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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立新：以異化概念為主線的唯物史觀生成史研究 ——評陳先達先生的《走向歷史的深處》

點擊：  作者：韓立新    來源： Tsinghua哲學系  發布時間:2018-11-30 09:58:43

 

韓立新，“清華大學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摘要】陳先達先生的《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是以異化概念為基本線索來闡述馬克思歷史觀形成的著作。該書把“由異化到異化勞動”對看作是馬克思形成唯物史觀的關鍵一步，在對“異化勞動理論的循環論證”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在對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和黑格爾關系的理解上，該書遵循了蘇聯教科書以及阿爾都塞等人的見解，忽略了在《手稿》的最后關頭，馬克思有一個對費爾巴哈和黑格爾態度的逆轉過程。而這才是馬克思走向唯物史觀的最為關鍵的一步。

[關鍵詞]異化、唯物史觀、黑格爾、費爾巴哈、交往異化

陳先達先生的《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1987年出版）一書是我國上個世紀80年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不僅獲得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等殊榮，而且還被視為我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以及唯物史觀生成史的標準解釋，其思想影響了絕不僅僅一代人，至今還被很多高校列為研究生教育的教科書或者參考書目。要想對這樣一本著作做出全面細致的評價，顯然超出了筆者的能力范圍。這里只想就該書對異化概念的認識以及對異化與唯物史觀生成關系的處理談一些粗淺的看法，因為這不僅是作為評論者的筆者興趣之所在，更重要的還跟有關異化的討論在該書所處的地位有關?？梢院敛豢鋸埖恼f，《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是以異化概念為基本線索來闡述馬克思歷史觀形成過程的。

一．異化與唯物史觀的生成

《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一書基本上遵循了從異化到異化勞動，再從異化勞動到全面創立唯物史觀這樣一條邏輯主線。這也反映在該書的文字形式上，比如，異化一詞多次出現在該書的章節標題中：其中曾在章標題（該書總共有14章）中出現過6次；在節標題中出現過12次。異化和異化勞動概念更是遍布全書，是該書出現頻率最高的、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關鍵詞之一。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能以“異化以及異化勞動理論”為基本線索來展開對唯物史觀生成過程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在當時，我國關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簡稱《手稿》）及其核心概念異化的評價還受制于蘇聯教科書體系的權威見解。這種見解認為，異化不僅是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標志，甚至是阻礙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消極因素。譬如，其代表人物奧伊則爾曼就曾這樣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還沒有以對社會的經濟史和政治史的理論概括為基礎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資本主義同以前社會形態的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具體的歷史的理解以前廣泛使用‘異化’概念的”[1]。也就是說，《手稿》中的異化是與成熟時期的歷史唯物主義命題不相襯的概念。《手稿》甚至被當作“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殘渣”、是“隱性的歷史唯心主義”作品。

正是出于這種判斷，在蘇聯學者的作品那里，異化概念往往只作為一個否定性因素而出現，或者被避而不談，就像《手稿》在蘇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 Werke）中所遭受的不公那樣——一開始并沒有被收錄于其中，后來由于遭到抗議才不得已用補卷的形式納入其中——或者即使被論及，也只能從消極或者批判的角度進行涉及。同樣，受蘇聯的影響，異化概念以及對異化勞動的討論在我國一直被當作禁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討論，才使這一狀況有所改變，但是，改變得有限。大部分人以及主流教科書還只從消極的角度來看待異化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生成中的作用。

但是，先達先生的著作則突破了這一傳統異化觀和《手稿》觀的限制。早在1983年出版的《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書中，先達先生就沒有刻意回避異化這一敏感問題，在《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中，他更是明確地提出：“異化問題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當然可以討論。特別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角度說，研究異化概念在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演變是有意義的。”[2]“不管《手稿》的發現帶有多大的偶然性，但從它所包含的內容來說，是馬克思的思想發展過程的一個必然環節。離開了《手稿》的異化勞動理論，我們是無法理解馬克思如何創立唯物史觀的。”[3]“正確評價《手稿》，特別是全面地估計異化勞動理論，對于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形成過程是非常重要的。”[4]從這些論述來看，先達先生從肯定的角度評價了異化概念以及《手稿》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生成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這是中國學者對蘇聯教科書體系的一次重大突破。

從內容上看，《走向歷史的深處》以異化概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變遷為主線，按照時間的順序幾乎涉獵了馬克思從早期到成熟時期的全部著作。作者認為，馬克思早在《博士論文》時期，就跟隨鮑威爾提出了宗教是自我意識的異化的命題。到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他開始吸收費爾巴哈的異化思想，不僅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的人道主義命題，還認識到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顛倒，探討了政治國家的異化以及人的本質的二重化問題。并給出了“要使人從市民社會的成員變成真正的人，必須反對人的自我異化的極端表現，把異化出去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類自己”這樣的結論[5]。

