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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斯坦伯格：中美關系的機遇與挑戰

點擊：  作者：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表】  發布時間:2018-11-29 19:51:44

  

 

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2018年11月20日

北京語言大學逸夫報告廳

（根據錄音整理）

 

【編者按】11月19日，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受邀在北京語言大學做了題為“中美關系的機遇和挑戰”的學術演講。

 

作為一個在政府工作的分析師,我曾經在不同的部門工作,但是我認為自己最榮幸和最快樂的職業是教師,很高興今天能來北京語言大學演講, 并授予我榮譽教授，謝謝你們給予我這個殊榮。

 

我今天首先是以一個政府分析師的角度向你們做演講，你們會聽到我作為長期從事中美關系政策制定者，認為的中美關系重要的方面。同時，我還從一個教授和作家的角度，對中美關系的一些問題進行闡述。所以，今天各位同學將聽到我以兩種角度的聲音和評論。

 

在首次來中國25周年紀念之際回來，對于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場合。我于1994年第一次來到中國，我當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這可以作為我今天話題的起點。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剛就任一年，中美關系由于大選等原因經歷了很艱難的時期。在經歷了一系列的苦難之后，時任國務卿克里斯托夫希望能夠穩固中美關系，鋪平今后道路，這也正是我訪問的原因。客觀地說，1994年我首訪之后，中美關系見證了一段長期友好，政府和民間互動頻繁。其中包括留學生數量的大幅增長，首先是從中國去美國的留學生，也在某種程度上包括美國來中國的留學生。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直認為中美關系將有廣闊光明的未來，但是在25周年之際，我發現這個光明的未來變得渺茫了，中美關系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我們發現中美關系面臨一個巨大的問號，而中美關系的未來面臨一個更大的問號。

 

我們看不到中美關系的政策進步和改善，我們看到了中美關系面臨全方位的困難，下一步方向也十分不明確。所以，我今天要講我們如何開啟這條道路，為什么我們一度相信中美建設性伙伴關系的美好未來和廣闊前景，為什么現在中美關系面臨巨大的疑問和不確定性，以及為什么我們能在這個道路上前進這么久，而在最近卻踉踉蹌蹌。

 

我們如何建立外交關系的故事已經廣為流傳。中美良性關系面臨巨大的困難，我們既需要面臨不同國情的問題，也要解決國際環境的問題。在上世紀70年代，中美往來增多，原因基于雙方都相信，我們有互惠互利的廣闊機遇和條件，任何一方的成功都會使對方收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就像我的中國朋友喜歡說的那樣，我們都認為中美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中美互相依賴，推進彼此的繁榮。這個雙贏關系既是基于兩國的發展階段，也是基于世界的大環境，也就是日益增長的全球化。長期以來，中美實現了利益的共存，中國也沒有必要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當時，沒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會是對美國的威脅。

 

但中美接觸的一個重大前提是，這種接觸對雙方都是有利可圖的。其中一個國家的成功，對另一個國家也是有利的。這也就是常說的“雙贏”關系。這是中美長期以來能實現合作的基石。

 

最近幾年中美之間有更多的矛盾和差異，包括政治體制、人權、印太、臺灣等等，中美關系未來的發展有了更大的不確定性。我們不否認中美之間存在一系列的問題，但我們都認為應該好好管控我們之間的矛盾,因為合作是對雙方有利的。但近期事態發生了變化，我們開始懷疑中美之間的“互惠”和“共贏”關系，人們也給中美關系未來打上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為什么中美關系發生了變化？為什么出現了不確定性？主要有以下五個原因：

 

第一，美國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制度會相應發生變化。盡管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是政治制度并沒有發生變化，這讓美國非常失望。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對華政策，以及如何看待中國的成功。

 

第二，國際關系的學生可能會了解, 從現實主義的理論出發，“共贏”完全是錯誤的，它并不是國際關系的常態。這就是所謂的“大國政治的悲劇”。沒有兩個國家會真正實現“共贏”，一國成功，一國就會失敗，國際關系是某種形式的零和博弈。

