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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近日再次被輿論推上了風口浪尖。

 其實早在幾個月前的2018年5月5日，就發(fā)生過空姐李明珠深夜被滴滴順風車司機劉振華殺害的案件。該案反映出網(wǎng)約車的安全問題和司機資質問題，引起國內(nèi)輿論的高度關注。當時滴滴一個勁兒道歉，并且宣布要開展“整改”。而今看來，“整改”不過是表面的說辭罷了——浙江樂清女孩小趙于8月24日下午13點乘坐滴滴順風車前往永嘉，隨即遭到司機殺害。在警方開展調查的第一時間，滴滴竟然以“用戶隱私”為由，拒絕配合公安機關的調查工作，是可忍孰不可忍。

 滴滴順風車出人命難道是偶然的嗎？恐怕沒人會相信。從滴滴順風車的定位來看，年輕女孩出事反倒是必然。

 翻開舊賬看一看，滴滴順風車面向司機的業(yè)務宣傳充滿了性暗示。滴滴曾發(fā)布的廣告和文案里說的是啥？“浪漫的邂逅”，“移動相親盛會”，“10分鐘換一輩子”……嗯，請問這車到底是用來送人還是接親？

 看看這些肉麻的廣告和文案，滴滴的用意可謂昭然若揭——這個公司就是在暗示司機，加盟滴滴順風車就有可能遇上漂亮妞、甚至發(fā)生艷遇。此風一開，加盟滴滴順風車的司機，其動機可就不是載客掙錢這么單純了。可憐那些叫滴滴順風車的年輕女孩，她們可能只是圖個方便，或者真要去辦些什么事情；可是她們沒有想到的是，從關上車門的那一刻起，自己的生命安全就已落入別人手中。

 滴滴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開展營銷，正人君子有所不齒，好色之徒卻趨之若鶩。滴滴順風車司機們的微信群里，許多人公開將對女性乘客的性騷擾當作談資，已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

 這并不令人奇怪——滴滴順風車事業(yè)部總經(jīng)理黃潔莉曾這樣形容順風車業(yè)務：“私家車也能成為一個半公開、半私密的社交空間”，“這是一個非常有未來感、非常sexy的場景，我們從一開始就想得非常清楚，一定要往這個方向打。”好嘛，既然釋放的是血腥味，引來的自然是嗜血的大鯊魚。滴滴順風車司機群體中充斥著色情變態(tài)狂，最后爆出性騷擾乃至鬧出人命來，不就是個概率事件嗎？即便滴滴將黃潔莉解職，這種切割的姿態(tài)照樣無法洗白滴滴曾經(jīng)的黑歷史。

 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是什么給了滴滴開展下三濫營銷的膽量？答案顯而易見，就是某些人鼓吹的“法無禁止皆可為”。

 我們回顧一下滴滴順風車的歷史，只有不配合公安部門的調查工作屬于板上釘釘?shù)倪`法行為，而先前開展的“情人節(jié)”、“七夕節(jié)”等帶有明顯性暗示意味的營銷手段卻處于法治的灰色地帶——并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禁止帶有性暗示的商業(yè)營銷（而且現(xiàn)實中這類營銷還挺多，正反映了資本邏輯帶來的文化墮落）。一方面，性暗示營銷確實屬于“法無禁止”的范疇；另一方面，這類營銷屬于毫無底線的下三濫行徑，而且客觀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后果——數(shù)以百計的性騷擾報案，以及最近110天內(nèi)的2條人命。

 在“法無禁止”的幌子下長期作惡的另一個例子，是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陌陌。

 該公司開發(fā)的手機應用陌陌，是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動社交工具。用戶可以通過陌陌認識周圍任意范圍內(nèi)的陌生人，查看其位置和個人信息，并聊天互動。還有個叫“探探”的公司，路數(shù)與陌陌如出一轍，于2018年2月被陌陌收購。正所謂物以類聚。陌陌、探探一開始都是邏輯極其簡單粗暴的產(chǎn)品，就實際使用的效果而言，陌陌就是撩附近的陌生人，探探就是玩“皇上翻妃子牌子”的游戲，最后都獲得了“約炮神器”的稱號。

 陌陌的開發(fā)路線同樣屬于“法無禁止”的范疇，沒有哪條法律規(guī)定企業(yè)不許提供撩陌生人的技術手段。陌陌靠著“約炮神器”的口碑完成了用戶積累，甚至還在納斯達克上市了。

