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黨的十九大至今，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在“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上是明確的、一貫的，從來沒有動搖。
“前30年”的國有經濟創業史中，盡管探索不易，道路曲折，但在企業層面和國民經濟結構中，持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并以其為主導力量，快速實現了龐大的國家預定發展目標，“打了空前的大勝仗”，為“后40年”高速發展“舉行了一個奠基禮”，是不容置疑的歷史存在。
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今天我們討論總書記、黨中央提出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大政方針，可以說它們是源遠流長，是一種巨大的歷史繼承，是一場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持續走向未來的重要探索的延伸，而不是什么“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非是輕率之舉。當然，也不是簡單的重復。
前 言
建國70年中，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40年”，都存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基本國策、事實和趨勢。“前30年”國有企業曾稱“國營企業”。但自1993年憲法修正案將憲法第十六條“國營企業”修改為“國有企業”以后，黨中央、國務院即依憲使用“國有企業”來概括建國以來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即國有企業發展壯大過程。[1]在這兩個時期的國民經濟中，國有企業存在形態有共同點，也有差別。第一，重要共同點是，在建國70年中，無論是“前30年”或“后40年”，國有企業的總產值、資產、企業戶均規模、利潤和稅金等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為國民經濟作出重大貢獻的脈絡都十分清晰。黨中央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評價。此間，國有企業的改革探索也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國經驗在全球范圍內再次表明，“從國際對標比較來看，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完全可以與世界一流企業并肩。”[2]第二，重要差別是，從國民經濟相對指標看，“后40年”國有企業增加值比重在GDP所有制結構中較“前30年”明顯降低。這也間接反映出在經營性資產所有制結構中，國有資產比重有明顯下降。[3]一些重要行業和領域例外。其影響波及各個方面。但具體的整體演進過程缺乏政府數據來準確地顯示。從政策和經驗上估計，這種下降主要發生在2011年之前的兩個階段中，一是1978年至1993年間發生的“把國有企業引入市場”的改革階段，二是1994年至2010年推動國有企業機制、戰略布局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適應市場的改革階段。[4]國有經濟持續的、較大規模的“有進有退”（含“抓大放小”），及部分國有企業搞股份制改革都發生在這兩個階段中。在2011年開始的，以“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5]為特征的改革新階段上，國有經濟相對指標變化已出現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新動向。如近些年在非金融業國有資產最為集中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經濟的重要相對指標，如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占比的下降已逐步趨緩，趨穩，且發生了回升現象。顯然，恰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6]建議有關部門進一步研究分析這種新階段上的新現象及其政策含義，自覺地加強引導，在新的基礎上，以更高標準，在更大范圍中一體化地“推動國資國企做強做優做大”。[7]本文認為，在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下，根據憲法第七條“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規定，今后國有企業、國有資本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基本國策和走向未來的趨勢是不可更改的，其表現形態也將與時俱進。如隨著國有企業、國有資本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將符合邏輯地帶來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上升，亦即“做強做優做大”。這種國有經濟比重將在某一時點、某一方面開始穩定、回升的新趨勢，1999年黨中央就有過前瞻性的闡述，即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有經濟比重“可以有所差別”。[8]“時移則勢異，勢異則情變，情變則法不同”。可能，這也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期國有企業應“鳳凰涅磐浴火重生”[9]的本意。如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國有經濟在總量增長的同時，開始逐步在國民經濟中做大相對指標，及遵憲在生產、分配等方面都很好地發揮出“主導”作用，帶動公有制經濟的整體發展壯大，促進國民經濟增長，不僅會有利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還會有利于治理鄧小平說的財富、收入“兩極分化”大難題，[10]讓“共同富裕”多一些，再多一些。當然，在實現更為長期而宏大的社會主義進步目標上，這樣做也才有利于國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通過平穩的漸進方式向更高級階段過渡。廣泛的國際經驗和理論分析證明，只有“傻瓜式的經濟學理論暗示，私有制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11]2017年至2019年，體制內個別人一直利用媒體公開反對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重要決策。為此，也有人重拾前些年“國企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退出”的陳腐觀點。其在金融界的表現是公開抵制黨中央國務院“保持國有金融資本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保持國家對重點金融機構的控制力”重要決策。[12]對此，我們應該予以回應。即按黨中央規定，要“直面各種錯誤觀點和思潮”，“堅持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13]本文側重從政策層面討論“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歷史和現實。它由六部分組成：總書記、黨中央“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前30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后40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簡析；戳斷私有化脊梁骨；政策性建議。
一、總書記、黨中央“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十九大至今，總書記、黨中央在“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上是明確的、一貫的，從來沒有動搖。總體上看，中央及地方黨政機關也一直在積極貫徹落實這項重大決策，并取得越來越好的成績。在實踐中，“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豐富內容也越來越多地受到關注。但是，在這期間，體制內、媒體上出現了一些噪音。如有人說，“這次十九大提出來，不要做強做大國有企業”，“不是追求上五百強”，只是“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14]“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說法并不準確，中國已不再提”；[15]“做強做優做大，說的是國有資本”；[16]“鼓勵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做強，……對公平競爭可能產生不利影響”；[17]國家資本市場控制權可放棄；[18]四大銀行都可以對外國賣掉，[19]等等。這些觀點試圖干擾正確的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方向。違反了政治規矩，需要澄清。（一）十九大前后，總書記、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系列重要指示。1.十九大之前及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重要決策精神。從已公開信息看，有研究者指出，2013年至十九大召開前，習近平五次強調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20]這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同時適用于非金融業、金融業國有企業的。這期間，2014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還將其列入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目標范疇，[21]統領了“1+N”的國有企業改革系列文件并執行至今。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又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并在相關全句中明確要求國有企業要“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在實質上，這是繼續表達了我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全球性戰略決心。因為，“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主體，仍是先進的大型國有企業。這種大型國有企業瞄準的“世界一流企業”的全球競爭力目標，其構成要素之一“不是追求上五百強什么”的是啥？私營企業“上五百強”，資產規模標準年年在提高，全國工商聯喜氣洋洋，國內自由派也沾沾自得，國有企業上就錯了嗎？更何況，國務院國資委在相關標準中，還有超越突出資產規模大特點“世界五百強”的新要求。[22]另外，如果這不是要繼續貫徹“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決策又是啥？而部分國有中小微企業，也可以按市場需要在中小微企業規模標準之內“做大”，做成“專、精、特、新”的“世界一流企業”，一些企業能夠達到更高的企業規模標準也是好事。當然，黨和政府也鼓勵其他類型企業實現這種發展目標。