到了巴黎時期，由于對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試圖將哲學和經濟學研究結合起來。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簡稱《穆勒評注》）中，他討論了“謀生勞動”[6]以及貨幣和信貸以及人的社會關系異化等問題。而在《手稿》中，他更是將費爾巴哈的異化改造成異化勞動概念，并通過這一嶄新的異化勞動概念，分析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中的本質、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揚棄異化的共產主義等。在先達先生看來，“從異化到異化勞動”是馬克思思想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正因為如此，關于《手稿》異化理論的研究才成為《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的重中之重。

但是，對于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來說，異化勞動理論的出現“只是走了一半路程。如果不從人的本質轉向分析形成和決定人的本質的社會，不從社會中探求異化的根源，而停留在人自身，就跳不出人本主義的圈子。”^[7]因此，在先達先生看來，馬克思還需要從異化勞動理論再前進一步，即徹底擺脫以人的本質異化及其“復歸”來描述歷史的異化史觀，走向以生產和分工為說明原理的唯物史觀。《手稿》以后，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對鮑威爾的唯心主義異化觀進行了清算，到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馬克思終于徹底擺脫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框架，開始了全面創立唯物史觀的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勞動從作為人的內在本質到作為社會存在的基礎；深入到生產過程的內部，從研究個體和類的矛盾到發現社會自身的規律；從用異化解釋分工到從分工中探求異化，等等。等到了成熟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馬克思還對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現象重新做過考察。不過，此時的異化概念已經不再是《手稿》中那一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異化概念，而是馬克思本人的、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性質的概念。

從這些內容來看，先達先生的敘述基本上遵循了下列展開邏輯：從青年黑格爾派的抽象的自我意識異化再到與資本主義現實相對應的異化勞動，從抽象的彼岸世界再到經驗的現實世界，當馬克思拋棄了以人的本質為出發點的異化理論，改由從物質勞動和物質生產出發來解釋社會歷史，也就意味著唯物史觀的誕生。這一過程，用先達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從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思維邏輯進程來看，它經歷了從異化到異化勞動，再從異化勞動到全面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這同馬克思從上層建筑入手，到逐步深入到勞動和生產領域，發現歷史的‘終極原因’的過程相一致的。”[8]這其實也是《走向歷史的深處》的最根本的理論框架，整個《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都是按照這一展開邏輯來安排章節的。

這樣一種理論框架以及展開邏輯，是不輸給蘇聯的學者奧伊則爾曼以及阿爾都塞的。他們雖然也曾涉及到早期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但是，他們都把異化概念只作為一個消極的范疇，甚至是當作反面教材來看的，異化概念的唯一作用就是被后來的分工和生產關系這樣的科學概念所取代。只要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就不可能去討論異化以及異化勞動概念在馬克思轉向唯物史觀過程中的積極意義及其理論必然性，當然就不可能發現先達先生所說的異化理論的變遷與“從上層建筑入手，到逐步深入到勞動和生產領域，發現歷史的‘終極原因’的過程相一致”這一點。他們的異化理解和《手稿》研究顯然是太簡單化、太形式化了。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先達先生的《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比奧伊澤爾曼和阿爾都塞深刻，他把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看作是“馬克思過渡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重要環節。”[9]

只有具備這樣的理論視野，才有可能取得理論突破。下面，我想再舉兩個具體的例子，來看一下《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

1  “從異化到異化勞動”的獨特性

“從異化到異化勞動”是《走向歷史的深處》最為根本的命題。在先達先生看來，異化是德國觀念論傳統的產物，譬如在黑格爾那里是“精神”的異化，在鮑威爾那里，是“自我意識”的異化，在費爾巴哈那里，是抽象的“人的本質”或者“類本質”的異化。這些異化，如果用我們熟知的教科書體系來劃分，無疑都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用這樣的范疇來說明社會和歷史，無異于從意識形態或者說從上層建筑因素出發來解釋經濟基礎，那由此得出來的歷史觀只能是唯心史觀。因此，要想擺脫這一唯心史觀的宿命，馬克思就必須改變異化概念所固有的意識形態色彩，讓異化概念從天上來到人間，從上層建筑下降到經濟基礎領域。一旦當異化概念褪去了其意識形態的特色，具有了經濟基礎的特征，那么再用異化范疇來解釋社會和歷史，就等于通過物質生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經濟關系反過來說明人的本質以及社會歷史。只有這樣，才能使異化跟唯物史觀勾連。可能也正是出于這種理論需要，馬克思才將從費爾巴哈那里繼承下來的異化概念改造成了具有異化勞動范疇。先達先生說得好：“當馬克思由上層建筑進到經濟基礎，轉向解剖市民社會，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必然由異化過渡到異化勞動。這是一個重大轉折。”[10]

