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人的快速致富,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但是,人們的所思所想、所說所講,還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只要仔細觀察和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一個不爭的事實,即實踐超前、思維滯后。也就是說,非理性思維、非科學思維仍然隨處可見,已經嚴重影響著、左右著人們的行為,頻頻造成人們的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出現失誤,極大地增加了發展成本。它告訴我們,人們的思維行為急需改造,否則,必將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一、 新思維革命的起因
當代中國,思想界的特點是:思想開放,思維活躍;思想多元,思維混亂。我們改變了過去那種“思想禁錮、輿論一律”的不正常狀況。這是值得慶幸的大好事。但是,我們又遭遇了“思想失控、思維失衡”的不正常狀況。這是使人憂慮的大壞事。怎樣解決這一棘手問題呢?筆者主張來一場新的思維革命,致力于改造人們的非理性、非科學思維行為,使之回歸理性思維、科學思維的軌道上來。
為什么要用“思維革命”的提法呢?這并非嘩眾取寵、危言聳聽,而是當一種趨勢已經形成,涉及眾多人群時,要想有效解決問題,就必須采取超常規的手段才能奏效。
我國社會當前存在的非理性、非科學思維行為問題,集中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在思想領域,存在著“主觀反向”思維。我們黨以辯證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路線,用以武裝和統一全黨思想、教育和引導全國人民。辯證唯物主義堅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內在邏輯為向導,準確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一個過程,都會由量變轉化為質變。這就是量變累積到臨界點就會發生突變,使之躍升為新的形態,這就是質變。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就是“度”。準確把握發展變化的“度”至關重要。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客觀正向”思維。
然而,現在情況起了變化。隨著中國的崛起,妄圖遏制、阻止中國前進步伐的外部世界舶來的錯誤思潮,以及國內土生土長的錯誤思潮鋪天蓋地席卷而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凡是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發表、凡是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出臺、凡是社會突發事件發生,總是有人跳出來唱反調,或曲解閹割、或指桑罵槐、或栽贓陷害。肆意興風作浪、竭力把水攪渾,以達到唱衰中國、唱空中國、搞亂中國、分裂中國的險惡目的。這就是“主觀反向”思維的生動體現。
他們在“主觀反向”思維的趨使下,可以不顧活生生的客觀事實,睜著眼睛說瞎話;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地造謊言;可以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主觀臆想地隨意編造故事。這些錯誤行為一旦成風,就會左右輿論,向人們發出錯誤的信號,攪亂國人的思想,甚至改變部分國人的思維模式。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思想狀況,必須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關注,并采取積極有效措施予以盡快解決。
第二、在政治領域,存在“信仰轉移”思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就是其理想和信念。理想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就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華民族復興理論;就是當代成功實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隨著國際局勢風云變幻日益加劇,國內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利益結構的深刻調整,腐敗狀況的蔓延成災,促使黨員隊伍、特別是干部隊伍遭遇腐蝕、誘惑而腐敗變質的情況時有發生。他們之所以改變政治立場,由人民公仆變成人民公敵,就是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形成了“信仰轉移”思維。其實,道理很簡單。任何人的頭腦都不會處于真空狀態:不信仰這種理想信念,就必然信仰那種理想信念。正是在這種錯誤思維的驅使下,有些黨員和干部不信馬列而轉信鬼神,不信唯物論而轉信唯心論,致使宗教信徒成番論倍地增長,算卦測字拜神信鬼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不信黨和人民,而轉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這些情況說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們的政治思維出了問題,才導致政治信仰出了問題。
