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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2008國際金融危機已過去10年，西方國家迄今沒有走出其陰影，而且普遍陷入了債務經濟的泥潭——從政府到居民部門普遍債臺高筑。BBC援引英國國家審計局報告，有多達830萬英國人無力償還債務或家庭賬單。2017年英國家庭全年支出超越收入，這是近30年來首次出現“入不敷出”。

除卻個別小國寡民的特例，西方國家普遍處于債臺高筑的狀況，公共和私人債務都位于歷史高位。確切地說，債務暴增是西方經濟學主導經濟政策設計的必然結果。

從經濟學思想史上說，債務經濟的起源是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誕生的時代背景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完備性在“大蕭條”中集中暴露出來。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是天生完善的，能夠自動將經濟調節到正常的狀態。在大蕭條的最初幾年，西方各國政府普遍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然而經濟危機不但沒有緩解，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企業破產和失業四處蔓延，使主要西方國家普遍陷入社會動蕩之中。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嚴重謬誤在于把生產與消費過程割裂開來：它假設企業的生產和分配不影響社會整體消費能力，而這種假設不符合客觀事實。在宏觀經濟格局中，對企業來說，工資屬于生產中的人力成本支出；而對勞動者來說，工資是勞動收入，也是消費的必要前提。消費又恰恰是企業營收和利潤的來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收入分配失衡，使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勞動者群體因收入不足而產生消費萎縮；導致企業營收出現停滯乃至下降，企業開不出工資又導致消費進一步萎縮，進入惡性循環——這就是馬克思闡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瓦礫上誕生的凱恩斯主義，承認自由市場是不夠完善的，由此最先提出了債務經濟的概念。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危機的根源：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意味著社會整體消費能力不足以消化產能，企業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有效投資需求不足，意味著新創造的就業崗位不足，會導致失業。所以，凱恩斯認為，避免經濟危機的途徑就是消除有效需求不足。

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西方國家普遍采取的做法就是舉債。按照凱恩斯關于職能財政的主張，財政政策的責任在于保證經濟社會處于持續增長、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狀態。為此，在經濟衰退時，政府應該實行赤字預算。政府舉債后搞財政擴張，大興公共工程等項目。項目開支中相當大一部分，被參與政府項目的企業轉化為員工的勞動收入；企業員工有錢花了，就能帶動消費，進一步拉動企業的生產。

先放一張美國聯邦債務的柱狀圖，給大家一些直觀的認識。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國債總額差不多翻了一番。特朗普上臺后繼續提高債務上限。如果按照公共債務:GDP的比值來看，美國目前處于歷史第二高位。問題在于，第一高位出現在二戰時期，而現在并非處于戰爭狀態的美國，公共債務:GDP比值竟然趨近于戰時狀態。特朗普總統說美國經濟運轉沒問題，形勢一片大好，你信嗎？

債臺高筑的不光是美國，西方國家在財政狀況上普遍陷入了“比爛”的模式。2018年第一季度，法國公共債務規模達到了約2.255萬億歐元，相當于GDP的97.6%【1】。日本的公共債務：GDP比率則已超過250%，2018財年的初始預算總計為97.71萬億日圓，社會保障和償債用途就占總支出計劃的一半以上【2】。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走向沒落的西方國家，我們不多討論也罷。

在當代西方國家，不僅政府普遍舉債度日，資本主義制度還鼓勵居民部門舉債，美其名曰“現代金融”。房貸，車貸，學生貸款，信用卡債務，已經對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成了高度滲透。這種滲透達到了什么程度呢？可以負責任的說，所謂“美國中產”就是一個紙糊的虛幻概念，只要一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勞動收入，而且沒有從祖上繼承可觀的遺產，那么這個家庭有極大概率處于負債狀態中。

大多數“美國中產”全家的稅前收入也就6萬到15萬美元，完稅和存完養老金之后，實際可支配收入大約在在4.5萬到11萬美元的范圍【3】。美國中年人很可能背著15年或30年期的房貸，每年得還上2萬-4萬美元。孩子一旦讀了大學，哪怕不是收費昂貴的名牌大學，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至少得準備4萬美元。全家人不可能不吃不喝不買衣服不請客吧？不能保證永遠健康永不生病吧？考慮到各種其他開銷，想做到“無債一身輕”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謂“美國中產”一旦失業，只要短短幾個月內沒有收入來源，生活就會陷入崩潰。

西方國家鼓勵居民部門舉債，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害怕因為消費萎縮導致經濟危機。普通百姓今天手頭沒錢沒關系，鼓勵他們先把明天的錢花了，實在不行還可以花后天的。總之，只要普通百姓還在花錢，社會消費總量仍在緩慢增長，至少還有可能維持表面上的經濟繁榮。