如“要著力引導民營企業利用產權市場組合民間資本，開展跨地區、跨行業兼并重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場競爭力強的大企業集團”，要“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做強做優”“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23]等。這里的“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概念，包括了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之外的集體企業等各類公有制單位。[24]對于外商投資企業也有類似的政策，叫著“一視同仁”，“機會平等”，跨國大公司特別受歡迎，等等。這可謂是在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的“漫江碧透，百舸爭流”。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按照形式平等（如機會平等）的市場規則看，“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又何錯之有？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教授說過，機會平等就是自由競爭。當然，歸根到底，憲法、黨章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主導力量，由其“主沉浮”的機制不能變。這既是總書記、黨中央一再強調的憲法、黨章規定，也是馬克思主義看重的實質平等的邏輯要求。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有這方面的重要內容：“我們黨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從來沒有動搖。”[25]2.十九大閉幕后，總書記、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系列重要指示，及中央機關和地方黨政機關貫徹落實情況。（1）總書記、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四次系列重要指示信息。從公開報道看，2018年6月和9月，習近平在考察山東、遼寧、黑龍江這三個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大省時，三次都強調，要“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提供堅強組織保證”；[26]“我們的國有企業要繼續做強做優做大，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說法、論調都是錯誤的、片面的”；[27]“齊車要乘勢而為、乘勢而上，加強自主創新，練好內功，不斷推出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永遠掌握主動，不斷做強做優做大。”[28]這些地方和企業的領導干部、工人都表示，要堅決貫徹落實總書記重要指示。其后，同年10月上旬，山東省委委員王清憲及省國資委相背而行，要求本省內國有企業“所有混改項目，不設國有股最低比例”[29]的錯誤決定，受到批評。2019年3月“兩會”期間，據國務院國資委發布的消息，政府部門是按“中央要求的做強做優做大三者相統一的原則來打造世界一流企業”。[30]這更表明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具有不可須臾斷、舍、離的“一體兩面”之緣，及“做強做優做大”之間是辯證統一關系。另外，這里順便指出，2018年6月30日，在擴大金融業開放背景下，為全面貫徹落實“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決策和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規定，要“保持國有金融資本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保持國家對重點金融機構的控制力”。[31]（2）中央、地方黨政機關貫徹落實總書記、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系列重要指示典型事例：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并行不悖，各有側重，相輔相成，“推動國資國企工作再上新臺階”[32]是一體化工程。一是2017年10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中，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時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篇寫道，要貫徹落實黨中央“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重要決策。第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改革辦常務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穆虹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篇寫道，要繼續堅持、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重要指示，等等。[33]二是2017年11月24日，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召開黨的十九大精神中央企業學習交流會暨《習近平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黨建論述摘編》學習部署會，第十九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鵬表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企國資改革發展黨建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思想性、理論性、戰略性、指導性和針對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內涵，為國企國資改革發展黨建各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要認真學好用好《論述摘編》，深入學習關于國有企業地位作用的重要論述，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34]在這本《論述摘編》里，就錄入了習近平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系列重要指示。后在2019年7月26日，已兼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的郝鵬表示，各級國資委要“一體推進國資國企發展改革監管和黨的建設”。[35]在這種政策語境下，“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等已融為一體化工程。三是2018年3月10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時任國務院國資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博士解讀了十九大提出的“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他表示，這“對于國資監管來說，意味著要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以管資本為主來轉變國資監管機構的職能。這里面重點是放活、管好、優化、放大，從這四個層面來理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36]這里哪有否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蛛絲馬跡可尋？四是2019年3月9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記者會上，時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再次就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問題指出，從“過去幾十年改革實踐看，改革確實使得我們企業做優做強做大，得到了進一步提升。我們要在改革的路上永不停步、永遠向前，真正能夠培養出很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37]國資委一副主任則對“培養”這種“世界一流企業”給出了更為具體的解釋，即國資委是“按照中央要求的做強做優做大三者相統一的原則來打造世界一流企業，示范企業要在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踐行新發展理念三個層面都進入世界領先行列。從國資委的角度，下一步要遵循市場化的規則來推進，量化指標、突出主業、放活管好。”[38]五是2019年8月中旬，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到中央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專題調研時，以廈航成長為例，表示應堅持“國有企業做強做優發展壯大”。[39]同月下旬，郝鵬在會見德勤全球理事會主席一行時表示，“習近平主席關于中國改革開放和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重要論述，為中央企業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長期以來，中央企業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全球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面向未來，隨著中央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做強做優做大的進程不斷加快，雙方合作潛力巨大。”對此，德勤主席態度鮮明地表示：我們將進一步加強與中央企業的深度合作，助力中央企業在改革重組、技術創新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40]六是2019年8月2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中，“在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方針的指引下，形成了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國有大型企業，并集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經濟效益明顯，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41]七是2019年9月5日，國務院國資委與上海市政府在滬簽署深化合作共同推進落實國家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在簽約儀式上，第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說，“我們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切實承擔好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任務。