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發展歷程,無不與西方世界的掠奪、封鎖、制裁、施壓息息相關。因此,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必須研究和認知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系,排除西方世界為中國發展設置的阻力和障礙。
在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過程中,毛澤東對西方世界的研究深入骨髓,對西方世界的認知相當透徹。正是在毛澤東的認識指導下,中國人民用正義戰爭的鐵拳,趕走了西方列強,震懾了西方世界。
在中國人民富起來的過程中,鄧小平對西方世界的研究簡潔犀利,對西方世界認知準確無誤。正是在鄧小平的認識指導下,中國人民挫敗了西方世界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打破了西方世界的聯合制裁。
在中國人民強起來的過程中,習近平對西方世界和整個人類的研究獨具慧眼,對西方世界和整個人類的認知獨領風騷。正是在習近平的認識指導和引領下,中國人民用“發展利益”這個法寶,分化瓦解西方世界,吸引更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有效化解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施壓,有力沖破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圍堵,沿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不斷前行。
我們這里所講的西方世界,并不是佛教所講的極樂世界,而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組成的聯盟。數百年來,這個聯盟因爭奪利益幾經分裂、因掠奪利益幾番組合,給人類社會制造了空前災難,給弱小國家帶來了巨大傷害,成為長期以來阻礙人類發展進步的國際根源。
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發生了的種種不利于他們生存和發展、不利于他們素質和形象的變化。這種新情況、新變化,促使中國人民開始對西方世界另眼相看。西方世界的經濟神話、制度神話、文明神話、結盟神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正在退色。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呢?這種情況將如何演變呢?這種情況對新時代中國發展和新的世界格局形成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面對這些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世界之問,中國人有必要從中西交往的歷史演變和現實狀態中對西方世界進行再認識。
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認知,是從受欺太甚的痛苦中和羨慕學習的失敗中獲得的。
第一、西方世界對中國欺人太甚,使中國人民飽受痛苦和煎熬,認識到西方世界的掠奪本性是根深蒂固的、掠奪行為是永無止境的。
早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就有西方人來到中國。當時來中國的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和商人,也有個別人受到皇帝的青睞而入朝做了高官的。但是,西方人大規模來中國是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全期,大體在清朝的嘉慶和道光年間,并延續到光緒年間。其中,英國正值產業革命完成,發展勢頭正旺。英國資產階級趁勢對外擴張,急需對外尋找財富、資源和市場。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國土遼闊、資源豐富、市場巨大的國家,早就垂涎欲滴。英國商人認準了鴉片貿易是一本萬利的生意,而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量巨大,因而與清政府官員相互勾結,極力向中國傾銷鴉片。吸食鴉片的危害性,引起了中國有識之士的高度關注,并上書朝廷予以嚴禁。才有了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壯舉。引發了英國兩次發動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西方世界開啟了欺負中國百年的殘酷歷史。
早期階段,西方世界欺人太甚的主角是列強群體。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無一例外地都來到中國,參與掠奪中國的行動。面對西方列強的步步緊逼,清王朝軟弱無能,不斷妥協退讓,導致西方列強蜂擁而入。西方世界為了平衡列強之間的在華利益,有意保留了腐朽的清王朝,使之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宰割中國人民的傀儡政權,成為西方列強任意驅使的順從走狗,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剝削、壓迫和奴役中國人民的可恥幫兇。這也是中國成為半殖民地而非全殖民地的緣由。
西方列強借助于清王朝對中國人民實施了全方位的殘酷統治。在經濟上,掠奪中國的巨量資源和巨額財富。他們不但把剩余產品推銷給中國人民,賺取超額利潤,而且在中國投資建廠,殘酷剝削和壓榨中國人民。在軍事上,多次發動大規模的戰爭,屠殺中國人民,勒索巨額戰爭賠款,割占中國大片領土。在思想上,派遣眾多傳教士,修建大量教堂,利用宗教麻痹中國人民的精神,愚弄中國人民。在文化上,通過辦學校、辦報刊,對中國人民進行“西化”滲透和引導,使之成為崇拜西方的洋奴買辦、順從西方的假洋鬼子。西方人的這些行為,意在為西方世界對中國的長期占領奠定牢固基礎。
