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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屆三中全會總體部署了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任務，到底哪些是阻撓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團?從生產力發展客觀要求、生產關系新變化、利益分化新現實、政府政策新導向、利益集團發育程度以及對它的評價標準等多方面綜合考察，不能以貼標簽代替嚴肅的學術討論，更不能亂貼標簽。綜合起來，我們認為目前已形成了至少七大類阻撓全面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團。

　　1.“黑商”利益集團

　　指各種從事非法經營活動的利益集團。其活動主要有三類：一是私人資本尋租，我國一般稱為行賄活動;二是從事各種假、冒、偽、劣、黑活動;三是其他非法經營活動，如操縱證券市場、侵吞國有財產、非法騙貸集資等。“黑商”利益集團的出現，與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體制對接有縫隙、法治進程相對滯后、甚至多軌并存等現象密切相關，也典型體現了資本牟利沖動的消極方面。

　　對待“黑商”利益集團，實質就是通過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懲治其非法行為，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奠定良序,促進“公正而和諧”社會利益關系的形成。廈門遠華案、四川富豪劉漢案以及三聚氰胺事件、大頭奶粉事件、黑煤窯、黑磚窯等等，無不危害極大。法有禁止則堅決禁止，否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建立起來。因此,亦必須堅決抵制“腐敗有理”論、“赦免原罪”論、“選擇性反腐”等有害提法。當然，“黑商”中也可能有合法經營成分或合法經營形式，要黑白區分，不能一概而論。

　　2.“外損”利益集團

　　指那些已嵌入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但又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損害或損失的外來的利益集團。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的必然趨勢，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將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對外開放潛藏著各種風險。程恩富等學者總結為：經濟主權風險、貿易風險、金融風險、人才流失風險、生態風險和政治風險等六大風險。所以，“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在開放的過程中要小心謹慎”。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外損”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回避。其主要表現為：一是“外損”利益集團的賄賂活動加劇了國內腐敗。如葛蘭素史克、沃爾瑪、西門子、豐田、多美滋等跨國公司都曾卷入在華賄賂案。二是控制中國重要產業。2006年，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產業由外資控制;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的前5位也幾乎由外資控制。三是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屢屢進出中國，為中國金融經濟不穩定埋下嚴重隱患。四是西方國家往往通過“基金會”等民間組織進行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和價值觀滲透。五是“外損”利益集團試圖影響中國政策變革。比如2006年數十家國際資本聯合抵制《勞動合同法》，甚至發生上海美國商會有關人士帶領20多家美資企業人力資源經理沖擊《勞動合同法(草案)》研討會。這個事例也典型地說明了“外損”集團的組織性特點。

　　3.買辦利益集團

　　這里特指為國際資本服務，勾結外國政治經濟勢力損害中國利益的利益集團。買辦利益集團與“外損”利益集團內外勾結，給我國造成了巨大危害，可謂阻撓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對子”。前者或利用自己“能力”幫助“外損”集團“公關”政府，拉攏腐蝕政府官員;或打著“規范招股”和“引進戰略投資者”等旗號，將優質國有資產拱手低價讓予國外壟斷集團;有的甚至出賣國家機密。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決反對各種買辦集團。買辦利益集團同各種“外損”現象一樣，都必須堅決根治，否則構建自力型開放經濟新體制、進一步澄清國內市場秩序、構建“公正而和諧”的利益關系都是不可能的。

　　以上三類集團主要分布于經濟領域，阻撓全面深化改革利益集團同樣分布于政治領域。

　　4.西化利益集團

　　指主張走西方道路的各種利益集團的總稱。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西化利益集團力圖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改革方向。

　　西化主張雖在改革開放之初即已出現，當時主要表現為“思潮”，尚不能稱為某類利益集團代言。近年來，西化主張在我國有了進一步發展。在經濟上，他們開始明確主張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在政治思想問題上，片面強調西方普世價值，鼓吹西方憲政模式。在改革策略上，強調改革重點應轉向政治體制或政治制度改革。與改革開放之初不同，在今天這些主張實際上反映了其背后利益集團的利益。例如，我國家庭財產不平等程度已迅速提高,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成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僅擁有全國1%的財產。程恩富指出，我國當前的貧富差距主要由于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如果按照“西化”主張，我國當前的貧富差距勢必會進一步拉大。這樣看來，西化主張與其背后既得利益者的聯系就很清晰了。當然，這并不排除一些“西化”論者主要是為攫取政治利益。目前一些西化利益集團已開始朝著組織化方向發展，他們組織“企業家論壇”、“基金會”，在網絡上以“公知”、“大V”面目示人，因而更加需要警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的改革歷來是全面改革，“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私有制主體地位下，國家將變成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虛幻的共同體”或“寄生毒瘤”，何談“公正而和諧”的利益格局?