二是意圖通過債務長期剝削普通百姓。美國主流信用卡公司的年化利率，最低也在7.5%左右，高些的可達15-20%，而且還是計算復利的。普通百姓一旦因為意外（例如醫療費用）被迫欠下信用卡債務，高利率加上利滾利是很恐怖的事情。

美國的學生貸款和中國的助學貸款完全是兩個概念。助學貸款是國有商業銀行執行國家政策的產物，根本就不指望從學生身上掙錢，考慮有一定概率的違約，只要不虧本就行。美國的學生貸款是私營銀行的商業行為，本科生貸款利率在5.1～5.5%之間，研究生貸款利率在6.0～6.6%之間。按照6%利率計算，10年內每月還款1110美元才能還清，償還的利息高達3.32萬美元。 

然而，債務經濟作為一種發展模式，從目前的趨勢來看，繼續走下去就是一條死胡同，壓根沒有其他可能。道理很簡單——欠的債總是要還的。政府欠下的公共債務，要通過財政收入償還，財政收入的來源于稅收。所以說，政府欠下的公共債務，理論上最后還是要由普通百姓來償還。政府要是還不上公共債務又當如何？無非是這么幾種可能：

1）主權債務違約，隨即金融體系崩盤。參見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

2）擴大貨幣發行量，造成本國貨幣貶值和高速通貨膨脹。同樣參見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

3）為了避免出現前2種極為難看的結果，該國統治集團為了轉移矛盾鋌而走險。參見1990年-1991年海灣戰爭。

美國居民債務重登高位，超越2008年的水平

美國戶均收入，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多年停滯不前

而居民部門債務與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會對經濟構成更直接的威脅。2013年以后，美國居民部門的債務水平不斷攀升，2018年已經超越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水平。自從冷戰結束以后，即使按照名義增長率計算，美國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長率也處于很低的水平；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推算，干脆就是處于停滯狀態。收入停滯不前，債務節節攀升，最后的結果簡直一目了然——無非就是3步曲：

1）多數人淪為金融資本的債務奴隸，

2）量變導致質變，最后要么出現消費萎縮，要么出現由債務導致的金融資金鏈斷裂，

3）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全面爆發。

從本質上說，債務經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生產與消費的脫節。如前文所述，勞動收入是消費的必要前提，消費是企業營收和利潤的來源。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資方僅為勞動者提供維持生存所需的收入，拿走了所有剩余價值，導致收入分配失衡。債務經濟的發展模式并不謀求改變分配制度，而僅僅改變政府和居民的收入/支出周期。也就是說，大量勞動者由于遭受剝削、收入停滯，最后仍會陷入無力消費、無錢還債的窘境，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說穿了就是這么一回事。債務經濟只不過是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從初一推到了十五，但是積累的矛盾也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所以十五那天爆發的經濟危機還會來得更加猛烈。

說到這里，我們真不能五十步笑百步——因為中國未能免俗，已經步西方國家后塵，陷入了債務經濟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國債規模尚可控制，但是中國居民債務的杠桿率已經相當不樂觀。中國人向來遵循“量入為出”的傳統，是最愛存錢的民族之一，但自2008年以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權威機構在測算我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時，采用了國際上慣用的全社會杠桿率來計算國民經濟四大部門的債務水平，即政府部門、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金融機構總債務占GDP的比重。據此，拆分出來的居民杠桿率（居民部門債務占GDP比重）也成為衡量居民債務整體負擔的重要指標。

根據蘇寧金融研究院的報告，1996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只有3%，2008年也僅為18%，但是自2008年以來，居民杠桿率開始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短短6年間翻了一倍，達到36.4%，到了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桿率已經高達47.4%，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個百分點，也高于國際上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4】。

以上數值尚未考慮住房公積金貸款和P2P、現金貸等貸款，倘若將此納入考察范圍，那么，中國居民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經于2017年7月突破了54%。這與不少發達經濟體60%以上的居民杠桿率水平已經相差無幾。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從20%上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時間，而中國只用了不到10年，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飆升速度之快可見一斑。中國居民部門債務占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亦從2006年18.5%暴漲至2017年8月的77.1%。毫不夸張地說，在三線以上城市，以勞動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青年群體，大多數已被房貸套牢；平時就算想積累儲蓄，事實上也很難做到。

歷來勤儉節約、量入為出的中國人，如今也會深陷債務經濟之中，不由得讓人憂心忡忡。究其原因，西方經濟學在過去20多年間壟斷了國內學術研究，而且對政策制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以致西方國家經濟政策造就的問題，最后也被原樣照搬到了中國。

