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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際戰(zhàn)略始終圍繞著一個中心——“民主制度輸出”進行。

冷戰(zhàn)后，美國歷屆政府一直將“推進民主”作為全球戰(zhàn)略的重要內容，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尤其重視這項對外戰(zhàn)略的政治實踐，之后被奧巴馬承襲。然而，這種單方面、強力推行政治價值觀的行為，引起了諸多國家的反感，遭到了多國人民的反對。特朗普在競選時曾公開宣稱美國的外交政策不能基于對海外的民主輸出，但他上任后美國的對外政策并沒有發(fā)生實質性轉變。我們應如何理解美國的“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本文試圖對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內容、特征和本質進行分析，從而正確認識和把握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實質，這對于我們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高我們黨處理國際事務能力、維護國家安全等具有重要的價值。

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基本內容和特征

“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主要是指美國等西方國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以本國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標準左右他國政治發(fā)展，力圖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制度。

1.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現實脈絡

冷戰(zhàn)期間，美國推進民主是為了爭奪“中間地帶”，對蘇聯(lián)、東歐等實施“和平演變”，帶有深刻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烙印。1994年的美國《國家安全報告》提出“參與和擴展戰(zhàn)略”，確定把“推進民主、維護安全、擴展經濟”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三大目標，由此美國正式將推進“民主”作為謀取世界霸權的重要手段。在“9·11”事件后，美國更是積極推動中東民主改造進程，煽動和支持“顏色革命”，同時借助盟國的力量推進民主，把擴展民主作為外交事務的中心任務，并開始鼓動“自由國家”團結一致推進全球“自由進程”。如以鞏固所謂“民主國家共同體”為由，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極力修復因伊戰(zhàn)而疏遠的美歐關系，并以強硬態(tài)度對待與之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繼續(xù)對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采取合作與遏制并舉的策略。前總統(tǒng)奧巴馬在就職演說中著重強調，“美國民主是美國民族信念和精神的體現，是美國永恒的力量。把美國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國夢，仍然放著光芒，仍然是美國的不懈追求”。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fā)迫使奧巴馬政府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力求借助盟國的力量完成向世界推廣美國民主的使命。比如，無端干涉亞洲內部事務，利用亞洲國家間存在的領土邊界等歷史遺留問題，挑撥它們之間的關系等。可以看出，奧巴馬政府繼續(xù)將全世界的“美國化”作為根本戰(zhàn)略，還利用“民主”公然干涉他國內政，積極推行霸權政治。奧巴馬連任之后比第一任期更加積極地推動“民主輸出戰(zhàn)略”。一方面，任用了對民主人權事務更為上心的國務卿克里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的緩解也讓美國重新找回了信心，隸屬于美國數量龐大的非政府組織再一次活躍起來。根據美國2013財年預算，美國在全球多數地區(qū)的“民主投入”都有顯著提升，尤其是在亞太地區(qū)，投入相比2012財年同比增長25%，這足以讓“自由之家”“民主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開辟更多的項目。

特朗普在競選美國總統(tǒng)的過程中曾經一度通過批評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來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在有關對外政策的競選演說中他曾明確表示，美國在伊拉克、埃及、利比亞及敘利亞的路線都犯了錯誤，每一個行動都使該地區(qū)陷入混亂，并給予了ISIS所需要的生長和繁盛空間。而這些錯誤都源于一種危險的想法，即美國可以使沒有西方民主經驗或者對西方民主不感興趣的國家變成西方民主國家。然而，在特朗普正式當選美國總統(tǒng)之后，他不僅沒有放棄美國的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反而力圖通過軍事膨脹來加強其在海外的國家建構。顯然，“民主制度輸出”仍是美國現今追求的目標。

