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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深入到公共領域，西方國家面臨公共職能“空洞化”、公共決策“去政治化”、公共服務私有化、公共管理金融化，并跌入緊縮停滯與公債危機陷阱。公共職能的合法性以及國家解決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的能力大為削弱。公共職能是國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基礎，研究該問題對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堅定“四個自信”、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著重要意義。

一、公私合伙制與公共服務的私有化

公私合伙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通過與私人部門訂立協議，將公共設施項目的設計、融資、建造、運營等環節，不同程度地交給私人執行來提供公共服務。公私合伙制在西方的廣泛推行始于20世紀90年代，具有新自由主義改革背景，包括受去工業化、經濟停滯、稅基收縮、福利依存等影響，財政壓力不斷增大，基建投資和公共服務供應不足;新自由主義財政緊縮政策限制公共支出，迫使政府尋求私人投資和供應。譬如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限制成員國財政赤字和公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美國允許聯邦《破產法》適用政府公債破產，人為制造“財政懸崖”危機。在停滯常態和金融化趨勢下，基礎設施是西方后工業化城市用來吸引私人投資、擴張信貸和資產泡沫、維持金融化積累和增長的杠桿。新公共管理否認市場失靈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底線共識，主張通過公共部門市場化、引入私企經營模式和公共服務外包來節約公共開支，提高效率;發揮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多邊組織的推動作用。作為上述組織倡導或要求的“華盛頓共識”、“貸款換改革”、結構性調整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新興與發展中國家被要求采取相關公共管理改革。

公私合伙制是一種形式更為隱蔽、影響和后果更為嚴重的私有化手段。從西方國家的實踐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私人資本掌握了公共設施和服務運營的控制權。傳統西方公私合伙制包括公私合資和政府主導的設計—招標—建造。在這兩種情況下，政府既是出資人又是實施企業內部監管的主體，都能依據公共產權，控制項目融資、運營和收入分配，實施有效監管，執行公共目標。在后一種情況下，政府通過分割招標，強制參與招標的設計機構、銀行和建筑企業展開競爭，從而降低設計、公共融資和建造成本。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特許合同制是公私合伙制的主要形式，特點是由私人財團(由建筑開發商、金融機構和設施運營商)組建的特殊目的實體，對項目的設計、融資、建造和運營維護實施一體化控制。政府同私人財團簽訂服務采購合同，實施外部監管。在這種模式下，項目的公共產權并不明確，私人財團或沒有義務、或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公開披露信息和與政府分享收益，從而使項目實施過程缺乏公共問責與監督。在項目的設計、融資、服務收費或定價等問題上，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公共部門很容易陷入“監管俘獲”。

其次，稅費收入及征收權的私有化。通過服務外包、特許經營和租賃等形式，政府將項目的稅費征收權利轉讓給私人部門，作為對其提供“額外資源”和公共服務的補償。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公共收入私有化的合理性。一是采用公私合伙制，用私人投資替代公共投資，這是限制和緊縮公共預算造成的，但最終是以更多公共支出來補償私人投資。二是由于私人供應取代公共經營，公共部門喪失了提高經營能力的機會，因而不存在私人部門對公共部門的投資、管理和技術溢出效應。世界銀行承認，“公私合伙制通常不能給公共部門提供額外資源”[1]。三是政府向私人部門轉讓項目長期收入流，旨在獲取資產租賃收入，減少公共支出，改善服務供應，緩解財政壓力，但這些目標沒有實現反而使局面更加惡化了。財政壓力使政府缺乏同私人部門談判的能力，即便項目租賃的私人投標價格高于政府預期，也普遍存在公共資產價值及其收入流被低估的情況。四是政府對私人投資采取了最有利的補償方式，即不論項目是否交付，能否產生足夠的收入流，政府都用一般財政收入來補償，而不是私人企業通過項目收費來收回成本。