西方經濟學當然值得研究，但是研究需要科學的態度。打個比方，宗教本質上是扭曲的世界觀，但是我國也有宗教學研究。宗教學研究的基本立場是“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研究宗教并不意味著研究者自己去拜佛求仙。同理，研究西方經濟學也要堅持科學態度、保留批判精神，而不應盲信盲從。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敲響了"。既然如此，倒是真有必要弄清楚，西方經濟學究竟“庸俗”在什么地方？我們避開一切晦澀的理論，只談“庸俗”的2個要點：

1- 不承認由勞動創造的商品內在價值

2- 不承認經濟活動中存在剝削（即以不合理代價占有他人勞動成果）

這2個要點，是近現代西方經濟學（即庸俗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分野，也是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分歧。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認為商品存在內在價值，但是表述不夠完善。馬克思繼承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價值理論，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衡量價值的尺度，解決了價值表述的矛盾。李嘉圖則明確承認剝削的存在，而且認為地主是一個不創造任何價值的食利群體、妨礙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馬克思繼承并大大發展了李嘉圖的價值學說，開發出剩余價值理論，更加深入地闡述了剝削的本質。

庸俗經濟學不承認商品的內在價值，試圖完全依靠邊際分析和供求關系來解釋商品的價格和交換規律。供求關系決定價格不能算錯誤，但在科學哲學上只能叫做“唯象解釋”。打個比方說，對于“人是怎么來的”這個問題，“人都是爸媽生出來的”就屬于唯象解釋，但是爸媽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最終還要歸結到進化論的底層規律。同理，價格受到供求關系的調節，但是供給和需求又是怎么來的呢？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生產力水平，更無法回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庸俗經濟學試圖用供求關系和邊際分析的唯象解釋來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科學規律，是極為荒謬可笑的。

既然庸俗經濟學否認勞動創造的價值， 自然不會承認以不合理代價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剝削行為。對于在脅迫下形成的不合理價格（例如資方利用較高的失業率故意壓低工資），庸俗經濟學一貫采取掩耳盜鈴的態度。庸俗經濟學不承認剝削，認為按照生產要素分配天經地義，自然不會謀求從制度上解決分配的問題——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怎么可能致力于建設更為平等的社會？

庸俗經濟學不僅否定公有制經濟的意義，而且拒絕任何在初次分配層面對勞動者有利的變革。近年來中國經濟整體平穩快速發展，工資水平也出現了提升。于是有些號稱“經濟學家”的家伙開始唧唧歪歪，說什么“工資提高會增加產品成本，導致中國商品競爭力下降”。試問，這些“經濟學家”是否打算讓自己的孩子去血汗工廠創造GDP？如果沒這個打算，那憑什么別人家的孩子就得去？我國極為落后和失敗的的經濟學教育，將大量學者培養為政治上反動，思想上腐朽，僅為一小撮既得利益群體服務的“當代東林黨”。指望這些人為中國經濟發展規劃道路，等于讓秦檜主持南宋的國防建設，能有好果子才怪。

要想跳出債務經濟的死循環，唯一的出路在于解決生產與消費不匹配的矛盾——讓勞動者的消費能力與勞動價值相匹配，讓勞動收入與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欲達此目的，就必須堅決推行收入分配改革，打破被資本邏輯控制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還不能限于所得稅調節等二次分配手段，而必須從企業內部的分配即初次分配入手。唯有如此，才能讓勞動者從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中充分獲益，向共同富裕的方向邁進。共同富裕是白紙黑字寫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里的莊嚴承諾。如果政策偏離共同富裕這條主航道，必然無法取信于民。在2018年9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到了收入分配改革，實乃順應人心之舉。

面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多重壓力，中國迫切需要接地氣的經濟學理論指導社會建設，切實推進收入分配調節改革。當下正需要一場經濟學理論的革命，以基于科學社會主義、富有時代特色的中國政治經濟學全面取代庸俗經濟學。唯有如此，中國才能跳出西方國家已經走入的死胡同，避免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發展道路上取得更高層次的成就。

參考文獻：

【1】中新網：http://www.chinanews.com/m/gj/2018/06-30/8552152.shtml 

【2】路透社：https://mobile.reuters.com/article/amp/idCNL3S1VT2O8 

【3】參考消息：https://finance.sina.cn/usstock/mggd/2018-02-26/detail-ifyrvspi1986991.d.html?from=wap 

【4】新浪財經：https://finance.sina.cn/china/hgjj/2018-01-18/detail-ifyquixe3728079.d.html?from=w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