2.“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動因

 “民主制度輸出”體現了美國政府對于美國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價值觀念的篤信。冷戰(zhàn)結束后，有學者總結分析了冷戰(zhàn)的經驗和教訓，并提出了“民主和平論”。“民主和平論”認為，由于民主國家間不易爆發(fā)沖突和戰(zhàn)爭、或是推翻現政權的革命或政變，所以從世界范圍來看，民主化程度越高，就越趨向于和平，也就對美國的國家安全、社會制度以及全球利益都更有保證。基于這樣的理論，美國更應該致力于推動世界民主化運動，領導世界民主化趨勢。弗朗西斯·福山也曾樂觀地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最后的歷史是自由民主的歷史，在自由民主階段，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就此終結。

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高級助理、后來被克林頓總統(tǒng)任命為助理國務卿的莫頓·霍爾珀林認為，“美國應該在世界邁向民主的進程中擔當起領導角色，民主政府更愛好和平，很少發(fā)動戰(zhàn)爭或者引發(fā)暴力。那些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不可能與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進行戰(zhàn)爭，也更愿意支持對武器貿易的限制，鼓勵和平解決糾紛，促進自由貿易。這樣，當一個民族試圖舉行自由選舉和建立憲政民主體制時，美國和國際社會不僅應該幫助，而且應該保證這一結果”。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提出：“民主的傳播有助于解決美國外交政策面臨的其他問題，民主國家不會侵犯人權，不會攻擊鄰邦，不會采取限制性的貿易政策，不會從事恐怖主義或者不會制造難民。” “民主和平論”和“歷史終結論”作為冷戰(zhàn)后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理論依據，不僅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而且為宣揚美國國家價值觀提供了新的邏輯前提。

美國進行“民主制度輸出”的另一個現實動因是以民主為旗幟，推行新干涉主義。美國極力宣揚民主的“普世”意義，意在利用人們對“普世”這一概念的模糊性認知，實現其所謂“民主理念”的傳播。通過強調民主的“普世性”，美國力圖推進人民對“民主”這一概念的廣泛性認知，最大限度地減少所謂非民主國家人們對其推行的民主在價值認同上的障礙，以便其在邏輯上“合情、合理”地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順理成章地肢解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本國政治文化的認同，從而對這些國家植入美式民主理念，讓全世界都忠誠、信奉、認同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進而實現其“美國夢”。例如，美國總是以“人道主義干涉”或“新干涉主義”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甚至顛覆他國政權。還曾以打擊恐怖主義和消除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為旗號，發(fā)動了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這些都留下了美國借用“民主”推行其霸權行動的劣跡。除了武力之外，美國時常還以經濟援助為誘餌，以民主、人權為壓力，力圖將中亞國家納入美國的戰(zhàn)略軌道，弱化乃至抵消俄羅斯在該地區(qū)的影響力，并遏制中國的發(fā)展壯大。在中東，美國通過石油經濟政策的威逼與利誘，對中東國家進行政治體制改造，期望利用石油經濟的主動權塑造政治上親美、經濟上附美、文化上信美的民主政權，進而削弱該地區(qū)的反美武裝和伊斯蘭極端勢力，這樣不但可以獲得穩(wěn)定的石油來源，而且還能制約依賴中東能源的其他競爭對手，擴大美國優(yōu)勢。

簡而言之，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美國試圖通過“民主制度輸出”改造有關國家，可從中收獲四個方面的利益：一是通過控制中東和中亞各國政權，把控這些國家石油進口的方便渠道，確保美國全球能源主導地位；二是通過控制東歐和中亞等“心臟地帶”，有效遏制俄羅斯，并對發(fā)展中的印度和中國形成戰(zhàn)略圍堵，防范可能威脅美國的地區(qū)大國的崛起，以期控制整個世界；三是根除恐怖主義威脅，有利于維護美國的和平與安全；四是按照美國的意志推進世界各國的“民主化”，以“民主世界”的領袖來領導全球，鞏固其霸權地位。由此可見，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基本特征就是美國國家利益至上。

