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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戰役大復盤：“無盡民力，為匪所用”？

點擊：作者：雙石來源：雙石茶社發布時間:2019-06-11 09:55:42

復盤：“無盡民力，為匪所用”？

支前民工——顛覆戰場力量天平的大秤砣

　　筆者在寫作本書時，曾經想就陳毅所言的“小車推出的勝利”寫幾句話。

　　——討論淮海戰役，這是不能不提及的一大奇觀。

　　然而，當筆者找來相關史料作功課時，卻發現自己對自己還是過于自信了：這個格局，這個內容，實在是太宏大太浩瀚太復雜太豐富，遠比戰場上的運籌帷幄血肉相搏更為精彩更有張力，其深厚疑重的內涵和魅力，絕非筆者一支淺陋之筆所能承載所能傳遞，非得花大功夫整出一本厚重的大部頭，才能勉為其難地說道清楚明白!

　　不過筆者還是勉強找了個自我安慰的理由：這個不能全怪筆者這個后生，因為就連當年的中央軍委，也沒有預估到會整出這么大一個格局來——在淮海戰役決戰決戰方針確立后，中央軍委在成立淮海前線總前委的同一份電報中，對這次南線決戰的規模、時間曾作出過一個預估，并要求總前委會同有關戰略區域領導機關“統籌解決”：

　　中原華東兩軍必須準備在現地區作戰三個月至五個月（包括休整時間在內），吃飯的人數連同俘虜在內，將達八十萬人左右，必須由你們會同華東局，蘇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蘇分局，冀魯豫區黨委統籌解決。[]

　　就當時來看，這個規模已屬空前!

　　然而跟這場大決戰的實際進程來看，還是顯得過于保守，或曰不足。

　　從時間來看，這次決戰的時間區間是65天——兩個多月。

　　從“吃飯的人數連同俘虜在內”來看，遠不止“80萬”，而是翻了倍——還沒加零頭。

　　華東野戰軍殲滅黃百韜兵團后，戰役進入第二階段，戰場重心南移及西移，情況即已超出中央軍委戰前預計——據時任華東野戰軍副參謀長兼后勤司令員的劉瑞龍日記記載：

　　戰役第二階段，中野及華野全軍進入豫皖蘇二分區，戰場吃糧人數約計百二十萬人，中野主力及地方部隊二十萬人，隨軍民工五萬人，后方臨時轉運民工十五萬人。華野本身、新兵及俘虜共五十萬，隨軍民工二十萬，后方轉運民工二十萬，馬匹四萬抵十萬人消耗，再加十萬人預借糧共一百四十萬人。[]

　　到了在戰役第三階段圍殲杜聿明集團時，這個數字就已經“翻倍”：

　　淮海戰役第三階段圍殲杜、邱、李兵團時，僅蕭(縣)、永(城)地區前方參戰人員一百五十余萬，每日需糧三百九十五萬斤。[]

　　1951年2月11日，時任華東軍區司令員的陳毅與時任軍事學院院長的劉伯承一起，在南京軍事學院第二會議上會見了專程來訪的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當時任第三野戰軍參謀處長的王德向尤金介紹了淮海戰役的情況后，陳毅概括向尤金說明了淮海戰役勝利的原因：

　　一是敵人戰略判斷錯誤，認為我們沒有力量，不會集中兵力同他決戰。二是我們戰役戰術分批分割殲敵，主要靠夜戰近戰，發揮我們的長處。三是龐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實際上形成了300萬對80萬，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四是戰役進程很艱苦，好比鈍刀切脖頸，不能一下子把敵人殲滅。戰斗中靠戰士們勇敢、獻身精神和天才來完成戰略戰役的正確決定。五是發揮了政治攻勢的作用，戰役中敵軍內部有5個師起義，1個師投誠。在俘虜政策方面，實行原則性與靈活性(策略性)相結合，對敵人實行分分化。總之，這是毛主席軍事思想成功的范例。毛主席把中國舊軍事思想、西歐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和蘇聯的軍事思想加以綜合研究，根據中國革命特點、中國情況來正確實施。這也是經過長期的“左”右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總結。[]

　　陳毅當時所言的“300萬對80萬”，指的是加入了人民支前力量后的參戰人員估量數字。因為當時涉及幾大戰略區的支前力量還沒有完整完備的匯總統計，所以這個估計仍然失之“保守”。

　　直到數十年后，才有了經過分類的且相對完備和準確的統計數字匯總：

　　民工約543萬人，其中：

　　隨軍常備民工22萬人(隨軍服務兩三個月以上)

　　二線轉運民工130萬人(一般服務30天以上)

　　后方臨時民工391萬人(一般服務10天左右)

　　擔架30.5萬副

　　大小車88.1萬輛

　　挑子5.5萬副

　　牲畜76.7萬頭(未含冀魯豫行政區)

　　船8539只

　　汽車257輛(含征用的商用汽車)

　　糧食一共籌運96000萬斤

　　其中：前方實用43476萬斤[]

　　這個“支前力量”是個很巨大很令人咋舌的存在，而且這些推著小車、扛著挑子、抬著擔架的“伕子”們，是不需要部隊看著押著的——這與國民黨軍迥然不同，這些“支前力量”甚至還承擔了部分的戰場勤務，如構筑工事、看守倉庫、押送俘虜及打掃戰場等等。這些“支前力量”中還有一批“帶槍的民工”——民兵，當時稱作“子弟兵團”。史載：在戰役期間，僅山東地區即動員了民兵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八人，并組成十七個子弟兵團，支援部隊作戰。

　　華東支前委員會的《濟南、淮海、渡江京瀘杭三大戰役支援工作總結(草稿)》中寫道：

　　有的俘虜看到民兵的槍破，便諷刺地問：“槍破能打響嗎?”民兵很激動地答復說：“別看我們槍破，但能打勝仗，過去用它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今天用它打敗了蔣介石，現在又用它來看管你們。”有的俘虜諷刺民兵的衣服破，民兵即向其說明：“別看衣破，是我老婆子給做的，自己生產的，你們衣服好，還不是賣國賺來的嗎?”有的戰俘問民兵怎樣來的，什么時候回去等，民兵答復：“我們是為了翻身解放，支援大軍渡江解放全中國的，什么時候全中國解放了，我們就復員回去。”[]

　　這是一群老百姓，可又不是老百姓。

　　——是一支不穿軍裝的“大軍”!