希望國務院國資委繼續關心指導上海國資國企改革，支持上海加大創新探索力度。上海將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務工作，全力支持中央企業在滬發展，推動國資國企做強做優做大。”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說，“國務院國資委和上海市政府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重要講話精神的重要舉措，是共同推進落實國家戰略、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實際行動，對于進一步深化央滬合作，推動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具有重要意義。”[42]八是2019年9月22日，臨近建國70周年慶典，國務院國資委中央企業先進集體和勞動模范表彰大會在京舉行。會上，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國務委員、國務院黨組成員王勇要求，要“加快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不斷開創中央企業改革發展和黨的建設新局面，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做出新的更大貢獻。”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代表國資委黨委“強調，國資委和中央企業各級黨組織、廣大干部職工站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歷史起點上，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激勵中央企業廣大干部職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成為黨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保持昂揚向上的干事創業激情，唱響新時代中央企業勞動者之歌，注重打造高素質職工隊伍，維護好發展好職工權益，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匯聚磅礴力量。”結合這兩個講話內容看，可以說從現在開始，直至新中國百年慶典的“新30年”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日程中，理直氣壯、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是躍然而出。[43]（3）由上可見，十九大及之后，總書記、黨中央既堅持了“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又提出了“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重要決策。它們是針對國有經濟改革發展不同層面的問題而提出，各有側重，相輔相成，是一體化工程，相互之間并不排斥。中央政府部門，如國務院國資委、國家發改委和地方黨政領導也是這樣去解讀和落實貫徹的。直至2019年9月，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不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明確地表示，上海市要統一地“推動國資國企做強做優做大”，國務院國資委也已將這兩個“做強做優做大”統稱為“習近平主席關于中國改革開放和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重要論述”，并統一地要求“推動國資國企工作再上新臺階”。[44]習近平這些“重要論述”不僅適用于今天，也“面向未來”，即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過程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毫不動搖的。之后亦如是。從邏輯上看，這是因為在歷史和現實中，國有資本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來實現“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則是通過發揮“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主力軍作用來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包括促進自身的資產規模、貢獻等“做強做優做大”。在國有資本、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全局中，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反倒是做弱做劣做小了；或反過來，即表面上看是通過大規模引入中、外私人資本讓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了，成了被“吹脹的氣球”，實際上反而是將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本及相應的控制權、收益權等做弱做劣做小了，離擺脫黨的領導和徹底私有化也不遠了。如果在國有資本、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在混改中發生了這兩種異常現象，都是違反中央精神的。[45]另外，（1）國有企業（包括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三方面的辯證關系不可切割，存在“做強做優做大三者相統一的原則”。如果有人僅拿國有企業“做大”來“攻其一點，不計其余”，完全是一種無視中央精神和絕大多數人理解力的曲解行為。（2）“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也是一體化工程，不可分離。“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具有豐富內容。從這個角度看已公開文獻，2016年7月、10月，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做出的兩次長篇重要指示，就此做了較全面闡述。我們這里再溫習一下。2016年7月4日，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要堅定不移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著力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揮國有企業各類人才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各類要素活力。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布局優化，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要加強監管，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46]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通過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要堅持有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方針，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47]習近平這兩次重要指示對各行各業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都有重要指導意義。與會者也包括了非金融業、金融業的國有企業負責人等。兩次指示各有側重，但都表明一個基本道理，即“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內容要體現政治、經濟相統一的辯證關系。我們既要反對單純經濟觀點，也要反對單純政治觀點，還要反對有人切割“做強做優做大”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歪曲總書記、黨中央決策的形而上學觀點。“橫看成峰側成嶺,遠近高低各不同”。這里根據本文特定分析視角，以習近平這兩次重要指示為綱，結合其他有關指示，以“一孔之見”試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中的政治、經濟、方法、時空內容分類如下，拋磚引玉，以利于進一步開展相關討論。
1.政治內容。核心是堅持、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保障其沿著社會主義方向不斷發展壯大，貫徹黨和國家的意志，履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使命。在這方面，一是“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這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這里，黨的領導內含促進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抵制私有化的內容。如習近平于2018年二、三季度就曾再次指出，“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堅持建強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不放松，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提供堅強組織保證”；[48]“那種不要國有企業、搞小國有企業的說法、論調都是錯誤的、片面的。”[49]二是在黨領導下“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顯然，在黨的領導下，集合這六種力量的“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50]且是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重要體現。這完全契合憲法關于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規定。