3.“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主要手段

美國推行的美式民主，以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為后盾，根據改造國的具體情況，交替或綜合運用軍事干涉、政治高壓、文化侵蝕、經濟引誘或制裁以及非政府組織滲透等多種手段，迫使一些主權國家政府屈服，有時甚至直接出兵顛覆一些國家現政權。

（1）軍事打擊和干涉。冷戰(zhàn)期間，美國為了與蘇聯(lián)爭霸，對朝鮮、黎巴嫩、多米尼加、越南、格林納達和巴拿馬進行了武裝干涉。冷戰(zhàn)后期，美軍以“人道主義干涉”為借口，打擊“南聯(lián)盟”科索沃和海地。“9·11”事件后，美國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為重點，發(fā)動了阿富汗戰(zhàn)爭，又以防止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為借口，發(fā)動了伊拉克戰(zhàn)爭。

（2）政治高壓。美國長期以“人權法官”自居，每年都發(fā)布一份體現美國意志的人權白皮書，對世界各國的人權狀況評頭論足，評判的標準僅憑與美國關系的親疏與好惡，全然不顧其自身人權存在的諸多問題。美國利用它所自居的所謂“人權”這一國際政治道德制高點，打壓、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從而促其朝著美國希望的方向進行政治改革。

（3）文化侵蝕。美國利用發(fā)達的報刊、廣播、電視、互聯(lián)網等媒體，向全世界宣揚美國國家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借以對其他國家的青少年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對他國民眾展開美式民主政治攻勢，釋放不利于他國政府的言論，對他國政府進行造謠從而蠱惑人心，以此擾亂社會秩序，進而引發(fā)社會動蕩，為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制造借口。

（4）大打“經濟牌”。一是經濟引誘。通常美國先給予目標國以經濟、技術援助、貿易最惠國待遇等，不斷增加投資從而擴大經濟交往，在此基礎上培植目標國內部的親美利益集團，完成對目標國經濟命脈的控制，使目標國對美國經濟產生依賴，由此順理成章地實現美國國家戰(zhàn)略利益的輸出。二是經濟制裁。美國政府經常使用經濟制裁的手段來直接遏制他國的經濟發(fā)展。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10年里，國際上發(fā)生了50件經濟制裁案，其中有36件是由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實施，近三分之一是由美國單方面實施。至今，世界上仍有不少國家受到美國的經濟制裁，如俄羅斯、朝鮮、古巴、敘利亞等。

（5）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面孔的政治滲透。美國常常利用基金會與資助對象（多為目標國中潛在的反對派）建立聯(lián)系，實現干涉、顛覆他國政權等目的。美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全國民主研究所、國際選舉制度基金會、國際共和政體研究所等，都是受命從事策動“民主”革命的美國非政府組織。此外，美國還不斷向各個目標國派專家訪問團，訓練反對派代表創(chuàng)建“抵抗”組織網絡，以對抗和顛覆目標國政府當局。

總體來看，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主要手段具有以下幾類特征：

首先，沿用傳統(tǒng)威脅手段，武力使用更為堅決。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一超獨大”，奉行單邊主義，甚至濫用武力。即便是沿用和平演變方式輸出其所謂的“民主”，仍然要使用武力進行效果強化。2002年9月20日，小布什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中正式把“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確定為美國在21世紀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希望借助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實現其“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和單極霸權的夢想。“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大大超越了預先防衛(wèi)的范疇，意味著美國的軍事戰(zhàn)略更具有進攻性、擴張性、侵略性。

其次，加強新媒體在政治傳播領域中的作用。美國很早就意識到了新媒體在政治傳播中的戰(zhàn)略價值，非常重視發(fā)揮新媒體的政治干預作用。奧巴馬政府開始注重通過新媒體對別國施加政治影響，“新媒體外交”逐漸得到強化。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美國當年要投入2500萬美元“推動互聯(lián)網自由”，“將努力幫助專制國家異見人士突破網絡封鎖，推進人權和民主”。視頻網站、臉書、推特等新媒體也成了美國政府軍事外交政策的窗口，日益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憑借新媒體頻繁制造政治事件，侵犯他國文化安全，制造或煽動一些國家的動亂。近些年，特朗普政府更是將新媒體作為傳播主戰(zhàn)場，積極推動其對外輿論宣傳和引導。

