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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實博士:如何理解當代社會的言論自由?
點擊:  作者:徐實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發布時間:2018-12-12 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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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國文科學者說話云山霧罩,說穿了是緣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形式邏輯不發達。他們對于自己所探討的問題和概念,往往缺乏清晰明確的定義,所以經常弄出“狗咬尾巴”這樣尷尬的循環論證。“言論自由”就是一個經常被誤解和糾纏不清的概念——許多人喜歡探討“言論自由”,卻沒想明白什么才是言論自由,被禁錮在別人的話語體系中而不自知。

 

生產力和技術水平決定了信息的傳播渠道,進而賦予言論自由不同的內涵。當代社會的言論自由,已經與20世紀以及更早時期的言論自由產生了重大區別。為了便于討論,在本文中,我們以“當代言論自由”和“早期言論自由”分別指代這兩者。

 

早期言論自由,其主要內涵是表達觀點的權利。對表達權利的限制,通俗的理解就是“不能說”——說了就違法,禍從口出。例如,《大明律》中有以下規定:

 

“上言大臣德政者,斬”;

“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言惑眾者,斬”;

 

以當代社會的眼光來看,就算說錯了話,直接殺頭的刑罰也屬于不必要的殘忍。就整體而言,當代社會對于表達權利的限制遠少于古代社會,但是仍然存在。當代社會對于表達權利的限制,考慮的主要是社會穩定方面的需求,集中在以下方面:

 

1、違背人類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例如,法國、德國都立法禁止歌頌納粹、否定二戰期間的種族屠殺等言論。

 

2、違背所在國憲法的違憲言論。憲法規定的是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個國家最高等級的“政治正確”。在美國,對總統的批評倒是常見,但是“總統制”幾乎是批評不得的。

 

3、煽動顛覆活動、暴力恐怖活動的言論。這在許多國家都被列入《危害國家安全罪》。

 

4、煽動民族仇恨和宗教極端思想的言論。這在我國《憲法》中有明確的規定。

 

5、侮辱性、誹謗性以及造謠性質的言論。全國人大于2018年制訂的《英烈保護法》,正是針對這類言論。

 

在上述負面清單之外,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已普遍給予公民充分的表達權利。作為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中國給予公民的表達權利,并不比西方國家少:西方國家和中國一樣有“政治正確”,只不過其“政治正確”的內容與中國不同。因此,試圖從表達權利這個層面論證“中國缺乏言論自由”,顯得毫無意義,不過是一小撮反華小丑的鬧劇罷了。真正缺乏表達權利的,是沙特阿拉伯等封建色彩濃厚的國家,以及烏克蘭等披著“西方民主”外衣的寡頭政治國家。

 

表達權利既已普遍實現,對言論自由的理解就不宜停留在“早期言論自由”這個層面。這就好比,大學設定錄取標準時,在乎的不是考生的小學成績,而是他們的高考成績。與“早期言論自由”相對應的是內涵大大深化的“當代言論自由”。

 

當代言論自由,其主要內涵是傳播觀點的權利。表達權利(“早期言論自由”)是一個定性的概念,無非是“能說”或“不能說”,而傳播權利(“當代言論自由”)是一個定量的事物——關鍵不是“有沒有”,而是“有多少”。

 

在當代西方國家,表達權利一般來說不是問題,但是傳播渠道幾乎完全被私人資本所操控。就算你和別人同樣擁有表達權利,但是對方有1000個傳播渠道,而你一個都沒有。最后造成的客觀結果就是:對方的觀點廣為人知、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而你的聲音卻幾乎沒人聽到。傳播權利并不是平等的,現實中確實存在“一句頂一萬句”的現象。完全可以這樣理解:誰擁有的傳播渠道更多,誰擁有的言論自由就更多;反之,缺乏傳播渠道群體,其聲音往往被邊緣化,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從傳播渠道來看,西方國家的“當代言論自由”處于什么狀況呢?毫不夸張地說,傳統媒體向民眾展示的信息,都是私人資本想讓民眾看到的信息。其傳播方式、傳播內容要完全符合后臺老板、即私人資本利益集團的喜好。比如,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發生的騷亂,被媒體定性為“暴民鬧事”;烏克蘭基輔發生的騷亂,那就成了“公民追求民主”的行為。俄羅斯出兵敘利亞,那叫做“擾亂中東局勢”;而美軍整日在海外窮兵黷武,就成了“維護世界和平”。說得直白些,傳播渠道本質上是制造話語權的工具。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傳統媒體,從來不會探討勞動價值論,社會財富初次分配,以及如何消滅貧富兩極分化等有深刻意義的問題。因為私人資本絕對不希望平民百姓思考這些問題,從而產生階級覺悟。且不說有革命意義、進步意義的主張,傳統媒體的主播和評論員,但凡出現一點“政治不正確”,就會立刻被解雇、丟掉飯碗。最近幾年,類似的事情在美國已經發生多起,

 

