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馬克思恩格斯在探究歐洲革命本質的過程中發現,無產階級只有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并且只有通過消滅所有階級存在的條件,才能實現解放目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論既闡明了社會革命的一般特征及其受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決定的發生發展規律,也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機理、主體、動力、過程和前途等基本問題做了科學的分析與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在繼續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征途里,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確立的社會革命總依據和總原則,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創新和創造,都有極其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社會革命”概念一直在引發辨析興趣,但遺憾的是,不斷增多的學術解釋和理論論證似乎只是為了使之更加難以理解。我們在使用這一概念工具分析歷史和現實時也總難適當,大多數情況下,社會革命理論處于被“模糊運用”的狀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繼續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筆者認為,非常有必要梳解清楚馬克思恩格斯確立的社會革命論要義,以彰顯其歷史活力和當代價值。 發現社會革命的奧秘 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政治專制與資本主義經濟剝削正在對整個社會形成雙重疊加的壓迫效應。沖出這種令人窒息的壓迫狀態,成為日漸成熟起來的工人運動所面臨的首要問題。由于當時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依然受到來自舊哲學和傳統革命觀念的慣性約束,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被自我限制在爭取純粹階級利益的范圍內。社會主義運動迫切需要確立新的歷史高度和斗爭目標,以釋放無產階級本身具有的歷史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這樣的使命召喚下,啟動了探尋社會革命奧秘的偉大思想歷程。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整個歐洲一直被革命的氣氛所籠罩。但19世紀上半葉的思想空氣中,到處都散發出政治(階級利益)的味道。就在這樣的革命氛圍中,青年恩格斯敏銳地發現,當時英國已處于無產階級發動社會革命的前夜。他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開篇,對法、德、英三國的革命性質進行了分類,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德國進行了一場哲學革命,而英國革命則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相比前兩者,“英國自上一世紀中葉以來經歷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國家經歷的變革意義更重大的變革;這種變革越是不聲不響地進行,它的影響也就越大;因此,這種變革很可能會比法國的政治革命或德國的哲學革命在實踐上更快地達到目的。英國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種革命都更廣泛,更有深遠影響。人類知識和人類生活關系中的任何領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領域,無不對社會革命發生作用,同時也無不在這一革命的影響下發生某些變化。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必定通向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在英國已經進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著自己的決定性關頭快步邁進”。恩格斯對歐洲諸國革命形態所作的上述性質區分,不僅僅是做了一個橫向比較,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這些國家所發生的或即將發生的革命之不同的歷史價值。顯然,恩格斯推崇和期盼的革命形式應當是社會革命。在恩格斯看來,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無產階級的生存處境越來越差,但同時,他們的力量也在發展壯大,于是工業革命正在“孕育著一個由無產階級進行的社會革命”。不僅如此,“這種社會革命將會給大陸上的國家,特別是給法國和德國以巨大的影響。由于工業的加速發展而人為地造成的德國無產階級的人數愈多,這個影響也就愈大。這種革命立刻就會成為全歐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氣地粉碎我們的廠主對德國的工業壟斷所抱的幻想”。 如果說恩格斯通過事實和經驗的描述,發現了英國正在發生的社會革命所具有的歷史進步性,并且這場革命將引領歐洲革命潮流,使之從純粹政治訴求轉向社會解放;那么,馬克思早年的探究則更多地通過對舊哲學進行批判,為即將到來的歐洲革命確立新的歷史高度。馬克思在1843—1844年初的兩篇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中,就已從哲學上提出徹底革命的問題。他說,“對德國來說,徹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相反,局部的純政治的革命,毫不觸犯大廈支柱的革命,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在德國,不摧毀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種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毀。徹底的德國不從根本上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馬克思之所以要對德國的國家哲學進行批判,是為了確立人的高度,而且這種理論上具有人的高度的批判,在實踐上具有另一個高度,叫人的解放。事實上,馬克思的批判并非純粹為了澄明哲學問題,而是為了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本質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意義。在他看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人權都是虛偽的,沒有歷史合理性;只有消滅私有制并對社會進行革命改造,才能實現人的解放,這就是無產階級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根據這一本質要求,資產階級時代的革命不能局限在純粹的政治行動上,因為人的解放目標已經到處在尋找它的社會性變革途徑。歐洲無產階級需要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需要具有社會變革意義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以追求本階級利益為目標的、只有歷史重復性的純粹政治革命。對此,馬克思于1844年7月31日發表的《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作了明確區分,“每一次革命都破壞舊社會,所以它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具有政治性”;因此,“如果說具有政治精神的社會革命不是同義語就是廢話,那末具有社會精神的政治革命卻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系——是政治行為。而社會主義不通過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需要這種政治行為,因為它需要消滅和破壞舊的東西。但是,只要它的組織活動在哪里開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顯露出來,社會主義也就在哪里拋棄了政治的外殼”。可見,馬克思為無產階級構想的革命方式,已經完全超越了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固守的政治范圍,他正在科學地闡明一種新的革命事業,它的特點是:通過全面的根本的社會變革,不僅要追求階級解放,更重要的是實現全人類解放。