再次，財政緊身衣約束倒逼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在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盟，公私合伙制日益被當做規避預算約束、擴大預算外支出的手段。雖然“現在建造，以后支付”決定了政府是項目投資的最終承擔者，但如果將私人投資劃入預算內公債，就容易觸發公共預算限制。為了突破限制，私人企業規避信息披露的表外會計手段被應用到公共預算體系，以掩蓋實際公債水平，產生短期無公債的“表外預算幻覺”。表外支出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債務置換和自發私有化進程，即雙重公共預算標準：限制公共支出和公債，但不限制與私有化有關的支出和債務，并用后者取代前者，從而在技術上突破預算限制;私人債務被置換為公共債務，使私人成本社會化、社會利益私有化;利用緊縮和公債壓力引起的財政危機，進一步倒逼公共服務私有化改革。對此，歐盟指出，依賴公私合伙制的風險日益為逃避公共預算限制、擴大預算外支出的動機所驅使，即便它比純公共投資成本更高也會被推行。[2]

二、公私合伙制承諾與現實的背離

第一，沒有節約公共支出反而誘發財政危機。公私合伙制涉及復雜的融資、建造、運營關系，且交易費用偏高(包括咨詢、律師、信用評級、審計等費用)，致使設施造價和服務成本遠高于政府自建和經營。例如，英國公私合伙制項目私人融資利率平均為7%—8%，是政府融資利率3%—4%的兩倍。[3]自1992年以來，公私合伙制在英國總共產生710億英鎊的公共資產，而英國政府為此支付了超過五倍的費用。[4]美國聯邦政府向私企外包服務的費用是政府自營費用的五倍。[5]歐盟政府采購的平均成本只占公私合伙制項目價值的10%。[6]公私合伙制還是財政惡化和危機的誘因。在公私合伙制最為普及的塞浦路斯、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都存在嚴重的財政問題。從全球范圍看，公共財政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絕對融資來源，占全部融資的90%以上。多數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公私合伙制融資比重不超過5%，即便是最為普及的澳大利亞和英國，私人投資占比也僅為15%。[7]由于擔心侵蝕公共財政，瑞典等國反對任何形式的公私合伙制。歐洲投資銀行在總結資助項目教訓時指出：“健康的公共部門無須公私合伙制，而糟糕的公共部門應該遠離公私合伙制。”[8]

第二，私人經營不比公共經營更有效率。公私合伙制被宣傳為有助于提高效率，但缺乏充分的證據支持。一個直觀的反例是歐洲的公共醫療體制比美國的私人醫療體制成本更低，醫療質量更高。在績效評估中，財務效率總是被用來代替生產和分配效率，來證明私有化的合理性，但公共服務的財務效率并非首要。自然壟斷決定了公共服務的剛性需求和穩定的收入流，特許合同賦予私人企業收費定價權力，實現高盈利性并不難。當然，這會增加社會成本。此外，項目利潤主要分配給私人股東，很少用于設施投資及改善，服務的可負擔性和覆蓋率較差。世界銀行積極推廣公私合伙制，但其獨立評估集團(IEG)的調查卻指出，關于“公私合伙制的實際長期績效數據很少”，“全面效果指標應當跟蹤整個公私合伙制周期”。但即便根據財務標準，實施公私合伙制的績效也并不令人滿意。在獨立評估集團的全部評估樣本中，部門改革失敗率高達45%，運營階段失敗率達38%，鐵路、公路、能源和水務項目的失敗率分別為50%、40%、67%和41%。[9]私人部門只對投入低、稅費收入或壟斷租金高的項目感興趣。不少項目的效益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因素，與私有產權及其管理因素關聯不大。

第三，強化了私人壟斷而不是競爭。自然壟斷決定了公共領域不存在有效競爭，即便引入私人資本也是如此。基礎設施和服務具有剛性社會需求、高投資門檻、規模經濟、技術和管理復雜等特點。私人資本通常由金融機構、建筑開發商和設施運營商組建私人財團來參與，目的是隔離項目與私人財團成員母公司的責任風險，更好地實施控制。但這種模式使得有實力參與招標的企業很少，專業化和低成本的企業無法參與招標，招標偏向優先投標人而非公開競爭，從而使招標過程缺乏競爭、透明和民主監督。當投資規模超出私人資本能力時，為了推動私有化進行，公共資產或被低價評估轉讓，或以引入競爭為由拆分私有化。英國鐵路私有化的失敗表明，拆分私有化并不能產生有效競爭，反而模糊了運營公司和路軌設施公司之間的責任界限，造成投資不足、效率低下、高票價和高政府補貼。西方跨國資本在全球公用事業領域的滲透與壟斷控制“不是通過競爭或創新過程，而是政治設計創造出來的”[10]。

