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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是一個涉及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歷史性課題。黨的十九大以來，各類媒體分析闡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文章越來越多。筆者力圖從我們黨杰出領袖傳承的角度，來闡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問題。

　　一、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斷

　　毛澤東主席經歷了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以其對矛盾問題的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過深刻分析和準確判斷。

　　毛澤東同志對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斷，為我們黨分析判斷社會主要矛盾，并據此提出全黨的總任務及其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開創了歷史先河。

　　1937年5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我們黨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做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正是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同志深刻闡述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過程。他指出，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里，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是：

　　“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

　　但是，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的發生，使毛澤東同志洞察到“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預見到日本帝國主義將要進行一場以滅亡中國為目的的全面戰爭。正是這種發展趨勢，使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特別突出地呈現出來。毛澤東同志從這種新形勢的分析當中作出了相當準確地判斷：

　　這就是“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由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引發了一系列相關矛盾的變化。

　　一是中日矛盾的變動使日本帝國主義與其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必然要發生變化。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要獨霸中國，必然要傷害其它帝國主義的利益，使“這些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擴大了矛盾的裂口。”

　　二是中日矛盾的變動促使國內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裂痕。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全面滅亡中國的戰爭一觸即發，

　　“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

　　也就是說，圍繞是否抗日這個根本原則問題，不同派別之間必然呈現出不同的政治態度，形成不同的政治分野。

　　三是中日矛盾的變動促使中國盡快結束軍閥割據和軍閥內戰的局面。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和內戰，以便利其獨占中國。”因此，必然要求軍閥們盡快結束割據和內戰，回歸和平和統一的軌道。用實際行動，表達對抗日的支持。

　　四是中日矛盾的變動促使全國人民大眾在更大規模地開展救亡斗爭。日本帝國主義全面滅亡中國的形勢，成為動員全國人民大眾、聚集中華民族力量的無聲命令，必然形成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的抗日洪流。

　　我們黨必須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的新形勢，提出新的戰略任務、采取新的斗爭策略。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就必然要求我們黨把日本帝國主義作為最主要的敵人。反對當時比較強大的敵人，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做到的。因此，必須采取統一戰線的策略：一是對外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毛澤東同志要求：

　　“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他明確地告訴我們，要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聯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美派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二是對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日本帝國主義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敵人。這種新變化、新形勢，必然要：

　　“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而

　　“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

　　毛澤東同志列舉了從1935年的“一二•九” 運動，到1937年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期間所發生的大量的抗日救亡事件表明：

　　“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著中國和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歷史要求的。”

　　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們黨提出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基本任務。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階段，毛澤東同志提出：

　　“這一階段的革命基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沖突，以便團結一致，共同抗日。”

　　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二個階段，革命的基本任務，是爭取民主。因為：

　　“抗日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政治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

　　而爭取民主，就必須從兩個方面進行民主改革：一方面是

　　“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

　　另一方面是人民必須擁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權利。因為

　　“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要是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國共兩黨共同讓步的主張：一方面要求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政策：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主動做出有原則的讓步。其讓步的主要內容就是：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政府可以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在特區范圍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但是，讓步的底線，就是“在特區和紅軍中共產黨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系上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自由的保持”。

　　最后，毛澤東同志得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

　　“依現時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

　　也就是說，在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抗日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必須擔負起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責任。

　　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是我們黨分析判斷社會主要矛盾的典范。他以唯物辯證法作為利器，從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征服和獨占中國的發展趨勢的分析中，判斷出中日矛盾將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據此設計出一個具有全局性、超前性、指導性的完整戰略，為即將到來的全面抗戰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使我們黨始終處于主動地位，始終把握著戰略的主動權。這個報告通篇閃爍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維光輝。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同志又根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新形勢，及時做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斷。1952年6月，他在中央統戰部起草的一個文件上的批語中明確指出：

　　“在打倒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

　　根據這個判斷，于1953年8月，明確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9月，我們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明確指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

　　根據這樣的分析，黨的八大認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這就是：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根據這樣的判斷，黨的八大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任務。這就是：

　　“黨和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們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確的政策，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黨的八大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都是在毛澤東主席主持之下進行的。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及其任務和政策的表述，雖然不是直接用毛澤東主席的語言表述出來的，但是經過毛澤東主席審閱批準的。這種情況充分說明，我們黨在毛澤東主席的指導之下，已經能夠熟練運用唯物辯證法，全面掌握了及時準確分析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據此提出某一歷史階段全黨的總任務總政策，并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革命和建設上來的方法和步驟。

　　二、習近平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斷

　　毛澤東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矛盾分析)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

　　按照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原理，分析判斷社會主要矛盾，并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新任務新政策，及時轉變工作重心，自毛澤東時代以來，已經成為我們黨的一項思維習慣和工作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繼承了毛澤東主席和我們黨分析判斷社會主要矛盾的思維習慣和工作傳統，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發展形勢，及時準確地做出了：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那么，習近平總書記是如何對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做出分析判斷的呢？