最后，推行民主的手法更加隱蔽復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更注重輸出“民主”的細節(jié)，為目標國量身定制相應的“民主化”援助計劃；二是目標定位更加明確，主要聚焦于目標國的中產階級、青年、草根等未來以及潛在的社會主體；三是實施手法更為多變，政策實施態(tài)度上更為靈活。比如美國現今能夠接受一定的“妥協(xié)和讓步”，不再糾結于把“民主人權”作為改善雙邊關系的前提條件，這就使美國在與所謂的“非民主”國家的接觸中贏得了更大空間和余地。

冷戰(zhàn)之后，美國不遺余力地向眾多轉型國家輸出“美式民主制度”，使其成為美國的新興政治產業(yè)。如果說“輸出民主”行動在前南斯拉夫、秘魯等少數國家取得了某種進展的話，這一行動在更多的國家特別是中東、中亞和大部分拉美等國家，卻明顯碰了壁。比如，美國推行的“大中東計劃”步履維艱，“顏色革命”的光環(huán)逐漸消退，拉美一些國家與美國漸行漸遠。2018年，烏克蘭等國也深陷民主化發(fā)展泥潭，不能自拔，與“阿拉伯之春”直接相關的敘利亞內戰(zhàn)使其國內生靈涂炭。正如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所總結的，“美國自二戰(zhàn)后花費巨資向第三世界輸出民主自由，幾乎都毫無見效”。當今世界普遍期盼和平與安寧，而美國所推行的“民主制度輸出”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不得安寧的主要禍根，甚至變成了人類社會和平與發(fā)展的最大障礙。

1.價值觀強力輸出引發(fā)文明沖突

民主，從政治學的意義上講本是一種社會運行和管理的方式，現代多數國家都在政治領域以不同方式嘗試和運用。但是，美國強行推廣其所謂的美式民主，力圖讓其滲透到世界各個地區(qū)，從而建立起對于“民主”乃至美式民主的絕對篤信，其結果必然導致水土不服、南橘北枳。比如，中東地區(qū)在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與西方推崇的所謂的“民主”價值觀大不相同，各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差距較大，現代化發(fā)展遲緩，伊斯蘭宗教思想影響深遠，加之國家之間、宗教教派之間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使中東地區(qū)形成了一條獨特的發(fā)展路徑。而美國強力推行單一西方民主社會發(fā)展模式，違背尊重文化、價值多元形態(tài)共生的文明生存法則，必然引發(fā)阿拉伯人對美國和西方文明的抵觸情緒。據2011年阿拉伯輿情指數表明，22%的人認為美國是最大威脅。其中，在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后，突尼斯民意有43%的人認為經濟狀況反而變糟，53%的人認為安全狀況反而變糟；近66%的埃及民眾認為埃及經濟狀況在革命后變糟糕，近72%的民眾認為埃及安全狀況在革命后反而變糟。此外，2017年皮尤全球態(tài)度調查表明，突尼斯、約旦、黎巴嫩、土耳其等國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對美國持否定消極態(tài)度，全球平均46%的人不喜歡美國的民主思想。許多阿拉伯人并不認為美國所推行的民主化戰(zhàn)略能夠帶來正面效應，認為只是美國分裂和主宰阿拉伯世界的手段，最終目的是更好實現其在中東的利益。這一切必然在文化上引發(fā)更多的沖突。正如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指出的，西方對其他文明內部事務的干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wěn)定和潛在全球沖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