　　這支不穿軍裝的群眾大軍，當時承擔和完成的任務是空前的、巨大的：

　　整個淮海戰役，據山東、華中、冀魯豫及豫皖蘇一部分的統計，共付出糧食五億四千〇四十七萬斤，除剩余外，淮海戰役實用糧四億三千四百七十六萬斤。山東：共運出原糧二億三千〇二十萬斤，實用糧二億一千〇二十萬斤。華中：共運出原糧五千七百七十三萬斤，實用糧五千七百七十三萬斤，就地用糧六千五百二十一萬斤。冀魯豫：共運出原糧一億四千二百八十八萬斤，實用糧四千萬斤。豫皖蘇：共運出原糧四千四百四十八萬斤，實用糧四千四百四十八萬斤(豫皖蘇的數字僅黃口、碭山糧站之統計，其余供給數字缺)。合計：各區供付出糧食五億四千〇四十七萬斤，實用四億三千四百七十六萬斤。[]

　　這還只是一個不完全的統計，但已經足以說明他們顛覆戰場力量天平的能量!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兵馬動了，糧草追行!

這仗要打不贏，都不科學啊!

“人海戰略”織出了一張巨大的物流網

　　然而，當年這支不穿軍裝的“支前大軍”所面對的嚴重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

　　淮海地區是敵人長期掠三十年前和連年水災的災荒區域，群眾生活疾苦，糧食負擔力微弱。戰區就地吃糧，除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征用外，是不能作過高依靠的。對于糧食供應的主要辦法，還必須依靠后方運糧。但運輸線是空前的延長，火車只從濟南通到兗州，離前方尚有二百余里，當時計算每天需三百萬斤原糧供給，從幾百里外用小車去運輸，是極為嚴重的任務。因此，對淮海戰役的糧食供應，當時上下一致擔心。華野通令中曾說：“這次戰役的發起，是繼濟南戰役勝利之后，根據目前全國形勢與部隊的思想情緒，均有勝利條件與信心，所感困難者，惟有糧食問題，……我們為了勝利，此次戰役的糧食工作，應引起各級負責同志的注意……。”在這樣情況下，黨、政、軍、民對這次糧食供應任務，都是謹慎而嚴肅的。、

　　根據當時的運輸條件，全部依靠后方運糧，或各個地區平均攤派的辦法，是不能完成戰爭供應任務的，于是決定首長以接近戰區的魯中南四、五、六分區的糧食為基礎，全力以赴地供應前方和后方運糧相結合。[]

　　這個“相結合”的辦法是：

　　在部隊方面，華野規定：部隊行動時，各帶三天糧食，三天內無糧吃由部隊負責，三天外無糧吃由地方負責。地方保證將糧食運到師糧站后，向各伙食單位搬運一概由部隊負責，地方盡量保證三分之一的麥糧，實無麥糧時，亦不得強調。部隊進入作戰地區，后邊糧食實跟不上時，在隴海路南就地籌借(隴海路北不準部隊籌借)，但必須以團為單位政治和與供給處協同進行，嚴遵借糧辦法。各部隊不得在駐村凍結糧草，或把持糧站，或途中截用糧食，以免影響整體供給。[]

　　戰區就地籌糧困難和局限很多，實際上還是得靠后方饋糧為主。

　　這還是戰役發起之初面對的困難：當時預設的主戰場尚在徐州-新安間的隴海路沿線。而隨著戰局的發展，這個戰場又不斷延伸、擴展，從徐東，到徐州-蚌埠間，再到徐州西南——如果以徐州作為直角坐標系的中心的話，那么這次大決戰的戰場可以說是遍布四個象限區域內，供糧的難度系數也隨之成倍增長。

　　實際上，戰役一打響，部隊一運動，矛盾和問題就來了：

　　十一月八日戰役開始，部隊發展迅速，原定運糧路線、糧站位置，有的失去作用，在供應上有的糧站找不到部隊，而部隊卻找不到糧食，頓形混亂，直到三五天后，部隊位置與運糧路線做到統一，糧食逐漸趕上，才使部隊吃糧得到保證。在三五天的混亂中，由于時間不長，部隊以自帶糧和戰繳糧維持，尚未發生嚴重問題。[]

　　支前大軍的組織者們，必須根據戰況發展中產生的矛盾和問題，不斷地調整和延伸運輸路線、二線轉運站和民站(支前民工的驛站)的布局：

　　淮海戰役因作戰情況變化很快，后勤的布置也隨著作戰的需要經常變化，轉運線也改變了好幾次。從整個戰役開始到結束，根據任務的變化，共建立了四個轉運總站。第一個轉運總站從1948年11月13日建立，到1949年1月19日結束，共移住吳閘子、和尚王、鐵佛寺三個村莊;第二轉運總站從1948年11月9日建立，到1949年1月22日結束，前后共移住古邳、柳集兩處;第三轉運總站是從1949年1月7日建立，到1月19日結束，共突擊13天的轉運任務，住于二郎店;第四轉運總站是1948年11月10日建立，到1949年1月15日結束，共移住六個地方，開始在鐵佛寺、后移往東林莊、徐塘集、朝陽集、張辛集、大在張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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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戰役前后建立七條干線：一條由臨朐、馬站、沂城、臨沂、郯城、新安鎮、唯寧縣至黑樹許;一條由諸城，莒縣、大店、十字路、井家店至郯城;一條由日照、沐水鎮、朱樊、大興莊、李埝，陳鎮至新安鎮;一條由曲阜、鄒、滕、棗、小仲村至邳縣;一條由曲阜、泗水、平邑、燕莊、向城、臺兒莊、宿羊山至賈汪。一條由臨沂的半程、鎮柳莊、磨山、鐵佛寺、道河站、土山、占城至雙溝;一條由新安鎮、炮車、運河站、曹八集、徐州、蕭縣、瓦子口、大吳集至黃口共七線，是根據戰役發展的需要，逐步向前安設的。[]

