不合理的分利性。
2、手段的復雜性。利益集團牟利的手段多樣，既有顯性的一面，也有隱性的一面。它們往往采用公開的、合法的途徑來影響制度安排，如通過其主管部門、領導或人大、政協提案表達利益訴求，爭當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參與政治生活，通過其利益代言人的游說，以及通過社會輿論和施壓性集體活動來解決利益訴求。當然，它們有一些手段是完全非法的，如權錢交易、行賄受賄、操作選舉等。
3、資本的關聯性。利益集團形成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資本與權力相互依賴，即資本權力化和權利資本化。某些利益集團總是與缺乏約束的公權力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受約束的權力與尋求特殊利益的觸角一拍即合，權力成為利益集團牟取利益的資本。權力轉化為商品，再嬗變為資本，從而“羽化”為權力資本，與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茍合，最終衍生出五花八門的利益集團。[15]在很多情況下，權力與資本的相互依附和關聯可視為利益集團的經濟基礎。
4、人員的交叉性。由于在損害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方面有思想、行為上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因而各種利益集團的成員有交叉性。例如，損害公企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容易成為充當買辦的利益集團或非法經營的利益集團的成員;反之也一樣。
5、影響的消極性。利益集團憑借資本和權力，為了一己私利或狹隘群利，不惜破壞社會和諧和公平正義，致使我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和區域的利益失衡，使人民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受損。
三、利益集團對我國的危害
第二，阻礙共同富裕。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雖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的努力卻差強人意。在財富分配方面，據波士頓咨詢公司報告稱，201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翁家庭數量比上一年增加了82%，達到237.8萬個，位列世界第二，比第三日本的124萬個，幾乎高出一倍。[19]另據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20]在收入分配方面，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雖然是10年來的新低，但仍高于0.4的國際公認的警戒點。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和行業收入差距仍長期處于高位。上述現象的發生，當然有很多誘發因素，其中私營企業初次分配懸殊是導致貧富分化的首要原因;化公為私的私有化改制則是導致貧富分化的第二原因。[21]無論私營企業的初次分配懸殊，還是化公為私的私有化改制，都會滋生和助長利益集團行為。現階段我國企業勞動收入占比下降、資本收入占比上升與此緊密相關，這不僅在實踐中導致勞動者群體利益受損，而且還導致企業效率下降并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22]應當看到，利益集團的分利性特征決定了它只在乎分割現有社會總利益，并且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團所牟取的利益不斷增加，就意味著社會上合法合理的一般利益群體的絕對或相對利益減少。這是利益集團的存在勢必會阻礙共同富裕實現的客觀原因。
第三，妨礙公平正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義性理應以制度公平、規則公平、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分配公平等一系列公平原則作為基礎，而利益集團破壞了上述公平正義原則，削弱了其正義性的基礎，使其得不到更多民眾的支持，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機制發生扭曲，難以正常高效運轉。更有甚者，“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既害怕民主，又要以市場的名義來論證其利益瓜分的合理性。害怕民主，因為他們不想讓人民來制約他們的行為，分享他們的利益。以市場的名義是因為他們要抵御政府來干預。每當政府有些動作總會有代言人出來替‘市場’辯護”。[23]如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一些利益集團就開始打著“市場化”和“民營化”的旗號，變著法子侵吞國有資產。此外，利益集團往往憑借自身的強勢地位，介入甚至直接參與有關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妨礙司法公正和行政公正。
第四，惡化執政生態。首先，利益集團總是憑借自身的強勢地位向黨和政府不斷地滲透，常常利用各種借口和手段要挾政府，俘獲黨政官員，削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規則的能力。其次，利益集團是滋生貪污腐敗的溫床。權權交易、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不少黨員干部常常為此飛蛾撲火、自甘墮落。近年來，我國一系列的反腐案件，如鐵道部反腐案件、中石油反腐案件，無不折射出該問題的嚴重性。毫無疑問，形形色色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黨和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度，惡化了我國的執政生態。
第五，挑戰國家安全。利益集團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媒體等各個領域的滲透，將影響我國的國家安全。目前，包括應對金融、產業、生態環境、種子和轉基因食品等在內的經濟安全，包括應對國家分裂、民族分裂、顛覆政權和社會治安等在內的政治社會安全，包括應對西方化、儒學化和宗教化在內的文化意識形態安全，包括應對領土、領海在內的國土安全，均面臨利益集團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因而我們必須要積極加以消除或減弱。
四、抑制我國利益集團的對策思考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我國就提出要對侵害公共利益、損害社會和諧的“特殊利益集團”保持高度的警惕。這些年來，許多有識之士也在大力呼吁要與利益集團盡早切割。遺憾的是，各種利益集團不僅沒有沒落，反而愈發強大，已經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深化改革造成嚴重的危害，亟需盡早進行妥善的治理。至于如何抑制利益集團，除了需要吸取國外已有的經驗教訓之外，關鍵是要結合我國具體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管控。
（一）以持久反腐敗斗爭為重要契機
利益集團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權力與資本的茍合，這樣的茍合必然催生腐敗。國家通過反腐斗爭，可以名正言順地揪出腐敗分子及其利益集團。近期的反腐斗爭已經收到很大的成效，許多腐敗高官紛紛落馬，一批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也因“拔出蘿卜帶出泥”而曝光，這對其他利益集團具有巨大的威懾作用。當然，反腐斗爭要形成一種長效的高壓機制，深入持久地開展，堅持“老虎”和蒼蠅一起打。
（二）以打擊、限制和引導為基本方針
除了合理借鑒國外已有經驗之外，我們更需要結合中國國情，在憲法和法律體系的框架內，以打擊、限制和引導為基本原則，綜合運用行政干預、依法治理、制度約束、說服教育和群眾路線教育等手段來抑制和規制利益集團。
一是打擊。首先，要堅決打擊貪污腐敗行為，對受賄和行賄的打擊要雙管齊下，這樣才能切斷權力與資本的聯系;其次，要重點打擊一些干政、甚至亂政的利益集團，防止利益集團要挾黨政等公務部門，左右決策;再次，對于一些以顛覆政權、分裂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為目的的利益集團，必須堅決予以取締和摧毀。