2.打破大國利益平衡態(tài)勢

美國所煽動與支持的“顏色革命”，擴大了對獨聯(lián)體國家的影響力，在爭奪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主導權問題上，進一步減弱了俄羅斯在這一地區(qū)的影響。美國的這一做法，迫使俄羅斯從經濟、政治、軍事等諸多方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戰(zhàn)略反擊，同時也給美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系帶來了消極影響。美國在2005年策劃的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騷亂事件就使美烏戰(zhàn)略伙伴關系發(fā)生逆轉，迫使美軍撤出了駐烏軍事基地，2013年底由“顏色革命”造成的烏克蘭危機也使俄美關系跌倒了冰點。

“大中東計劃”加深了美歐矛盾。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fā)展，其外交獨立自主性也與日俱增。在伊拉克問題上，法、德拒絕向伊派兵，認為武力解決不了問題，只能政治解決；在伊朗核問題上，歐洲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立場，主張通過外交和政治途徑而非訴諸武力解決問題，而美國則對伊朗始終保持強硬態(tài)度，拒絕與伊朗談判；在巴以和平進程問題上，歐盟主張將其置于中東戰(zhàn)略首位以消滅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而美國則主推中東地區(qū)的民主化，將解決巴以沖突置于其次；在中東改革問題上，歐盟優(yōu)先考慮經濟改革，以此推動中東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而美國則試圖以軍事力量為依托，盡快完成對中東的改造。

3.美式民主本身的缺陷

美式民主并非人人向往的完美政治制度，其自身存在的無法克服的民主制度困境，以及在現實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使其無法贏得人們的信賴。黑金政治、政黨惡斗和唯利是圖的三大制度性病癥要根除相當困難。比如，2013年10月，由于黨派爭斗，政府不少機構相繼關門。又比如，2014年4月初，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通過法案，取消美國個人對聯(lián)邦候選人以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總額的上限，這意味著金錢政治要“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國政治舞臺，并完全左右美國那個能夠“普世的民主”。近年來，西方民主屢屢遭到挑戰(zhàn)：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使英國退出了歐盟，引發(fā)大批民眾不滿，甚至發(fā)起第二次公投的請愿；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的當選更是讓共和黨和民主黨兩方都極為不滿，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產生了質疑，并對西方民主制度下所滋生的民粹主義感到擔憂，美式民主一時間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其制度在全球范圍內的吸引力下降。

4.美國自身的軍事局限

美國的軍事實力依舊強大，卻不可能完全征服目標國民眾的心。正如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所說：“單極的概念是誤導性的，因為它過分夸大了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領域能夠為所欲為的程度……美國的力量不過是貌似強大。”冷戰(zhàn)結束以后，美軍一直處于矛盾與困擾之中：一方面，美軍不僅承擔著本土防衛(wèi)的任務，還要承擔海外軍事行動的任務，而且由于肆意動用武力而到處樹敵，導致針對美國的報復性襲擊有增無減，“敵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由于美國的軍事基地散落于世界各地，兵力分散，人力本就不足，加之戰(zhàn)爭使得美軍傷亡人數持續(xù)上升，部分官兵開始對戰(zhàn)爭的正義性表示懷疑，部隊士氣低落。由于美國自身的軍事局限，以強權為依托的“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正越來越難以維系。

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曾坦言：“美國在同世界各國相處時一個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傾向于用西方民主的標準去衡量所有國家的政府，用西歐的標準去衡量各國的文化。”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曾指出：“美國喜歡民主政權而不喜歡專制政權，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美國應當做好思想準備為它的這種偏愛付出某種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的。”從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中國古訓是值得美國那些熱衷于推行“民主制度輸出”的戰(zhàn)略設計者們仔細品味的。

