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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實：當代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

點擊：作者：徐實來源：紅旗文稿發布時間:2018-10-12 09: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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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深遠影響，西方發達國家迄今未能走出金融危機的衰退陰影。

前些年，奧巴馬政府多次聲稱“美國經濟已經復蘇”，事實卻一再證明，這些說法不過是其粉飾太平的把戲。

倘若美國經濟真的早已復蘇，特朗普政府為何不惜以減稅吸引美國企業回流？同樣，因為經濟困局，英國政壇折騰出了“脫歐”，法國的傳統政黨輸掉大選，日本政府深陷債務泥潭，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的話說就是，西方經濟體陷入了“新平庸”。

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雖然也面臨諸多問題，但表現堪稱一枝獨秀。

從2008年到2017年這10年間，中國的GDP從300670億元增長到827122億元人民幣。盡管2017年GDP增長率回落到6.9%，但中國仍是目前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最近5年，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在設法調整產業結構、努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國的經濟形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折射出其經濟思想的狀況。兩相對比可以看到，經濟一路走穩的中國，其經濟思想顯然勝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籌。

西方經濟學的尷尬

曾幾何時，國內經濟學界一部分人中流行一個論調：

西方好，私有化好，華盛頓共識是個寶。

在這些人看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是不容置疑的“神圣樣板”，但凡中國哪些地方與之不一致，那就說明中國存在“體制問題”。可是現在呢？目睹現實，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產生疑問：

為何市場化如此徹底的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停滯？

為何私有化如此徹底的東歐國家一蹶不振？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可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又有哪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幫助美國經濟成功實現復蘇？

為何沒有接受西方經濟制度的中國反而在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對此，西方經濟學的“裱糊匠”和“復讀機”當然無法解釋，他們只會一再聲稱：

中國經濟的一切問題都是“市場化不徹底”導致的，只要把資源配置完全交給市場，讓私人資本完全支配經濟，政府少管閑事，那么一切都會自然好起來。如果上述手段還不能解決問題，那就是因為市場化和私有化還不夠徹底。

由此可見，被一部分人移植到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已經完全脫離了客觀實踐，充斥著自說自話、循環論證的“神學”邏輯。

一部分人長期鼓吹“只有西方經濟學才是科學”，大肆排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實，西方經濟學并非如他們推崇的那樣偉大，西方經濟學既代表不了真理，也缺乏自洽，多個流派之間的觀點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例如，以保羅·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把國家干預作為調節經濟的基本手段，主張同時應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防止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

而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則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甚至認為經濟危機帶來的衰退期才是經濟復蘇的開始，不如“早死早投胎”。

可見，西方經濟學的多個學派在一些基本的問題上缺乏起碼的共識。但是，觀點相互矛盾的薩繆爾森、哈耶克、弗里德曼竟然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可見，盛名之下的大獎，不過是筆糊涂賬。

西方經濟學中的所謂“定理”，和數學中的定理完全不是一回事，有的所謂“定理”不過是將某種觀點無限拔高乃至神化的產物，并不是由基本假設嚴謹推導出來的，有的甚至基本假設本身就不能成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被新制度經濟學派備加吹捧的“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較為通俗的解釋是：“在交易費用為0、對產權充分界定并加以實施的條件下，外部性因素不會引起資源的不當配置。”

按照“科斯定理”的思路，如果某私企的工廠造成了煙塵污染，附近遭受污染的居民應該和私企談判，要么私企自己安裝除塵設備，要么給居民家里提供除塵設備；即使沒有政府的外部干預，私企和周邊居民也會自動達成成本最低的協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這種思路在現實中就是胡扯——如果私企雇傭黑社會去恐嚇周邊居民，會不會比購置除塵設備更省錢？同理，前些年一些房地產商的強拆制造了大量社會矛盾，擁有產權的居民在強勢的房地產商面前有談判權嗎？

西方經濟學中的一些所謂“定理”，往往不考慮必要的現實因素，因此在現實的社會治理中可操作性極低。

西方經濟學理論

與實際的對接缺乏說服力

科學理論的價值在于其具有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在這兩個方面，西方經濟學理論都存在明顯的缺陷。

先說解釋能力。

西方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天經地義，從根本上否定公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和生命力。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時，弗里德曼、哈耶克之流著實高興了一陣子。

一部分中國學者甘愿做他們的復讀機，不厭其煩地彈奏“中國的國企必然完蛋”的濫調。可是近年來國企偏偏發展得很不錯：

2018年1至7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態勢良好。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利潤增幅高于收入11.2個百分點，鋼鐵、有色、石油石化等行業利潤大幅增長。國有企業利潤總額20239.4億元，同比增長21.4%。中央企業13134.4億元，同比增長21.3%。地方國有企業7105.0億元，同比增長21.7%。

而且從近年的實際情況來看，國有企業發展得越好的地區，經濟形勢越是欣欣向榮，江蘇、上海、重慶等省市都是如此。一些地方的經驗表明，地方政府的產業規劃越是細致用心，當地的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就越順暢。