　　這份珍貴的總結材料總結道：

　　從人民繳納公糧到前方部隊吃糧的整個供給過程，除了糧食的加工和糧站收發外，全部是運糧過程。因此，運糧問題是保證部隊供應上的重要關鍵。

　　在戰爭情況和農村環境的條件下面，運糧的特點是：以落后的運糧工具供應近代化的戰爭，以分散的農村糧食供給大規模集中作戰的啼隊，從落后的運糧工具發展到近代化的運糧工具。這說明運糧任務是極其困難和復雜的。

　　㈠運糧任務是在戰爭環境，惡劣交通、陰雨天氣及為避免敵機襲擾必須夜間運輸等若干具體困難條件下完成的，運糧工具基本上是小車、小挑、牲口為主，直到淮海戰役最后階段，才開始用火車、汽車近代化的運糧工具，基本運輸力是整勞動力、半勞動力、畜力、男、女、老、幼的總動員。

　　㈡糧食來源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的。如濟南戰役中糧食來源，僅包括渤海、魯中南兩地區。在淮海戰役中按舊省界來說，包括山東、河北、江蘇、安徽、河南等五省范圍，從廣大農村里將糧食集中于前方，需經無數次轉運，通過若干不同的運輸方式和使用幾種運輸工具，才能運到目的地。如淮海戰役時，華中自江邊向隴海路運糧，由水運轉成陸運，由陸運再轉水運，須轉換幾次才能到達前方。如山東魯中南一分區運糧，由小車運到太安，再由火車運到兗州，再由小車運到濟寧，再用船運到韜莊，再用火車運到徐州，再用汽車運到蕭縣，從蕭縣再用小車運到隨軍糧站，然后用小挑從糧站運到部隊炊事單位，是通過了小車、火車、船、汽車、小挑五種運輸工具，和經過七次轉運手續，這說明了要完成大規模的戰爭糧食供應，單靠人力加落后工具，或單靠現代交通，是不可能完成任務的，必須以人力加落后工具加現代交通，才能完成將四面八方若干地區分散的農村糧食集中于前方供應作戰。

　　㈢運糧消耗多于前方吃糧，運糧消耗占整個糧食消耗的二分之一，最高至三分之二，如華中在淮海戰役中運到前方糧食三千七百六十三萬斤，運費消耗二千〇一十萬斤，占實運數的百分之五十三，最高者達百分之一百五十，運輸線越長，比例數越大，這是我們落后運輸工具供給近代化戰爭的特點。[]

　　戰爭過去多年之后，國民黨軍方面還在喋喋不休地垢病人民解放軍是“人海戰術”，那是沒對準榫頭。但擱在人民支前這個問題上，卻也不算過于離譜。只不過“人海戰術”這個詞匯得作一更改：這是“人海戰略”，而不是“人海戰術”!能夠廣泛而有效地動員如此龐大的民工隊伍推著小車趕著牲口擔著小挑抬著擔架把糧食送上前線，把傷員抬下戰場，那就不是什么“術”的層面能夠面對和解決的問題，那必須是，也只能是“略”——戰略!人民戰爭的戰略!

　　《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寫道：

　　從支援戰爭的過程證明：以落后的運輸工具支援現代戰爭，以分散的農村物資大規模的集中部隊作戰，沒有千百萬廣大人民的政治覺悟和勞動力加上雖然落后但數量龐大的運輸工作與運輸力，并逐漸發展到運用近代交通運輸，要將廣大地區的分散農村、遙遠距離的八億五千二百一十八萬斤糧食(注：這個數字是指濟南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山東解放區的供糧)及巨大戰爭物資運達前方供應作戰需要和支援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

　　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在協助部隊作戰上也非常給力。

　　時任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二十旅旅長的吳忠曾回憶：淮海戰役第一階段華東野戰軍包圍黃百韜兵團時，他所在的部隊正在汴徐線上作戰。中野首長得悉黃維兵團正從南陽東進援徐，急令他率部前往洪河的廟灣阻滯其東進。他率二十旅在廟灣嚴陣以待兩天未見敵來，地方部隊來人報告才得知黃維已從確山繞道經新蔡過了洪河，正奔阜陽而去。吳忠急令部隊迅速平行追趕，搶在黃維之前趕到阜陽在穎河設防，完成阻滯任務。但部隊現在已經落在敵人后面，要去阜陽就得走“弓背”，怎么趕路也很難趕到黃維前頭……

　　正著急間，豫皖蘇軍區副司令員張國華趕來了。

　　張司令員告訴吳忠：沒關系，旱地趕不贏，我們去界首走水路，一定能趕到黃維前頭。

　　原來劉鄧首長得悉敵情變化后，料到二十旅走“弓背”可能趕不及，遂令豫皖蘇軍區迅速在界首組織船只，順流而下，水運部隊趕到阜陽，截住黃維……

　　吳忠大喜過望，帶上部隊就趕往界首。

　　界首渡口果然已有大量船只和船工在等候，一見部隊趕來就熱情招呼著“快上船。”

　　就這么著，二十旅順風順水，趕到了黃維前頭。

　　黃維兵團先頭十八軍在阜陽渡口，迎頭就吃了一頓胖揍。[]