盡管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在世界各地到處碰壁，但是它依然沒有停止過腳步。尤其是對中國這個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更是從來沒有放棄過“西化、分化”的意圖。從歷史來看，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中情局就開始草擬一份被稱為《十條誡令》的行動計劃，其中就指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傳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fā)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2006年美國發(fā)布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明確把中國作為今后全球戰(zhàn)略的重點，指出“和平演變中國的步伐要加快”。201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更是10次提及中國，表示不放棄對中國軍力的監(jiān)控和對中國人權的“指手畫腳。”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戰(zhàn)略競爭者和挑戰(zhàn)者，2018年美國國防部發(fā)布的《國防戰(zhàn)略報告》更是提到與中國的長期戰(zhàn)略競爭是國防部的首要優(yōu)先事項。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民主制度輸出”，不僅是一項短期實施、中期籌備、長期謀劃，持續(xù)對“非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對中國實施的瓦解、滲透式政治戰(zhàn)略，而且還是宣揚資本主義民主價值觀、推行美國國家意識形態(tài)、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國家戰(zhàn)略。以此觀之，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并非從人類生活的美好歸宿上推行“民主”這一價值理念，而是盜用“民主”這種對于人類社會具有理性規(guī)范意義的價值理念，通過政治謊言、經濟利益誘惑、新聞媒體宣傳、文化價值滲透等種種看似美麗、善意、和睦的手段進行宣傳，一步步地滲進目標國的核心，為美國一己的政治和國家利益服務。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對我國政權和主權的穩(wěn)定、意識形態(tài)安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都構成了威脅與挑戰(zhàn)，從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fā)，面對美國的“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我國應采取如下應對策略。

1.認清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對我國的危害，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發(fā)展道路

美國等西方勢力發(fā)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zhàn)略，一個慣用的手法是通過它們掌控的媒體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滲透，從而造成思想混亂、社會動蕩，引發(fā)各種社會矛盾。在這個方面，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的教訓極為深刻。媒體輿論戰(zhàn)被譽為“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斗爭仍然異常激烈和殘酷。進入21世紀，東歐、中亞的一些國家經濟發(fā)展滯后，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給美國煽動“顏色革命”提供了可乘之機。美國利用“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成功瓦解“敵對國家”的事實，更加激發(fā)了其對我國的直接或間接政治瓦解、分化和敵對活動。

從現實性上看，中美兩國從1978年建交以來，經濟合作交往十分密切，互利共贏成果很多。但雙方經濟上頻繁往來的“中立”和“互利”，無法替代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乃至軍事領域的斗爭與對抗。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尤其是與具有重大利益的國家交往時，合作與對抗都不能成為目的，而只能是手段。中美兩國，經濟上合作較多，政治、軍事上分歧、矛盾較大，處理如此復雜的國家間關系，不可簡單地用一種行動邏輯來行事，必須清晰、堅定地樹立國家利益至上的根本性原則，面對威脅、危害要堅決抵制，面對合作、協(xié)商要理性行事、科學決策。

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重點就是不斷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tài)滲透和政治瓦解。由此，我們不能在意識形態(tài)宣傳方面簡單地用“堵”的態(tài)度來對待，而是要持續(xù)深入研究其“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用科學、理性的態(tài)度來積極應對。同時，要澄清人們對于“民主”等相關價值理念的模糊性認識，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世界上沒有統(tǒng)一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歷史發(fā)展的趨勢，后發(fā)國家在現代化發(fā)展進程中強調價值的本土化回歸是有其正當性的。塞繆爾·亨廷頓尖銳地指出，現代社會有很多共同性，但它們并不具有同質性。他認為，假設“現代社會一定接近于某種單一的類型，即西方類型，現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這是“完全虛假的同一”，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地區(qū)化而并非世界化的進程”。在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過程中，我們要從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等方面著手，尋找適合我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民主發(fā)展道路，避免陷入西方民主化的困境。同時，在對外關系中，我們仍然要繼續(xù)堅持和平、發(fā)展、合作的價值理念，走獨立自主的發(fā)展道路，對于西方的價值觀滲透，既要積極采取措施加以應對和防范，又要汲取其成功的經驗，更好地發(fā)展我們自己。在對外宣傳中，我們要堅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各國自有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模式，維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推動并構建一個各種文明相互尊重、共同發(fā)展的和諧世界，并在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樹立起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2.破解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內在邏輯，樹立文化自信