說到“信仰轉移”時,讓我想起了著名文學家林語堂說過的幾句話:中國人得意時信儒教,失意時信道教、佛教,而在教義與己相背時,會說“人定勝天”。信仰危機在于經常改變信仰。他的看法說明,“信仰轉移”是中國人的頑癥,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
這里需要糾正一個長期以來的錯誤說法:有些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存在著“信仰動搖”的情況;被審查的腐敗分子在懺悔錯誤時也會把“信仰動搖”作為腐敗原因。其時,他們的信仰并非動搖而是發生了轉移。所以,筆者建議,今后應該用“信仰轉移”取代“信仰動搖”更為準確。
第三、在經濟領域,存在“脫實向虛”思維。我們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進步,其根本目的就是制造更多產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而制造更多產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靠生產型企業、靠制造業實體,舍此別無他法!而任何社會生產活動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搞研發、搞設計,用最小的投入、最優的工藝,使其發生物質形態的轉變,由原材料轉化為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這種轉化需要投入或快或慢的時間,使其具有周期性。靠制造產品,獲得的利潤與投入成本往往不成比例。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制造產品既費力又賺不了多少錢。
然而,為生產制造服務的流通型、金融型企業,沒有那么復雜的工藝和那么長的工期,卻可以從利潤分割中獲得較多份額。這種狀況就使得生產制造型企業逐步喪失了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的積極性,或尋求來錢快、賺錢多的行業,或把更多資金投入非生產制造領域。比如投入資本市場,通過買賣股票快速圈到大量金錢。這么容易就可以弄到大把大把的錢,誰還費那么大的勁兒搞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產品呢?這種狀況,促使相當一些生產制造企業的老板迅速形成了“脫實向虛”經濟思維模式。而金融自由化政策恰恰為這種思維模式大行其道打開了綠燈。趨利性極強的金融行業對利潤微薄的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逐漸減弱,使實體經濟陸續陷入困境。大量資金瘋狂進入金融領域,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金融業日益發達,實體經濟日益衰落,跌入了“美國陷阱”。
所謂“美國陷阱”,就是美國經濟“脫實向虛”,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初,時任美國總統的里根實行錯誤的稅制改革。里根的稅制改革,為美國經濟由強盛走向衰落埋下了禍根。錯誤的稅制改革,造成了兩個方面的嚴重后果:一是拉大了貧富差距。這次稅制改革,給富人減稅、給窮人減薪,導致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分配政策的嚴重失衡,形成了典型的寡頭式再分配,也形成了更大的貧富差距。二是削弱了實體經濟。這種稅制改革,促使富人把大量資金轉移到金融領域,相當一些企業家也看到“玩金融游戲”來錢快的門道。于是,他們紛紛把制造型企業外包給外企。制造型企業跨國轉移到境外,促使美國的制造業逐步走向衰落。這些企業生產制造的都是普適型產品,專供美國窮人階層消費。如果產品升級換代,反到使窮人消費不起。因此,這些制造型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的積極性消耗殆盡,研發投入日漸減少。相反,巨量資金紛紛涌向金融領域,使金融業高度發達。這種情況充分說明,“脫實向虛”的經濟思維籠罩并左右了美國經濟界,使美國經濟走進了一個巨大的陷阱。新任總統特朗普在經濟領域打拼幾十年,對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空心化”現狀了如指掌,以至于使其不得不提出“吸引制造業回流美國”,以便“重振美國制造業”的新經濟政策,以扭轉美國制造業衰落的局面。
中國雖然有世界最大的制造業,但創造的利潤并不多。本來就不多的利潤還讓金融業切去一大塊。中國貨幣金融政策,導致利潤從實體經濟抽出,轉移到金融行業,使資金在金融行業里面空轉。相當一些上市公司不務正業,把好不容易融到的資金,不是花在自己的實業上,而是拿去買理財產品。根據已有的統計數據,我國A股共有上市公司3204家,其中有800多家公司購買理財產品,約占上市公司的總數的25%左右。這種做法,既扭曲了國家發展資本市場的宗旨,又偏離了國家支持實體經濟的初衷。究其實質,是資本在巧取金錢、收割財富。這正是“脫實向虛”經濟思維結出的惡果。
