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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程恩富會長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19大前后曾7次公開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企”，而有人卻只說“三做”國資，那是極其片面的。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把全國的國有企業都讓中外私人控股，也能把國資做強做優做大，況且再加上只管國有資本，而不管國企這一思路，很容易滑向某些西方國家體制窠臼。所以須將“三做”國資和“三做”國企結合起來，否則所謂管資本就容易走向誤區。

2018年11月10-11日，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26屆年會在北京工商大學召開，來自全國各地100多位專家學者就西方經濟學前沿、中國經濟發展展開等熱烈研討。與會者大都是既熟悉或精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又熟悉或精通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經濟的“兩通學者”。其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質疑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成為本次會議討論的熱點之一。

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程恩富會長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19大前后曾7次公開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企”，而有人卻只說“三做”國資，那是極其片面的。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把全國的國有企業都讓中外私人控股，也能把國資做強做優做大，況且再加上只管國有資本，而不管國企這一思路，很容易滑向某些西方國家體制窠臼。所以須將“三做”國資和“三做”國企結合起來，否則所謂管資本就容易走向誤區。

程恩富教授還強調，主張取消憲法的所有制分類和“所有制中立論”是極其錯誤的（政府統計部門不全面統計和公布各類所有制占比是其表現，而讓非政府統計部門年年發布所有制占比，則屬于不正常現象）。最近有個論壇的主講人公開宣揚：“長期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今后我們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束縛。”這是違憲言論。因為憲法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清晰地表明所有制必須分類和所有制并非中立。如果實際情況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那就必須依憲調整所有制占比，而不宜把“公有制主體”“國有經濟主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退回到或改向為公私經濟參半的“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新中國初期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五種經濟成份混合所有制度。判斷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標志，便是公有制和國有制能否成為“主體”和“主導”，而不是國有經濟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因為新中國初期沒收官僚資本而形成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已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但當時的憲法和黨的文件均確認：還沒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初級階段。

針對有人否定所有權是決定性因素的誤論，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志偉副會長認為，前不久，在某論壇上，有人提出“相對于所有權來說，現代經濟中的產權更重要。所有權不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唯一因素或決定性因素”的觀點。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講產權不能無視所有權。從歷史上看，所有制先于產權的存在而存在。馬克思就曾經論述過這個問題。他發現在私有制出現產生和保護私有制的法律出現之后，才出現產權。法律中的產權，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態，是“一定所有制關系所特有的法的觀念。”（馬克思）任何社會制度的性質都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密切相關。奴隸主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了奴隸社會的根本性質，封建主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了封建社會的根本性質，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馬克思指出：“產權對于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的無酬勞動或產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當然，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所有制，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產權的根本性質。

王志偉教授還分析說，盡管產權析分為經濟運營和管理帶來了精細化與靈活性的好處，但是，這都是在所有權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沒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其他細分的產權就都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當然，所有權與其派生產權在一定條件下是統一的，而在另外的一定條件下也是可以分離的。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統一的公有產權可以做有利于社會和國家的區分處理，但不可以不顧根本的所有權而片面強調產權對其運作者的利益。當然，國家和集體也不能隨意侵占私人產權的利益。產權運作的目的是在兼顧所有權和其他產權擁有者利益的同時，提高財產（資本）運營效率。這就要求在協調好產權各方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產權改革和運營，決不能在進行產權改革的旗號下，掠奪國有資產、盜竊公有財產、剝奪人民財產。國家的法律也必須成為真正保護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制度，保護公有產權為主體、多種產權制度并存下各方利益的法律。總之，否定所有權是決定社會根本性質的決定性因素的看法是錯誤的，容易產生消極結果的觀點。在我國當前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堅持公有制的基礎，堅持公有產權為主體，多種產權制度并存，是唯一正確的原則立場。

針對某學者認為“私人投資也是社會主義”的錯誤觀點，首都經貿大學中青年教授徐則榮反駁說，什么是社會主義，它最本質的特征是什么？這一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書中早有定論，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也強調，因為特區內公有制占四分之三，因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中的ABC問題。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所有制問題時，把共產主義的特征歸結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同時，痛斥了各種冒牌的社會主義謬論，后者所代表的社會經濟基礎都是私人經濟。不能把私人經濟或民營經濟混淆冒充為公有經濟和社會主義。現在之所以我們還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因為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而是由于我國現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是利大于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們還必須毫不動搖地既鼓勵、支持，但也須正確引導私營經濟的發展。否則，疫苗事件等假冒偽劣、非法延長勞動日、拖欠農民工工資、行賄干部等不良行為就會盛行。如果認為私人經濟和民營企業也是社會會主義性質的所有制和經濟成份，那美國等早就是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了。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既然主張與中特社會主義有本質區別的“民有社會主義”錯誤觀點，那也不應忘記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屬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觀，還強調發展國有經濟、節制私營大資本呢！孫中山也沒有混淆各種所有制的區別。

