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權威報告有如下的數據：“從1998年到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中，國有企業數量所占的比例從39.2%降至4.5%；在全部工業資產中，國企所占份額從68.8%降至42.4%；國企提供的就業占總就業的比例從60.5%降至19.4%。1997年，國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57%，而到2010年已經降至15%。現在，非公部門不僅是中國創造最多經濟產出（約占GDP的70%）和就業的部門，是強有力的增長引擎，而且也是創新最為活躍的經濟部門。根據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報告（2009），中國65%的專利和75%的技術創新都來自非公經濟。”【1】2018年，一種名為“五六七八九”的數據（即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出現在工商聯和一些政府部門宣傳的資料中。這些數據雖然并不準確，但也反映出當前中國勞動力的結構了。據對中國期刊網的檢索，題名包含“民營經濟”的文獻有7352篇，“私營經濟”有4376篇，“私營企業”4075篇，“國有經濟”2952篇，“國有企業”54730篇，“國營企業”1527篇。這也顯示，“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已經重新登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并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人們不僅會問：中國何以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呢？很少有對這個問題的系統回答。本文試圖根據公開信息勾勒出這個路徑。今天私有經濟比例過大，我們如果知道其所從來，那么，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斷。本文是探索性的，而不是定論性的。這一是因為一些公開信息可能有誤，二是因為有些重要信息未能獲得，三是分析中可能難免疏漏。但本文在寫作時盡力控制這些因素，使得它們即使存在，也不會太影響本文分析的本質。是否實現，有待于讀者的判斷。
一、“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重新萌芽
新中國成立前，“民營經濟”、“民營企業”主要是以民族資產階級的產業存在的。它內受官僚資本的統治和壓迫，外受國外資本的擠壓，從而表現出革命性和軟弱性的兩面。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農村的合作化、集體化和公社化，“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基本上在中國政治經濟舞臺上消失了。但是，代表它們的意識形態并沒有消失。1960年至1962年中央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時，圍繞如何盡快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存條件出現了一種新提法：“三自一包”。它是“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概括總稱（潘淑淳，2010）。這里，有必要對它們加以具體的解釋。“自由市場”是一種小自由，是允許農民拿出一小部分生產生活資料（也只有一小部分）在集貿市場上進行交換的自由，而不是西方經濟學那種意義上的自由市場。“自留地”之所以是小自由，是因為它在農村土地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是用于滿足農民種菜等小塊土地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種政策方案。如果沒有自留地，農村也就難以有集貿市場那種在改革開放后極為常見的“自由市場”，因為在國家統購統銷的政策（1953年確立）下，它缺少產品供給所需要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制定的文件中，如1960年11月，毛主席、周總理主持制定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也出現過（潘淑淳，2010）。“自由市場”在改革開放后大大發展了，1992年中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改革開放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后，取消自留地，融合在承包地里。“自負盈虧”是針對生產隊的一種經濟核算制原則。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列修正草案》確定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規定了“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的分配。”這個原則在改革開放后擴展到工業領域、城市部門，成為國企管理的一個原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上，不可能嚴格地執行自負盈虧原則。自負盈虧只能要求生產單位在經過合理的經營期限后依然資不抵債就實施倒閉。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企業一般被認為是自負盈虧的，預算約束是硬的。自負盈虧原則有倒逼企業加強管理的功效，但也有迫使企業加強剝削的副作用。而且，資本主義也有大而不能倒的現象。一個生產隊也不可能會破產。所以，無論是作為20世紀60年代中國農村政策調整的一項措施還是后來作為中國國企改革的一個目標，其表述的嚴謹性都并不理想，而這就提出其合理性問題了。“包產到戶”則至少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浙江永嘉縣燎原社的“包產到戶”，一種是后來安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都叫包產到戶，但內容和形式都有重大差別。