由此可見，“由異化到異化勞動”對于馬克思形成唯物史觀而言是至為關鍵的一步，而這一步，在先達先生看來，無疑是在《手稿》中跨出的。由于異化勞動的基本場景是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一場景中，勞動主體即人就不再是黑格爾的“精神”或者費爾巴哈的“人”，而是雇傭工人；勞動也不再是抽象的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是雇傭勞動。這樣一來，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存在的生產、分工、交換、需要、貨幣以及資本等都變成了分析的對象，私有財產的起源和本質以及資本和勞動的對立這樣的經濟關系成為馬克思研究的重心。先達先生說道：“《手稿》的重要成就正在于，馬克思把勞動的異化看做一種客觀的社會現象，深入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內部、深入到私有制內部，比較深刻地理解了生產勞動在人的自我形成中的作用，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從而打通了走向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道路。”[11]

“它的立足點是經濟事實，而不是純邏輯推演。”[12]這是馬克思轉向唯物史觀的前提。馬克思之所以能夠進行這樣的視角轉變，其根本原因得益于他巴黎時期開始的經濟學研究。先達先生曾多次提到這一點。“在唯物史觀的創立中，馬克思對經濟學的深入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如果說1844年初馬克思在巴黎開始的經濟學研究，使他擺脫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辨傳統，由異化上升到異化勞動，發現了勞動在形成人類歷史中的決定作用，打通了一條通向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道路，那1845年初馬克思到達布魯塞爾以后繼續經濟學研究，則為由異化勞動轉向全面確立唯物史觀作了理論準備。完全可以說，馬克思由異化到異化勞動再到全面創立歷史唯物主義，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分不開的，而目的則在于尋求對共產主義學說的科學論證。”[13]

但是，異化勞動理論還不等于唯物史觀。這表現在異化勞動理論的背后，仍然有人的本質的價值懸涉，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揚棄，所要回歸的仍然是人的“類本質”以及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共產主義”。在這個意義上，盡管馬克思完成了“由異化到異化勞動”的轉變，但仍然未能完全擺脫用人的本質異化和復歸來描繪歷史的舊模式，從而還具有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色彩。這樣一來，在《手稿》中，一方面已經存在著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唯物史觀傾向；另一方面又遺留著人道主義異化史觀的傾向。這兩種傾向并存，只不過當時“占優勢的趨勢是向唯物史觀發展。”[14]先達先生認為，這兩種傾向此消彼長是馬克思《手稿》真實的思想狀況，隨著從經濟學或者從經濟關系出發占據了主導的地位，唯物史觀也就正式誕生。當然，這一過程是在《形態》中最終完成的。

這一兩種傾向此消彼長的論述邏輯在我國具有先驅性，此后的一些代表性成果都與《走向歷史的深處》有著相似性。譬如，南京大學的孫伯鍨和張一兵提出過一個“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兩次轉變論和《1844年手稿》中的兩種理論邏輯相互消長的觀點”。張一兵在《回到馬克思》一書中對此曾做過這樣的說明：“孫先生第一次提出，在《1844年手稿》一類文本中，青年馬克思雖然……在其理論運演的深層，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邏輯：一是從工人的先驗類本質——勞動出發，將社會歷史（主要是現代工業文明）視為人的本質之異化和復歸的過程的人本主義隱性唯心主義歷史觀構架，這是此時支配第二時期青年馬克思哲學的主導理論框架；二是在馬克思真實地接觸到無產階級實踐和經濟學史實之后，不自覺地發生的一種新的從歷史客觀現實出發的理論邏輯，……在1844年至1845年3月間，這兩條理論邏輯始終處于一種對立和動態的相互消長之中。”前者是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異化邏輯”；后者是“經濟唯物主義邏輯”。后者在1845年取代了前者，最終發展為唯物史觀。

總之，“由異化到異化勞動”是先達先生頗具特色的思想。在《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中，從第四至第八章，幾乎用了五章筆墨，闡述了這一過程。它構成了先達先生《手稿》研究的主線，這在內外的《手稿》研究中是不多見的。

2．對循環論證問題的解決

《走向歷史的深處》一書中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成就，這就是對所謂的“異化勞動理論的循環論證”問題的解決。我們知道，在早期馬克思研究史上，人們對《巴黎手稿》中的異化勞動理論評價很低的另一個原因是認為它存在著一種低級的循環論證。所謂循環論證問題是指，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一節，一方面認為異化勞動是私人所有的原因，即從異化勞動推出私人所有；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異化勞動是私人所有的結果，因此又從私人所有推出了異化勞動。這樣一來，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雙方，既做原因，又做結果，整個異化勞動理論呈現出循環論證的特征。