　　這些船只和船工肯定不是臨時抱佛腳抱來的，那是事前就有布置和準備。

君不聞，“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無盡民力為匪所用”？

　　國民黨軍第十八軍是“五大主力”之一，軍長楊伯濤是個黃埔生，“黨國干才”。

　　多年后，成了“共匪”治下政協委員的楊柏濤曾經以“兩個不同的世界”為題撰文：

　　第十二兵團11月由確山出發，經過豫皖邊界時，老百姓逃避一空，幾乎連個帶路的向導都找不著。新蔡、臨縣一帶，一年前第十八軍曾在這里大抓壯丁補充兵額。這樣老百姓見了國民黨軍隊，自然像洪水猛獸一樣逃避了。蒙城、永城一線，第十八軍也光顧過，真有“車行所至，雞犬為空”模樣。我那時還認為黃河改道沖洗，造成一片凄涼，再加上雙方拉鋸戰，更使人煙稀小，不全是軍隊紀律不好造成。這次我當了俘虜，被解放軍由雙堆集附近押送至是渙集集中，經過幾十里路的行程，舉目回顧，不禁有江山依舊，面目全非，換了一個世界之感。但見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車水馬龍，行人如織，呈現出千千萬萬人民群眾，支援解放軍作戰的偉大場面。路上我們經過一些市集，我從前也打這地方經過，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時門戶緊閉，死寂無人，而這里不僅家家有人、戶戶炊煙，而且鋪面上有賣饅頭、花生、煙酒的，身上有錢的俘虜都爭著去買來吃，押送的解放軍亦不禁阻，他們對饅頭、花生是久別重逢，過屠門而大嚼。還看見一輛輛大車從面前經過，有的車上裝載著宰好刮凈的肥豬，想是稿勞解放軍的。我以前帶著部隊經過這些地方時，連一撮豬毛都沒看見，現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過村莊看見解放軍和老百姓住在一起，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制式不同外，簡直分不了軍和民的界限。國民黨軍隊每到一處，對老百姓是不信任的，有時還要加以監視。特別是進入解放區，有了風吹草動，就要把老百姓集中一處監視起來，唯恐他們與解放軍里應外合，我軍在荷澤、巨野作戰也有這樣辦的。

　　我們這些國民黨軍隊將領，只有當了俘虜，才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面。在強烈的對照下，不能無動于中，不能不正視鐵的事實，承認共產黨、解放軍所在的地方，和國民黨、國民黨軍隊所在的地方，有兩個世界的天壤之別。我當時就大為感慨：認為第十八軍的最后敗滅，非戰之罪，應歸咎于脫離人民群眾，進而敵視人民群眾，在人民群眾的大海里淹沒了。[]

　　華東支前委員會《濟南、淮海、渡江京滬杭三大戰役前支工作總結(草稿)》曾舉出了一個事例：

　　許多民工團隊的長長行列，經過徐州、蚌埠時，市民們都奇怪地說：“怎么這些伕子也沒押著的他們不跑呢?共產黨真是有辦法!”民工答復他們說：“支前都是自愿的，消滅了老蔣才能過安穩日子!”[]

　　這在當年的中國大地上，不可謂不是一個奇觀。

　　多年后，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所撰《國民革命戰史·勘亂戰史·總檢討》也以“無盡民力被匪利用”為題，作出過檢點和反思：

　　古云：“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古代作戰方式簡單，只要第一類補給品供應無缺，其余并不嚴重。現代大軍作戰，物資之消耗量驚人，必須藉完善之補給系統，源源不斷，輸至前線，故更強調“后勤為先”。在勘亂戰時，國軍掌握陸運、水運、空運之絕對優勢，但每遇重要戰役，往往因交通被遮斷，包圍圈縮小，空投無濟于事，最后必至糧彈兩缺，戰力無法持續。如本會戰，我主動放棄連云港，由海上通徐州之路絕，匪軍搶先竄據宿縣，陸上唯一之補給線又被遮斷，各兵團憑攜行糧彈作戰，不到二十天，早已消耗殆盡。

　　匪軍則反是，匪既無可靠之后方，更無空運、船運、鐵路等優越之條件，但匪能取給于地方，取給于前線，遂行全面戰、全民戰，以克制國軍之純軍事戰。自日本投降，俄軍入據東北及熱河后，林彪、陳毅、聶榮臻等匪部，或多或少可自俄軍手中，獲得供應(匪自遼南經海上運輸物資至膠東之通路，始終未斷)，其他各地匪軍，則全靠自力更生，擴充實力，例如勘亂初期，晉東南及漳河等地區之作戰以來，大小戰役，國軍每有師級單位兵力，被匪圍殲，所有武器裝備，悉被利用，叛變投匪者，則更無論已。如本會戰初期叛變之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及在濟南保衛戰中叛變之吳化文旅等單位，投匪不到兩月，即出現在陳官莊、青龍集等戰場，參加對國軍之作戰。根據共匪全民皆兵，全面動員之組織與制度，其軍事戰力是按野戰部隊、軍區部隊、民兵部隊三級區分，逐次向上遞補，故第一線兵力，永遠不虞匱乏。匪軍除戰列部隊之外，所有糧彈運補，傷患后送，乃至挖掘戰壕、破壞交通等戰地勤務，則全部依賴民力。據匪酋葉劍英所著《偉大的戰略決戰》一書中透露，華東軍區陳毅匪軍為十六個縱隊，約四十萬人，華中軍區劉伯承匪軍為十個縱隊，直接參加作戰者，為八個縱隊，約二十萬人。另動員四十萬軍區部隊，及二百萬民伕，以支援本會戰。[]他如在遼西會戰時，匪曾動員軍區部隊十六個獨立旅及八十二個獨立團，共約三十萬人，另動員一萬三千八百余余副擔架，三萬六千七百輛大車(每輛約等于一噸半之汽車)，及九萬六千余民伕，支援作戰。以上各役，均已達到一兵一民，一兵二民至一兵三民之比率。

　　反觀國軍之補充，均采師、團管區制度，不能隨作戰地區遠近緩急，機動運用。物資之補充，更有賴大后方之長途運輸。共為補給面，我為補給線，共匪能動員全民，一體參戰，而我則只能調動軍隊，從事純軍事戰，廣大之戰地民力，不但不能利用，反至厲為負累。例如本會戰初期，第七兵團由新安鎮地區向徐州機動，數以萬計之難民，壅塞運河橋頭，與軍隊爭道，黃兵團之被殲，此為原因之一。故民力之未能全面動員，充分利用，為整個勘亂戰中之一大缺失，不僅徐蚌會戰而已。[]

　　這些檢點得沒啥不對，可問題是，民力資源的優勢，原本是在失敗一方啊?