2.經濟內容。首先，從企業生產經營層面看，核心是國有企業“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這是從企業績效上衡量“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重要標準。這種績效標準是動態和競爭性的，需要與時俱進。其次，實現這個標準的改革發展途徑是，“要堅持有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方針，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其中，“做強做優做大”內含“著力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揮國有企業各類人才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各類要素活力。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布局優化，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等內容。再次，在激烈的、滲透性極強的全球化競爭環境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政策是密不可分的。3.方法論，即辯證法內容。核心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三做”，相互之間是相互制約和促進的辯證關系。其中貫穿著“做強做優做大三者相統一的原則”。另外，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需要“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51]。同然，“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決策也具有這種哲學方法論內涵。4.時空內容。首先，從時間上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以后還存在國家的長時期中，“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都屬于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可懈怠的歷史性任務。如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還是高級階段，只要還需要存在國家，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就都存在，要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國家消亡后，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稱謂如何，則要由那時的人們來決定。其次，在空間上“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具有多元的結構目標。依憲從邏輯上分析，一是它包含有國有企業在市場微觀層面“做強做優做大”目標。二是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同樣也是重要目標。實際上，這兩方面的目標是天然地相輔相成。這種道理也同樣適用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因為，長遠地看，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在市場微觀層面“做強做優做大”，既有利于穩定，并進而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也有利于帶動整個公有制經濟比重的提高。憲法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句話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且一如既往地堅持“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規定，并沒有對這兩條內容做任何限制性或禁止性規定。如不允許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比重趨穩或不斷提高。借用近期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對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種說法，這就是屬于“法無禁止即可為”。[52]更何況，這樣做本身就是依憲而為。就此而言，2018年11月某私營機構已“著書立說”為國有經濟作表率，曰：“10年后民營經濟或將占中國GDP75%左右”。[53]這是對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發出了競爭的挑戰書。非常好！對此，審時度勢，國有經濟完全可以與時俱進地推進“有所為有所不為”戰略。因為，國有經濟之“為”和“不為”，是隨時間地點等條件變化而變化的，決非一成不變的僵死教條。昨日“不為”之事，不等于今日、明日也“不為”。已“為”之事，也可以注入與時俱進的新鮮內容。今天，面對一些人發出的這種半新不舊，且概念（指“民營經濟”）含糊的挑戰，國有經濟沒理由當“縮頭烏龜”，且在國內市場中屈從于某類人特朗普式的“單邊主義”“長臂管理”“雙重標準”。如什么國有經濟只能退，不能進，進則成為“與民爭利”的“犯錯嫌疑人”，等等。從“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大是大非上說，目前在基本經濟制度框架下，國有經濟既鞏固在國民經濟制高點的陣地，加強主導之力，又不再過多拘泥于投資利潤低、回報周期長的重工業，而是利用包括所謂“一般性競爭行業”在內的競爭性行業的“新國企”優勢，去酌情、逐步開拓更廣闊的國內外市場，更好、更多、更快地“掙大錢”，提高自己在國民經濟比重，才有利于提供更多的稅收、就業和國有資本收益等，更強有力地支持涉及近14億人口大國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和國防建設等，提高國家競爭力，保障黨和政府更好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共同富裕”和強國夢。“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吧！”顯然，至此什么才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政策的來龍去脈，什么才是這種目標的基本內容或境界，什么才是“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與“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真實的一體化關系，在總書記、黨中央的一再闡述中，及在國務院國資委等相關政策安排和解讀中，已經清晰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一體化關系也清楚了。在這樣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政策映照之下，我們更可以看到個別黨員干部否定“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各種借口、說法都是蒼白無力的杜撰。其觀點背后，還存在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始作俑者”難辭其咎，及修改憲法、黨章（如“擺脫‘姓國姓民’糾結”）和反壟斷法等的政治訴求，[54]更是荒唐。這類沒有實事求是之意的東扯西拉，包括徹底出賣我國資本市場控制權及四大銀行的政策性建議等，是不是已經嚴重偏離黨內、政府內和“統一戰線”內探討經濟政策的正常規矩了？“百家爭鳴”不是“百家亂鳴”。對政策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但得講邏輯、事實和政治規矩。
二、“前30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中國70年以自力更生為基點，奮發圖強，艱苦奮斗，積極探索，盡可能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批評和自我批評，排除來自國內外的“私有化”干擾，反腐倡廉，“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這是一種客觀存在，且渾然一體的政策日程和強勢歷史進程。2016年10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55]這個評價高度概括了建國近70年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成就，也完全適用于今天。個別人反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切割“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關系等，不僅是毫無政策依據和違反了政治規矩，也完全脫離了在建國70年的社會主義探索中，一直存在“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基本事實。在建國70年中，“前30年”“后40年”國有企業的存在形態有同異。相同處是，在這兩個時期中，國有企業的總產值、資產、企業規模、科技水平、利潤、稅金等絕對指標，實現“做強做優做大”的脈絡都十分清晰。相異處，主要指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的相對指標上，一定時期內國有企業增加值比重下降較快。但近些年來此事有了新變化。以下分兩個階段簡介建國70年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基本軌跡和不同時期的異同。第一階段，即“前30年”中，國有企業總產值、固定資產、戶均固定資產規模、科技裝備、利稅，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建國前夕，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八條即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56]基于此，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進一步規定，“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57]其后，“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58]這種改造的最終目標，即“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59]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又通過了早已醞釀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在國有企業中也得到貫徹。如1961年9月中共中央頒發的，吸收了“鞍鋼憲法”內容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 (草案)》（即“工業70條”）中，就有推動企業“多快好省”發展，加強“技術革新”的一系列要求。[60]另外，國家為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及企業之間的“比學趕幫超”[61]和“工業學大慶”等社會主義競賽，也都促進了國有企業在“非完全市場競爭”下加快發展。1978年憲法規定，“國家保障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62]本文將這些內容理解為是“前30年”語境里，關于要在國民經濟結構和企業層面“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的一部分法律和政策的特殊表達。社會主義建設“萬里長征”，成功邁出第一步。過渡時期之后，在存在某些“商品經濟”關系、大量集體經濟和少量非公經濟，及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都一直實行的特色對外開放、[63]“企業自主權”[64]的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地位不斷上升。從已有文獻和國家數據看，1949年至1978年，新中國在“局部戰爭”“準戰爭”“核威脅”“備戰”，及被主要資本主義工業國等先、后不同程度“封鎖”的條件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亦或90%的經濟生活仍停留在古代的國情出發，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力更生為主，盡可能多地利用各種機會成功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資金、裝備和人才發展壯大國有企業，實行趕超戰略，在利用“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的條件下，從質和量兩方面完成了從農業國轉變工業國的宏大戰略目標。