這個結論,馬克思還在另一條研究路徑,即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得到印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無產階級的解放與整個人類的解放之間關系的論述,即是以經濟事實為根據的歷史本質說明。 馬克思的思辨深度與哲學高度、恩格斯的事實描述與經驗歸納,匯聚于社會革命論題時產生了有機交融。他們從相對不同的研究途徑得出的結論,共同指向無產階級革命的新要求。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夏天終于聚在一起討論歐洲革命問題時,立即產生出強大的思想合力。理論上,由于歷史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創造的,所以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實踐上,他們在《神圣家族》中確認:無產階級的貧困,不只是某一階級的貧困,而是體現在它身上的現代社會必然造成的普遍貧困;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是現代社會非人性生活條件的最集中、最尖銳的表現和發展的“頂點”,因此,“如果無產階級不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滅集中表現在它本身處境中的現代社會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這些寫于1843—1845年,并且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文獻,深刻地揭示出一個事實:當時廣泛流行的革命思想及其運動,由于沒有超出純粹政治解放的狹隘范圍,無法真實地表達無產階級的歷史愿望,只會停留在陳舊的政治框架內。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合寫的時評明確指出: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當時的大多數民主派和社會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難辭其咎,因為“在他們看來,革命只不過是推翻現存的政府;這個目的達到了,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勝利’”。與此同時,他們發現,歷史已經對無產階級提出徹底解放要求,而要將解放目標上升到人的解放高度,只有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上述思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中得到系統闡述。 經過對無產階級斗爭實踐的經驗總結和歷史分析,以及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等層面的系統論證,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論不僅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任務、前途等問題,而且逐漸深入到社會革命的一般規律,從而形成了馬克思恩格斯社會革命理論的兩個層次:一是關于社會革命一般性質和歷史規律的認識。他們認為社會革命高于政治革命和哲學革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性變革形式,它的發生發展規律是決定階級時代人類進步的力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二是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特殊性。他們認為無產階級主導的社會革命一開始就需要以推動社會的根本變化為方向,需要超越以本階級利益為核心的純粹政治革命方式,因為它如果不消滅造成階級剝削的所有條件,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無產階級必須通過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而實現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唯一目的。前者揭示了社會革命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基本形式的內涵,后者是對當時社會革命性質的確認,形成一縱一橫的社會革命理論框架,并在他們后續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社會革命理論的二維要義 無論是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過程和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結構的探究和把握,還是對歐洲各國現實的經濟關系和政治狀況以及哲學觀念的分析與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進行科學研究的深層思想動機,都聚焦于揭示社會革命的奧秘、闡明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歷史正當性和現實合理性。由此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社會革命理論,一方面從一般層面揭示了社會革命的歷史邏輯,另一方面基于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具體闡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殊規律。 1.社會革命的歷史邏輯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強調,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社會革命。因為只有社會革命才具有歷史價值,不包含任何社會變革內容的純粹政治革命,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不了本質性的影響。當然,總的社會革命進程中必然會發生政治革命,但只是社會革命在某一階段的政治表現。對人類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的社會革命,其發生發展過程中既有突變性的政治表現,更重要的是,也有經濟形態和社會關系變革貫穿始終,最終將造成社會制度的根本改變。因此,社會革命由歷史本身的全部物質內容所決定,又對歷史進步起促進作用。 首先,社會革命發源于歷史本身的革命化本質要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歷史做過這樣的闡述:“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簡而言之,變化是歷史本身的本質表現,但是歷史的變化是由人的創造性活動引發的。馬克思用新唯物主義觀察到,歷史不是“僵死的事實的匯集”,更不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而是每一個時代現實中的個人正在進行的革命的實踐活動,是創造性的歷史實踐;歷史不是叫人們去追求已逝的、已死的東西,而是使人們注重正在進行的活的東西,去創造新的東西,從而推進社會歷史的發展。根本上,歷史就是革命的實踐或變革的實踐。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歷史本質上就是革命化的。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所應肩負的歷史使命就“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也正是因為歷史的本質如此,“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人的實踐活動會歷史性地表現出革命性。 其次,社會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關于社會革命的最經典論述——也是最重要和被引用最多的——當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話:“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段揭示人類歷史謎底的文字表述,是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所作的最簡練和最精辟的概括,同時,社會革命發生發展的本質意義及其最一般規律也以極其生動的形式被表述出來。