　　史載：

　　淮海戰役期間，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948年11月15日發出《關于全力支援淮海戰役的指示》，指出：“要使全黨全軍及所有機關、學校、醫院、企業等全體人員，認識此次決戰之重大意義，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高度發揮各人的積極性與熱情智慧，爭取此次決戰之完全勝利。”11月2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也發出《關于緊急動員起來支援淮海前線的指示》，號召各級黨委“宣傳鼓動群眾，造成廣大群眾支援戰爭的熱潮，以保證支前任務的完成”。

　　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是在總前委和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原局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主要支前機構有：華東支前委員會、華中支前司令部、中原支前委員會、冀魯豫戰勤總指揮部。最后圍殲杜聿明集團之前，即1948年1 2月26～29日，淮海戰役總前委召開了由華東、中原支前委員會和冀魯豫戰勤總指揮部及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代表參加的聯合支前會議，主要討論獷糧食供應和民工使用問題，使淮海戰役支前工作更加有計劃地協調進行。

　　淮海戰役集中地體現了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據統計，除在后方動員的碾米、磨面和做軍鞋的人力外，共出動包括隨軍、二線轉運常備民工和臨時民工在內的支前民工達543萬人，為參戰部隊的9倍。共動用擔架20.6萬副、大小車88萬余輛、挑子35.5萬副、牲畜76.7萬頭、汽車257輛、船8500余只，前送彈藥7300余噸、糧食近44萬噸、后運傷病員11萬余人，并組織民兵團130余個，擔負警衛物資、看押俘虜和打掃戰場等任務。華東、中原和華北解放區人民，為支援淮海戰役作出了巨大貢獻。正如陳毅所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這相當驚人的一組數據的背后，是一大批默默無聞幕后英雄的辛勤勞動和奉獻。

　　戰役期間，作戰部隊時常處于無預示或預示時間很短的高度機動之中，汽車就那么兩百多輛，戰役打響時火車還只能通到兗州，以人力畜力為主的供應隊伍要保證時時處處跟得上，供得足，其組織難度之大，今天的在沙龍里坐而論戰的人們是很難想像的!——很多時候，“因交通不便，使用運輸工具落后，多種多樣，基本上以小車、小挑、特口運輸為主，有的糧食運到前方要經過小車、火車、船只、汽車、小挑連續7次轉運，彈藥和其他物資也是如此”……

　　當年的魯中一專區支前隊伍曾留下過一張運輸工具圖：

　　戰役中，部隊不停的機動，運輸隊伍就得不停的重新布局——當然也不停的機動。從各戰略區中央局到黨政領導們，頭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支前”，從華東局的領導人饒潄石、張鼎丞、康生、黎玉，中原局領導人鄧子恢，到具體組織后勤供應工作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如楊立三、劉瑞龍、宋任窮、傅秋濤、楊一辰、張雨帆、魏思文、張勁夫、程照軒、趙錦純、梁竹航、高克亭、張光中、李樂平、謝暉、王卓如、陳放、向明、汪道涵、賀希明、曹獲秋、陳國棟、萬金培、呂鎮中、李干臣、黃勝，畢占云、文建武、李一清、鞏丕基、李懋火、賈一平、劉致遠、韓哲一、袁子揚、劉岱峰、文建武、周駿鳴、鄺任農……，等等，這一大批“糧草官”們，也沒有如諸多戰將們那樣，多年之后仍被置于聚光燈下，以致于他們在這場南線大決戰中無論如何也不能無視或忽視的功勞苦勞，迄今也難得被人稱道……

　　但是，要是沒有他們，這次決戰的勝利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在淮海戰役的諸多文電中，有這樣一份很不起眼，迄今也沒有多少人關注的電報：

　　劉陳鄧，粟陳張：

　　我們亥冬知徐敵西逃，華野過路西作戰，即令任窮趕籌糧草，并要瑞龍與一辰代表華東、中原局會商糧草統籌辦法，并嚴令豫皖蘇一、五分區確實負責鐵路交通安全。亥支即從鄭州送中鈔二億到商丘，華野派人接收使用。亥齊知華野可在湯山車站接收糧食，即令劉岱峰于亥齊從鄭州搜集糧六十五萬斤東運碭山，又令豫西從一、四、五分區趕交小米、小麥一千萬斤上火車東運。另計劃在鄭州、開封、洛陽、許昌、新鄭、襄城等處建立大倉庫，但究竟前方人數多少，需糧多少，豫皖蘇可供多少，路東、徐州可供多少，要豫西供應多少，一千萬斤夠不夠，碭山是否有人接收二億元，是否收到，未見電告……望劉陳鄧，粟陳張就近召集瑞龍、一辰面商統一分配計劃，并應由劉（瑞龍）、楊（一辰）組成統一支前機構。隨時電告我們。

　　鄧李

　　(十二月)十二日[]

　　這其實是一大堆“鐵算盤”和“糧草官”們戰地生存狀況的一個縮影。

　　他們沒在第一線指揮血肉相搏的戰斗，但卻時時得把神經蹦得緊緊的，還得見天兒死乞白咧地滿世界電報電話乃至追上門去找部隊和支前隊伍詢戰況，問需求，盤賬本，調運力，而不是等著人來下訂單催送貨——大領導也經常抱著電話機打瞌睡!強調和要求的是主動性、預見性，同時還得時時督促著招呼各方諸侯組織運力把彈藥、糧草運送到位——直至零公里。完成任務那是應該的本份的，耽誤了功夫那是要招人罵的!他們在這場大決戰中忙活的程度，一點也不比前方將士和總前委那五大成員少一丁半點兒——而且還可能更多。這份電報的背后，是一大堆“糧草官”們一雙雙因睡眠嚴重不足而熬得通紅的眼睛，一身身連跑帶顛兒四處救場總也擦不完的汗水……

　　“部隊打向前，小車推向前”，那可是說說容易做來難。象千軍萬馬奔徐西去攆杜聿明那樣的突發情況，部隊攆上去了，糧食卻很難及時跟上去。那么“糧草官”們就得一邊重新調整部署組織運力，一邊還得想辦法協助部隊先就地籌糧渡過難關：

　　徐州敵人于12月1日向西南逃竄，部隊日夜追擊;有的部隊乘汽車追趕，這時糧食供給發生困難，形成了部隊追擊敵人，糧食追不上部隊的混亂現象，直到將敵人包圍于蕭、永地區部隊固定后，糧食才逐漸趕到。

　　部隊在追擊敵人和初到蕭、永地區期間的糧食問題，主要是就地籌借。華支前辦抽調了兩千余民，配合當地政府籌糧，三四天內共籌糧三百萬斤供給了部隊。這是淮海戰役糧食最困難的幾天，直到三五天后，后邊的糧食陸續運到，當地政府開始統一動員供給，供應情況才逐淅好轉。當時華支前辦報告中說：“部隊追敵人第一階段(三、四天)，后邊糧食掉了隊，又找不上地方政府，部隊多是就地籌借的紅面子(高糧面)、豆子、地瓜等糧食，但大多數尚未真正餓肚子，個別單位也有餓肚子的。現在，后方糧食已開始趕到，地方政府已找上，糧食困難基本已渡過……”但是，所有一套供應機構，遠遠拋在徐州以東的土山、朝陽集、窯灣一帶，一萬余運糧小車，仍散布在從蕭縣至土山幾百里的路上，當時是一面收擾攏后，一面配置前方，再一次作新的布置。[]

　　一個戰士屁股后頭，就有三個以上乃至五個以上的人在保障，這是個什么格局?