其實,“媒體自由”純屬偽概念,它說穿了是私人資本通過控制傳播渠道來制造話語權的特權。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絕對意義上客觀中性、不帶有任何政治立場的媒體。許多媒體聲稱“嘉賓、評論員的觀點不代表本臺立場”,這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態——提供傳播渠道本身就意味著對某一觀點最有力的支持,否則為啥不將傳播渠道給予其他觀點呢?厚此薄彼難道不是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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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網絡自媒體蓬勃發展,大有取代傳統媒體之勢。在微博、微信、直播平臺等網絡自媒體平臺上,每個用戶都可以自主發布內容。那么,網絡自媒體會不會讓人們獲得更多傳播渠道、從而使人們享有更多的“當代言論自由”?這個問題應當一分為二來看。

 

從絕對意義上看,個人享有的言論自由確實增加了。互聯網自媒體的出現,使得傳播渠道比起傳統媒體的時代增加了不止一個數量級。20年前互聯網在中國遠未普及,當時除了電臺和電視臺,紙媒是傳播觀點最重要的渠道。輿論場的話語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全國上千個報社、雜志社的主筆和編輯手里。你的觀點若與他們不一致,便絕無可能得到傳播的機會。想當年,許多給紙媒投稿的作者不得不哀求編輯們“高抬貴手”。

 

網絡自媒體確實打破了傳統媒體、特別是紙媒對話語權的壟斷。個人或團隊若有些寫作愛好,大可辦個微信公眾號、微博認證賬號,不僅可以天天發表文章,還能直接從受眾獲取打賞。微信平臺影響力排名比較靠前的一些公眾號,如咪蒙、占豪、后沙月光等,無不得益于此。與之對應的是,昔日習慣于“指點江山”的傳統媒體人,社會影響力和話語權在不斷下降。雖然他們自己很不適應這種變化,但上述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曾作為一個學科的“新聞學”,只怕很快只剩空殼了。

 

從相對意義上看,即使網絡自媒體增加了傳播渠道,但是私人資本仍然能夠通過控制自媒體平臺來引導信息傳播的走向。中國自媒體平臺信奉的是“流量為王”——吸引流量意味著增加自媒體平臺的影響力,而影響力最終可以通過廣告收入等多種途徑變現。因此,抖音、快手、花椒等直播平臺,都在致力于打造小網紅,然后和小網紅簽約,對觀眾打賞進行分成。認真觀察一下,這些直播平臺上流量排名比較靠前的賬號,多是以發嗲為業的小女生,間或有幾個美妝博主、游戲解說員,就沒見過與科教事業沾邊的。

 

而且自媒體平臺還有“推送”這一功能,這明顯意味著哪些信息會優先得到傳播。谷歌旗下的Youtube是全球最大的視頻網站。在國外使用過Youtube的朋友,都遇到過一類糟心的事情:

 

只要Youtube識別出用戶在使用中文版的瀏覽器,自動推送的視頻里總有一堆邪教組織或袁騰飛等段子手的胡言亂語,令人不勝其煩。

 

由此可見,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媒體,誰掌握媒體平臺,誰就能控制信息的傳播權利,誰就能夠決定哪個群體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在當代的歷史環境下,應當以量化的觀念,而非定性的觀念來看待言論自由:糾纏于表達權利已經沒多少意義,而傳播權利才具有決定性意義。若以這個視角來審視,西方國家并非“言論自由”的楷模:雖然平民百姓擁有表達權利,卻嚴重缺乏傳播權利,使得許多合理訴求被人為壓制,某些群體遭到有意的“邊緣化”。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美國的學生貸款問題。最近十幾年來,美國學生貸款的總額已翻倍,高達1.4萬億美元。學生貸款利率有的超過5%,以致許多人直到40多歲還在償還大學時代的學生貸款。平民百姓對高等教育的昂貴頗有怨言,然而,在美國的媒體平臺上,只有個別人談及這類問題,而且內容只停留在“欠貸款的人過得挺痛苦”這個很淺的層次。你既看不到對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深刻質疑,也看不到對美國金融生態和金融體系的質疑——這些聲音不是沒有,而是被人為過濾掉了。平民百姓反映強烈的問題,在私人資本看來屬于“政治不正確”。平民百姓和私人資本利益集團的言論自由完全不對等。

 

相似的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近年來,普通群眾對收入分配改革的呼聲其實很高,這從勞資糾紛總數的迅速增長可以直觀地看出來。但是在各路媒體平臺上,卻很少看到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討論。恰恰相反,常有一些腦滿腸肥、恬不知恥的所謂“專家學者”出來說話,鼓吹什么“中國還不夠富裕,還不到談收入分配改革的時候”。在他們看來,收入分配改革會觸及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不開心就影響經濟發展,而這種弱智觀點早已被馬克思和凱恩斯批判了無數次——勞動收入長期被人為壓低,必然導致消費萎縮;生產和消費脫節的必然結果就是經濟危機。

 

收入分配改革缺位必然爆雷的大真話,幾乎不見諸中國媒體的報道。各路媒體反而充斥著湖畔大學、正和島等私人資本俱樂部制造的雞湯段子,基調就是“把政府當男朋友”——私人資本自己玩得爽的時候,就鼓吹“小政府”、“我的事情不要你管”;自己混得不好的時候,就一哭二鬧三上吊:“”你千萬不能不救我啊”,“你為什么不管我?嗚嗚嗚……”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社會的現狀,就是私人資本利益集團的話語權遠遠超越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想要傳播自己的觀點、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已顯得相當困難。如何改變這一不合理的現狀,倒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作者系資深生物制藥專家;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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