馬克思深刻地指出,由歷史深層運動產生的社會革命,是社會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人類進步運動。這一根本變化導致的社會革命必然要貫徹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要求,在具體的內容上首先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推翻舊制度,建立維護新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進而建構代表新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全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 最后,人類歷史是不同方式社會革命形態的集合,表現為現存世界的革命化常態與階段性飛躍辯證統一的進程。從本質上說,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理論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現實表現形式,是對人類歷史的運動形態中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兩種狀態的最集中概括。社會革命的歷史進步形式,一方面是常態進程,主要是在舊社會的胎胞里創造新社會因素,也就是整個社會的革命化狀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解釋到,“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這時,兩者此消彼長的運動一般在原有社會政治經濟形式下進行,并表現出相對靜止的階級斗爭狀況。另一方面是飛躍式變革,代表新生產力的階級通過經濟的和政治的解放,消滅舊有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建立新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對于階級社會時代的歷史來說,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只不過前者表現為常態,后者表現為急劇變革的形態,通過后者,某一形式的階級斗爭最終完結。 2.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殊規律 由于無產階級的歷史特殊性,由其主導的社會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有了與之前整個階級社會時代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目標追求。正是發現了無產階級的這種特殊性,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正當性和現實合理性的理論著述,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 第一,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機理。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于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于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源自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作用的結果,無產階級主導一場新的社會革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產物。《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這一重要思想,在《資本論》中得到非常系統的科學論證,通過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經濟過程中的各種表現進行詳盡分析,關于這一矛盾推動資本主義發展并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有了最嚴密最有力的科學基礎。在指認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出現無產階級主導的社會革命之后,馬克思還強調,這種性質的革命必須在資本主義制度發生危機時才可能發生。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即在新的危機爆發之后,“這種革命才有可能”。這個判斷也在《資本論》所展開的資本主義批判邏輯中得到確證。 第二,社會主義革命主體的特殊性。一是這個主體在實現自身利益上跟所有其他階級完全不同。與其他時代的革命階級迥然相異的是,無產階級作為資產階級時代的社會革命主體,并非只需要推翻針對自身的階級壓迫和實現本階級的政治解放,他們的歷史使命是“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進而消滅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最終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所以,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二是這個主體進行社會革命時必須組建堅強有力的新型政黨。1871年初,恩格斯在《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的信中指出:“要使工人擺脫舊政黨的這種支配,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每一個國家里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要有它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顯然與其他政黨的政策不同,因為它必須表現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同一年底,馬克思撰寫的《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第七條對此作了更加清晰的闡述,“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為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標——消滅階級,無產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建立和建設無產階級政黨有著高度的理論與行動一致性,正如恩格斯在1889年12月18日致格·特里爾的信中所說:“無產階級要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就必須(馬克思和我從1847年以來就堅持這種立場)組成一個不同于其他所有政黨并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 第三,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社會主義革命內在的和根本的動力,當然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它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間形成這一制度所無法避免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指出,資產階級時代“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但也產生了“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一方的這種對抗”,即“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蒸汽、電力和自動走錠紡紗機甚至是比馬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它們要求由同樣是現代的產物的工人來掌管。于是,工業進步必然引發社會革命,與其他時代的社會革命完全不同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將意味著他們本階級在全世界的解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簡而言之,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動力,來自階級解放并由歷史條件決定的人的解放新要求。對此,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生動形象的說明:“19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19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于內容,現在是內容勝于辭藻。” 