二是限制。從嚴設計相應的制度措施，重點約束公務員、企業人員和知識分子的行為，加大違法違規違紀的成本，減少其收益，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體系，切斷利益集團勾連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利益的途徑，使其獲取特殊利益的空間最小化。
三是引導。首先，要正視利益集團的存在并區分其對社會各方面產生的影響。對于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利益集團，如官僚利益集團和僵化利益集團的一些成員，可通過理想信念教育、“三嚴三實”教育和群眾路線教育等進行引導，必要時通過職務變動來解決。其次，要積極關注社會多方的利益要求，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權益訴求，使之能夠流入政府決策過程，突破特殊利益集團話語特權，保證最后決策在動態中接近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
（三）以加強制度建設為主要手段
抑制利益集團不能治標不治本。加強和完善制度建設已成為治本的主要手段。其中，一是要加強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要培育和發展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和市場制度，完善市場準入規則和競爭規則，要重點加強監督和約束非公經濟，減少利益集團的不良活動。
二是要加強和完善法治建設。首先，在立法環節要實現立法過程的民主化與透明化。立法過程要避免被少數利益集團所挾持，確保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能參與。要實行“開門立法”，采取通過報刊、互聯網、舉辦立法聽證會或專家論證會等方式充分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其次，在執法和司法環節，要保證程序公正，提高執行力和公信力，有效發揮司法內部系統的糾錯機制和人大監督機制。再次，要完善相關法律，如健全現代行政法來限制行政權力勾連經濟權力，健全現代民商法來限制經濟權力依附行政權力，健全社會組織法來有效約束特殊利益集團對社會各個領域的侵蝕等。[24]
三是要加強和完善監督體系建設。充分整合和發揮包括權力機關監督、司法監督、黨的紀律監督、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如網絡、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的監督作用，構建多元立體的民主監督體制，對各類利益集團成員的言行進行曝光、評論和批評。此外，還要通過完善公務員制度和提高公務員素質來降低權力尋租的可能性，鏟除利益集團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
（四）以更好發揮國家作用為關鍵任務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之中，對于市場經濟的缺陷，政府不能聽之任之，充當“無為之手”和“守夜人”的角色。倘若如此，勢必為西方國家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大開方便之門，而資本主義的推行勢必滋生更多更嚴重的利益集團行為。因此，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作用就成了規制特殊利益集團的關鍵所在。首先，國家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論有很大的不同。實踐證明，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以唯市場化和私有化為導向的改革，不但無益于規制特殊利益集團，反而為其繁衍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一般資源的配置上仍然起決定性作用，但“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失靈和不足依然存在，這在客觀上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來避免或降低這些消極作用。尤其在不少一般資源的長期配置，地藏資源等特殊資源的直接配置，教育、文化、衛生等非物質資源配置以及在分配調節方面，國家必須通過相應法律、法規和政策等手段，發揮其應有的導向性作用。[25]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利益集團的不良作為。
其次，要依法轉變政府的職能，要提高政府運籌決策的能力。政府要取消過多的行政審批權，保持自身超然地位和自主性，努力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使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和措施能與公共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免受利益集團左右。在這方面，我們不能照搬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職能，而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研究和實踐政府職能的轉變，并按照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要求轉換政府職能,實現服務人民利益和適應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統一。[26]此外，政府需要通過一系列決策制度，包括決策程序制度、決策主體制度、決策監督制度、決策失誤的責任追究制度和決策的司法審查制度等，來確保自身決策能力的提高。
（五）以黨的正確領導為最終依靠
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正確領導與權威，是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抑制利益集團的最終依靠。各種利益集團為了狹隘的私利和群利，不惜犧牲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這與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先進性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格格不入。從歷史的教訓看，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當時西化利益集團的泛濫。因此，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不動搖，制定出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制度和政策，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方向;要不斷加強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作風建設，反對各種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嚴把“懲戒關”，通過真正實現全面從嚴治黨來從嚴治理利益集團。
注：國外學者的觀點可參見詹姆斯·麥迪遜、羅伯特·達爾、雷海姆·威爾遜、大衛·特魯曼、戴維·杜魯門、麥克斯·J.斯基德摩和馬歇爾·卡特·特里普,以及杰弗里·貝瑞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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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十期；作者：程恩富， 詹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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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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