關于這一問題，在筆者所接觸的文獻中，蘇聯的《手稿》專家盧森貝是最早涉及的。譬如，他這樣說：“私有制，這是原因，而異化的勞動，這是后果；前者在其發展中產生了后者。這一思想像一條紅線一樣地貫穿在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馬克思的一些早期手稿中（在對經濟學家的摘錄的評論中）。但是，在我們所考察的片段（[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引用者）中對異化勞動的深刻的和全面的分析表明，在這里也和在各處一樣，由于辨證發展的結果，原因本身成了后果，而后果則成了原因，也就是說，私有制引起了異化勞動，而異化勞動又重新不斷地再生產出私有制。”[15]這段話的前半段是在說，即馬克思是在“從私人所有推出異化勞動”；而后半段則又在說馬克思是在“從異化勞動推出私人所有”。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相互矛盾的做法，盧森貝并沒有給出說明，而只是敷衍說由于辨證法“原因本身成了后果，而后果則成了原因”。就好像一搬出“辨證法”，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似的，其實這什么也解釋不了。可是，就是這樣一種敷衍，后來竟成了蘇聯教科書體系的主流觀點，并深深影響到了我國，在我國很多馬哲史教科書對這一問題都采取了“辯證法”而將其匆匆帶過。

但是，先達先生卻沒有這樣做，而是試圖從正面解決這一問題。在1983年出版的《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他就提到了異化勞動理論所包含的邏輯困難，即盡管馬克思的本意是要通過異化勞動來說明私人所有，但是沒有私人所有就無法說明異化勞動。在《走向歷史的深處》中，他更是這樣寫道：“人們不難發現，當馬克思從相互作用中考察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關系時，限于循環論證，異化勞動產生私有財產，私有財產產生異化勞動；而當馬克思擺脫這種循環論證，力求探討私有財產的起源時，認為私有財產的根源在于異化勞動時，又沒有完全擺脫人的自我異化的總框子。……很顯然，這種回答，比起馬克思后來直接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從分工和交換的發展來論證私有財產的起源，當然是不成熟的。但馬克思從異化勞動中來探討私有財產的起源，包含許多合理因素。”[16]

從這段論述來看，先達先生認為，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循環論證。但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從《手稿》的異化框架跳出來，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后來對私人所有的起源所做出的解釋中尋找解決辦法。我們知道，對私人所有起源的標準解釋莫過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觀點，即私人所有來源于社會分工、剩余產品和商業。而在早期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形態》才符合這一標準。在《形態》中，馬克思對私人所有起源的解釋，并沒有使用異化勞動理論，而是改用分工理論。“由此可見，并不是異化勞動導致分工，而是分工導致異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分工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這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描述的歷史進程。”[17]因此，先達認為，馬克思是在《形態》中最終解決了這一循環論證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沒有割裂分工與異化的聯系。在展望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向時，他指出：“從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來看，他所說的產生私有制的異化勞動的最初形式是指分工、交換等等。由于生產力的提高引起分工、交換的發展，從而產生私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態》中就闡述了這個思想，指出分工是異化勞動的形式，因為分工使各個人的活動總和成為一種人不能控制的、異己力量。”[18]從這一論述來看，他認為《形態》中的“分工帶來私人所有”的說明是根本的，但同時又認為“分工是異化勞動的形式”，因此他保留了《手稿》中“從異化勞動說明私人所有”這一進路。這是他與其他論者的不同之處。

從總體上看，先達先生是通過馬克思后來在《形態》中解釋框架的轉換，即從異化理論轉向了分工理論來解決循環論證問題的。先達先生的這一主張在國際上也有不少知音。譬如，日本的大井正和服部文男等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支持這一看法[19]。筆者也曾專門對這一問題進行過研究，筆者認為，我們沒必要訴諸《形態》中的分工理論，其實在《巴黎手稿》內部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在《第一手稿》中，馬克思分別使用了兩種異化勞動概念和兩種私人所有概念。人的“對象化活動”（“異化勞動I”）帶來了“基于自我勞動基礎上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I”），這種私人所有又帶來了“屬于他人的異化勞動”（“異化勞動II”），而這種異化勞動最終生產出了“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II”）。從形式上看，馬克思在這一論證過程中并沒有讓同一個概念既做原因又做結果，因此這根本就不是循環論證。而且，從內容上看，馬克思《第一手稿》[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一節的最后所提出的，是一個出色的關于私人所有起源的歷史理論，其實質相當于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20]。

二．從費爾巴哈到對黑格爾

以上，我們論述了《走向歷史的深處》的主要成就，即揭示了異化和異化勞動理論與唯物史觀生成之間的關系。下面，筆者再從自己的問題關心出發，談談筆者與《走向歷史的深處》在對早期馬克思理解上的差異。這一差異主要體現在對《手稿》異化論的評價以及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的關系上。