第四，私有化犧牲和損害公共利益。進入21世紀，公共服務的私有化遭到抵制，在全球范圍特別是發達國家出現了再公營化趨勢。在給排水、醫療、環衛、能源、交通、住房、教育等公共領域，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方政府，對私人承包商以提前終止合同、到期不續約、回購項目、再國有化等形式回歸公有公營。[11]高價格、低投入、不透明、腐敗、過度裁員、犧牲環境、敲詐地方政府是私有化遭到抵制的主要原因。公共利益評估體系包括節約公共開支，提供低價、平等和普惠的服務分配，改善低收入群體狀況，保護環境，等等。由于以盈利為導向，投資不足，運營成本高，價格高品質差，排斥和損害低收入貧困群體，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覆蓋率下降，加劇了社會不公，這在全球水務私有化領域表現最為突出。對此，世界銀行以“不能以多大程度上惠及窮人”來辯解，但承認在消除極端貧困和促進繁榮共享方面，“公私合伙制對窮人的影響鮮有證明記錄”。[12]

第五，私人資本侵蝕公共權利。與私有化改革承諾將公共投資風險轉移給私人部門相反，借助利益集團的立法游說和特許合同條款，私人資本利益被嵌入由公共擔保和承擔一切風險的機制當中。從西方的實踐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府對私人合同商債務和收入的擔保。這種公共擔保機制，一方面刺激了私人增加融資成本和債務違約的道德風險，特別是當融資活動成為私人財團內部的利益輸送行為時;另一方面，當出現服務需求不足、預算超支、運營維護不利等問題，達不到私人預期利潤時，政府必須予以補償。二是非競爭條款。政府不能從事對私人特許項目構成競爭的設施建設與改善活動，從而影響其收入，即便虧損源于私人企業索費太高、用戶減少，政府也必須予以補償。換言之，保護私人資本利益使政府和公眾喪失改善公共設施、維護公共利益的權力。三是逆向行動條款。任何增加私人合同方成本，或損害特許項目價值的政府或公共行為，都會觸發私人合同方對政府的財務索賠機制，若實現再公營化，政府需花費巨資贖回項目。四是行政處罰條款。為了強制公眾消費私人特許項目，特許合同賦予私人企業對違反其要求的公眾執行行政處罰的權力。[13]

三、公共資產與公共管理的金融化

私有化和金融化緊密聯系，私有化放大金融市場功能，產生各類具有資產收入流的投機性衍生工具，從而推動了金融化。由于公共設施及服務有政府擔保的穩定收入流，與金融資產相似，從而推動了公共資產收入流的資本化和證券化。金融化有利于金融機構和私人合同商從項目再融資、合同轉售、資產交易中尋求跨國避稅、轉移風險、價值貼現和獲取高投資利潤。[14]由此，公共設施和服務日益為掠食性金融資本所支配，國家逐漸喪失對公共資產的戰略控制。金融化使公私合伙制的融資與開發額外性(additionality)假設受到質疑。融資額外性是指項目投資不需要公共資本，即便使用公共資本，也是動員而非排擠私人投資。開發額外性是指利用私人投資促進公共利益。事實上，金融化不僅使公共設施產權落入少數金融機構手里，還強化了相關投資的市場逐利驅動。多數社會資本被吸引到金融領域或高回報項目，而非低回報的公益性項目。實踐表明，與公共投資擠出私人投資的主流假設相反，減少公共投資產生了“額外性悖論”，即公共設施的大規模私有化伴隨著基礎設施失修老化以及投資和供給不足;私人資本比重越高，私人利益對公共服務決策執行的影響力越強，公共部門對項目執行社會、經濟與環境目標的影響和監管能力就越小。[15]