 然而，陌陌作為“約炮神器”造成的社會影響卻是很負面的：一夜情的泛濫，導致許多年輕人喪失家庭責任感，更使得婚姻和家庭變得更為不穩(wěn)定。某些無恥之徒，試圖將約炮和一夜情歸于“個人自由”的范疇，倒是應該義正辭嚴地問問這些人——你們的戀人和配偶是否擁有不被劈腿和背叛的自由？這種自由又應該由誰來保障？

 陌陌為了自身的商業(yè)利益，不會對用戶進行任何引導。恰恰相反，用戶沉迷于約炮和一夜情，在私人資本眼里看來恰恰是“用戶黏度提升”和有利可圖的大好時機。陌陌/探探在商業(yè)層面的發(fā)展壯大，恰恰是以傳播“性解放”這種垃圾觀念、破壞社會公序良俗為代價的。富了自己，壞了世風，好一個“法無禁止皆可為”！

 “法無禁止皆可為”的荒謬之處在于，完全不承認公序良俗對社會的重要作用。現(xiàn)代社會固然要講法制，但法制僅僅是社會運行的底線，光靠法制并不能夠維持社會的良好運行——在任何國家和社會制度之下，立法工作都有空間上的局限性和時間上的滯后性。

 空間上的局限性，是指法律不可能覆蓋現(xiàn)實社會中出現(xiàn)的所有問題。一方面，假如成文法是萬能的，那么判例壓根沒有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有道是“清官難斷家務事”，并非所有具體問題都能靠司法權力直接解決。法律覆蓋不到的地方，需要人們通過良知來判斷是非，公序良俗和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在這些場合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時間上的滯后性，是指立法往往落后于社會問題的產(chǎn)生。能夠“防范于未然”的高質量立法，現(xiàn)實中其實比較少見。更為普遍的現(xiàn)象是，某個問題造成的巨大危害已經(jīng)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立法者才不得不出來亡羊補牢。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是2018年4月才通過的。如果拋開公序良俗、片面地談“法無禁止皆可為”，那么還沒等到完成立法，某些法人和個人就已經(jīng)在“法無禁止”的幌子下造成了對社會的巨大危害。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頒布之前，互聯(lián)網(wǎng)上就曾出現(xiàn)污蔑雷鋒、嘲諷邱少云、甚至謾罵開國領袖的卑鄙行徑，影響極為惡劣。

 “法無禁止皆可為”這種說法，其實帶有非常明顯的傾向性。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要么是朝九晚五，要么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平日里還得忙著孝敬老人照顧孩子，他們既沒有能量也沒有閑心把天捅個窟窿出來。現(xiàn)實中能夠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的，那可都是成了氣候的私人資本。近年來愈發(fā)狂妄的柳氏父女就是典型的代表。

 按照“法無禁止皆可為”的思路，即使私人資本的做法對社會造成了損害，只要國家還沒有來得及立法，私人資本也可以不受到追究。有了這種論調壯膽，私人資本為了一己私利，肯定會鉆法律空子，不惜踐踏任何公序良俗。死于滴滴順風車的2位年輕女孩，正是不幸淪為了滴滴骯臟營銷的犧牲品。

 “法無禁止皆可為”不是什么先進理念，而恰恰是極為腐朽的資產(chǎn)階級法權思想。這種論調隱含著這樣一層意思：執(zhí)政的共產(chǎn)黨應當放棄對社會的主動改造、和對人民群眾的積極教化，并且將社會的控制權放手交給私人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法無禁止皆可為”的論調與十九大黨章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深刻論斷，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從今往后，在任何場合都不宜再宣傳“法無禁止皆可為”。

 現(xiàn)在中國正處于產(chǎn)業(yè)升級的時期，各行各業(yè)的新機會多得是。企業(yè)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賺錢，而非要依靠不道德的方式開展營銷？從“人命無所謂，滴滴賠三倍”的公告中，人民群眾已經(jīng)充分領教了私人資本的傲慢，從此也不會抱有過多幻想。

 法律只是維持社會運行的底線。法律覆蓋不到的地方，需要公序良俗和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發(fā)揮積極作用。如果企業(yè)的經(jīng)營行為明顯違背公序良俗，或者產(chǎn)生負面社會影響，黨和政府理應出手糾偏，采取維護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

 法律只是諸多手段中的一種，法律之外還要有其他手段，而不能黔驢技窮。最后，所有的手段，都要緊緊圍繞“捍衛(wèi)人民利益”這一根本目的。

（作者：徐實，資深生物制藥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