那些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視為唯一合理的“神圣樣板”的經濟學者，既無法解釋公有制經濟取得的成就，也無法解釋地方政府政策引導的成功，因為這些是西方經濟學壓根沒有的路數。經濟學的研究如果不能從經濟現象中提煉客觀規律，而是固守預設立場和既定觀點，然后選擇性地搜羅論據來粉飾自己的“合理性”，這只是一種落后的治學方式。

再說預測能力。

西方經濟學的“神預測”在中國屢屢穿幫。

遠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此人早在香港回歸之際便預言，一國之內不可能同時存在相互匯率可變的兩種貨幣，所以港幣將在香港回歸兩年后消失。結果怎樣呢？歷史早已證明真理在誰手中。

此外，還有批評“超級計算機純粹是擺設，政府出資推動創新必然低效，搞的都是些沒有用的東西”的所謂“經濟學大師”，結果也被事實打臉。諸如此類的尷尬事還有很多。

西方經濟學的庸俗性

西方經濟學當然值得研究，但是研究需要科學的態度，不應深陷其中，盲信盲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敲響了。”

西方經濟學究竟“庸俗”在什么地方？很顯然，西方經濟學一是不承認由勞動創造的商品的內在價值，二是不承認經濟活動中存在剝削。這兩大要點，是近現代西方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分野，也是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分歧所在。

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認為商品存在內在價值，但是表述不夠完善。馬克思繼承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價值理論，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衡量價值的尺度，解決了價值表述的矛盾。

李嘉圖則明確承認剝削的存在，而且認為地主是一個不創造任何價值的食利群體，妨礙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馬克思繼承并大大發展了李嘉圖的價值學說，創造出剩余價值理論，更加深入地闡述了剝削的本質。

庸俗經濟學不承認商品的內在價值，試圖完全依靠邊際分析和供求關系來解釋商品的價格和交換規律。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這一說法，固然不能算完全錯誤，但這在科學哲學上只能叫做“唯象解釋”。唯象解釋的價值顯然非常有限。同理，庸俗經濟學試圖用邊際分析來否定勞動價值論，其實就是想用唯象解釋來否定客觀存在的科學規律，這必然是錯誤的、可笑的。

既然庸俗經濟學否認勞動創造的價值，自然不會承認存在以不合理代價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剝削行為。對于在脅迫下形成的不合理價格（例如雇主利用較高的失業率故意壓低工資），庸俗經濟學一貫采取掩耳盜鈴的態度。庸俗經濟學不承認剝削，認為按照生產要素分配天經地義，自然不會謀求從制度上解決分配的問題，這與按勞分配原則水火不容。

近現代西方經濟學雖然沒有停止對理論的發展，但仍然無法脫離其庸俗本質。其忠實信徒甚至淪為私人資本的吹鼓手，這類人不僅沒有任何學術精神，更無視公眾利益。

新時代呼喚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顧名思義，經濟學理應是經世濟民之學，探討的應當是如何讓人民群眾普遍從經濟發展中獲益。西方經濟學只談資本增殖，卻回避財富分配，談何“經世濟民”？

中國無需盲目照搬別國的經濟制度，而應當發展符合自身國情的經濟學思想體系，這便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以發展的眼光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體系，應當具備以下特點：

1、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歷史唯物主義和以人為本的視角探討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我國現階段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勞動成果分配的問題，刻意回避收入分配改革無異于掩耳盜鈴。而分配改革恰恰需要反映客觀經濟規律、有數學模型和數據支持、具備良好可操作性的理論。

2、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長期協調發展提供明確的指導思想。公有制經濟是改善分配的核心力量，唯有發達的公有制經濟才能支撐更高層次的社會形態。而從社會現實來看，非公有制經濟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因此，如何實現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長期協調發展，是現實意義非常強的課題。

3、與產業經濟密切結合，充分考慮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科學技術帶來的產業升級會在較長的時間段內完成，在企業的生產周期之內，科技進步對商品價值的影響并不大。而21世紀的科技進步使技術升級和產品迭代大大加速，在企業的生產周期內，商品價值受到科技進步的影響很明顯。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很好地解釋我們這個時代所出現的諸多新經濟現象，為發展產業經濟提供有價值的理論依據。

4、涵蓋貨幣、金融與財政稅收的相關研究，為政府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采取金本位幣制，通貨膨脹并不明顯；而現在是信用貨幣、電子貨幣的時代，金融活動比19世紀復雜太多，不僅出現了專業性很強的風險投資，各類金融衍生品也讓人眼花繚亂。這些都迫切需要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去觀察和闡釋，在研究實際問題中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5、實現由微觀到宏觀層面的理論自洽，宏觀分析要有微觀經濟學基礎，理論體系要有大量統計數據支持。馬克思在所處的時代只能獲得為數不多的統計數據，這是當時的條件所限。而現代科技使得大數據的收集成為可能，這客觀上有利于經濟學構建更為合理、有充足實證的理論體系。建立從微觀到宏觀貫通的理論體系，利用高通量計算和大數據對經濟形勢進行客觀分析，終結西方經濟學那套借助似是而非的邏輯搞模糊不清的宏觀分析時代。

衡量經濟學是不是科學、是不是正確，標準應該是為經濟發展解決了哪些實際問題，為強國富民提供了哪些實際幫助。當下的中國，正需要一批既有實學又有社會責任感的理論工作者，來開創和構建新時代的、為人民服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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