中期階段,西方世界欺人太甚的主角轉移到日本人身上。這就是:由學習西方成功轉變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日本,躋身西方國家的行列,對擁有遼闊國土、豐富資源、眾多人口、龐大市場的中國,早已垂涎三尺。后起的帝國主義日本,傳承了封建時代的武士道精神,內含著極大的瘋狂性和野蠻性。日本妄圖一統天下、稱霸世界的野心急劇膨脹,不顧其它西方國家的反對,悍然獨自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企圖把中國變成日本的獨占殖民地。日本人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已經不是那個腐敗無能、賣國求榮的清王朝。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的橫空出世,使之成為中國人民的主心骨、成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中流砥柱。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支撐下,經過十四年浴血奮戰,付出了3500萬軍民犧牲的巨大代價,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西方世界的新主角敗下陣來。
后期階段,西方世界欺人太甚的主角轉移到美國人身上。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美國成為最大的贏家,取代其它西方國家,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美國同樣相中了中國,決不肯輕易放過擁有遼闊國土、豐富資源、眾多人口、龐大市場的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統治集團,在美國的支持下,開始搶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下山摘桃子”,意在趁此機會一舉消滅共產黨及其所屬人民軍隊。打了一場由“美國人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人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只可惜,蔣介石集團不爭氣,在短短3年多的時間里,全部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就被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打得落花流水,1065.8萬反動武裝力量灰飛煙滅,不得不退居到臺灣這個小島子上去。美國人花費巨資出槍出戰略物質都打了水漂。
代理人戰爭失敗以后,不甘心失敗的美國人不得不親自披掛上陣,糾集了十幾個國家的軍隊,組成所謂聯合國軍,發動朝鮮戰爭。企圖以朝鮮為跳板進犯新中國,把年輕的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結果也以失敗而告終。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來沒有放棄過對中國的破壞搗亂。1955年至1975年間,美國糾集一些小兄弟國家發動了一場印度支那戰爭。公然侵入了越南、老撾、柬埔寨。特別是1965年正式發動越南戰爭。顯然有破壞中國南方邊疆安全穩定之意。對此,中國人民豈能有不管之理。在越南戰爭期間,中國出錢出兵援助越南人民的正義戰爭。中國政府援助越南的資金達到200多億元;中國應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請求,陸續派出30多萬人的作戰軍隊和非作戰人員參戰,與越南人民軍協同作戰,消滅了美國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最終贏得了抗美戰爭的勝利。
1989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時說:
“欺負中國的列強,總共大概是十幾個,第一名是英國,比英國更早,強租中國領土澳門的,是葡萄牙。從中國得利最大的,則是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沙俄,在一定時期一定問題上也包括蘇聯。”
新中國建立以后,欺負和威脅中國的主要是美國。鄧小平說:
“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何方?從建國一開始,我們就面臨著這個問題。那時威脅來自美國,最突出的就是朝鮮戰爭,后來還有越南戰爭。”
鄧小平的這些論述,為這段歷史做出了準確的結論。
第二、西方世界當時的先進制度、先進科技和強大國力,在中國人中間產生了羨慕學習的潮流,從學習的失敗中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強國之路是一條中國人永遠走不通的死胡同。
中國人民從最初對西方的先進制度、先進科技和綜合國力的確相當羨慕,因而總想通過學習西方使自己也強大起來。毛澤東說:
“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
不但派出大批留學生跑到西方國家去學,而且在國內辦了許多新式學校,努力學習西方新學。