公共資產的金融化必然導致公共預算和管理的金融化。由于緊縮財政和對私人投資的減稅補貼，公共預算收入更加依賴公債、公共資產租賃出售，而非稅收。公共管理日益為資本市場所主導，公共財政淪為私人資本的提款機。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公共項目融資的市政債券為例，它不僅對債券所得免稅，部分還允許持有者享有公共產權。公共預算一旦高度依賴資本市場，預算支出必須優先考慮債權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甚至依靠減少公共服務及雇員、挪用或拖欠公共退休金、出售公共資產等辦法來優先償債。市政債券的掠食性設計(如銀行在市政債券中嵌入利率互換和養老金互換)增加了政府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利率互換不僅使政府額外花費大筆傭金，鎖定于高利率，無法對沖利率波動風險，而且終止利率互換的成本高昂。美國許多地方政府花費數億美元來終止互換合同，并因掠食性貸款陷入公債危機。[16]

公共債券原本是信用最高的投資工具，但緊縮財政和對私人融資的依賴，人為制造了政府違約風險，政府信用反而要由私人機構決定。財政困難和信用降級迫使政府提高公債利率，或以公共養老金和一般財政收入為抵押，否則金融機構拒絕融資。財政緊縮和公共預算的金融化，強化了公共管理的金融依附和高公共運營成本。政府支付金融機構的費用甚至超過公共服務支出，在美國引發了一系列城市破產。2012—2013年，洛杉磯市政府付給金融機構的費用高達2.04億美元，而該市同期公共服務支出僅為1.63億美元。[17]金融資本把財政窘迫的政府看做是推行公共服務私有化和進行債務敲詐的最好客戶。飽受財政“緊身衣”束縛的地方政府，被迫向私人部門出租、出售高收入流的公共項目，或實施成本昂貴的公私合伙制。這種飲鴆止渴式的公共赤字融資，導致公共職能金融化和私有化的惡性循環。

四、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公共職能的局限性

關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類“一般生產條件”的提供，馬克思作了辯證闡述。一是根據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客觀要求，如節約社會勞動、降低社會成本、提高生產力、滿足公共需要，強調利用財政和國家承擔公共事業的意義。二是從資本主義“使一切社會生產條件從屬于自己”，資本化一切“社會再生產財富”和“社會需要”的發展趨勢，揭示私人資本按利潤動機組織生產，與資本家階級整體利益或資本增殖的一般要求之間的矛盾，如增加生產者成本，將虧損“轉嫁到國家肩上”，“只尋求自己價值增殖的特殊條件”，“把共同的條件……推給整個國家”。[18]

自大工業成為主導以來，提供一般生產條件這個職能幾乎排他性地由國家執行，包括物質生產部門損失的國有化。資本集中、投資規模和風險的不斷增大，利潤率下降等資本運動規律，使該領域對私人資本缺乏吸引力，資本主義不自覺地遵守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律。國家控制這些領域對確保社會穩定和企業國際競爭力起著關鍵作用。20世紀70年代，生產過剩和資本積累的矛盾推動，私人資本在國家財政支持下，通過公共職能私有化向公共領域擴張，并使之成為私人牟利的“特殊生產條件”，加劇了財政危機、金融化和社會不平等，反映了資本主義將一切社會再生產條件和人類需求從屬于資本增殖的歷史局限性。

這種局限性體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及其職能的二重性上。資本主義國家既是“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19]，“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20]，又是社會利益的形式和虛幻代表，通過執行公共職能來緩和沖突，維護資本主義秩序。根據詹姆斯•奧康納(JamesO'Connor)的觀點，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社會支出，承擔著提高勞動生產力和維護資本盈利性的積累職能，以及緩和社會矛盾、維持社會再生產的合法化職能，并使后者服從前者的需要。公共管理危機是資本主義國家執行上述兩個對抗性職能的必然結果。財政危機“根源于壟斷資本主義生產自身的矛盾”[21]。政治危機是在財政和經濟危機下，國家無法履行必要的公共職能來緩和社會矛盾，是“危機管理的危機”[22]。在福特制/民族國家/大規模工業生產的體制下，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通過擴大公共支出平衡社會總供求，兼顧勞資妥協和資本積累。隨著公共支出無法解決生產過剩、利潤率下降危機，壟斷資本轉向全球化的空間積累修復，獲得了勞動、資源、稅收和管制等全球套利優勢，公共支出特別是福利支出被視為國際競爭成本，而不是國內需求源泉。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因滯脹和財政危機而被拋棄，代之以后福特制/全球化/金融化體制下，減稅、緊縮、私有化、放松管制為特征的新自由主義供給管理。