前者不是以戶為單位經營，仍然以隊為單位統一經營，有很多農活是靠“集體”去完成，而不是靠一戶去完成。只有一部分不應該“集體”而適合于個人搞的農活，才由社員自己去安排。因此，這種“包產到戶”實質是“產量責任制”和“勞動質量責任制”到戶，而不是純粹的后來安徽小崗村的那種“包產到戶”（潘淑淳，2010）。也許，當時的永嘉縣委如果采用另一個名稱，這種模式就可以成為中國農村生產經營管理的一種普遍模式了。如果中國當年采用了永嘉縣燎原社的“包產到戶”模式，今天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就應該相當發達，農村面貌就截然不同了，三農問題甚至就不會存在了。當然，如我們這樣的研究人員也深知，另取一個名稱，也往往很難。由于永嘉縣委的探索還是試點，所以，可以想象，20世紀60年代中國“包產到戶”的設想可能主要是類似后來安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模式了。如果真是這樣，這種“包產到戶”實際上就是在否定集體化了，更是在否定人民公社了。因此，毛澤東主席反對“包產到戶”政策的原因和正當性也就顯而易見了。安徽小崗村的那種“包產到戶”模式就是小農經濟。就連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小平也很快認識到，小農沒有前途，農村需要兩次飛躍。令人惋惜的是，鄧小平并沒有指出，何時進行第二次飛躍。綜合以上，可以說，“三自一包”是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而提出的一種系統政策調整思路。圍繞它，從中央到地方，許多人，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鄧子恢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是，自提出以來，它就面臨許多爭論。從其提出的背景來看，它只是我國農村經濟運行中的一種調整。但從改革開放后的諸多政策制定和實踐來看，它即使在提出時僅僅是一種調整，也在后來發展成為一種頂層設計，而且，并不高明。也許，正是因為這兩個原因，使得毛澤東主席對“三自一包”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態度。我們認為，毛澤東主席的這個否定態度是基于科學的戰略性的正確認識而形成的。其中也必然有毛澤東主席在長期斗爭中所積累起的豐富經驗的因素。簡單說，“三自一包”可以看作是“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意識形態中的一個分支。值得指出的是，與“三自一包”幾乎同時，1962年上半年，中聯部部長王稼祥等人提出了對外政策的建議，后來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修反要和（三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1963年5月，毛澤東在武漢同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談話說：“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路線”（劉明鋼，1999）。由于“三和一少”主要是對外政策，與私有經濟發展的聯系較少，我們將在《之十》中對“三和一少”進行類似對“三自一包”分析的分析。基于以上，可以說，“民營經濟”、“民營企業”重新登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早在改革開放前就已經埋下伏筆了。從種種情況看，“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在中國應該是不可或缺的。但問題是，“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究竟在中國經濟中占據一個怎樣的比例較為合適呢？對于這個問題，“三自一包”是沒有回答的。如果毛澤東主席考慮到了“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可能會在中國經濟中占據一個過大的比例，那么，毛澤東主席對“三自一包”的警惕就是非常英明的。當然，如鄧子恢等人提出“三自一包”以及其他人對“三自一包”的贊成在主觀上也是好的。只不過，他們可能沒有毛澤東主席看得長遠，看得深刻！對于“三和一少”，“王稼祥在一份檢查中記錄了他的真實想法：我當時不是對我敬愛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存有二心的，相反，我同中央和中央軍委是一心一意的。我覺得如不呈訴自己的意見，那并非共產黨員的本質；如不提出意見，中國若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我將后悔終身，我不想有任何因素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劉明鋼，1999）。王稼祥的這種心跡表白表明，黨的高級干部許多是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只是由于眼界不同，角度不同，崗位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是非常正常的，但也可能是導致不同方向的。如何既發揮積極性，又形成必要的科學集中，【2】形成全黨智慧，有時是容易解決的，有時則可能在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無論如何，都需要做詳盡的調查研究。在改革開放前，“民營經濟”、“民營企業”重新萌芽于農業、農村領域，可能主要是因為在工業、城市部門，代表“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合法地存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個體經濟經歷的幾個發展階段，從作為五種經濟成分之一，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再到1980年時城里個體工商戶只剩下14萬人等（梁傳運、魯利玲，2018）。就連農村的“自留地”、“自由市場”都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改革開放前中國工業、城市的意識形態的狀況就可見一斑了。