　　首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階段做出科學劃分，為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做出分析判斷提供了根本前提。

　　從鄧小平同志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開始，到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判斷為止，共經歷了35年時間。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發展階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二位一體”框架的形成階段，用了15年時間。1982年9月，我們黨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同志在開幕詞中，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由此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理論體系正式提出、作為一條全新道路正式開辟、作為一項偉大事業正式拉開序幕。

　　從1982年黨的十二大，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經過鄧小平同志15年的探索，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第一個五年中，鄧小平同志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進行了不斷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將其概括為十二個方面，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輪廓。在第二個五年中，鄧小平同志進一步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將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內容，概括為九個方面。在第三個五年中，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日益突出地顯現出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極大地開拓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并得到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接受和認可，一致認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我們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所產生的創新成果。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鄧小平理論，并將其納入黨的指導思想，載入十五大黨章。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寫在了我們黨的旗幟上，成為照耀黨的事業前進的燈塔。

　　第二個發展階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三位一體”內容的拓展階段，用了15年時間。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13年的執政中，特別是從黨的十五大到十六大的5年時間，圍繞著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主題，總結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將其納入黨的指導思想，載入十六大黨章。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10年的執政中，圍繞著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2012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大，將其納入黨的指導思想，載入十八大黨章。無論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科學發展觀，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重要階段的產物。

　　正是這15年時間，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知有了新的拓展，形成了“道路、理論、制度三位一體”的新認識。這就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黨同志要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和不斷發展黨歷經艱辛開創的這條道路、這個理論體系、這個制度，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歷史任務而奮斗。”

　　第三個發展階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位一體”體系的完備階段，用了5年時間。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制度的基礎上，我們黨并沒有停下腳步，而是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內含。

　　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到2017 年黨的十九大，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下，砥礪奮進、開拓進取、總結概括，形成了許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過5年的奮斗拼搏、創新發展，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位一體”的完備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

　　他在報告中分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含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個方面的功能作用進行了準確定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位一體”的完備體系，關系著我們黨的生死存亡、國家的興衰成敗、人民的富裕幸福。因而要求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從“四位一體”的內含認知到“四個自信”的必然要求，充分說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本質已經被徹底揭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含規律已經被準確把握。

　　正是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五年的神奇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出現了質的飛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將其表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標志著原有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產生和形成。

　　其次，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狀況的認知，為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做出分析判斷提供了現實依據。

　　習近平總書記清醒地認識到，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我國原有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在我國社會中陸續出現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新問題、新現象。例如，中國游客到國外搶購奶粉、電飯煲、馬桶等現象。這說明隨著人民群眾收入的持續增加，其消費需求在迅速更新換代；而社會供給還滿足不了這種新的需求。說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正是這種現實狀況，促使習近平總書記開始思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問題。

　　他認識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隨著我國人民溫飽問題的穩定解決，全面小康社會即將建成，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在我國的現實社會中，人民群眾拓寬收入渠道、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還不能得到有效滿足；人民群眾對生活消費品升級換代的需求還難以得到有效供給；人民群眾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還時常有被侵犯的情況發生；人民群眾的疾病醫療、疾病防治、養老設施、食品安全的需要還難以完全得到滿足；人民群眾希望天更藍、水更綠、山更美、植被覆蓋率更高的要求還不能完全得到實現。也就是說，在民生方面，我們還有許多短板需要予以解決。

　　他認識到，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日益突顯。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有了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甚至有220多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明顯。我國的物質產品、文化產品、生態產品、服務產品在結構、質量、品質、性能、創新等方面都還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因素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和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日益突顯這兩個方面的變化，不是數量級的、局部性的、暫時性的變化，而是飛躍性的、全局性的、歷史性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正是通過對這兩個方面現實發展狀況的深刻分析和綜合判斷，得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

　　“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黨的十九大要求全黨必須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新矛盾、新問題的發展戰略、政策措施。例如，在經濟問題上，針對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情況，要求我們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以便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的政策措施。又如，在民生問題上，針對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要求我們把更多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的政策措施。還如，在生態問題上，推進綠色發展，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用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態環境需要的政策措施。

　　當我們把習近平總書記與毛澤東主席加以比較的時候，就會驚奇地發現，他們兩人雖然所處的歷史時代不同、所擔負的歷史使命不同，但確有許多相同之處。其中，提倡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解決問題而著稱于世，卻是極其相似的。我們應當從中悟出其中蘊含著的真諦。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黨的十九大明確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就是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恪盡職守、盡心竭力地為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為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持續努力奮斗。這是人民對中國共產黨所給予的殷切期望、是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終極目的。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頭腦得到開發、思維得到提升、實踐得到拓展、社會得到改造而成長成熟起來的。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既使我們實現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還有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宏偉目標等待著我們去奮斗、去實現，切不可有絲毫的放松與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