美國以“民主制度輸出”作為國際戰(zhàn)略的中心，是有特定的文化和價值淵源的。美國的文化價值觀源于WASP，其中新教教義又是美國文化價值核心之核心。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長期由基督教中的新教教派一統(tǒng)天下，從文化價值觀到國家價值觀，新教利用教徒占絕對多數的優(yōu)勢，奠定了在美國國家價值觀中的地位。《圣經》不僅被視為美國的立國之本，思想內涵也成了《獨立宣言》和聯(lián)邦憲法的思想來源，而其中所頌揚的價值追求則內化為美國社會制度的精神基礎。以《圣經》為價值基礎，借助《圣經》思想的外溢，美國人生成了上帝的寵兒和使者的觀念，“傳福音”也就成了美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這“義不容辭”的“先天合法性”驅使下，“傳福音”的觀念付諸世俗行動，加之政治利益訴求的作用，就演化出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美國“民主制度輸出”這一戰(zhàn)略構想。

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民主制度輸出”是美國外交“領導”和“重塑”世界的邏輯延伸。一直以來，美國熱衷于民主輸出，尤其是冷戰(zhàn)的結束被視為美國民主的勝利，使美國對民主輸出表現出了更加積極的態(tài)度和高漲的熱情，這一點也成了美國思想和行為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塞繆爾·亨廷頓呼吁西方國家“提倡實力、凝聚力和它在一個文明世界的文明持久力”，“保護和擴大他們共同持有的利益、價值和文化”。約瑟夫·奈認為，“當前是一個國際事務受軟權力的影響越來越大的時代……如果一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有吸引力，則其他國家會更愿追隨其領導”，“美國應該投入更多的資金在提升其國際領導力方面”，美國“不必擔心會重復霸權沖突和隨之而來的世界大戰(zhàn)，因為美國擁有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傳統(tǒng)硬權力資源以及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上的軟權力資源，可以保持它在跨國相互依存新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可見，軟權力與硬權力互為表里，美國要以此來實現其領導世界的夢想。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文化“具有一種磁鐵般的吸引力”，“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時代，美國的政治經驗似乎正在成為學習的榜樣。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強調成文憲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權宜考慮。不管這種強調在實踐中有多大的欺騙性，它靠的正是美國立憲政體的力量”，“當對美國方式的模仿逐漸遍及全世界時，它為美國發(fā)揮行使間接的和似乎是經雙方同意的霸權創(chuàng)造了一個更加適宜的環(huán)境”。“民主制度輸出”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戰(zhàn)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濃重地印刻著美國文化價值觀對于國家價值觀的深刻影響，這種深刻性內嵌于美國文化、價值、思維方式的精神驅動力之中，同時也外在凸顯了美國國家政治訴求。換言之，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是以文化、價值觀、思維方式等軟實力為支撐，以國家政治訴求為先導，以國家利益為根本目的而建構的一套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思想體系戰(zhàn)略。

我們知道，文化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例如，由于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差異，西方比我們更強調“邏輯”和“普世性”；西方強調個人主義，突出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要求個人意志和行為自由，而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方文明則更多強調集體主義，追求團結、和諧。在解決現實沖突時，集體主義者更傾向于用協(xié)商的方法，而個人主義者更多地求助于法律；集體主義者看重團體的歡樂與和諧，而個人主義者強調競爭和控制他人。中西在社會文化和思想傳統(tǒng)方面的差異性有些會因全球交往的迅速發(fā)展日益淡化，甚至通過相互學習和影響而趨同，但還有一些可能會隨著中國的發(fā)展變得更為突出。面對現實的利益糾紛與矛盾沖突，我們要在正視中西文化差異的基礎上，一方面增進中西方之間的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將文化、文明差異與利益糾紛相分離，保持對對方文化與文明的尊重，這是處理和解決問題的可行途徑，因為一味地停留在文化與文明的高低和優(yōu)劣之爭，無助于解決現實問題。我們要不斷增強文化自信，提高國家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增加文化認同感，積極利用文化上的共同點來化解矛盾和沖突，從而推動世界文明的進步與發(fā)展。