　　5.貪腐利益集團

　　指以權謀私為根本特征，以貪污、受賄、腐化為主要表現的各種利益集團。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以一些政府官員為主的貪腐利益集團，一類是各種經濟社會組織中的貪腐利益集團，共同本質是組織權力的私人利用。近年來反腐斗爭中屢屢出現“貪腐窩案”，如中石油貪腐窩案、廣東茂名貪腐窩案等等，充分表明貪腐現象的集團化發展趨勢。

　　貪腐利益集團的出現，主要與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體制不完善和權力缺乏制度約束有關。權力缺乏制度約束，容易給權力私人化利用以可乘之機，體制不完善則客觀上為權力非法市場化留下了縫隙。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決反對貪腐現象。江澤民曾告誡：“歷史上的腐敗現象，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敗。”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統計，十八大召開至2014年8月，我國移送司法機關的省部級官員達23例，其中22例涉及“涉嫌受賄罪”。權錢交易不僅腐蝕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本該由市場決定的資源配置往往受到不當權力左右。顯然，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鏟除貪腐利益集團。

　　由于貪腐利益集團往往與權錢交易相聯系，即與“黑商”利益集團(主要是私人資本尋租)相互勾結，因此，他們可看成是阻撓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另一個“對子”。

　　6.官僚利益集團

　　官僚利益集團是指圍繞公權力運用而產生、官本位為根本特征的各種利益集團的總稱。《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這從根本上區分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與私有制社會“寄生毒瘤”的不同性質，相反，它應是“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完美反映”。官僚利益集團和貪腐利益集團都造成了黨與群眾關系的割裂，不利于、甚至極端有害于這種“完美反映”。

　　官僚利益集團在現實中是客觀存在的。大體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官官相護、抱團上位的權力圈子化，甚至“一人當官，全家沾光”的權力家族化;二是具有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官員群體;三是具有相同或相近錯誤政績觀的官員群體，從而成為一個個利益“圈子”。這些現象都與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執政宗旨根本相悖。胡錦濤指出：“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因此，官僚利益集團同樣必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予以堅決根除。

　　7．僵化利益集團

　　即對企圖恢復或保持不合理舊體制的各種利益集團的統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工作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和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因而需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與此相應，僵化利益集團主要有兩大類型，一類是企圖恢復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但這類集團影響已不大;另一類是雖然擁護市場化改革，但恰恰利用新體制初創期“許多不足”累積起既得利益，阻礙改革縱深發展。后一種僵化尤其值得注意。僵化利益集團的實質是試圖將各種(改革前和改革中產生的)不合時宜或不合理利益加以恢復、固化或強化。從這個角度看，僵化利益集團固然是指某類特殊的利益集團，但前面一些利益集團也或多或少存在僵化現象，其指稱具有一定程度總括性，故我們將它放在最后來分析。

　　正是因為僵化現象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辯證理解“僵化”與改革的關系。一方面，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社會創造力。”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有的僵化利益集團本身又可能是“改革”呼吁者，目的在維護既得利益時創造新的扭曲。總的來說，僵化利益集團與西化利益集團可看成是阻撓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三個“對子”，只不過與前兩個“對子”往往相互勾結的內部關系不同，第三個“對子”的內部關系復雜得多：一方面，西化利益集團本身兼具“僵化”特征，因其主張本可能是固化和強化其不合理既得利益，進而試圖重走新中國成立時即已拋棄的道路，表現極“激進”實則極保守。另一方面，他們又相互對立，并各自在對方的錯誤中尋找自己的存在根據。我們正是在后一方面的意義上稱他們為“對子”，但沒有認識到前一方面也是不對的。

　　概括起來，阻撓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團是三個“對子”和一個官僚利益集團，三個“對子”即“黑商”利益集團與貪腐利益集團，“外損”利益集團與買辦利益集團，西化利益集團與僵化利益集團。他們都具有利益上的狹隘性、性質上的非法性、并已不同程度具有組織性特征。這些集團扭曲了資源配置、阻礙共同富裕、妨礙公平正義、惡化執政生態、甚至挑戰政權安全，極大損害國家和民眾利益，顯然不利于構建我國“公正而和諧”的社會利益關系，當然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根治。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