國有企業“不辱使命”。如195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工業占比為17.6%，1978年已上升為44.1%。[65]而1978年的全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企業占比是77.6%（集體經濟為22.4%），是工業化的主力軍。[66]也正是在國有企業主導下，我國1978年工業增加值按不變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長15.9倍，年均增長11.5%。[67]在這期間，國民經濟增長年均速度也快于當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居全球第11位”。[68]在“前30年”的這些巨大成就中，離了國有企業，一無是處。而消滅地主和中外資產階級剝削，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實行主要受趕超戰略制約的惠民政策，也使人民生活質量水平比舊社會得到大幅改善，并遠超印度等所謂人均GDP更高點的發展中國家。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在中國100多年的近代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新中國之前清王朝的“洋務運動”；民族資產階級上百年的經營；握有官僚資本，放縱歐美資本控制中國經濟命脈，并引入“民營”資本搞“混改”的國民黨政府38年執政，通通是“終不能望其項背”。這一切，實如1981年6月《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評價的，“前30年”我國主要依靠國有企業，“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另外，“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城鄉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壽命大大延長”。在這期間，我國人口平均壽命早已大幅超越后來，即1984年的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在發展中國家居于前列，更是遠超印度。[69]這份重要文件總結道，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這些成就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也是建國三十二年來最基本的歷史經驗。……我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取得了舊中國根本不可能達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各種困難，同樣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表現。”[70]1982年我國憲法在“序言”里再次確認這種評價，指出在這期間（計入了1979-1982年）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71]存在一些問題，也就是“三七開”。個別人習慣用同期的印度增長/發展狀況，甚至于用所謂“民國十年黃金時期”來貶低中國在國有經濟主導下“前30年”的工業化成就等，這是不客觀的。有研究者反駁這類貌似“先鋒”的觀點道，“無數硬指標證明，我國1979年的經濟比1949年繁榮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國所有重要經濟社會指標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國已沒興趣與印度比較。”[72]如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前30年”間，印度年均增速卻多為3.7%，1978年工業化率才為20%。[73]在更開闊視角上評論由國有企業主導國民經濟發展的“前30年”成就，“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就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74]顯然，其中的主力軍國有企業功不可沒。科學對待“第一步”的學習成本。“前30年”黨和人民都有學習成本的付出。但放開眼量瞻前顧后，左盼右顧，可有一個大國在列強環伺下，甚至是在數次戰爭和“核威脅”下，以“只爭朝夕”精神白手起家建企業、搞經濟，風雨兼程，為告別百多年“積貧積弱”舊時代，為爭取生存和重新崛起而不付出一定學習成本的嗎？“后40年”各式各樣的企業不一樣也支付著一些學習成本嗎？2019年9月16日，國務院領導還坦承，中國進入全球化“這個過程中，我們承受了很大壓力，付出了很大代價，經歷了很多陣痛，但我們認準了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堅持把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75]另外，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國家中不斷發生的各種危機、戰爭等，那也是他們的“自由企業”和政府在付出巨大的“學習成本”。有人幾十年來在這個“成本”問題上致力于矮化、抹黑“前30年”的國有企業，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鄧力群同志在總結“前30年”時，曾要一些黨內筆桿子注意恩格斯的這段話：“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76]這對于正確看待那時國有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適用的。以下為“前30年”國有企業總產值、固定資產、企業戶均資產規模、效率、科技水平、利稅“做強做優做大”，及國有經濟比重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做大”，即提高的情況。1.國有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固定資產和企業規模的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1978年比1952年，國有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做大22.7倍。1978年比1957年，國有工業企業數量做大1.7倍，國有工業企業戶均產出規模做大5.2倍。[77]另外，1978年比1952年，國有工業企業按固定資產原值計算做大21.5倍。1978年比1957年，國有工業企業戶均固定資產原值做大5.6倍，由68.4萬元上升為381.5萬元。至1977年，中國已擁有6600戶國有工業大中型企業（1978年因提高大中型企業規模劃分標準，國有工業大中型企業下降為4400戶）。[78]這些指標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前30年”中，國有經濟主力軍，即工業領域的國有企業在不斷地“做強做優做大”。關于這一時期的國有企業效率問題，有研究者指出，在工業中，“1949-1954年間，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于私營企業。……在1949-1984年間，國企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如果以1952年為100%的話，1984年則為336%，提高了3倍多。”[79]2.全國各行業國有企業都在發展壯大。1978年比1952年，工業、農業、建筑業、運輸和郵電、商業糧食和外貿、城市公用事業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原值做大18.7倍。[80]3.國有企業的科技水平“做強做優做大”。195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帶動我國工業化空前快速發展，也反映了這些企業的許多科技能力在經歷著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快速發展。1956年，經毛主席提議，國務院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提出了57項重大科技課題。還決定在計算機、半導體、自動化、無線電、核技術和噴氣技術等新技術領域采取六大緊急措施，以適應世界新技術發展趨勢。在這之前和期間，我國先后從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及從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等引進的一批先進設備技術等，[81]也都融合在這個規劃的落實過程中了。“這個規劃經過實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國一系列新技術從無到有發展起來，帶動了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的誕生和發展，初步改變了我國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縮小了我國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同時，毛澤東倡導的群眾性科學實驗和技術革新，在企業和農村也開展起來。”[82]“鞍鋼憲法”、《工業70條》等，也都強調國有企業要加強“技術革命”“技術革新”。而在197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則更是廣為人知，甚至被有的人批評為“洋躍進”。黨中央有關文件言簡意賅地總結道，“前30年”科學事業“有很大發展”。這些發展成就很多最終都體現在國有企業的工業生產能力中了。如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方面的成就，都表現出國有企業的科技水平和生產能力有很大的提高。電子信息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等也有快速發展。1971年10月絕密軍事項目523完成，青蒿素篩選成功,并投入國有企業生產。之后，其重要領軍者屠呦呦于2015年獲諾貝爾醫學獎。這也是屬于“前30年”的一大成就。這樣，在當時“全國一盤棋”的機制下，國有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等既“自力更生”，又聯合作戰，并盡可能爭取“外援”，成為實施國家科技發展規劃和出產品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自身的科技、裝備和人才水平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不斷“做強做優做大”。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罕見的成就，直追發達國家。4.國有金融企業及資產規模“做強做優做大”。1952年至1978年，存在或曾存在的主要國有銀行有中國人民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1978年比1952年，由中國人民銀行為主發放的貸款指標做大24.5倍。