3.立足世情與國情，充分釋放社會主義政治優(yōu)勢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的發(fā)展不會始終沿著西方的單行道行駛，而會呈現出多元共存的特征。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代化進程處于高速發(fā)展期，伴隨著與日俱增的經濟影響力，中華文化的輻射與傳播也會隨之擴散與強化。

我國是一個擁有數千年輝煌文明的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于當代的價值，不僅要集中體現出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而且還要對今天的“中國特色”作出最真切的解讀和闡釋。從歷史出發(fā)，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國家建設提供了共同體認同的“黏性”，對于今日多樣性發(fā)展的中國，它不僅承載著繼續(xù)鞏固文化價值觀統(tǒng)一體的責任，還要為政治認同、經濟協(xié)同的統(tǒng)一體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例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以傳統(tǒng)與現代兩個維度詮釋當代中國的價值需求，其內容既包含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又承襲了中國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價值理念。中華傳統(tǒng)文化注重和諧、倡導共贏、主張協(xié)商，在處理國際關系中主張這些極富吸引力的價值理念，對于彌合不同利益訴求之間的分歧具有重要的作用。為此，我們應努力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傳播我們的價值觀，講好中國故事，不斷提升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廣泛利用媒體資源、使用新型傳播技術和手段、利用所有可能的對外交往渠道，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政治優(yōu)勢。

 4.立足現實，創(chuàng)造和鞏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外條件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面對經濟社會發(fā)展引發(fā)的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個國家若要謀求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發(fā)展與繁榮，必須予以別國相應的機會；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讓別國也感到安全。我國作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要持續(xù)發(fā)展、要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就必須營造有利于自身發(fā)展的外部尤其是周邊國際環(huán)境和良好的國內建設環(huán)境。

“一帶一路”倡議就是當前我國以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帶動國家間發(fā)展、引領國際關系新形態(tài)的重要舉措。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中華文化的復興為支撐。“一帶一路”倡議借用了“絲綢之路”這一古老文明所形成的不同文化與文明交往的傳統(tǒng)，并以此發(fā)展出了現代語境下國家間交往的新秩序，即文化交流帶動經濟合作并推進政治互信，進而形成國家間區(qū)域性的協(xié)調發(fā)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和平、和諧、合作的外部環(huán)境，“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建構這一環(huán)境的重要抓手。傳播“絲綢之路”的中國價值，有利于營造“絲綢之路”文化背景下和諧、和平、合作的國家間關系，以文化發(fā)展帶動經濟建設，在傳承古老文明的同時開發(fā)現代的文化價值。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內沿線省份的進程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以復興“絲綢之路”文化發(fā)展這一契機，大力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各省、各地區(qū)的文化經濟建設，增進國家發(fā)展的內生動力，實現文化的大發(fā)展、大繁榮，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整體發(fā)展框架下，快速復興中華文化，營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互協(xié)調的發(fā)展空間，對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發(fā)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重啟塵封已久的“絲綢之路”文明，是我們尋找發(fā)展動力的一次全新嘗試。

通過對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zhàn)略的解析，我們既要看到美國推行這一戰(zhàn)略的虛偽本質，也要明確我們未來所要努力的方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我們依然需要不斷學習和借鑒世界各種文明，但中國的發(fā)展不應也無法離開自身文明的土壤。從中華民族自身悠久的文明土壤中汲取營養(yǎng)，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竭動力的真正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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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訪問學者；來源：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4期，昆侖策網【授權】，轉自“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