第四,社會主義革命將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的過程。《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然后,“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指明,社會主義革命將分兩個階段進行,前一個階段主要以奪取政權為目標,有比較典型的政治革命特征;后一個階段將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條件下推進全方位社會變革。但是,這兩個步驟注定是一個曲折且長期的歷程。對具體的發展進程,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作了這樣的描述,無產階級革命“經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拙劣;它把敵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強壯地在它前面挺立起來;它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后退卻,直到形成無路可退的局勢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 第五,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前途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當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現實后,人類社會就進入了無產階級時代,“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發展到這個程度,人類社會就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將資本主義制度當成“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的最后一個形態,認為隨著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消滅了私有制、徹底改變了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也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結束之時,人終于獲得了人的全部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社會革命理論的當代價值 由社會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殊規律組成的馬克思恩格斯社會革命理論,在確立過程中就逐漸融入19世紀中后期的工人運動之中。到了20世紀,更是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總依據和總原則,持續地釋放出科學理論的實踐魅力。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本質就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因為抓住了這個根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表現出典型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特征。在繼續推動偉大社會革命的進程中,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社會革命理論確立的總依據和總原則,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創新和創造,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論為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論證了不可撼動的歷史正當性,因而,不管在何種復雜多變的社會革命形勢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失去信心。馬克思和恩格斯解剖資本主義,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政治、歷史、文化、科技等一切領域的材料,并不是出于純粹的學術興趣,而是帶著為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尋找科學根據的明確目的。由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這兩大發現,社會主義理論有了科學的歷史正當性依據,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盡管當代資本主義還在總體上呈現發展態勢,但它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發生、尖銳社會沖突無法消解等問題,還在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資本主義依然沒有改變它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另一方面,盡管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遇到過嚴重挫折,現在總體上依然處于所謂的低潮期,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果,“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論斷,充分顯示了我們已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上述兩種制度所展示出的截然不同的歷史姿態和當代形象,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向世界說明,堅持走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歷史前進的方向。 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論為社會主義事業確立了無產階級立場和革命化原則,從而使馬克思主義者將“推動現存世界革命化”作為基本遵循,堅持在時代變化的風云際會中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對階級社會進行徹底革命的態度,決定了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需要將“推動現存世界革命化”作為運動原則。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推動現存世界的革命化,于舊社會的胚胎里培植新社會因素,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社會革命精神。社會革命的常態化進程本來就是歷史所表現的最主要形式,暴力的革命行動、奪取政權的政治斗爭,即使由代表新生產力的階級所發動,那也只是在常態化進程已積蓄了足夠的歷史能量后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時代,只有當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已經使這個制度無法運行下去的時候,社會主義革命才會發生。當今時代,盡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然還在延續著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的神話,但其生產方式的內在固有矛盾也仍然在起作用,最重要的征象即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全球破壞性越來越大。而且,“為了延緩其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資產階級不得不采取各種措施來緩和其固有的對抗性矛盾。從近年來發生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一些新情況來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調整所要達到的緩和矛盾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這種調整已經幾乎接近極限。