二、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如何重新登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
據說，杜潤生曾經說過“不要拿規定和辦法去框‘實際’，‘實際’是框不住的”之類的話（梁傳運、魯利玲，2018）。這樣的話在有的時候是正確的，但在其它時候也可能是重大的理論謬誤。一些文獻實際上認為，“民營經濟”、“民營企業”重新登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是現實需要倒逼的結果。然而，計劃經濟時期的許多重要規定和辦法是集中全黨智慧制定出來，解決主要矛盾的。而各種所謂“實際”則可能是次要的矛盾，甚至可能是雞毛蒜皮的事情。如果決策者被次要矛盾、雞毛蒜皮之類的樹木遮住雙眼，就看不到森林，就在大千世界的叢林中失去方向了。而且，說實話，從這些“實際”中所整理出的規定、辦法必然也不少，而且整理者的政治層級也不高，歷史貢獻也無法與毛澤東主席相提并論。那么，后人又怎么對待這些規定和辦法呢？難道如杜潤生這樣的有相當思想深度、大半生從事政策制定的權威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嗎？現在，我們還缺乏足夠的資料來全面研究“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如何重新登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但2018年，一位名為梁傳運的領導口述了相關的歷史，即梁傳運、魯利玲（2018），為我們打開這一歷史提供了方便之門。據梁傳運、魯利玲（2018），“民營經濟”、“民營企業”重新登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是從對個體經濟的突破開始的。1979 年六七月，梁傳運從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被抽調到國務院財經委體制組。國務院財經委體制組是國務院財經委下設四個小組中的第一組。組長是張勁夫，副組長是薛暮橋、廖季立，體制組辦公室負責人是柳隨年。梁傳運到體制組后，主要參與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找理論界、政府部門和實際工作等方面的人舉行座談會，出簡報，設計改革方案等。1980年夏，梁傳運回到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9月，他看到了胡喬木寫給姚依林和杜星垣的一個條子。條子內容大概是：依林同志、星垣同志，是不是要盡早地制定關于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法律。他又加了一個括弧，說：“不行的話，制定暫行條例也行。這個事應該抓緊”（梁傳運、魯利玲，2018）。胡喬木還說：“制定這個法規或者條例，既要回答國內一些同志關于怎樣發展個體工商戶的問題，解決一部分就業的問題，也要對國外朋友有一個交代，回答到底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梁傳運、魯利玲，2018）。不知道梁傳運等人除了接受胡喬木的指示外是否還接受了其它更高的指示，或者是否還得到了其它什么信息，但起草文件的工作就著手進行了。在起草文件時，想法很明確，一些指導思想都寫在了文件“帽子”里面，比如，“不剝削他人勞動”、“要在國家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展”等等。也就是說，要把個體工商業的發展限制在國家法律范圍之內。起草文件的目的很明確，重點要解決兩個實際問題：一是搞活市場，二是解決就業。可是，一旦開始起草文件，帽子是否還管用就不由議程設立者所左右了。個體工商戶規模關于從允許一人經營到允許一家人經營，到允許兩三個、三五個學徒、幫手（就是雇工）、直到后來的數千甚至十幾萬雇傭工人。甚至有的國務院領導也不關心雇工不雇工，而“更關心的是待業青年問題，還有像退休職工和個體工商戶怎么管理的問題”，認為，“這些比雇工問題更緊迫”（梁傳運、魯利玲，2018）。可見，所謂解決現實問題比關注理論問題在一些領導那里是多么重要啊！【3】1981年7月7日，國務院公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即國發108號文件。國發108號文件公布之后，實踐又提出了許多新問題，集中起來就是，個體工商戶發展了，是否可以對其所從事的行業、雇用的人員數量、經營方式都應放寬一些呢？于是，對國發108號文件的補充文件就出臺了。補充文件還勉強規定合作經營，但當后來的《民法》正式確立合伙企業后，合伙企業就代替了合作經營。1985年2月12日，國務院領導同志對來訪的比利時企業聯合會主席雷森講，“私人企業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它的發展是有限度的，不會發展很大，將來對它不需要采取國有化政策，可以在稅收上節制它的發展。私人企業有某種程度的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將來私人企業即使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它同國營企業相比還是很小的，不可能操縱國家經濟命脈。有一些私人企業，不會改變國家性質。實際上，這是中央決策層的一個重要信號，就是要解決個體戶向前發展的問題”（梁傳運、魯利玲，2018）。這個觀點是否正確，今天我們已經能夠看得比較清楚了。梁傳運常說的一個觀點就是，“個體經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不是能框住的。一旦開了口子，它就按自己的規律發展了。因為行業不同、地區不同、情況不同，勢必會出現五花八門的問題”。確實，這是經驗之談。列寧早就說過：“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的一小步，真理會變成錯誤”。【4】列寧還說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既然躺在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滾，一直滾到底”。