據全國人大財政委副主任黃奇帆提供的數據:房地產占用了我國金融機構全部金融資金量的27%~28%,而沒有進入實體經濟,使房地產業綁架的金融資源在金融行業里面空轉。他指出,實體經濟企業看到搞房地產那么輕松,賣套房比它好幾年賺的都多,有點錢就不再往實體投,都投到房地產。這也是“脫實向虛”的重要表現。
第四、在文化領域,存在“抑中揚西”思維。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各個民族發展演變的環境和條件各不相同,必然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每個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完美無缺,當然也不可能一無是處,必然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不能用精華來掩蓋糟粕,也不能用糟粕去侵蝕精華。更不能以己之長攻人之短、以己所優伐人所劣,形成沖突和對抗。正確的做法是取長補短,融合互鑒,共同提高。
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國家把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隱藏起來,裝扮成完美無缺的文化,打造成全人類的普世型文化,到處宣揚擴散,讓其它國家的民眾認可接受,從而達到改造、消滅別國民族文化之目的,掌握別國文化的控制權。這是典型的“文化霸權思維”。
在中國,確有一些人相信這種論調的真實性,對其崇拜得五體投地,認為西方文化什么都好,是絕對真理。相反,對本民族的文化卻產生了厭惡情緒和排斥態度,認為中華文化什么都不好,完全是謬誤。因而出現了一種“抑中揚西”思維。被西方嚴重洗腦,并成為背叛型知識精英的劉曉波,就公然表示:“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后繼無人。”這是一種典型的“抑中揚西”的言論。
以儒教為主要內涵的中華傳統文化。經過歷史沉淀,已經深深植根于中華兒女的心底,形成了民族的靈魂,左右著人們的行為,不可能輕易被西方文化所改造,更不能被剿滅,而是相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各國民眾喜愛并接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代許多國家開辦了孔子學院就是證明。這種情況充分說明“抑中揚西”思維是完全錯誤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第五、在社會領域,存在“以假隱真”思維。在中國社會,追求金錢、獲得利益的招數五花八門。其中一個損招就是“造假”。在假的東西稀少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辨別真假。因為人們的思維呈現正常的理性狀態。
現在情況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假的東西充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且持續存在于社會之中不肯輕易地退走。長期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們開始陷入難辨真假的境遇,甚至會把假的東西誤認為是真的東西。人們對假的東西已經處于麻木狀態,達到“假亦真時真亦假 真亦假時假亦真”的程度。我記得希特勒的愛將戈培爾曾經說過:謊話說千遍就會變成真理。說得就是當人們對假的東西習以為常的時候,就把它當作真的東西來對待。這實際上是改變了人們的思維邏輯和思維習慣。這也就是我國電信詐騙頻發,總有那么多人上當受騙的思想根源吧!這也就是我國傳銷屢禁不止,總有那么多人盲目追隨的思想源泉吧!
這種社會現象說明,人們已經失去了對真假的判斷能力、失去了對是非的辨別能力。這是一種潛在的危險狀況。因為在這種思維狀況面前,很容易被居心叵測者所利用。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編造謊言、包裝謊言、美化謊言,誘騙人們上當受騙,乖乖地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走,達到其不可告人的險惡目的。他們可以有意制造虛假新聞誘導人們發泄不滿情緒,對抗黨和政府;他們可以故意散布虛假信息誘騙人們的寶貴財物,使其遭受經濟損失,打亂人們的平靜生活,搞亂社會治安秩序,嫁禍政法部門。
以上五個方面的表現,只是各個領域當中最典型的例證。在信息多如牛毛,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狀況下,對與錯、真與假、美與丑,攪合在一起充斥著人們的頭腦。非理性、非科學思維像魔力一樣,散發著極大地負能量,其后果極為嚴重。為此,必須采取果斷措施予以及時解決,否則后患無窮。筆者認為,其根本性措施,就是在思想領域開展一場新的思維革命,改造人們的非理性、非科學思維。
二、 新思維革命的任務
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新的思維革命,就必須對思維革命的內函有一個準確地了解和把握,進而明確新思維革命的主要任務和目標。