“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學習西方,已經成為中國近代以來的一股強勁潮流。晚清政府有見識的官員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也想學習效仿西方,通過搞洋務運動,實現富國強兵。結果以中日甲午海戰失敗而告終。年輕的光緒皇帝,在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最早覺醒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和鼓動下,搞起了戊戌變法。結果為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短短百天就夭折了。一批又一批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遠赴重洋留學西方國家,寄希望于“實業救國”、“科技救國”、“教育救國”,都難以實現。孫中山是最早提出“振興中華”口號的人。他建立組織、提出綱領、制定政策、發動起義,奮斗了一生,就是為了建立一個西式的民主共和國。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并沒有給中國帶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西方欺人太甚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對內陷入軍閥混戰之中,對外仍然處于西方列強的欺辱之中。一戰結束時,中國本來是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順利收回戰敗國德國在中國膠州半島的主權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西方國家卻公然出賣中國的利益,把中國膠州半島的主權轉讓給新興的西方國家日本,成為引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正是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促使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合約上簽字。
中國人民陷入了苦悶彷徨、疑問叢生之中。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清晰地描繪出當時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
“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毛澤東發出了“為什么先生總是侵略學生”的質問。
面對飽受西方列強剝削、壓榨、欺凌的中國人,紛紛認識到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毛澤東說: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
事實一再證明,學習西方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中國人只能另覓新路。恰在此時,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情況使中國人的眼睛為之一亮,于是,學蘇聯,就成為了中國人民的新選擇。毛澤東說: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20世紀后期,中國又一次開啟了羨慕和學習西方世界的熱潮。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中國又一次形成了羨慕學習西方世界的熱潮。在這次羨慕和學習西方世界的熱潮中,因所學內容不同而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情況:
正向的羨慕學習,是學習西方世界的先進科技和發展經驗。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給中國人打開了一扇觀察了解外部世界的窗戶,使中國人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接觸顯著增多。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一段時間,國門打開以后,許多中國人突然發現,在經濟、科技、教育等方面,中國跟西方國家相比,人家什么都好,我們什么都不好,“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國圓”。筆者作為親歷者,確實感覺到,這是相當一些中國人當時的真實感受。由此,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出國潮。學習西方世界的先進科技、先進的發展方式,引進外資、引進人才,成為當時中國的當務之急。為此,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出訪了日本和美國,目的就是考察西方世界的發展狀況。鄧小平出訪日本時說:
“我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
鄧小平在訪問美時說:
“你們的很多成功經驗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我們愿意向你們學習。”
1978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的談話中誠懇地說:
“中國在歷史上對世界有過貢獻,但是長期停滯,發展很慢。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
在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思想理念引領下,中國進一步加大了開放步伐,引進外資外企、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的管理方式,成為當時中國發展經濟的重要舉措。