【5】1986年春，在《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方恭溫組織的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稅務總局和學術界等各方面人員開的一個座談會上，他提出“對私營經濟要進行法律界定，私營經濟的地位要明確”的觀點。1987年10月，國務院領導同志明確提出，要抓緊進行私營經濟立法，并責成時任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落實此事。那時候，每年制定條例，都要報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于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據報批的規劃，著手制定私營企業條例（梁傳運、魯利玲，2018）。【6】但到這時，民營經濟的合法性依然未能確立。梁傳運、魯利玲（2018）說，1988年2月8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有關私營企業立法的指導思想和重大政策問題。會上，國務院領導同志指出，【7】在我國，由于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可以通過法律、法規對私營企業進行監督管理。我國的私營企業者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家在性質和作用上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不能像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一樣對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企業者。對私營企業要鼓勵、引導它們健康發展，保障它們的合法權益，加強監督管理，以繁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次會議為我們進一步修改文件明確了指導思想。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確立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從而為私營企業條例的出臺掃清了道路。梁傳運、魯利玲（2018）是從行政部門的角度對“民營經濟”、“私營企業”如何走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加以敘述的。其實，更為重要的敘述應該是從黨務部門的活動展開的。因為如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在北京舉行）通過《憲法》修正案毫無疑問應該是由黨中央來負責的。但那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由政府總理轉任的，因此，黨務領域的工作如何使得“民營經濟”、“私營企業”走上中國政治經濟舞臺，也是不難想象的了。【8】如果這位明顯并不稱職的總理和總書記所制定的政策隨著他的被撤職而得到清理，那么，“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應該也不會上升到前文所提到的那樣高的比例。20世紀90年代，經過鄧小平南巡，中國先是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目標，后來又通過實施后來被稱為國退民進的改革而讓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比例進一步上升了。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中國興起了許多資本集團。有的資本集團已經得到清理，有的可能在清理之中，有的還在呼風喚雨。當然，也有如華為這樣的帶有一定私人成分的企業在高新技術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今天，大概普通的老百姓不會遭受沒有市場之苦了，反而可能遭受市場化過甚之苦。因為許多老百姓面對著高昂的物價和琳瑯滿目的商品只能退避三舍。這不僅使得20世紀60年代初的所謂“自由市場”論顯得渺小，也使得人們思考1992年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了今天是否是科學的。實際上，如果當年的“自由市場”是小自由，它值得中央高層的那些人非要把它上升為一種中央政策嗎？市場的本意是交換，馬克思認為生產決定交換，也就是生產比交換更重要，更根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比社會主義生產更重要的概念嗎？黨已經提出了駕馭市場經濟的挑戰。中國的市場經濟到底是什么，才需要黨來駕馭呢？是否就是“民營經濟”、“私營經濟”的代名詞呢？如果是，一些邏輯和表述就要重新思考了。實際上，我黨和我國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是在不斷的重新思考的反反復復的過程中發展的。1965年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剛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時，突然主動向李宗仁的機要秘書程思遠發問：“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飯嗎？”程一時茫然。毛澤東接著意味深長地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后，總來一次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后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所謂“理論”，簡單地講，就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而對于“理論”，毛澤東還講過，“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9】針對有人總結出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指出，要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顛倒過來。