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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市場經濟的兩種認識差異

建國七十年來，我們不斷探索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的調節手段。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現代商品經濟）分別進行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商品生產聯系論：

“商品生產不能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58.11.10，）

 “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 我看還要一個發展階段。”（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58.11.9，）

在調節手段上，參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盲目生產，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批判，根據中國生產力不足，為了鞏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成果，防止兩極分化，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生產，同時提出：

“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

……

“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59.12.24-26）。 

在六七十年代提出“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七十年代提出，“割資本主義尾巴是要流血的”（王震《回憶毛澤東》），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多次對農村社隊企業包括江蘇華西村大隊、湖南蔡家崗等的社隊企業做出“光輝燦爛的明天”的批示，毛主席又說“我們必須用幾十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西方資產階級用幾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64.12.13）

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提出：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48，1985.10.23），

 “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5.10.23）。 

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論述，雖然都有一個前置條件，就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占主體，但是在理論闡述社會主義任務的總綱上，對馬恩列毛：

“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消滅階級”， （列寧《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年6~7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9頁），發展生產力是消滅階級的手段，提出了修改，認為： “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63，1984.6.30）。

在認識上，把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要平衡發展的實踐認定為

“毛主席最大的弱點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忽視生產力的發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下同，1981.5.15）。

以上對于社會主義任務的分歧（詳請參見《紫虬| 理論強黨的問題導向之一——生產力與社會主義本質》，使得建國七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出現了轉折。事實證明，鄧小平同志關于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主體的這個前置條件，也就是改革開放的底線、紅線，往往被我們的理論界思想界所忽視，在實踐中必然出現對所有制的模糊認識，產生了實用主義和“所有制中性”的唯生產力論效果。40年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自發的私有化、股東至上和私人資本壟斷存在著根本矛盾，存在著建國初期就意識到的限制商品經濟消極性的必然性。

上述兩種認識的差異是社會實踐標準與實用主義標準的差異，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平衡發展觀與唯生產力論的差異，而實用主義和唯生產力論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占主體兩個方面出現嚴重主客觀分離的總根源。

實用主義與唯生產力論令新自由主義和西方經濟學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趁虛而入，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目標與方向。

二、時機與誤解——新自由主義的附體與演變

一方面，全黨接受了鄧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全國的工人階級以事實上的主體向發達國家學習科技、管理、培訓教育等先進生產力要素，在建國后前三十年毛澤東同志倡導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實踐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生產力的學習和實踐創新，豐富了原本側重于生產關系研究的馬克思主義，豐富了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對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中國抓住從美歐、東亞接收產業的“梯階”轉移之機，發展科技創新，制造業產業升級取得快速進步，中國的產業工人大軍科技素質水平之高，組織、匯集、優化產業鏈、供應鏈的能力之強，取得空前成就，到21世紀初，中國制造業遠遠領先西方世界。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互利互惠的企業發展規律，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各種所有制企業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形成了中國企業乃至中國生產力的最大競爭力，推動了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另一方面，在克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同時，在“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片面思想的指導下，在中美經濟關系中，提出

 “中國市場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9.10.31，332），

實踐中也產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誤解。

1、  忽視美國壟斷資本對外的殖民本性。把美方信息革命后，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中下游產業輸出往中國，占據中國市場的迫切需求，當成中方引進外資、管理、技術的單方收益。

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金融壟斷加劇，美國工業轉移往憑借侵朝、侵越戰爭建立的東亞物流、生產基地，形成所謂日本、四小龍的“雁陣奇跡”，并以此為誘惑，趁中蘇東歐先后改革開放之際，竭力輸出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民主化，行資本自由為實的“華盛頓共識”和“全球化”，這與我們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經濟模式，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是對立的。對這一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以及相應學術、智囊的部分人長期放松警惕，甚至混亂立場，個別人提出“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等錯誤提法。

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后，新中國的建立使華爾街謀求中國市場的夢想成為泡影。美國壟斷資本對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后一塊未被瓜分市場，也就是被列寧在一百年前稱為“世界最大富源”的中國市場長期覬覦和垂涎。一些人忘記了這一點，誤以為外資的到來是中國韜光養晦，停止革命的結果。