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的完成都是借助于國家，詮釋了資本主義“公共”職能的本質。“治理”這個概念被新自由主義隱喻為“有限政府”和“自律市場”，強調極簡化國家職能和多元主體治理，實質是壟斷資本依靠國家力量，獲得“重建資本積累條件并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利”[23]。新自由主義絕非國家和市場的對立，或“沒有政府的治理”。在補貼救助私人壟斷資本、公共支出和公債的絕對和相對量上，“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遠高于“大政府”的凱恩斯主義。公共職能私有化采取公私合伙制，源于公共權力與公共職能的不可分割，其私有化的目的不在于效率和社會效益，而是壟斷資本利益需借助公共權力的合法形式來維護。它一直被作為成功的國家治理范式在全球推廣，但在其西方策源地被證明是應對資本主義危機失敗的治理模式。[24]公共職能作為國家合法性和治理能力的基礎，其私有化體現了資本主義國家及其職能難以逾越的階級性、狹隘性和局限性。

五、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治理危機

公共職能的私有化嚴重削弱了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治理能力，暴露出它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積累、政治合法化等方面的危機。

一是無力扭轉“去工業化—金融化—停滯”常態化困局。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金融資本主義，其積累特征是中心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和生產積累的外圍化。隨著資本和產能輸出，西方國家陷入去工業化和停滯常態化陷阱。金融化除依靠外圍國家的外匯儲備回流支撐金融市場外，并不能形成生產投資，而是更加依賴國家干預實現“剝奪式積累”，即私有化和金融化一切公共設施、資源和服務。其中，勞動力再生產條件(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的私有化，使社會保障從公民權利變成個人義務，家庭收入被引導至資本和房地產市場，維持信貸擴張和資產泡沫，推動勞動收入向資本轉移，強化勞動對資本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從屬。[25]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物質再生產條件的市場化和私有化，加劇了金融化環境管理體制下的全球生態與氣候危機，高成本和金融尋租導向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生存和經營成本不斷上升，使實體經濟發展更為困難。金融化依靠公共職能的私有化來維持，這使西方國家缺乏足夠的公共資源和組織能力來矯正資本主義內在排斥、分化、失衡和不可持續的發展趨勢。從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勞動生產率、利潤率的平均表現看，新自由主義階段均不如凱恩斯主義時期。

二是不能解決困擾西方社會的貧困、失業和不平等問題。新自由主義危機不是資本積累或盈利性危機，而是“99%”社會群體的危機。新自由主義沒有被拋棄而得到進一步強化，是因為緊縮和停滯是維護壟斷金融資本利益的政策需要。維持財政緊縮和停滯，旨在削減公共支出，確保私人債務轉化為公共債務，同時制造彈性、不穩定和順從的工人階級，壓制工資和工會，強化工人家庭對債務和資本市場的依賴，從而使貨幣政策在通貨緊縮前提下選擇性地支持資產價格通脹。在去工業化趨勢下，這一政策強化了非生產性和金融化的勞資關系。工人階級日益分化(兩極化和“中產階級”萎縮)、退化(非技能化、非職業化和非正式化)和貧困化。金融資本控制的“平臺經濟”成了吸收剩余勞動的新渠道。這是帶有資本剝削性質但沒有雇傭勞動形式、沒有工資福利、自擔風險和超長工作時間的“零工經濟”(gigeconomy)。美國這類勞動力的比重為34%，2020年預計將達到43%。[26]私有化和金融化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將工人階級變成“有產階級”，而是使其面臨著失業和就業不足、低工資和債務依賴、工作貧困、喪失和缺乏社會保障、教育和培訓不足和生存危機。