改革開放前期,我們所學到的技術、所引進的知識經濟成果,是與當時科技革命、工業革命狀況相適應的。對于這種情況,習近平做出了深刻總結。2013年3月,他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科協、科技界委員聯組討論時說:
“過去三十多年,我國發展主要靠引進上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國外技術,早期是二手技術,后期是同步技術。如果現在仍采用這種思路,不僅差距會越拉越大,還將被長期鎖定在產業分工格局的低端。”
改革開放30多年以后,世界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一種情況是我們學習的范圍更加廣泛。這個時期的羨慕學習,已經不僅限于西方發達國家,還包括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凡是先進的知識、理念、技術、方法,我們都要學習、參考和借鑒。另一種情況是新科技革命奔涌而來。我們必須彎道超車,快速跟進,非實施自主創新不可。針對這種新變化、新形勢,習近平告誡我們:
“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綜合國力競爭中,我們沒有更多選擇,非走自主創新道路不可。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在涉及未來的重點科技領域超前部署、大膽探索。”
占領科技的制高點,走在世界綜合國力競爭的最前沿,必須依靠創新型人才。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廣東考察工作時說:
“綜合國力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哪個國家擁有人才上的優勢,哪個國家最后就會擁有實力上的優勢。外國看中國的潛力所在,就是看這個。中國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將來人才就會像井噴一樣涌現出來。這是最有競爭力的。走創新發展之路,首先要重視集聚創新人才。要充分發揮好現有人才作用,同時敞開大門,招四方之才,招國際上的人才,擇天下英才而用之。”
他的意思很明確,聚集人才是新時代發展的根本之道。而高質量發展,需要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通過高質量教育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引進全世界一切對我國發展的有用之才。
負向羨慕學習,是學習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在一段時期內曾經出現另一種負面思潮,這就是希望引進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社會制度的思潮,并引發了一系列事件。他們當中的極少數頭面人物利用這次事件,把矛頭直指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意圖走改旗易幟的道路。用鄧小平的話說:
“這次的事件說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
國際的大氣候,就是西方從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的長期戰略持續推進,到80年代后期有了相當的進展。中國自己的小氣候,就是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后來西方七國以中國違背人權的名義聯合起來制裁中國,又一次反映出西方世界對中國欺人太甚的丑惡面目。鄧小平在《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中揭露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施壓的意圖:
“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
在20世紀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路走不同的史實面前,他們仍然頑固堅持建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迷夢,是注定要破滅的。
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世界發生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深刻復雜的變化。西方世界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衰敗變化;中國則出現了舉世矚目的崛起變化。面對這種新情況、新變化,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認識也隨之改變。這就是從交往合作的接觸中和海量數據的分析中,認知西方世界總體上是處于衰退走勢之中。
第一、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首領遭受了金融危機和發動反恐戰爭的雙重打擊,呈現出不可避免的衰退走勢,促使美國展開了更為瘋狂、更為野蠻、更為露骨的掠奪行動。
剛剛進入21世紀,美國就遭受了“9·11”恐怖襲擊,造成了大量人員和財產損失,震驚了世界,也給美國人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由此,美國拉開了反恐戰爭的大幕。為了抓住恐怖襲擊的幕后黑手,小布什政府相隔不到兩年就接連打了兩場戰爭:2001年打了一場阿富汗戰爭;2003年又打了一場伊拉克戰爭。這兩場戰爭不但耗費巨額資金、巨量資源,而且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讓其后的兩屆政府麻煩不斷。