[83]該指標間接反映出國有金融企業規模（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和國有金融資產在不斷“做強做優做大”。5.國有企業“做大”利稅和財政收入。1978年比1952年，國有工業企業產生的利稅由30億元上升到790.7億元，做大26.4倍。1978年僅國有工業企業利稅就占當年財政收入的70%。[84]6.國民生產總值構成中，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涉農業），即統稱的公有制經濟的相對指標，即其比重不斷“做大”。據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發表的數據，“從國民生產總值構成看，1978年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引者注）、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三者的比例關系......(是)55：43.2：1.8”。“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比重，......（是）98.2：1. 8”。經過“前30年”發展，公有制經濟及國有經濟已占絕對優勢。進一步分析，當時第一產業主要是集體所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主要從工業總產值分析，“第二產業，改革前全民、集體和其他所有制三者的比例關系是76：22：2”。“第三產業，包括了交通、郵電、公用事業、金融、國家機關、科教文衛等行業，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一直較高。1978年全民、集體、非公有制的比重為74：22.3：3.7”。其中的商業也是這樣。1952年至1975年，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構成中，國營企業為主的公有制商業和非公有制商業的比例，由35：65，演變為98：2。[85]可以說，這種所有制結構+計劃經濟+部分商品貨幣關系+有限“企業自主權”+“非完全市場競爭”+對外開放等，為新中國在短時間中快速推進大國趕超戰略，實現工業化和國防保障，成功地提供了最強大的支持和保障，作出了歷史性貢獻。西方主流經濟學至今也難以證實，除此之外，還有什么能符合教科書中市場標準的體制，可以提供如此耀眼的大國成就。“前30年”的國有經濟創業史中，盡管探索不易，道路曲折，但在企業層面和國民經濟結構中，持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并以其為主導力量，快速實現了龐大的國家預定發展目標，“打了空前的大勝仗”，為“后40年”高速發展“舉行了一個奠基禮”，是不容置疑的歷史存在。什么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的體制、戰略和政策的成功？這就是。有些折損，在所難免。今后總結經驗，再改革就是了。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今天我們討論總書記、黨中央提出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大政方針，可以說它們是源遠流長，是一種巨大的歷史繼承，是一場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持續走向未來的重要探索的延伸，而不是什么“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非是輕率之舉。當然，也不是簡單的重復。[1]如《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新中國成立五十年來，……國有企業和工人階級為此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載《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0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再如，有國務院領導等參與指導，國家統計局編的《新中國60年》寫道，“1952年，我國國有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56.3億元……”，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版第081頁。[2]國務院國資委“國資小新”：《國企改革奮力前行——國務院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在第三屆大梅沙論壇上的發言》，http://www.sohu.com/a/118778387_118321。。[3]趙華荃：《改革開放40年來，〈憲法〉規定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執行情況的統計監測報告》，《馬克思主義研究》采訪稿2019年初。[4]《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http://roll.sohu.com/20121026/n355797214.shtml。[5]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6]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327-2.html。[7]這是2019年9月5日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的講話，見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國務院國資委與上海市深化合作共同推進落實國家戰略李強郝鵬應勇出席簽約儀式》，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2188771/content.html。在這之前的2017年11月24日，十九屆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鵬就說過，要“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見證券時報《國資委：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http://www.sohu.com/a/206849055_115433。可見，十九大以來，一體化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是黨和各級政府領導機關一種不變的主流共識。[8]《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載《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03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9]央視網：《國企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310/c40531-24583800.html。[10]梁柱：《鄧小平晚年心系分配問題》，http://www.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7/15/content_20503118.htm。[11]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序》，載熱拉爾·羅蘭主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第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12]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18-07/08/content_5304821.htm。[13]央廣網：《習近平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http://news.cnr.cn/native/gd/20190318/t20190318_524547148.shtml。[14] 搜狐財經報道：《這是半年來最直白的高層動向解讀》，http://www.sohu.com/a/230197958_313480;第一財經報道：《不要求每個國企都做大，靠負債做大容易帶來金融風險》，https://finance.china.com/news/11173316/20171222/31854899.html。[15]21世紀經濟報道：《中央要做強做優做大的是國有資本，不是國有企業》，http://finance.ifeng.com/a/20190113/16683002_0.shtml。[16]《新起點 國企改革如何發力——專訪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2017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http://www.gov.cn/xinwen/2017-11/17/content_5240310.htm。在這篇訪談中，記者自造了“做強做優做大，說的是國有資本”說法。[17] 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03/12/555149.html。[18]《中國有足夠力量化解金融風險》，2018年7月3日《環球時報》，http://www.sohu.com/a/239105982_463913。[19] 《財經》訊：《外資能否控股四大銀行?蔡某某回應：只要能推動發展，何樂不為?》，http://news.hexun.com/2018-07-07/193388310.html。[20] 程恩富：《新時代為什么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http://www.sohu.com/a/232651805_100122952。[2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3969/34577/xgzc34583/Document/1478256/1478256.htm。[22]劉青山：《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國企改革發展記者會呈現九大亮點》，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677655/content.html。[23]新華社：《習近平參加政協民建、工商聯界聯組會講話全文》，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3-09/7789310.shtml;新華社：《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1/c_1123649488.htm。[24] 參閱全國工商聯主編歷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大成企業研究院編著《民營經濟改變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出版。這些書的作者都一再說明，關于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數據，尤其是有關民營經濟“56789”的重要數據，均包括了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之外的集體企業等各類公有制單位的數據。所以，民營經濟并不等于非公經濟，如兩者在稅收貢獻數據上就相差甚遠。在《中國稅務年鑒(2017)》表1-6的全國稅收收入結構中，私營企業占比為10.8%，私營企業和個體經營合計占比為15.9%，均遠離民營經濟或民營企業稅收貢獻超過50%的流行觀點。