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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自序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決定了現實的世界只能是一個各國在“丟手絹”游戲中不斷博弈的世界。在20世紀末那場游戲中，“手絹”輕輕地丟在了戈爾巴喬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訴他，西方人還用諾貝爾獎章忽悠他，結果蘇聯很廉價地被忽悠倒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是在“五大三粗”時倒下的。蘇聯倒下后，西方人在一片“快點快點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亂將北約邊界推到東歐并乘科索沃戰爭的勝利繼續向中亞挺進。此后西方人又擺好了第二輪“丟手絹”游戲，并在開始時將“手絹”輕輕地丟在中國的后面。當時中國人還真相信“與國際接軌”可以救中國。科索沃戰爭，尤其是伊拉克戰爭后，中國人明白了，沒有上當。后來歐洲人又順其“反恐”高調將“手絹”輕輕地移到小布什的后面，等美國深陷中東沼澤后，歐洲國家紛紛從伊拉克撤軍并由此獲得新的機會。國際政治，不管其變化如何詭譎，說到底還是一種在“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總量守衡中此消彼長的力學結構。這個總量守衡，用老子的話說，就是“天之道”。

古今國家的失敗多不是沒有刀子而是沒有哲學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國家為生存和發展與他國博弈的學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是要帶刀子的；同時戰略又是研究國家發展能力邊界即底線和極限的學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沒有哲學是不行的。刀子容易煅造，而哲學卻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國家的失敗多不是沒有刀子而是沒有哲學，其創傷恢復的速度更是取決于該國公民哲學素養的深淺。同樣的戰敗創傷，在黑格爾的故鄉就容易平復，而在富士山腳下迄今仍在頻頻作痛。尼克松是美國少有懂哲學的政治家，為了撫平越戰創傷，他來北京說要與毛澤東討論哲學問題。

哲學是關于邊界的學問。朝鮮戰爭中，美國在時間和空間上均越過其國力極限，因而敗得既沒面子也沒里子。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中赫魯曉夫將手伸出了其國力不可承受的空間極限，但這一失誤很快以時間上的收縮而受到矯正，盡管失了面子卻保住了里子。在同年發生的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毛澤東恰當地把握了國力伸縮的時間和空間：我方長距高寒的空間劣勢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張大合的時間優勢彌補，等到爭執于古巴的蘇、美和國會爭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過神來，毛澤東已全勝收兵。一仗下來，既贏了面子——中國人打出了威風和氣勢，也贏了里子——中國人在西南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打出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與安定。

邊界既是對自己的規定也是對對立面的規定。不懂自我規定的國家，其戰略家眼中要么盡是敵人，要么全是朋友。尼克松與前任兩位羅斯福一樣知道哪里是美國國力的邊界，由此也知道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力量不足以應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區的挑戰。尼克松告誡美國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此后美國才得以復興。今天的一些美國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糧就能走多遠的路”的道理，他們視國事為兒戲，也拿出了當年麥卡錫和凱南“反共”的勁頭，以“反恐”劃線。他們幾乎將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國都列為必須打擊的“邪惡軸心”，結果弄得美國國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活動猶如一場場鬧劇。

哲學也是關于立場的學問。立場是主體的基礎。立場不排斥學習，但失去立場的“學習”是要挨打的。19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先是有限地向歐洲學習，結果我們因拒絕輸入西洋人的鴉片而挨了“老師”的打；轉學東洋日本，結果又蒙受甲午國恥。后來人們誤解是學得不夠，還不夠開放，還要全盤西化，中國主體意識由此受到全面沖擊：個體消融主體，本能消融個體，“客觀中立”說消融民族立場說，最后中國意識形態被分解得散沙一片，這為20世紀初開始，30年代末更大的國難在中國內部作了思想鋪墊。《辛丑條約》簽訂和日本全面侵華，大大激發了中國人的主體意識，這種意識在外敵不斷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國迅速成長并在延安經歷了革命的洗禮，最終形成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主導中國前進方向的有民族風格和民族氣魄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再次凝聚起中華民族打敗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鮮戰爭中教訓了美國的驕橫，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復興。這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立場是戰略哲學的根本：失去立場，尤其是失去國家立場的戰略，在國際斗爭中就會異化為那種被恩格斯批評的“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的機會主義式的“學術技巧”。

哲學與刀子是不能分離的

哲學與刀子是不能分離的，中國宋朝傾國就是從哲學與刀子分離開始的。毛澤東批評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批評亡國之君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前者不善用刀子，后者干脆丟掉刀子，結果在宋朝哲學日益發達的同時，國難卻日益逼近；毛澤東說：“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毛澤東贊賞的這些“粗人”都是一些將哲學與刀子結合得很好的政治家。

好的國際政治學研究應當是一個雙向經驗互證的過程。一方面不僅要認識世界主要國家的戰略需求，更要認識這些國家實現其戰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撐這種能力的資源極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礎上，不僅要認識本國的戰略需求，更要認識本國實現這些戰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撐這種能力的資源極限。歷史上許多政治人物多不敗在戰略邏輯的嚴密性，也不敗在戰略意志的堅定性，而是敗在缺乏對本國國力底線和極限的經驗性的認識和了解。21世紀初的美國小布什外交戰略的失敗，便是這一原理的最近說明。導致1905年俄國在東北亞失敗的別佐布拉佐夫的經營遠東的理論，以及導致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的凱南遏制理論等，其失誤多不在戰略邏輯是否合理——事實上它們在學理邏輯上非常完美，而在于這些戰略理論提出者對當事國的國力底線和極限缺乏經驗性的了解，他們以充足的理由推導出的卻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標，其結果使他們的國家不是慘敗就是為這個目標疲于奔命。這種戰略研究就是那種于事無益、于國無補的研究。

（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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