2008年10月,奧巴馬上任半年多,美國就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爆發之突然、波及范圍之廣、影響力度之大,都是空前的。這場危機給美國經濟造成了重創,出現了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就業減少、收入下滑、通貨膨脹加劇,經濟陷入停滯狀態。奧巴馬顧不上其它事情,急于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重大危機,實施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多印了2.1萬多億美元,利用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優勢地位,把通貨膨脹的危機轉移到世界各國,以減輕自身的壓力。經過兩任時間,奧巴馬使盡了渾身解數,也未能扭轉美國的經濟下滑的趨勢。
2016年,雄心勃勃的特朗普上任。他看到美國經濟日益衰敗的情況,提出了“美國第一”、“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理念,開啟了挽救美國經濟社會的衰退狀況、維護岌岌可危的世界霸主地位的系列行動。
在經濟領域,特朗普一方面力圖解決產業“空心化”問題。提出“振興裝備制造業”的政策,違背市場規律,用強迫的方法逼迫本國企業回歸美國,強迫跨國企業到美國投資建廠。強扭的瓜不甜。非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迫使一些企業遠走它國,促使跨國公司關閉在美企業,得不償失。另一方面力圖解決經濟貿易的失衡問題,為此,動用關稅手段,同許多國家打起了貿易戰。不但和競爭對手打,而且和西方盟友打。一時間把世界搞得人仰馬翻,也把自己置于世界之敵的位置。非但沒有結決嚴重的貿易逆差問題,反而使貿易逆差拉大。
特朗普背負著高達20多萬億美元的沉重債務,象一個隨時引爆的炸彈,在危險中如履薄冰。由于美國的財政赤字每年以萬億美元的額度增加,加之美股連續暴跌,致使國家主權信用下降,導致中國、俄羅斯、日本、法國、德國、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美債持有者,在全球市場大舉減持美債。美國發行的千億美元國債接盤者的寥寥無幾,出現了售賣難的問題。強勢美元正在遭到拋棄,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用人民幣、歐元等貨幣結算貿易往來,“去美元化”的速度明顯加快。特朗普和美國資本統治集團依仗霸權美元輕易收割別國財富的行為將難以持續。
在外交領域,特朗普不斷退出世界組織和國際協議,放棄世界第一大國應有的責任擔當和應盡的國際義務。其中,包括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TPP)、《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議》、《全球移民協議》、退出《中導條約》,威脅退出世貿組織。
在軍事領域,特朗普提出更新核武庫,打造小型核武器;組建太空軍,研制新式太空武器,搶占太空戰的優勢地位。突然宣布從敘利亞撤軍,引發軍方的強烈不滿,導致國防部長馬蒂斯憤然辭職。特朗普以受保護國占美國便宜為由,多次要求受保護國要交納更多保護費。多次要求北約盟友增加軍費開支,以減少美國的費用份額。企圖搞所謂的“印太戰略”,將“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稱改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公然把中國排除在外搞“環太平洋-2018軍演”。但大有虎頭蛇尾之意。
在移民和難民政策方面,特朗普實施“零容忍”的極端政策。他提出的政策措施是:對已經進入美國的難民,實施骨肉分離政策,引發了國內外一片反對聲,甚至連夫人和女兒也持反對意見;對沒有進入美國的難民,派大批軍警嚴密看守,并強力推動在美墨邊境建隔離墻。在申請財政預算時遭遇民主黨的強烈反對而未獲通過。引起的連鎖反應的就是:財政預算沒有通過,政府就沒有經費開展正常工作,致使政府多個部門關門歇業,約80萬公務人員無薪休假。特朗普以“激進伊斯蘭恐怖份子”進入美國本土,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簽署了“關于難民和移民政策的行政命令”,即“穆斯林禁令”,引發美國內外的強烈反對。
在組閣用人方面,特朗普缺乏選人用人的基本原則和標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隨意罷免或辭退高級官員。組閣之初的主要官員,包括國務卿蒂勒森、國防部長馬蒂斯、白宮辦公廳主任普里伯斯以及凱利、司法部長塞申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國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聯邦調查局長科米、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黑莉、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和博爾頓、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新聞秘書和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聯邦特勤局局長阿勒斯等主要政府官員紛紛以各自形式走人,還多次威脅要撤換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在個人品質和形象方面,特朗普涉及多項指控,至今難以脫身。上任之初,民主黨就提出“通俄門”調查,不斷爆料不利于特朗普的信息。“封口費”事件,表明特朗普與艷星有染,說明其道德品質不端,且有違反競選資金使用的嫌疑。歷史舊帳持續翻出,遺產繼承中的偷稅問題、弄虛作假逃避服兵役問題,陸續浮出水面。特朗普對國會、對民主黨和奧巴馬、對媒體、對美聯儲、對軍方、對同事和下屬、對盟友、對他反感的國家,經常出口不遜,用侮辱性、諷刺性的語言予以譴責,有失世界第一大國領導人的風范,有失號稱文明典范國家的形象。特朗普經常信口開河、出爾反爾、反復無常,成為失信的典型政治人物。