三是不能平息因拒絕變革引起的民主政治危機。新自由主義加劇了西方社會的矛盾與分裂，并沖擊了社會中堅階層，使西方社會陷入政策、體制和意識形態危機，激起針對現行體制和精英政治的反建制運動。西方主流政黨包括“中左”標簽的社會民主黨或工黨，都無法提供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脫離工人階級選民，政治上趨于邊緣化。[27]左翼力量長期受到壓制和削弱。在政治投機力量的操縱下，反全球化、分離主義、仇外、右翼民粹主義成為引導社會不滿、轉移新自由主義矛盾視線的因素。作為“非政治化”的新自由主義治理設計，公共職能私有化旨在隔離公眾對社會政策的參與監督，使私人壟斷經濟免于“政治干預”。在私有化和市場化最有效率的話語體系下，不僅分配不公等矛盾無法納入政治改革議程，還由于私有化混淆了公私邊界，產生公共職能問責與監督的灰色地帶。私人部門利潤和成本轉化的財政危機，成為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低效率的“風車”，為繼續推行緊縮和私有化造勢。公共職能私有化使西方國家的公共決策和管理角色日趨邊緣化，問題解決能力削弱。議會被架空成了清談館，選舉變成作秀，公投猶如兒戲，政黨綱領趨同于新自由主義共識，公眾對政治的參與熱情和信任度急劇下降，西方民主政治陷入公共信任危機。

六、新自由主義治理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一直被西方奉為“別無選擇”的治理方案，如今它在全球范圍的系統性危機表明：世界需要替代方案。中國為全球治理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與方案。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提出“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里的現代化絕非西化，其內涵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屬性決定的[28]，是針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增強黨治國理政能力而提出的要求。公共服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執行能力的重要體現，有著突出的政治和戰略意義。

首先，堅持公共服務及管理的社會主義公共職能性質。公共服務不只是公共品，在我國還承載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功能，如健全人民當家做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道德建設以及樹立文化自信;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共享社會財富和改革成果;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推動新農村建設和消除貧困;推進綠色生態文明建設，等等。堅持黨的領導是公共服務的社會主義方向，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治前提，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提高黨治國理政能力的抓手。決不能照搬西方實踐，掏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黨執政能力的根基，出現顛覆性錯誤。

其次，依靠制度優勢構建公平、高效和具有競爭力的公共服務體系。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的一項制度優勢。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在公共服務體系引入公共合伙制、公私合伙制或混合所有制，將各種所有制形成的優勢有機結合，在公平、治理、效益、創新等方面形成協同互補優勢，放大公有資本和公共職能效應，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和效率，服務于擴大內需和推動國內經濟增長，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的比較制度優勢和國家競爭力優勢，建立起治理主體多元協同供給、富有活力、人民監督的國家治理體系。

第三，構建面向全球的開放共贏的國家治理體系。除了行使公共權力、履行國家職能、提供公共產品、應對突發事件、維護社會穩定外，公共服務體系還在應對國內產能過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升級和處理對外關系方面，拓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空間。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和裝備制造業的自主創新和突破性發展，加快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引領中國走上國際優勢產能互補、合作共贏的經濟發展新路徑，增強了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這與西方國家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形成鮮明對比。

[1]IEG，“World Bank Group Support to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Lessons from Experience in Client Countries，fy02 - 12”，2014，p. 6，see from https: / /www. francophonie. org /IMG/pdf /wb_ppp_eval_updated_ieg. pdf.

[2]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Economy”， No. 3，2003，p. 102， see from http: / /ec. europa. eu /economy_finance /publications /pages /publication473_en. pdf.

[3]UK National Audit Office，“The Choice of Finance for CapitalInvestment”，March 2015，p. 47，see from https: / /www. nao. org.uk/wp - content /uploads/2015/03/The - choice - of - finance - for- capital - investment. pdf.