　　這種格局，想沒有“戰場再生能力”，都不科學啊!

　　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對這個格局有很高評價——同時也指出了不足：

　　地方黨政軍民不顧任何困難與代價，以全力支援前線，這是戰役取得勝利的決定因素之一。這不僅在物質上使部隊得到充分的供給，而且在精神上給了部隊以極大鼓勵，使部隊無所顧慮，使戰士勇于殺敵而不怕負傷，這樣使我軍戰斗力亦大為增強。在如此大規模連續戰斗中，我們雖沒有足夠的現代交通運輸工具，仍能使部隊不感到補給困難，這是難能可貴的，是后方黨政軍民工作同志盡了最大努力的結果。此次淮海戰役因敵收縮逃竄，使我們作戰地區亦隨之變更數次，因而運送傷員、糧食均有困難。雖然糧食能在戰區就地征借，但由于事先準備欠周（我們于戰役前，曾經再三提議預制借糧證，但以財糧處不同意而作罷），部隊急速前進，糧食接濟不上，就地借糧時，有混亂事情發生，亦頗影響群眾生計。[]

　　據當時因患黑熱病正在山東青州治療的原山東兵團參謀長劉少卿回憶，淮海戰役發起后他正在養病，連站起來走路都困難。可正到處找人支差派活兒的饒潄石、張鼎丞卻帶著一副擔架找上門來了，要他到臨沂的支前辦事處當主任。饒政委一邊嘴里說著現在支前任務太重，人手實在太緊，你到了那里只需要躺著說話指揮就行，一邊根本就不由分說揮手就讓擔架把他抬上汽車，一路不停把這個病號拉到臨沂去應差……

　　就這么著，劉少卿躺在擔架上也參加了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

　　真就是麻子打呵欠——全體洞圓(動員)啊!

　　筆者意見，如果說國民黨軍方面在這次決戰中有過什么誤判的話，那么最重要的兩個誤判是比其他任何誤判的后果都要嚴重：一是對人民解放軍“連續作戰”能力嚴重估計不足，二是對人民解放軍強大的后勤運補能力嚴重估計不足——甚至還誤認為這是對方的弱勢而是已方的優勢。

　　最要命的是，這還是從統帥部到戰場諸將們上上下下達成了共識的“誤判”!

——這個后果，極具災難性!

“事后諸葛”亮不亮？——失敗者多年后的檢點與總結

　　關于國共雙方的這次南線大決戰，如今早已見諸于祖國大陸的各種史籍典冊，而且已經成為了各種影視作品的豐富素材。人們早已耳熟能詳不說，也為各路軍迷提供了長期的熱議話題，可謂經久而不衰!然而迄今為止，我們見得最多的，還是勝利者方面的記錄，以及進出過“共軍”的“戰犯管理所”、有被“洗腦”之嫌的前國民黨軍參戰將領的回憶。如此，當然也就難免為前朝遺老、當代“果粉”所垢病——他們都以“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為由，對這些記錄頑強地表達或表現出了忽視，乃至無視之意。

　　筆者這次就開一新局：用失敗一方的“事后諸葛”之論，來為這場戰事打總結。

　　——至于各位讀者從中得出什么樣的結論，那就由各自見仁見智了。

　　1984年(民國七十三年)，臺灣的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編撰了《國民革命戰史·勘亂戰史》，其中《華東地區作戰·徐蚌會戰》對國共雙方的此次南線大決戰的演進過程也有詳陳，也有“經驗教訓”之總結。

　　在此，筆者將其“經驗教訓”部分照錄于后，與本書讀者們同鑒共賞：

　　此次會戰，共匪傾其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潼關以東之全力，動員陳、劉二匪所部27個縱隊，及土共、民兵等計共約70余萬之眾，以作孤注一擲。國軍于會戰直前，為集中兵力，雖曾主動撤守鄭、汴、臨沂;并自華中調集第十二兵團及第十三綏區，因屬適切之指導，惜以華中剿總，誤中劉匪豫西佯動奸計，先期誘致第十二兵團西趨南陽，以致延誤東進，造成分散，又華中剿總，以當面受匪威脅為由，不欲第十三綏區所屬兩個軍東調，以致逐次到達戰場者，共僅六十六個師，總兵力約四十萬，雖裝備較匪為優，但因連年轉戰南北，整補多未完成，其中除第十二兵團所屬各軍較為完整外，其他各軍則名實不符，尤以第十二軍等重新建立單位，悉皆甫由輸卒編成，戰力脆弱，故當時參戰國軍，雖號稱七個兵團共二十七個軍，與匪二十七個縱隊數量相當，但實際戰力，卻遠遜于匪。

　　反觀匪軍兵力，不但較我優勢，且能全部集中，同時投入戰斗，雖蒙重大傷亡，亦能依次其裹脅之伎，隨戰隨補，兵員不虞匱乏，始終保持足額。但國軍則否，除因作戰消耗，無法補充，兵力逐漸遞減外，更須抽調四分之一以上兵力，但任守備，不能機動使用，復因第三綏區有張、何之變，及第一一〇師陣前叛變，影響所及，戰力因之大減，故徐蚌會戰，國軍戰力之不足，顯為會戰失敗之主因，益以逐次投入戰場，分別為匪孤困，致使優勢形勢，更為明顯。

　　次在徐州剿總，猶豫徬徨，遲疑下達放棄海州的決心，致第七兵團因須接應掩護，復因未先完成運河渡河準備，終被陳匪截擊，困限碾莊，影響所及，從此陷于被動作戰，徐州戰場，乃為匪所主宰，而使徐蚌會戰成為亙古未有之悲慘結局。