美國人民選了這樣一個性格偏執、行為詭異,朝令夕改、變化無常,堅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利益熏心、掠奪成性,蠻不講理、破壞規則的老者當總統,說明西方的選舉制度、政黨制度都出了問題。問題出在哪里呢?依我看,就出在國家最高領導人選任的制度上缺乏“政治歷練”這個硬約束。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個職務是治國理政、素質能力要求超高的職位,而不是學習訓練的場所。特朗普顯然是一個“政治素人”,既沒有任職過基層,也沒有主政過地方,對政治一竅不通。因此,對他來說是拿鴨子上架,硬逼上去的。所以,導致他施政完全沒有章法,象一個無頭蒼蠅到處亂撞。這就是因為缺乏政治歷練、缺乏政治底蘊的必然結果。
而政治底蘊又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絕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成就的,需要長時間歷練才能獲得。這充分說明,缺乏“政治歷練”這個硬約束的選舉制度,是難以選出符合治國理政要求的國家領導人的。選不出好的帶頭人,美國就只能聽任歷史擺布;沒有好的舵手,西方世界這艘航船只能任其漂流。
第二、西方世界內部首領與盟友之間的利益紛爭加劇,正在漸入群龍無首的境地。
西方世界的分離傾向日益明顯,大有“樹倒猢猻散”的發展態勢。西方世界的當代首領美國的特朗普總統秉持“美國優先”的理念,一切問題以“利益”劃線。無論是誰,競爭對手也好,盟友也罷,只要觸及美國“利益”,或者說占了美國的便宜,就要予以重拳出擊,毫不留情。對待盟友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經貿問題。特朗普多次指責歐盟在商品貿易上“對美國十分不公”,歐盟的商品可以幾乎沒有關稅就能進入美國,而美國商品卻很難進入歐盟。特朗普決定對小兄弟歐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鋼鋁產品和汽車及零部件征收高額關稅。引起大多數盟友的強烈反感,并紛紛采取措施予以反制。二是安全問題。在美國有駐軍的盟友,紛紛遭遇特朗普強行索要保護費問題。他多次要求北約各國要增加分攤費用,以減少美國分攤份額。甚至不惜同法國總統馬克龍鬧翻,迫使馬克龍提出組建歐洲自己的防衛體系,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問題。特朗普對韓國則更為苛刻,要求韓國承擔駐韓美軍的全部費用,現已經過十多輪談判仍然沒有達成協議。
二戰以來,西方世界各國一直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一聲號令,小兄弟們一擁而上。特別是西方七個主要國家建立起統一行動機制,定期協商重大事宜。但目前看,經過特朗普的瞎折騰,瘋狂與盟友爭利益,使得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克爾隔閡日深、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鬧翻,把西方世界推向四分五裂的狀態。
特朗普對小兄弟的蠻橫態度,招致了盟友們的普遍反感。特朗普分不出輕重主次,放棄參加北約重要會議,而去參加有關一戰的紀念活動,令歐洲盟友大惑不解。即便在參加歐盟和北約的會議時,也口無遮攔,隨便批評北約是過時的產物。特朗普對英國脫歐表示支持的同時,還不忘抨擊歐盟。經常對與會盟友表示不尊重、不友好的蠻橫態度。特朗普逐漸成為小兄弟們都退避三舍、不愿待見的孤家寡人,誰還愿意遵從特朗普這個首領呢?把人都得罪光了,誰還愿意跟著他干呢?西方世界的分離情緒和分離行為就這樣在悄無聲息中產生了。
第三、西方世界主要成員內部矛盾問題日益增多,紛紛跳出西方世界范圍尋找自己的合作對象,尋求自己的解決方案,促使國際格局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
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歐盟多國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使歐盟苦不堪言。經多年努力才得以緩解。北約又打了一場利比亞戰爭,推翻了卡扎菲政權,但卻造成了嚴重的難民危機。幾百萬難民涌入歐洲,令歐盟各國接應不暇、疲于奔命,有苦說不出。右翼勢力逐步崛起,他們建立組織,組建政黨,進軍政壇。民粹主義開始盛行,街頭政治抬頭。
更為嚴重的是經過多年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歐盟出現了裂痕。2013年1月,英國首相卡梅倫就首次提及脫歐公投。2016年7月,主張脫歐的特雷莎·梅取代卡梅倫當選新首相,旋即啟動脫歐進程。經議會通過,女王批準,脫歐法案生效,并授權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啟動脫歐程序。經一年多的反復協商,英國與歐盟達成了為期兩年的過渡期協議。歐盟和英國政府均以批準脫歐方案。脫歐已成定局,開啟了歐盟分離的序幕。由于特雷莎·梅的脫歐方案三次被議會否決,經過3年時間的奔走呼號,不甘心失敗的特雷莎·梅以辭職為賭注,也未得到議會的絲毫憐憫,迫使特雷莎·梅含恨灑淚而別,不得不辭職下臺,留下終身遺憾。強硬脫歐派鮑里斯·約翰遜出任新首相,繼續脫歐進程。但是,議會和約翰遜之間在英國“脫歐的主導權”和“無協議脫歐”兩個問題上分歧嚴重,使英國脫歐雪上加霜,前途未卜。