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70年的中國發展讓我們看清了許多東西。有人說，在20世紀60年代，中央出現了“三看三不講”現象，即：看風向——上面風向不明不講；看眼色——領導眼色不對不講；看意圖——上峰意圖不清不講。今天，看到中國的這種所有制結構，我們倒是覺得，毛澤東主席的眼色不能不看，意圖不能不領會，方向不能不跟隨。不看毛澤東主席的眼色，不領會毛澤東主席的意圖，不跟隨毛澤東主席的方向，就只能看其他人的眼色，領會其他人的意圖，跟隨其他人的方向了。如果說，在毛澤東主席的時代有不少人寧左勿右，那么，后來的時代似乎更多的人是寧右勿左。而在這種寧右勿左中，中國已經太多的人成為雇傭工人了！這又再次證明毛澤東主席的遠見卓識！今天，有許多發了財的人十分感謝改革開放，十分感謝鄧小平。但是，我們認為，其實，他們如果了解歷史，如果他們有最起碼的知識，他們最感謝的人應該是限制私人資本發展的毛澤東。為什么？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毛澤東，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就可能沒有被推翻，官僚資本在中國的統治也可能沒有被推翻。既然沒有被推翻，它們就可能變本加厲，就使得今天發財的許多人根本沒有發財的機會。同樣道理，如果毛澤東一代人在建國后大力發展自己的家族企業，今天許多發財的人也同樣發不了財。所以，我們可以鄭重地奉勸這些人：拜神不要拜錯了。最后，我們要指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混亂顯示實踐中的“一國兩制”并不穩定，許多根本性問題有待解決。一國兩制既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那么，在“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比例如此之大后，我們國家在經濟上的“多種所有制并存”是否能夠保持穩定，或者用西方經濟學的均衡概念來說，這種安排是否是一種均衡安排，我黨怎樣才能駕馭好市場經濟，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現實挑戰。對于這些重大現實挑戰，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才能予以理論的回答，才能做出政策上的規定。
【1】見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114頁。這個報告中的一些觀點似乎已經上升為國家文件的觀點。【2】前面王稼祥說“不想有任何因素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說的并不嚴謹。如果這種說法是真實想法，可能導致在對外關系上的患得患失。【3】拉美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實際上也具有這種特征。這也落入胡適的問題-主義論的窠臼。【4】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4.27），載《列寧選集》第4卷第257頁。【5】列寧：《革命的教訓》（1917年7月底），載《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1980年9月-1987年11月，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1987年1月16日-1987年11月1日，趙紫陽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1987年11月2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至1989年6月23日由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撤職。【8】該修正案規定，憲法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9】張西立：《毛澤東透露成功法寶：“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http://www.wenming.cn/djw/djw2016sy/djw2016dsgs/201712/t20171207_4516750.shtml。1. 梁傳運,魯利玲. 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決策過程[J]. 中共黨史研究,2018(12):83-89.2. 劉明鋼. 王稼祥與“三和一少”[J]. 黨史博覽,1999(01):42-45.3. 潘淑淳. 三自一包[J]. 檔案天地,2010(11):14-20.王今朝：《科學回顧所有制改革的意義和方法 ——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一》，昆侖策網：http://www.jqdstudio.net/gcjy/jingjijinrong/2019-07-22/135281.html王今朝：《改革中的所有制改革之度 ——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二》，昆侖策網：http://www.jqdstudio.net/gcjy/jingjijinrong/2019-07-28/135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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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別系武漢大學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老教授協會財經管理分委會研究員、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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