 

第三，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艾力森對此有比較細致的研究。隨著大國實力的接近，新興大國必然要去挑戰和改變這個體系。因此，我們對中國的崛起,和改革開放并不抱有那么積極的態度。

 

第四，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存在意識形態斗爭。這制造了中美兩個社會之間的緊張狀態。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和俄羅斯視作對美國政治影響力的威脅，尤其是在價值體系領域。

 

第五，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有贏家也有輸家。目前的國際體系已經不是一個“雙贏”的體系。

 

以上這些觀點，都對中美繼續維持合作抱有十分消極的態度，促進了中美不可避免地成為競爭者。

 

我現在要從中國的角度分析，雖然可能權威性和準確性差了一些，為什么當前的國際體系無法實現“共贏”了？為什么中美關系出現了波折、不確定性和質疑？

 

第一，很多美國學者認為，對華政策的目標應該轉變為“遏制中國”（contain China），讓中國衰弱，并阻止中國的挑戰。美國無法忍受出現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者，美國希望繼續維持在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地位。

 

第二，中國國內出現對“中國模式”的討論，認為這個對中國適用的經驗，也可以推廣到其他國家身上。這挑戰了美國主導的自由民主的發展模式。中國認為他們所設想的國際體系會比美國主導的更加穩定與和平，最常用的就是鄭和下西洋的案例，當時的中國有實力，但是仍然采用了和平手段對待他人。

 

以上的兩種觀點，都強化了雙方的一種信念，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你，我也可以實現成功；如果沒有你，我可能變得更加成功。在這樣的理念支撐下，就出現了所謂的“脫鉤”構想，中國的成功不再需要美國，美國的成功也不再需要中國。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是對中美關系性質基本假設的改變。

 

如果任何一方確信，我的成功和發展與你無關，那么雙方的妥協將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已經沒有必要去管控雙方的關系，比如在臺灣、朝核、南海等問題上。

 

如果中美拒絕妥協、拒絕合作，那很多國際性的問題都會陷入停滯，因為這些問題僅靠一國是無法得以解決的。最嚴重的是，如果中美之間出現了一些突發的事件，我們管控這些事件的能力將會很弱。如果我們拋棄了“相互依賴”的基本認知，我們將很難妥協。

 

那么我們如何處理現在的中美關系？我們如何重塑互信？

 

我們常說的一個詞是“戰略信任”，但在國際體系中實現戰略信任非常困難，因為我們無法使對方確信我們的意圖。說的很漂亮很簡單，但重要的還是行動。

 

因為，我們要思考如何“相互再保證”。也就是說，怎么樣讓對方確信，我的所得不是你的所失。我們應該重視如何說服對方，而不是如何使對方屈服。

 

我們應該考慮，到底什么樣的政策會使對方認為，你不想讓我成功？把這一點考慮清楚了，再去思考對策。比如中國的網絡攻擊和網絡間諜問題，我們應該從個案開始，思考中美之間解決類似問題的機制。

 

中國應該開始認真思考外界對你的顧慮到底在哪里，并認真地去解決這些顧慮。比如90年代，美國認為已經掌握了相應的證據，證明中國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制造核武器的技術，但是中國對此予以否認。雙方為解決此問題，建立了部長級機制平臺，共同調研相關情況，最終證實是一些中國的企業向相關國家輸送技術，而不是官方行為。因此中美雙方聯合終止了企業行為。如果中國的同事們只是告訴我“trust me！”而不提供證據，這根本無法解決問題。你必須嚴肅地對待別人對你的關切，并盡你所有的能力去解決這些關切。

 

重建互信非常困難，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就像閱讀馬克斯韋伯的著作，很長很難讀，甚至有些無聊，很久都不會產生什么變化，但你需要十分努力地去讀，終究有一天，會給你注入卓越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