先達先生對早期馬克思思想轉變的解釋有兩個要點：第一，在《手稿》中，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基本上還處于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異化觀的框架之下；因此，第二，超越費爾巴哈是馬克思走向唯物史觀的必要環節，對費爾巴哈的超越是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的標志。這一超越過程是從《提綱》開始的，完成于《形態》。對這兩點，《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書是這樣寫的：“馬克思真正成為‘馬克思’，即真正成為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應該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創作為標志。所以我們認為，青年馬克思與成熟馬克思的界限是1845年春天，而不是1844年8月[《手稿》時期——引用者]，更不是在此以前。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現出來的對費爾巴哈的‘超越’，到《德意志意識形態》才告完成。從這時起，馬克思才真正從對費爾巴哈的‘崇拜’過渡到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片斷論述，轉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全面制定。如果說，1844年只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質變中的量的擴張，那么，1845年春才真正實現了馬克思世界觀形成過程的質的‘飛越’。”[21]

的確，不擯棄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就不能“為全面創立唯物主義歷史觀清除了最后的障礙”[22]。在先達老師的敘述中，超越費爾巴哈成為馬克思走向唯物史觀的最后一個環節。這一主張不僅出現在先達先生的著作中，還是國內外一些著名學者的基本觀點，譬如奧伊澤爾曼、阿爾都塞、日本的廣松涉以及我國的孫伯鍨和張一兵等，可以說是目前國內外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但是，拋棄費爾巴哈是清除“障礙”，是“破”，要想建立唯物史觀，馬克思還需要“立”。這就如同蓋房子，僅僅清除掉舊的“地基”是不夠的，還需要給出新的“地基”，否則無法搭建出新的大廈。那么這一新“地基”是什么呢？在過去建立異化勞動理論時，“地基”是費爾巴哈的異化，那么，在拋棄了費爾巴哈的異化以后，充當這一“地基”的又該是什么呢？我認為仍然是異化。只不過這一次是黑格爾的異化，說得更精確一些，是消除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特征的異化。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的前夕，還有一個從費爾巴哈轉向黑格爾的階段。這一階段才是馬克思走向唯物史觀的最為關鍵的一步。而這一步，是在《巴黎手稿》中跨出的。正是在這一點上，筆者對唯物史觀生成的理解不同于先達先生他們。構成“馬克思成為馬克思”最后一環的，不是《提綱》和《形態》對費爾巴哈“超越”，而是《巴黎手稿》中對黑格爾異化概念的批判性吸收。

筆者之所以能做出這樣的推斷，首先是跟《巴黎手稿》這一范疇有關。根據20世紀60年代《手稿》文獻學研究成果，所謂《手稿》其實并不僅僅包含人們早已熟悉的那三份手稿，還應該包括與此同時寫成的幾冊《經濟學筆記》，特別是其中的《穆勒評注》，《手稿》是由這兩部分組成的一個整體。為區分傳統意義上的《手稿》，我把這一整體稱為《巴黎手稿》?！栋屠枋指濉贩懂牭奶岢?，不僅意味著《手稿》外延的擴大，更重要的，它還可能會給《手稿》研究帶來理論上的突破。譬如會改變我們對《手稿》異化論的理解范圍。過去，人們對異化論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entfremdeteArbeit）”。其實，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交往異化（Entfremdung des Verkehrs）”概念。這一“交往異化”和“異化勞動”的結合才是馬克思《巴黎手稿》中完整的異化理論。而且，根據《手稿》文獻學研究的結論[23]，《穆勒評注》的寫作在《第一手稿》之后，《巴黎手稿》的寫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評注》→《第二、第三手稿》”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一順序，《穆勒評注》高于《第一手稿》，“交往異化”理論水平高于“異化勞動”。這些成果對于我們重新定位《手稿》及其異化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其次，是跟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的差異，以及馬克思在《穆勒評注》以及《第三手稿》中對黑格爾異化概念的吸收有關。關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的差異，先達先生也有所論及：“黑格爾的異化理論盡管包含著深刻的辯證法，但它有兩個根本性弱點：“第一，黑格爾把絕對觀念作為主體，實際上把‘無眼、無牙、五耳、無一切的思維’，‘只在思維中運動的思維’作為主體。這是違背科學、與常識大相徑庭的。第二，黑格爾的異化理論雖然包含著批判的因素，但由于它的唯心主義本質，這種異化的揚棄并沒有觸動自己的對象，而只是范疇的運動。……由此，以后異化理論演變的趨勢，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主要代表是費爾巴哈和鮑威爾。”[24]費爾巴哈主要是將黑格爾的異化概念的主體做了顛倒，將“絕對精神”換成了“人”，從而扭轉了異化問題上的唯心主義方向。