[4]Jubilee Debt Campaign，“The UK's PPPs Disaster: Lessons on Private Financ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2017，p. 3，see from http: / /jubileedebt. org. uk /wp - content /uploads /2017 /02 /The- UKs - PPPs - disaster_Final - version_02. 17. pdf.

[5]POGO，“Bad Business: B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Wasted onHiring Contractors ”， 2011， p. 1， see from http: / /pogoarchives. org /m/co /igf /bad - business - report - only -2011. pdf.

[6]G. Dudkin and T. Vlil，“Transaction Costs in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A First Look at the Evidence”，i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Network Industries，Vol. 7，No. 2，2006，p. 307.

[7]PSI，“Why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don’t Work”，2015，pp. 10 - 11，see from http: / /www. world - psi. org /sites /default /files /rapport_eng_56pages_a4_lr. pdf.

[8]Robert Bain，“Review of Lessons from Completed PPP ProjectsFinanced by the EIB”，June 2009，p. 24，see from http: / /www. robbain. com/Review% 20of% 20Lessons% 20from%20Completed% 20PPP% 20Projects% 20Financed% 20by%20the%20EIB. pdf.

[9]IEG， “ World Bank Group Support to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in Client Countries，fy02- 12”，2014，p. 97，p. 65，p. vii，p. 142，p. 64，see from https: / /www. francophonie. org /IMG/pdf /wb_ppp_eval_updated_ieg. pdf.

[10]David Hall， “The Political Creation of European UtilityMultinationals”，in Kurswechsel，No. 3，2004，p. 31.

[11]Sato Kishmoto and Oliver Petitjean，“Reclaiming Public Services:How Cities and Citizens are Turning back Privatization”，2017，see from https: / /www. tni. org /files /publication - downloads /reclaiming_public_services. pdf.

[12]IEG， “World Bank Group Support to Public - PrivatePartnerships: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in Client Countries，fy02- 12”，2014，p. 101，p. 66，see from https: / /www. francophonie.org /IMG/pdf /wb_ppp_eval_updated_ieg. pdf.

[13]Stephanie Farmer，“Cities as Risk Managers: The Impact ofChicago's Parking Meter P3 on Municipal Governance and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Vol. 46，2014，pp. 2168 - 2172.

[14]Philip Aston，Marc Doussard and Rachel Weber，“The Financial Engineering of Infrastructure Privatization”，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Vol. 78，No. 3，2012，pp. 300 -312.

[15]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A Dangerous Blend? The EU's Agenda to‘Blend’Public Development Finance with Private Finance ”， 2013， p. 22， see from http: / /eurodad. org /files /pdf /1546054 - a - dangerous - blend - the -eu - s - agenda - to - blend - public - development - finance -with - private - finance. pdf.

[16]Saqib Bhatti and Renaye Manley，“Dirty Deals: How Wall Street's Predatory Deals Hurt Taxpayer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in The Journal of Law in Society，Vol. 17，No. 1，2015，pp. 65 -90.

[17]Fix LA Coalition，“No Small Fees: LA Spends more on Wall St.than Our Streets”， 2014， see from http: / /fixla. org /wp -content /uploads /2014 /07 /No - Small - Fees - A - Report - by -the - Fix - LA - Coalition - 2014 - 08 - 05. pdf.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46 卷下第25、24 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2009 年版第295 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2009 年版第33 頁。

[21]James O'Connor，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3，p. 40.

[22]Claus Offe，“‘Crisis of Crisis Management’: Elements of a Political Crisi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Vol. 6，No. 3，1976，p. 29.

[23]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 19.

[24]朱菊生《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的實質與危害》，載于《理論參考》2016 年第6 期。

[25]崔學東《新自由主義導致全球勞資關系不斷惡化》，載于《紅旗文稿》2012 年第20 期。

[26]Intuit: “Gig Economy Is 34% of US Workforce”，see from http: / /money. cnn. com/2017/05/24/news/economy/gig - economy- intuit /index. html.

[27]See William Mitchell and Thomas Fazi，“Make the Left Great Again”，in American Affairs，Vol. 1，No. 3，2017.

[28]邱海平《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化》，載于2017年8月22日《解放日報》。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同創新中心  摘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