在開放實踐中，在承認資本輸入對產業升級的功能時，一些人用不可避免的小生產眼光，過分夸大其繁榮作用，無視減稅、污染、能耗和隱藏在產業升級、生產率提高中對勞動的盤剝。一些人站在西化派的立場上，唯美國馬首是瞻，把華爾街壟斷資本重返中國大陸圖謀收買中國資產，和我們有限利用外資混淆為一體，片面強調我方“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對美國壟斷資本的感激涕零躍然紙上。這些思想傾向說明，在貶低勞動要素的西方思維方式影響下，在生產建設轉折時期，以小生產的認識本體對社會化大生產的驚訝、片面到落入半殖民地思想殘余的巢臼是十分容易的。

在引進外資的大旗下，抱著對亞當.斯密“理性經濟人”的虔誠信賴，卻面對經過三百年發展的資本主義綿密的套路，有人無視境外壟斷資本對民族工業的收買、扼殺的圖謀和滲透、侵噬我國命脈產業的謀劃。在所謂“享受全球分工”中，放棄獨立自主創新，幻想市場換技術，篤信“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出現了運十飛機下馬為典型的一系列自廢武功式的的案例，直至出現美國人監督國企中興，美國舉國打壓中國華為這樣建國以來的罕見事件。

2、  混淆新自由主義的兩重性，迷信“看不見的手”。（詳請參見紫虬《對新自由主義辯證分析的盲區——警惕私有化喬裝打扮為社會主義改革（之一）》），以為市場化、自由化對計劃經濟的補充完善，必須以中小企業私有化來完成，必須以嚴重損害中國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占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為代價。新自由主義學者以市場化、自由化改革為私有化開辟道路，在經濟領域形成了離開公有制主體，“淡化所有制”來強調市場決定作用的傾向。一些人放棄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資本兩極分化反動性的警惕。

3、把瓜分公有經濟產生的私有經濟繁榮，迷信為私有經濟的“效率”。常見的一些地方的“制度創新”，是所謂的“負債式持股”，“承債式行權”，由未來私有持股人即國企貨集體企業管理人員組織低估公有資產，把國企貨集體企業向銀行貸款的負債主體由企業轉為管理者個人股份。

這種“制度改革”放棄企業的群眾路線監督，存在著嚴重的原管理人低估資產，監守自盜式的公有資產流失，存在著壓縮勞動力成本、福利以轉為資本效率的原動力，存在著官員動員公有資源扶持私有股東利益以謀求GDP政績的利益一致性，存在著夸大公有企業弊病和夸大私有化優點的效率統計失真。

如被一些經濟學者總結的浙江“蕭山模式”，

“1992年首次確定200多家體制內企業轉制，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行長都是縣管干部，把這些行長召集過來開會。縣里宣布我們首次確定這200多家企業轉制，讓經營者在銀行貸款買股份，持大股。然后給銀行行長下命令，凡是確定改制的企業，其貸款兩年內不許催討，而且要注入新的貸款，這樣就做下來了。……我把蕭山這種改制叫做“體制內突圍”。（《學術講演·——浙江模式再審視》趙偉，公眾號【趙偉教授工作室】2019.7.6）

在新自由主義誤導下，公有經濟大面積解體，根據國家統計年鑒，到2015年國有控股企業的所有者權益存量不足四成。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早在2006年7月發表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中國形成自戊戌變法以來最強大的私人資本及其無序發展，形成產能過剩、環境破壞；雇傭勞動市場突破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紅線，社會保障的私有化、市場化與貨幣發行的自由化導致的通貨膨脹，加劇了勞動階級的相對貧困，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伴隨了經濟緩慢下行趨勢。

境內外私人壟斷資本和國家資本角力、明暗爭斗越來越頻繁，波及力越來越大。廣大消費者對壟斷資本的感受越來越明顯、廣泛，從“蒜你狠”、“姜你軍”到“豆你玩”、豬肉漲價，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的產業鏈壟斷的蔓延，而電影院線對《雷鋒》、《古田軍號》等的變相打壓，資本媒體冒充國家網絡管制對馬克思主義觀念的屏蔽打擊，反映了私有經濟坐大以后，從私有生產方式到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角力。

201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