逆全球化運動、英國脫歐、民粹主義、特朗普上臺執政等等,表明資本主義世界已經陷入復雜、深重、尖銳的矛盾體系和系統性危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經進入一種近乎撕裂的狀態”。因此,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一方面要抓住資本主義演化的新趨勢,將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抗爭性社會運動,將舊制度內的否定因素,轉化為社會革命的積極力量;另一方面,現實社會主義國家要繼續推進以自我完善為路徑的社會革命,運用政權力量提高人的解放的總水平。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推動現存世界革命化的思想,是世界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社會革命的基本要求,對于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更加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繼續推進社會變革的思想,為辨別真假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事業,提供了根本指引。從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到完成共產主義的偉大社會革命,建立真正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運動還需要經歷很長的歷史過程,而且這個過程需要在社會主義制度內完成。雖然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形式,以及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都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社會革命理論所闡明的根本原則和基本要求,但凡醉心于純粹政治革命,或者滿足于政治革命成果而不再繼續推進社會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卻是科學社會主義堅決反對的。基于歷史使命,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不會滿足于政治革命成功,而是會不懈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會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力量繼續推進偉大社會革命。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意義上強調的繼續革命或不斷革命,是有共產主義原則高度的社會革命。社會主義制度下革命力量自覺踐行“繼續推進現存世界革命化”的歷史要求,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指針,不斷改變不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體制,不斷調整不適合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進程及其取得的社會變革成果,不僅從實踐上詮釋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論,而且正在繼續以之為指引,提高偉大社會革命事業的中國化品質,擴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革命經驗的世界影響力。 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革命論闡明了建立共產主義政黨的必要性,強調了共產黨領導偉大社會革命事業的實踐要求。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主要領導人、第一國際的創立和領導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一直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組織緊密聯系在一起。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原則和方法都是他們從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中得出的。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無產階級組建不同于資產階級政黨的新型政黨,并且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是由無產階級的歷史特殊性所決定的;共產黨人并不是特殊利益集團,而是為了完成偉大社會革命而組織起來的先進分子;共產黨人的利益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高度一致,“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事實證明,馬克思恩格斯的建黨思想,對于我們的事業有重要意義。在社會主義運動進程中,是否有一個堅強有力的政黨,決定著不同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人類社會發展到當今這個復雜多變的時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身份界限看似變得有些模糊,甚至在表面上看,好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訴求正在趨同,以至于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勞動者個體都已喪失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意識。但正如我們到處都很容易看到的,剝削依然存在,只不過表現更加隱秘;資本邏輯依然在主宰著政治經濟秩序和社會觀念,只不過剝削和異化已由顯性表現轉化為國際性和總體性的隱性狀態。只有保持著先進性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真正與時俱進地“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揭露偽裝過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衰敗和危機征兆,凝聚社會革命所需的物質力量。可以說,保持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性、保持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戰斗能力,正是共產主義政黨存在的歷史理由。基于歷史責任和時代意識,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的行動,正在新時代的中國創造社會變革奇跡,同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參考文獻: [1]許征帆:《千難起步 萬險征途——試論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革命發生論的雙要題》(上、中、下),《高校理論戰線》1999年第5、6、7期。 [2]徐景星:《論馬克思“社會革命”概念的深刻內涵——兼評哲學教科書對“社會革命”概念的誤讀》,《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3]劉寧寧:《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及其當代意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1期。 [4]侯惠勤:《真正的社會革命必然是意識形態革命》,《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2期。 [5]劉同舫:《“偉大社會革命”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光明日報》2018年4月3日。 [6]賀撒文:《馬克思革命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7]〔美〕羅伯特·查爾斯·塔克:《馬克思主義革命觀》,高岸起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作者系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實踐”研究基地科研人員;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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