先達先生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異化概念差異的這種認識并沒有錯，也符合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評價。但問題是，正如馬克思本人親身所經歷的，即使他拋棄黑格爾的異化觀，全面轉向費爾巴哈的“人”的異化觀，他也不能使自己走近唯物史觀，相反可能會使自己離唯物史觀更遠。因為，費爾巴哈的異化雖然在對人的理解上可以提供“人是自由自覺的存在物”這樣的一般性規定，但是卻無法提供“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樣的唯物史觀式的規定；它雖然可以提供人是自然存在、肉體存在這樣的自然唯物主義前提，但是卻無法提供從經濟關系、社會關系出發來解釋社會歷史這樣的唯物史觀結構。而后者，眾所周知，才是唯物史觀的立命之本。正是在這一點上，黑格爾的異化概念要遠優于費爾巴哈，它可以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以及“從經濟關系、社會關系出發來解釋社會歷史”提供思想來源和理論原型。

1．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在異化理解上的差異

通常所謂的“異化（Entfremdung）”是指主體的自我喪失；而且，這種異化往往發生在主客關系層面上，即對象與主體相疏遠、相異己。費爾巴哈的異化就屬于這種通常意義上的異化：一方面，正像他在批判基督教時所說的“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須赤貧；為了使上帝成為一切，人就成了無”[25]那樣，異化只意味著人將自己的本質單方面地外化給對象，人喪失自我。對主體而言，這種異化無疑是“惡”的，只具有消極的意義；另一方面，正如他在人神異化模型中所展開的那樣，異化只能發生在擁有“類本質（Gattungswesen）”的單個人與自己的對象物“神”，即孤立的主客關系之間。這是單個人的“自我異化（Selbstentfremdung）”，從中無法衍生出與他人的社會關系。因此，如果借用馬克思《提綱》中的說法，這只是一種“孤立人”的異化[26]。

而黑格爾的異化則與這一通常理解不同：它是指主體的自我異化和自我復歸的否定之否定運動。它可以再細分為三個環節：①主體喪失自我，將自己變為對象或者他者，對象與自己相對抗，即上述通常意義上的異化；②然后，主體再揚棄對象，從對象中返回自身；③通過這一過程，對象從空洞的抽象性上升為豐富的現實性。也就是說，黑格爾的異化不僅包括費爾巴哈意義上的主體的自我喪失（①），而且還包含費爾巴哈那里所沒有的主體自我復歸環節（②和③）。如果說費爾巴哈的異化屬于狹義異化的話，那么黑格爾的異化則顯然是一種廣義的異化。在這種廣義的異化中，主體非但沒有喪失自我，反而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獲得了自我。因此，這種異化對于主體而言是積極的，是“好”的。黑格爾曾這樣說:“正是自我意識的外化（Entäußerung）設立了物性（Dingheit），并且這種外化不僅有否定的意義，而且有肯定的意義。”[27]說異化具有“肯定的意義”，這是黑格爾獨特的社會認識，在同時代的思想家那里并不多見。

這種對異化積極理解的最大益處之一，就是使異化擁有了使人社會化的功能。人只有通過異化，即將自己的本質外化給對象，或者將這一對象物“轉讓”（Entäußerung）給他人，才能獲得普遍的社會屬性。在《精神現象學》的“理性章”中，黑格爾曾通過“作品（Werk）——物象（Sache）——物象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邏輯對此做過說明。如果說勞動是人將自己的本質外化給對象的異化行為，那么作為勞動結果的“作品”反映著個體的能力和個性，代表著個別性；但是，要想使它得到他人的承認，它還必須包含能為他人所接受的某種“主體間性”，譬如使用價值和價值。這樣“作品”就變成了“物象”，其典型形式莫過于商品；而所謂的“物象本身”就是由這樣一些“物象”所組成的世界，其典型形態莫過于貨幣。在貨幣中，個體與“作品”之間的那種個別性的對應關系將奇跡般消失，誰也無法從中再找到自己。在這個意義上，“物象本身”是一個普遍物。從“作品”向“物象”，再向“物象本身”的過渡，意味著個體的對象物由個別性向普遍性的轉變。通過“作品——物象——物象本身”的邏輯，個體與對象之間的孤立的主客關系變成了個體與其他人的對象之間的社會關系；與此相對應，原先的孤立的個人也轉變成一個社會關系性的存在。