更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法國瞬間發生了規模浩大的群眾性抗議活動,并演變為一場嚴重的社會騷亂,震驚法國朝野上下,震驚了歐盟各國,也震驚了整個世界。在總統馬克龍遠赴阿根廷參加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法國國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背心”運動。激烈的抗議行為,很快就轉變為嚴重的社會騷亂,法國首都巴黎迅速由浪漫之都演變成為野蠻之都,到處彌漫著打砸搶燒的可怕景象。警察與“黃背心”產生了激烈沖突,許多人被逮捕。年輕人成為這場運動的骨干力量,甚至有中學生也參與其中。其問題的嚴重性超乎想象。
“黃背心”運動持續發酵。并蔓延至歐洲其他國家,包括德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愛爾蘭等國家也出現騷亂抗議現象。甚至蔓延到中東地區的以色列和北美的加拿大。在這兩個國家也出現了模仿法國“黃背心運動”的抗議游行。
歐洲公民那種遵德守法、文明謙遜、風度翩翩的紳士行為,給中國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么,歷來以人類文明典范而著稱于世的歐洲公民為什么會那么瘋狂展示野蠻行為、自毀文明形象呢?隨著西方世界各國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公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解決,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爆發出來。可能這就是問題的結癥。
亞洲的日本,對中國人欺負多年,甚至爆發殘酷的戰爭,使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慘遭殺戮。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非常不好。雖然戰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從中日世代友好的角度,大力修復兩國關系。無奈日本并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國家。不斷突破和平憲法規定的“專守防衛”原則,企圖把自衛隊改建成國防軍,極力購買和研制進攻性武器裝備。配合美國在中國周邊挑動事端,破壞東海、臺海、南海的和平穩定。在美國的壓制下,日本經濟一直處于低位徘徊。國內又面臨低欲望社會的來臨,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勞動力處于緊缺狀態。國外又面臨特朗普不斷在經貿和駐日美軍費用分攤上施壓。所以,逼得日本不得不另謀出路。借助于中國的強勁發展勢頭,積極與中國改善關系,搭乘中國的發展快車。同中國靠近,必然與美國漸行漸遠,且有與美國分道揚鑣之勢。
經過兩年多的折騰,西方世界各國逐漸看清了特朗普高高在上、頤指氣使、強硬施壓、預設條件合作的本性不會改變,認識到特朗普是一個不靠譜、靠不住的“頭兒”。因此,西方世界各國為了本國利益和發展前景,紛紛尋求新的出路。縱觀全球,當代世界能夠秉持共商、共建、共贏的理念,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引領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級大國,唯中國莫屬。況且自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偉大倡議6年以來,西方世界的一些成員國早已捷足先登,上了“一帶一路”的發展快車,成為實際的受益者。跟著不附加任何條件、不強加于人的中國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筆者的體會:長期以來,在中國人的眼中,西方世界是人類文明的典范,是經濟實力的象征。對中國來說,簡直就是渴望不可及的神話。現在,這些經濟神話、制度神話、文明神話、結盟神話,在中國人的眼中逐漸退了色。隨著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中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被吸引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中來,一個以掠奪、強權為主導的、靠利益維系的西方世界必將終結。“西方世界”這個概念、“西方世界”這個聯盟,將不復存在,成為人類歷史博物館的新展品供后人觀賞。
盡管有人說:“習慣吧,美國已不再是老大”,盡管有人說:“西方世界必將消失”。但這個過程將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是短時期內就可以實現的。毛澤東告誡我們:
“在人類的歷史上,凡屬將要滅亡的反動勢力,總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后掙扎的”。
上任第一天的美國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就對中國發出叫囂,強調美國軍方要把主要矛頭對準中國。這種瘋狂叫囂,反映了美國資本統治集團因自身衰退而焦慮萬分的陰暗心理、因看不得別國崛起而瘋狂掙扎的反動本質。他的叫囂提醒我們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是我們唯一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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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齊齊哈爾市委黨校副校長;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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