[25]新華社：《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1/c_1123649488.htm。[26] 新華社：《習近平在山東考察時強調切實把新發展理念落到實處 不斷增強經濟社會發展創新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14/c_1122987584.htm。[27]新華社：《習近平：懷疑、唱衰國企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928/c64094-30317748.html。[28] 新華社：《 習近平：以新氣象新擔當新作為推進東北振興》，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28/c_1123499376.htm。[29]第一財經報道：《直面經濟發展短板 山東拿出93個優質國企項目進行混改》，http://www.sohu.com/a/258915945_114986。[30]中國網：《國資委：按做強做優做大相統一原則打造世界一流企業》，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9-03-09/doc-ihrfqzkc2508525.shtml。[3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08/c_1123095520.htm。[32]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國資委黨委召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會鞏固拓展主題教育成果 推動國資國企工作再上新臺階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2127308/content.html。[33]肖亞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載《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第236、238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穆虹：《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234頁，同前書。引文黑體字是作者所加，以下相關引文相同。[34]證券時報訊:《國資委：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http://www.sohu.com/a/206849055_115433。[35]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國務院國資委召開地方國資委負責人座談會 加快構建國資監管大格局 堅定不移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1842881/content.html。[36] 證券日報記者張志偉 左永剛:《國資委釋義“做強做優做大”：國企改革方式會有重大轉變》， http://news.10jqka.com.cn/20180310/c603352585.shtml。[37]國資報告記者劉青山：《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國企改革發展記者會呈現九大亮點》，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677655/content.html。[38] 國資報告記者劉青山：《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國企改革發展記者會呈現九大亮點》，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0677655/content.html。在這之前一天，即同年3月8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剛以“市場”名義，在“兩會”期間向黨媒宣傳了另一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公開反對總書記、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觀點，并加以了發揮(新京報記者顧志娟：《擺脫“姓國姓民”糾結，為民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03/12/555149.html)。肖亞慶的這次答記者問，客觀上可以看著是對劉世錦等妄議總書記、黨中央大政方針的積極回應。[39]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郝鵬赴福建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調研 守初心擔使命 推動國資國企事業再上新臺階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1980232/content.html。[40] 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郝鵬會見德勤全球理事會主席舒亞玟》，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2088532/content.html。[41] 國家統計局：《單位數量快速增長 市場活力不斷激發——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二十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6_1693395.html。[42]上海市國資委：《國務院國資委與上海市政府在滬簽署深化合作共同推進落實國家戰略合作框架協議》，http://gzw.sh.gov.cn/website/html/shgzw/shgzw_xwzx_gzyw/2019-09-06/Detail_91493.htm。[43]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中央企業先進集體和勞動模范表彰大會在京舉行，王勇會見中央企業先進集體和勞動模范代表，郝鵬出席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2297301/content.html。[44]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國資委黨委召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會 鞏固拓展主題教育成果 推動國資國企工作再上新臺階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2127308/content.html。[45] 夏小林：《國資國企都要“做強做優做大” ——兼評東北混改、“金融開放”踩紅線異象》，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7/11/385083.html。[46]新華社：《習近平：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6/1009/c407543-28763192.html。[47]新華社：《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不動搖》，http://gs.people.com.cn/n2/2016/1012/c183342-29127229.html。[48] 新華社：《習近平在山東考察時強調切實把新發展理念落到實處不斷增強經濟社會發展創新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14/c_1122987584.htm。[49] 新華社：《習近平：懷疑、唱衰國企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928/c64094-30317748.html。[50]中央黨校“學習中國”：《習近平希望國有企業這樣做》，http://politics.gmw.cn/2017-03/24/content_24053741.htm。[51]新華社：《習近平：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8-15/8600061.shtml。[52]國務院國資委改革辦：《聚焦解決實際問題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雙百九條”》，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588072/n9598007/n9598012/c11884922/content.html。[53] 《媒體：10年后民營經濟或將占中國GDP75%左右》，http://www.sohu.com/a/277665805_115479。[54] 參閱新京報記者顧志娟報道，劉世錦、陳清泰談“擺脫‘姓國姓民’糾結，為民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03/12/555149.html。[55] 求實網：《習近平要求這樣發展國有企業 》，http://www.sohu.com/a/258817778_117159。[5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https://news.qq.com/a/20111116/000896.htm。[57]《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58]《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59]羅華：《毛澤東探索新中國經濟制度的思想脈絡(2)》，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8718585.html。[60] 中共中央《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 (草案)》(即“工業70條”)，http://www.docin.com/p-240553265.html。[61] 吳志軍：《 1949—1966：“比學趕幫超”運動研究——中國共產黨與經濟競賽運動的歷史流變》，http://www.docin.com/p-848791761.html。[6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8年)》，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365.htm。[63] 江小涓著：《中國工業發展與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第一篇中國工業發展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歷史回顧”(1953-1987)，經濟管理出版社1993年。[6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郭德宏在《毛澤東、鄧小平治國方略比較研究》中指出，“毛澤東提出要發揮兩個積極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允許企業成為‘獨立王國’、‘半獨立王國’”，載2001年第3期《中共黨史研究 》。另外，“前30年”的“工業70條”和企業利潤分成、利潤留成改革等，也反映了當時在擴大企業自主權上的探索。