從黑格爾的這一異化認識中，我們可以引申出兩條重要的原則：首先，異化與社會化的同步原則。個體社會性的獲得是以異化為代價的，沒有異化就沒有個體的社會化，異化與個體的社會化是同步進行的。通過這一異化，“主體——客體關系”與“主體——主體關系”同時成立，而費爾巴哈由于對異化的消極態度，他的異化根本不具備使個體社會化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的異化充其量只能是孤立人的“自我異化”；而黑格爾的異化則是一種更高級的“相互異化”。其次，人的規定的外在性原則。按照上述異化與社會化的同步原則，由于人的社會性來源于人的異化行為，那么人的本質就不可能像費爾巴哈所想象的那樣，人先天具有的“類本質”，而只能是人在后天所形成的，是無數個體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人的本質也就不再存在于人的主觀世界之中，而只能存在于人的主觀世界之外，即由無數物象所構成的對象世界“物象本身”之中。如果說依人的主觀因素譬如“類本質”來解釋人是一種內在原則路徑的話，那么黑格爾的做法則可看作是一種外在原則路徑。這種人的規定的外在性原則與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是直接相同的。

2．交往異化概念的黑格爾特征

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異化概念的這一差異正好滿足了當時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需要。前面說過，《巴黎手稿》的核心概念是異化。但同為異化概念，出現在《第一手稿》和《穆勒評注》中的異化是不同的：如果說《第一手稿》中的是“異化勞動”，那么《穆勒評注》中的則是“交往異化”。在對異化勞動的解釋上，馬克思使用的基本上是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因為，費爾巴哈的異化缺少主體的自我復歸環節，異化只意味著人的自我喪失，如果將這一點應用到對異化勞動的分析，可以說明工人勞動得越多越貧窮這一道理，也正是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很好地界定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勞動本身以及“類本質”相異化這前三個異化勞動規定，在這個意義上，說《手稿》還處于費爾巴哈異化論框架下是對的。

但是，一旦要將費爾巴哈的“自我異化”應用于社會層面，正像我們在第四個異化規定“人與人相異化”中所看到的那樣，馬克思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因為這早已超出了費爾巴哈“自我異化”模型的適應范圍。要想界定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異化，就必須使用黑格爾的“相互異化”模型。事實上，在接下來的《穆勒評注》中，馬克思轉而采取了黑格爾的“異化的社會化”結構，構建了交往異化這一新型的異化論。那么，何謂交往異化？所謂“交往（Verkehr）”是人格與人格之間不借助于中介的、直接的關系，屬于“人的真正的共同本質（Gemeinwesen）”^[28]。但是，在市民社會中，人格之間的交往只有借助于私人所有和貨幣這樣的中介才能完成，結果使人格與人格的關系表現為物象和物象之間的交換關系。馬克思這種人格與物象的顛倒狀態稱為“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29]，簡稱交往異化。

交往異化與異化勞動不同。首先，在異化勞動中登場的是一個孤立的勞動者，其邏輯起點或者本真形態是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人（Mensch）”或者“類本質”——正因為如此，異化理論無法免于人道主義的責難；而在交往異化中登場的則至少是兩個對等的“私有者（Privateigentümer）”，其邏輯起點是“以作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關系的人同人的關系”^[30]——正因為如此，異化理論才能免于人道主義的責難。如果說異化勞動所反映的是人與對象之間的縱向關系，那么交往異化則反映的是“兩個私有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或者社會聯系”^[31]這樣的橫向關系。這種橫向關系上的異化顯然與黑格爾的“相互異化”模型具有同構性。而且，人格與人格必須以私人所有、商品、貨幣這些異化物為中介進行交往，這種交往異化結構跟黑格爾的“作品——物象——物象本身”的邏輯，即異化與社會化同步原則相一致。

其次，人的交往異化雖然會使人與人之間的直接關系變成物象之間的間接關系——這是近代人的悲劇，但是反過來，人及其社會也就不再由人本身的主觀因素譬如“自我意識”、“理性”、“自由”或者“實踐”等，而是要由人之外的客觀因素，譬如私人所有、商品和貨幣等物象之間的關系來說明,這也意味著要將對人及其社會的解釋依據從人之內轉移到了人之外。這種將人的本質置于商品和貨幣等物象之間的關系當中，從其中的經濟關系出發反過來界定人和社會的做法，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關系決定歷史發展”的原型。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視角轉換，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不再像《第一手稿》那樣，將人僅僅規定為“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是明確地將人定義為“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性”、“社會本質”[32]、“總體性存在”[33]等，這實際上也就是后來的那一“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規定。這種規定是與黑格爾的外在原則路徑一脈相承的，而與費爾巴哈的孤立“人”的“類本質”無緣。

總之，盡管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一次也沒有提及黑格爾的名字，但交往異化范疇絕非可以從費爾巴哈的異化概念中推導出來的，而只能來源于黑格爾的異化概念。這說明，從《穆勒評注》開始，馬克思已經擺脫了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束縛，轉而接受了黑格爾的異化概念，并以此為基礎重構了自己的異化理論，即“交往異化”，經過這一重構，馬克思在社會歷史觀上開始了從“唯心”到“唯物”的轉變。這一從“唯心”到“唯物”的轉變，才是馬克思的新型異化論的靈魂之所在，也是馬克思的異化框架從費爾巴哈轉向黑格爾的意義之所在。

