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在20世紀八十年代正是攝入知識的閱讀高峰期,所以完整地經歷了八十年代知識界的躁動和潮涌。八十年代完成了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遺產簡單化、庸俗化的過程。五四建構了西方文化烏托邦,引導了對西方文化的崇拜,八十年代建構了西方國家烏托邦,引導了對西方國家的崇拜,和對以西方利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崇拜。
五四運動強烈反對由英美控制的國際秩序,對他們在巴黎和會中勾結日本人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發出了嚴正抗議。可是,八十年代這一代人帶著對中國的極大失望,一心崇拜西方國家和以西方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甚至為中國沒有機會被西方殖民三百年而痛不欲生。他們指著香港說,如果英國當年不只占領香港,而是占領全中國,咱們早就富強幸福了如今天的香港了。
稍有知識的人就能夠弄明白,香港并不是用英國的財富建設起來的,而是中國人民的膏血在流向西方社會的過程中,遺留一點點將香港建成了一個中轉站。
印度被英國人殖民兩百年,不但沒有像香港那樣富裕起來,而且手工業生產體系被殖民者完全摧毀,整個印度進入了一個“逆工業化”的狀態,成為西方傾銷工業產品的市場。他們的貧窮比中國還更加嚴重。
八十年代引領潮流的中國知識分子,比五四時賢倒退百步,成為西方殖民意識形態的信奉著、消費者和推銷者。比如,九十年代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其實是中國被組織到西方人控制的利益框架中的過程。此后中國與西方世界以及其他貿易伙伴關系日益密切,而利益的博弈也日益激烈。可是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對于國家利益和國家之間的博弈很少關心,他們只是站在西方意識形態立場,敦促中國加入到這個“文明的”國際秩序之中。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的知識分子特征較少,所體現的意識形態特征較多。所關注和研究的真實問題較少,興趣較多集中在西方意識形態話語上。
八十年代的讀書人對中國從社會到文化到人種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卑賤化描述,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和“醬缸蛆”意象得到廣泛的認同。而這種自輕自賤自虐的另一面,恰是對西方強勢國家及其文化的簡單崇拜。
具有五千年文明傳統的中國士人,甘愿成為西方殖民意識形態的消費者,而不能立足于本土,從容地建構自己的文化,八零時賢這一代就這么無奈。
八十年代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富裕的發展道路的一個環節,其中滿含熱情和希望,但是也不無淺薄、曲折和失誤,我們沒必要刻意建構八十年代烏托邦。
最后引用祝東力先生《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所說的一句話給八十年代作結,祝東力說:“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向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2013年寫于北京北小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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