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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思想是解放軍真正靈魂和力量源泉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前門驅虎，后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

11月19日即斯大林與丘吉爾達成那份秘密瓜分歐洲的“百分比協定”后的一個多月，斯大林便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zong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

斯大林說：“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

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樓上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愿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并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后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于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

此后斯大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后，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志確實為斯大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

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

關于今后軍隊與黨的關系，文件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于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后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系，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系。”

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

毛主席在黨的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

由于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銳斗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并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采取懷疑態度，對于許多工作不愿實行認真的轉變，不愿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形式。

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說服他們。

由于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后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并為廣大群眾看清之后，在國民黨實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并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

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群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后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于1948年與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后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后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于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

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并說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斗爭。

在中共取得“三大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后，美國用李宗仁換下有那么點“半獨立性”的蔣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總統”，隨后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個月前，即1948年8、9月間朝鮮半島出現“和平民主”的東方“樣板”：半島南北正式和平裂分為兩個國家。

大概是受到朝鮮半島形勢的鼓舞，在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并決定過江統一全中國的前夕，斯大林開始頻繁暗示共產黨軍隊不要南下過江。

1948年12月斯大林轉給毛澤東一封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請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面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此為毛澤東斷然拒絕。

1949年伊始，就在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的當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復發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建立和平，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布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

至于斯大林的真實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表達的很明白，他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

毛主席看南京解放捷報

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說：毛主席笑了，笑聲很大，很鼓勵人。毛主席笑著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

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

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此時的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勸阻”，決然過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予以回應。

1949年4月21日即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戰線上渡過長江。

4月20日，解放軍首先遇到英國艦只“紫石英號”的挑釁。人民解放軍予以堅決打擊，“紫石英號”被重創后逃出長江口。4月26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以老牌海權大國的傲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實行武力報復”。

艾德禮也在當天表示：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關于“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說：“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么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

1949年毛澤東訪問蘇聯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的歷史，我們真得要感謝毛澤東同志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擔綱，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

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這樣的版圖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結構及其穩定的力學原理。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

為此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布普遍處于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于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

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如果我們知道這些，那就會知道毛澤東統一中國對于中國及亞洲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并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抗美援朝

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

受著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后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于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

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

比較同期的中國，在中國有一支聽命于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人民軍隊，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卻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說軍隊，就是必要的財力也不足。“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盡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干部。眼看著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

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于有了一支聽命于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斗爭并于兩年后實現中國統一。

中印邊境反擊戰

看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及以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有什么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么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

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

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

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可見，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于誰領導，用什么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礎意義的思想資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并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斗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