因此，《巴黎手稿》中的異化論，并非像先達先生以及奧伊澤爾曼、阿爾都塞、日本的廣松涉、我國的孫伯鍨和張一兵等人所主張的那樣，還處于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異化觀的框架之下，而是受黑格爾影響下的馬克思本人的異化論。這一異化論在層次上高于費爾巴哈。而且，這一異化論也沒有在《形態》以后被馬克思本人所拋棄，而是以“物象化”或者“拜物教（Fetischismus）”等理論形式，貫徹了馬克思的一生。

總之，超越費爾巴哈并不能直接導致唯物史觀，只有轉到黑格爾，才有可能使馬克思成為馬克思。在早期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中，并非像先達先生等人所主張的那樣，是“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而是“黑格爾——費爾巴哈——黑格爾——馬克思”這一順序。在《巴黎手稿》的“最后關頭”，應該存在著一個馬克思“破天荒地向黑格爾求助”[34]，積極地接受黑格爾的過程,或者說存在著一個對費爾巴哈和黑格爾態度的逆轉過程。這種理解，不僅符合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的軌跡，也符合后來馬克思本人在1873年的《資本論》第二版“跋”以及恩格斯本人在《費爾巴哈論》中對自己思想來源的解釋[35]。在向唯物史觀轉變的緊要關頭，佇立在他們身后的，無論如何都應該是黑格爾，而不可能是費爾巴哈。

如果筆者的上述解釋成立，那么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的時間就要從《形態》提前到《巴黎手稿》，具體來說，就要提前到《穆勒評注》，這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手稿》及其異化論的定位，甚至改變我們對早期馬克思研究的傳統格局。

[1]泰·伊·奧伊則爾曼：“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異化問題”，中央編譯局馬恩室編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頁。

[2]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頁。

[3]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213頁。

[4]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189頁。

[5]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82頁

[6]“Erwerbsarbeit”在編譯局的中文版中，被翻譯成“謀生勞動”。但是，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明確地將“Erwerbsarbeit”規定為追求交換價值的勞動，稱其目的并不是為了獲取直接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獲取交換價值或者價值。因此，筆者認為將“Erwerbsarbeit” 翻譯成“營利勞動”為好。

[7]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142-143頁。

[8]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25頁。

[9]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146頁。

[10]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99頁。

[11]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146頁。

[12]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119頁。

[13]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238頁

[14]參照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139-140頁。

[15]盧森貝：《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展概論》，方鋼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第123頁，譯文有改動。

[16]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131頁。

[17]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287頁。

[18]陳先達、靳輝明：《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陳先達文集》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14頁。

[19]參照大井正：《唯物史觀的形成過程》，未來社，1968年，i。服部文男：《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青木書店，1984年，第160頁。

[20]韓立新：“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究竟是不是循環論證”，《學術月刊》，2012年第3期?；蛘邊⒄枕n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馬克思思想的轉折點》第六章，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21]陳先達、靳輝明：《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陳先達文集》，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42頁。

[22]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251頁。

[23] 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日本學者和蘇聯學者拉賓為代表的文獻學家，曾就《手稿》與《經濟學筆記》之間的先后關系進行研究，基本確立了文中給出的寫作順序。這一寫作順序是不同于把《經濟學筆記》（主要為《穆勒評注》）置于《手稿》之前的傳統做法的。有關這一文獻學研究的詳細情況，請參照韓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及其意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1期）或者拙著《〈巴黎手稿〉研究——馬克思思想的轉折點》第四章。

[24]陳先達：《走向歷史的深處——馬克思歷史觀研究》，第218頁。

[25]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榮震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8頁。

[26]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頁。

[27]G. W. F.Hegel, Phännomenologie des Geistes, Werke 3, Suhrkamp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S. 575.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58頁。

[28] Karl Marx, Aus James Mill: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in : Karl Marx / R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 Text, In: MEGAIV-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1. S.452. 以下對本書的引用簡稱為“MEGA IV-2”。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

[29] Marx, MEGA IV-2, S.453.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第172頁。

[30] Marx, MEGA IV-2, S.453.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第172頁。

[31] Marx, MEGA IV-2, S.454.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第172頁。

[32]Marx, MEGA IV-2, S. 45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第170頁。

[33] Marx, MEGA IV-2, S.454.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第173頁。

[34]參照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8-19頁。

[35]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馬克思這樣表白：“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黑格爾〕的學生”，并且在“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一書中，更是贊揚黑格爾而貶低費爾巴哈，稱黑格爾哲學才具有“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4），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與黑格爾體系的百科全書式的豐富內容想比，他本人除了矯揉造作的愛的宗教和貧乏無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積極的東西。”（同上，第2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