[65]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第006、08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66]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第081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67] 國家統計局：《工業經濟跨越發展 制造大國屹立東方——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三》，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10_1675173.html。[68] 國家統計局：《滄桑巨變七十載 民族復興鑄輝煌——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當然，學術界有意見認為，采用市場經濟的GDP指標并不能夠全面反映計劃經濟時期的建設成就，反而存在縮小其成就的缺陷。[69] 個別“知名”經濟學人一再宣傳中國“前30年”增長/發展不如印度，人民生活悲慘。為了避免“后40年”引進的國外增長指標等難以全面真實反映“前30年”情況的缺陷，這里集中就“人口平均壽命”指標補充評論一下“前30年”人民生活質量明顯提高的事實。“人口平均壽命”是衡量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生活質量水平最具綜合性的指標。實際上，僅我國“前30年”發展達到的該指標高水平，就足以解構認為當時計劃經濟下以國有經濟為主力推動的“增長和發展”水平(如人均GDP)不如印度的所謂“經濟學觀點”。人口資料顯示，第一，1978年比1949年，我國人口死亡率降低約三分之二，即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8年的7‰以下。“這反映了建國以后人民生活改善，體質增強，疾病減少的基本事實”。此時，“全世界人口死亡率為11‰，其中發達國家為10‰，發展中國家為12‰”(王維志：《中國人口死亡率》，載《中國人口年鑒(1985)》第2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二，人口平均壽命大為提高。1949年建國時人口平均壽命為35歲。到1975年，我國人口平均壽命是男性63.62歲，女性66.31歲，已大幅超越后來即1984年的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60歲水平。至198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其時我國人口平均壽命提高到67.88歲，在發展中國家居于前列;與世界各大洲平均水平比，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經超過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何昌齡：《中國人口的健康狀況》，載《中國人口年鑒(1985)》第33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同時再次超越那時的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而被個別經濟學人吹捧于1978年經濟增長和人均GDP水平已遠超中國的印度，當年按其僅20%的工業化率衡量，是還沒有進入工業化初期的農業國。1985年該國人口預期壽命才55歲。盡管它人均收入是200美元多一點(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年鑒(19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這種關乎人民壽命和經濟發展階段的數據比較，能證明“前30年”中國經濟發展差，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制度不行”，還不如同期的印度先進嗎?看來是國內關于“前30年”的某些增長數據存在缺陷和有人存在偏見，才會產生出這些難以令人信服的說法。[70]《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http://www.gov.cn/test/2008-06/23/content_1024934.htm。[7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421.htm。[72] 潘維：《官員廉潔最可靠的基礎是社會均等化》，http://www.cwzg.cn/theory/201904/48388.html。[73] 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年鑒(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74]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孫：《毛澤東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2014年1月22日《光明日報》，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22/c85037-24193673-2.html。[75] 外交部：《李克強接受俄羅斯塔斯社書面采訪》，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97935.shtml。[7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3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77]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第64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78] 數據來源：《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1988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8年。[79] 《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全文)》，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9/07/405409.html。[80]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81]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高梁研究員在《新中國初期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回顧(1952-1970)》中指出，1950年代，通過引入蘇聯“‘156項’建設，我們從蘇聯方面獲得了成體系的現代工業技術，填補了大量技術空白，形成了我國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使我國工業和技術能力躍上了一個臺階。”當時，“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主要表現在技術方面。這一時期，中蘇兩國簽訂了多個科技合作協定，雙方互相供應技術資料，互派專家進行合作研究。雙方提供的技術資料，僅支付材料復制的費用。1950-1959年，蘇聯無償向中國提供的科技文件有：整套技術設計文件31440套，基本建設方案3709套，機器和設備草圖12410套，整套技術文件2970套，整套部門技術文件11404套。在中國的“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把對社會主義國家科學技術援助總數的一半給了中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中蘇簽訂了蘇聯幫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協定，1958年中國建成了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蘇聯派了大批專家到中國工作。1949-1960年，在中國各方面工作過的專家和顧問總計約18000人，1956年在華蘇聯專家人數達到高峰，為3113人。他們滿懷熱情，勤奮工作，和中國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幫助中方在科學技術，企業管理乃至政府的經濟管理領域，建立起一套基本的規則制度，并培養了大批人才。蘇聯還派遣專家來華幫助中國進行了黃河、漢江的水利規劃勘測工作，幫助中國制定電氣化和發展冶金、機器制造、造船業的遠景計劃，幫助組織地質勘探工作和人員培訓，提供發展農業機械的建議和技術資料，對中國方面完成的長江大橋設計進行鑒定，以及幫助對各大林區的航測等等。在此期間，中國派往蘇聯的留學生達7000多人，實習生5000人。蘇聯對中國學生留學和實習培訓的技術干部，也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蘇聯的援助，使中國突破了帝國主義封鎖，獲得了當時即使在蘇聯也是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減少了中方的利息負擔。在項目確立與實施的過程中，雙方相互尊重體諒，使得項目能夠高效進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1960年后，中蘇貿易停滯，中國開始發展對西方的經貿關系。1962年，從日本引進第一套維尼綸設備，經過學習消化后，自行設計建造的維尼綸廠于1965年建成投產(此時國內已實現原油自給)，從此“糧棉爭地”和人民穿衣問題開始緩解。到1966年，我國先后同日、美、法、西德等國簽訂了80多項工程合同，從東歐國家購買引進部分成套或單項設備，以及引進了合成氨、聚乙烯、合金鋼材冶煉、特種鋼軋制、加氣混凝土、24噸載重卡車和液壓元件制造技術、半導體材料制造技術等。使得我國在石化、冶金、機械等領域的技術得到明顯提高。” http://www.cwzg.cn/history/201907/50029.html。而在1970年代我國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則更廣為人知，甚至被有的人批評為“洋躍進”。[82] 劉則淵：《論毛澤東的科學技術政策思想》，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10537.html。[83]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454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84]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第62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12年)》第23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王紹光：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全文)》，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19/07/405409.html。[85]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我國所有制結構變革的趨勢和對策》第60、61、62、155-156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作者系國家發改委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察網”）
柯華慶：香港是否應該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