針對有人反對黨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和作用，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賈根良副會長指出，這實際上就是要使我國喪失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任由自由市場、其實是中外私人資本的力量支配中國經濟。殊不知，美國在戰后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就是以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規劃局為代表的“發展型網絡國家”，有人甚至稱之為計劃體制，而且深入到顛覆性技術和新興產業的深層次。在美國利用國家資本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是新型的舉國體制的情況下，有人卻要我國走自由化的道路，誤國誤民的性質昭然若揭！中外某些輿論主張取消所有制分類，取消黨和政府對資源配置的領導作用，實施私有化（民營化）、唯市場化、唯自由化、貧富分化，這實質上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誘使中國放棄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道路。

針對有人提出我國應取消政府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一切管制和干預的主張，吉林大學青年經濟學家張嘉昕教授指出，這本質上就是主張唯金融自由化。殊不知，長期以來發達國家自詡其金融領域高度自由，而實際上政府對金融領域進行嚴格規定，極大地限制他國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業務發展和參股控股本國金融企業。如美國監管機構通過主觀的評判方法，來裁決外資并購是否在美國金融安全的范圍之內，某個外國資本一旦在美國企業持股超過10%，都會被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而審查的結果基本都是不通過。并且，美國通過信用評級機構間接打壓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所以，一國金融業一旦被外資操控，極有可能喪失經濟發展主動權。

福州大學方建國教授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金融自由化打開了資本隱密剝削財富的通道，這種剝削方式不以生產和占有剩余價值為目的，而以金融衍生品隱密地轉移財富；虛擬資本實現剩余價值剝削國際化，抵押貸款使債務發生代際轉移從而產生代際剝削實現。

針對我國在推動土地流轉中出現的私有化風險，程恩富教授和張楊講師指出，在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分”與“統”思想、“四條底線”思想、“貧困村集體經濟較弱”思想的基礎上，只有土地確權和三權分置后，由村領導班子組織村集體再搞股份合作制，集體統一經營，才能保障土地流轉沿著社會主義農村集體化、集約化道路發展，真正實現農村共同富裕。今年兩會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贊揚山東代村、去年全國政協主席高度贊揚貴州塘約村等，就是鄧小平多次強調農村承包經營制度以后“第二次飛躍”仍然是集體化的樣板。

針對有輿論宣揚改革開放成就是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結果，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王振中研究員和曲阜師范大學副教授吳慶軍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在創造經濟奇跡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指引的結果，而新自由主義往往導致問題的存在。目前還存在許多需要改善和加強領域，比如公有制占比、貧富分化、就業、住房、看病、上學等問題，仍然是需要改善的領域。社會保障、食品藥品安全、藥品安全、社會治安、執法有據、司法公平等方面也都需要加強。從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講，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中國還遠未成為世界強國，中國在教育、科技、軍事、人民生活、能源利用效率，環境保護等方面，與世界先進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需要放下身段，臥薪嘗膽，奮起直追。因此，既不能因為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就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忽視問題和漠視差距，尤其不能用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民營化）、唯市場化來解決中國問題，而須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來指導，不斷增強憂患意識和追趕措施。

針對有輿論把中美經貿戰看成是個別行為，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理論研究中心主任白暴力副會長和傅輝煌認為，當前美國發動世界經貿戰有其實質與根源。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導致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使經濟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實現方式達到了邊界，因此，出現了逆轉的現象。當前美國壟斷資本發動的世界經貿戰就是其典型的表現形式。美國壟斷資本發動經貿戰具有必然性，并不在于某些具體的經濟摩擦或政策摩擦，而在于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所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其實質是爭奪、占領和重新瓜分世界市場。美國所宣稱的各種具體原因，諸如國家安全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反傾銷問題、技術保密問題等，都不過是為發動經貿戰所找的莫須有的借口而已。我們應采取兩手對策：一方面，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高舉經濟全球化大旗，進一步改革開放，努力推進多邊貿易；另一方面，面對經濟全球化資本主義實現方式邊界的出現和經濟全球化逆轉的現象，我們要“丟到幻想，準備斗爭”，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認真研究世界經貿戰的規律，預先制定行之有效的戰略和戰術，爭取經貿戰的主動勢態。

針對有人否定我國狠抓芯片等關鍵核心技術的謬論，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伍山林教授認為，當中國發展到對美國霸權地位構成威脅的時候，美國對華采取包括經貿戰在內的戰略行動，也就不出意外地發生了。美國對華發動經貿戰盡管以兩國存在巨量貿易差額為借口，美國聲稱在這種不平衡的貿易中吃了大虧，但它的真實目的正在于維護霸權地位。具體而言主要是：抑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借道經貿戰，利用金融優勢，通過股市等途徑深入實體經濟，再利用美元霸權地位，從中國輪番獲取巨額經濟利益。這也就意味著我國在經貿戰過程中，絕不能改變狠抓芯片等關鍵核心技術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方向，金融改革應該走更高質量開放之路，“打開一扇門，增設一道崗”，充分考慮到被外資持股和控股等各種舉措引致的戰略風險，而不應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要認清戰略態勢，堅定戰略方向，廣結各路朋友，在經貿戰過程中逐漸積累己方優勢。如此，美國政府對華發動經貿戰的戰略目標將難以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