　　吾人綜觀本會戰什得鑒戒之處殊多，惟僅就其中犖犖大者，述之如后。

　　一、大軍作戰，首重態勢;大軍作戰，首求“立于不敗之地”，庶可“制人而不制于人”。故作戰之初，或于作戰期間，務宜適時創造或運用有利態勢，以開啟勝利之門，若態勢上稍有不及，即宜盡速調整部署，急謀補救，蓋盡“形人”“先勝”之道，方不致陷于不利;凡屬恃勇輕進，或墨守成規，無視全局，不辨優劣，不知造勢、乘勢、用勢者，均非所宜。

　　徐州剿總既以決心以內線作戰指導，實施機動攻擊，就該及早完成集中，并迫使匪軍保持分離，始可各個擊破外線之匪。然當會戰直前，徐州國軍主力(三個兵團)，尚一線伸展于隴海路沿線，第六、第八、第十六兵團，卻偏處蚌埠、蒙城;而第十二兵團尚遠在百十公里以外，星羅棋布，散布于一廣漠空間，不僅無以言集中，更非外線作戰之態勢，實乃伸展五指，各自孤立，予匪得有分別圍攻之機會。

　　設若當時采用杜案，無論“先劉后陳”，或“先陳后劉”，縱然第七兵團仍難逃潰滅命運，然我對某一方面之有利態勢，業已形成，則何至有雙堆集、陳官莊接蹱而至之厄運，徐州剿總，未重態勢，殊為遣憾。

　　二、為將在以救大局，識大體為主：本會戰發起之初，如若徐州、華中兩個剿匪總部，能本同一目標，密切協同，靈活運用，適時集中兵團，使華中之一部兵力及早東進，當可予陳(毅)、劉(伯承)二匪以致命打擊，惜以華中剿總，初則為劉匪所愚，過于重視轄區豫西之利益，反將黃維兵團，貿然西移南陽，以致會戰一經開始，再行東調，為時已晚，不僅無補全局，反而自陷絕境，該兵團如能早期到達徐州，則整個戰局，必然完全改觀。

　　又國防部令黃維兵團東調，除該兵團所轄四個軍外，并包括第十三綏區所部第二、第十五軍，惟華中剿總，以豫西匪勢猖獗為由，堅欲第十三綏區兩個軍，不令同行，甚之，第十二兵團序列內之第八十五軍及第四十九師，亦不令與俱，幾經申令，始予放行。

　　第十三綏區所部兩個軍(第二、第十五)戰力堅強，始當時能尾隨第十二兵團之后跟進，則黃維兵團之戰力，將大為增強，不但沿途匪軍，不敢放膽攻擊，且有足夠能力，摧毀劉匪之抵抗，一旦進抵宿縣，與第六兵團完成會師，再合力北進，不僅決無杜部之失，且可集中五個兵團(第二、第六、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與匪決一雄雌，縱使不獲全勝，然亦不致如此慘敗，殆無疑義。

　　當黃百韜兵團于碾莊被圍后，國防部復電華中剿總，迅調第二軍迅速船運浦口，準備沿津浦路北上，會合第六兵團，拼力解黃兵團之圍，縱不能挽救黃兵團垂危之命，然亦不致陷于全軍覆滅，惜以軍令不行，致有此失，良可概也。

　　曾文正公嘗言：“為將者在以救大局，識大體為主”。國軍將領，竟無此修養，僅為自身利益，無視全局，坐令逐一潰滅，此豈又屬部隊作戰不力之罪耶？

　　三、兵貴神速，應動如脫兔：黃維兵團，以十萬大軍千里馳援，負有積極之任務，自應講求“后發先至”之行動，方不致陷于匪軍“圍點打援”之陷阱，惟黃司令官既不遵照上級指示，將重裝備之部隊，由漢口水運浦口，再沿津浦路北上，以減輕行動負累，且對行軍部署，亦有悖常理，所有部隊共趨一道，以致兵團縱長達百公里以上。渡河時僅架橋三座，漫不經心，蠕蠕而動，其與匪軍狂奔急竄，判若天壤，無怪兵團之行止早已為匪掌握，焉有不入陷阱之理。

　　反觀劉匪于我第十二兵團東進時，除以一部在兵團進路之前，破壞交通，設置重重阻絕外，并以一個縱隊在其側后跟蹤并進，迄十一月十八日，黃維兵團進抵蒙城，該匪以力有未逮，只得隱伏監視，俟該兵團進至澮河以北，則奪取蒙城，切斷補給線，利用有利地形，予以困陷，是時(十一月二十三日)，蚌埠第六兵團已進至西寺坡，而第十二兵團亦有東移跡象，劉匪唯恐國軍會合，乃積極向東迂回，一夜之間，不僅切斷第十二兵團東向通路，且已完成包圍之勢，其在時、空、力與地陣之配合運用，頗為允當，而其行動之快速，尤屬驚人。僅此快速之機動，從而改變整個態勢，成敗之局由是而定。

　　是故，兵貴神速，切戒蝸牛爬行，尤應動若脫兔，依快速之運動，產生連鎖之奇襲效應，進而開創最佳之殲敵態勢，實為吾人必須遵行之鐵則也。

　　四、剿匪作戰，最重防諜保密：國軍對防諜保密，素少重視，尤當勘亂時期，政工制度改充數為新聞處后，我戰列部隊之精神武裝，既無形解體，軍隊一旦失去靈魂，組織隨之瓦解，由是匪謀乃得大量滲入國軍各階層，從事各項顛覆、破壞、情報等活動，而我各野戰部隊，由于缺乏周密之保護措施，使國軍計劃、行動，渲洩無余，且部分投機分子，每嘗軍事情況緊急，鞭長莫及之際，在潛伏匪諜之誘迫下，變節叛變，毫無顧忌，僅覆掌之間，匪我戰力之消長，優劣易勢，對其作戰之影響，莫此為甚。本會戰之初，第三綏區副司令張克俠及何基灃二逆，公然脅迫所部叛降，防地因而大亂，防守徐北之兩個軍，旋告瓦解，北側門戶，由是洞開，陳匪乃得直搏徐州東部，使徐州岌岌可危，其對爾后東進解圍作戰，更增無限困阻。否則，第十三兵團何至過早自運河西岸西移，而第七兵團又何至陷入孤困之局。追本求源，皆因防諜肅奸之不周不嚴，而導致張、何之變，造成連鎖性之惡果。

　　又通信保密，一般尚能遵守;惟高級將領，則向少重視。每當通話，鮮少使用密語，如黃維司令官于雙堆集準備突圍前，竟以明語電告其妻，為匪偵悉，而先該兵團發起猛攻，致突圍行動，無法實施。又杜部十一月三十日夜，由徐州開始向西南轉進，而匪部于是日午后，即由宿縣以北，傾巢西進，若非洩密，何以如此巧合，此皆國軍保防不嚴之明證。

　　五、唯有采取積極之精神，才是達成防守目的之不二法門：本會戰中，無論第七、第十二兵團及杜部，分別被困于碾莊、雙堆集、陳官莊，究其本意，自始原皆具有積極之企圖，除碾莊之黃兵團，曾奉命固守待援外，其余均非自甘固守自愿挨打。但其對兵力之運用與作戰指導，居然悉數賦與固定之防守責任區，未能控制足以左右戰局之機動部隊，所有出擊、突圍，全賴各地區(軍或兵團)自力完成，使上級指揮官毫無彈性運用之余地，此種嚴重錯失，無怪一旦被圍，即無力打破現狀，以開創新局。

　　吾人似宜體系，控制一支強大之預備隊，其較周密而堅強之防守，更具價值，它不僅可使防者保持最大之彈性，尤可為上級指揮官貫徹其作戰意志，而此一預備隊之兵力愈大，機動性愈強，則其產生之影響，愈具有決定性之效果。因此，在消極的防御中，仍應抱有積極之精神，也唯有積極之精神，才能保證防御之成功。

　　六、正面攻擊，應形成重點，開辟缺口為主：攻擊時必須形成重點，乃眾所周知之事，而重點之形成，通常賴兵力、火力與正面三者相互配合而成。但在第二、第十三兵團東進解圍作戰時，兩者正面當面地形較為險阻，故重點并不顯著，最后仍演成平堆式攻擊，自難獲得突破性之發展。

　　以當時匪情言，國軍雖傾五個軍(第十二軍實僅一個師)之兵力，僅并非優勢，尤以南側匪軍較我為強，欲圖迂回突進，實所不許，與其必須正面攻擊，第二兵團何不集中兵力、火力于第五軍狹小正面，而第十三兵團亦置主攻于鐵路線北側，拼力打開缺口，繼以戰車團行戰果擴張，向碾莊挺進，而以摩托化步兵跟進支援，戰術空軍行縱隊掩護，則匪之防御必然瓦解，而與碾莊第七兵團會師目的，自當有達成之機會。

　　反觀匪之攻擊，無不集中攻我一點，使我之據點逐一淪失，防地日危，最后歸于潰滅，而國軍攻擊部署，未能貫注全力于所望之點，以開辟缺口，妄圖作全正面齊頭并進，殊有不當。

　　七、重視天候地形之研究與準備：小部隊作戰，對地區內天候、地形之偵測與蒐集，不可稍有疏忽;而大軍作戰，則對預想戰場之兵要資料與地區研究，尤須充實精到，凡一切足以影響軍事行動之限制因素，早應妥謀對策，預作肆應或克服之道，俾免自陷于不利。本會戰中，第七兵團奉命西移，對渡過運河所需橋梁舟具，未盡妥善處置與準備，而徐州剿總，亦未主動分配所需之工兵支援，以致大軍與難民，爭相蝟集運河橋梁，擁塞不通，遭匪襲擊，即呈紊亂狀況，影響西行速度，使匪得有充裕時間，蜂涌南下，完成合圍，洵屬憾事。（引者注：此案例可與對手中原野戰軍第一縱隊二十旅南下阻滯黃維兵團時豫皖蘇軍民及時動員和組織船運，后發卻又先至的案例作一對比！）

　　八、妥善處置難民，以免為匪所每乘：難民乃無組織之群眾，扶老攜幼，盲目趨附，且以隨軍愈近愈為安全，故其對軍事行動之妨礙，實有甚于敵之來犯，蓋大敵當前，基于民胞物與之心理，縱有鐵甲利兵，亦不忍阻遏或摧殘難民浪潮。二次大戰初期，法蘭西之增援部隊，在迎面涌來之難民沖擊下，不僅無法挺進應戰，甚且有反被難民潮沖散之先例。對匪作戰，難民之危害，較此更甚，因奸匪長于冒充混進，故意造謠滋事，透迫真為逃命之善良百姓為其利用，困擾國軍。而國軍必須衛民愛民，因礙于民命，無法作嚴厲之處斷，于運河橋梁與難民爭道，遲滯難行;杜部于向永城轉進，亦與難民混雜一途，窒礙鈍重，兩天行程僅七十公里，使陳匪獲得較充裕時間與機會，完成合圍，即為最顯著之例證。

　　故對難民問題唯有事前妥善準備，善加引導管制，使與軍隊隔離，另途行進，則奸匪詭計即難得逞。此一教訓，殊值吾人鑒戒。[]

　　筆者看法，這些“經驗教訓”的總結看起來很周詳，個個有理——其實其中很多內容在戰前的南京軍事檢討會議上已經討論且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也頭頭是道，但是，為什么就貫徹不下去呢?這些措施有沒有可能是下錯了藥而并不對癥呢?這些“個個有理，頭頭是道”，是不是還有言外之緣由，不便、不愿或不敢言及呢?

　　比如，在這個“經驗教訓”的最后一條中，“無組織之群眾之盲目趨附”，成了“國軍”行動之累贅，可為什么在對手那邊，卻是民多于兵，“一兵三民”乃至“一兵五民”同行、攜行或追行呢?這些推著小車、扛著挑子、抬著擔架的“伕子”們追著當兵的走，沒有當兵的押著看著卻也沒一哄而散，反而成就了戰爭史上罕有之奇景壯觀呢!這種迥然相異的場景，背后究竟有著什么樣的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