第一、回歸唯物主義本源,堅守實事求是原則。唯物主義的本源,就是“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存在決定意識、精神源于物質;意識對存在、精神對物質具有反作用”。這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原理,本來是常識性知識,早已有定論,現在卻也成了問題。原因就在于人們已經遺忘了這個普通、再普通不過的哲學原理,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了唯心主義泥潭。為此,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著手:
一是我們要在新的思維革命中,徹底清算“否認客觀事實、無視真憑實據、隨意編造故事”的思想流毒,回歸“物質為世界本源”的原理。當我們把不理性、不科學的言論和行為上升到哲學高度時,就會發現其否認客觀事實、否定客觀依據,踐踏實是求是原則的實質。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表現。不清理、不清算、不清除這些謬誤,就會搞亂人們的思想,實事求是原則就很難貫徹到底。
二是我們要在新的思維革命中,徹底清算“觀念先天存在、意識無中生有、精神無所不能”的思想流毒,回歸“存在與意識、物質與精神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原理。發表虛假、虛無言論的人,往往把思想意識看作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可以“無中生有”憑空產生;甚至把思想意識當作無所不能的“神靈”,可以超躍于塵世,超然于世界。當我們將其上升到哲學高度時,就會發現這些觀點是極其荒謬的,因為意識、精神本身就是人腦的產物,而人腦的物質性是不容置疑的;意識對存在、精神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但絕不是萬能的。
這些情況說明,要想克服“主觀反向”思維,我們需要下功夫把人們的思想思維引導到“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客觀規律,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正確軌道上來。由此,我們可以把清除主觀唯心主義流毒,回歸唯物主義本源,作為這次思維革命的首要任務。
第二、恢復辯證思維傳統,釋放創新驅動活力。辯證思維的傳統,就是“世界普遍聯系、螺旋發展的觀點;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肯定的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于普遍聯系的狀態、處在不斷從低級到高級的、螺旋式的永恒發展狀態。在螺旋式發展過程中,蘊含著世間所有事物都是按照既對立又統一、數量和質量相互轉化、先否定后肯定這三大規律運轉。它告訴我們,世界雖然紛繁復雜,但有規律可循;世界發展進步,必須激發創新活力。只要堅持唯物辯證法,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就會獲得可持續發展、使經濟社會逐級躍升的預期效果。為此,我們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
一是我們在新的思維革命中,要徹底清算“世界循環往復、簡單輪回”的流毒,恢復“世界普遍聯系、螺旋式發展”的傳統觀點。在我國社會當中,確有一些人有意無意地丟掉了辯證思維傳統。其中最典型的行為,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是思想停留在過去。這樣的人往往習慣于進行不科學地比較??偸怯X得過去好、現在不好,拿過去的所謂“好”與現在的所謂“壞”相比較,用過去的好處否定現在的成就。其實,這種懷舊型的人思想處于僵化狀態,不接受新事物、不適應新變化,很容易被時代所淘汰。其次,是看不到發展進步。有些人對周邊事物的發展變遷置若罔聞,對國家的發展變化視而不見,對世界的瞬息萬變充耳不聞,處于一種麻木狀態。他們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生活在自我陶醉的真空狀態,很容易被社會邊緣化。再次,是容易滿足現狀。有些人不思進取,不求進步,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種維持型的人思想處于相對靜止狀態,缺乏危機感、緊迫感,缺乏艱苦奮斗、開拓創新精神,很容易被發展創新大潮所淹沒。這三種情況都是形而上學思維邏輯的典型表現,是棄用辯證思維邏輯的必然結果。
二是我們在新的思維革命中,要徹底清算“世界雜亂無章、社會無規無序”的流毒,恢復運用“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肯定”的規律。縱觀當代世界,用一個“亂”字就可以概括?,F在已經進入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仍然在紛亂當中掙扎;21世紀各方博弈加劇,世界政治仍然在錯亂中運行;現在已經進入信息網絡時代,世界輿論仍然在混亂中發聲;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環境,而軍事仍然在戰亂中膨脹。
當代中國,思想輿論也處于混亂狀態。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政府管理、否定馬克思主義等反動觀點隨意發表;違背科學精神、違背生活常識、違背行為準則、違背價值取向的非理性觀點隨處可見。顯然,這些錯誤觀點,都與客觀規律背道而馳,是形而上學思維所產生的嚴重惡果。
人們誤以為這是“思想活躍”的表現,這是“言論自由”的反映。不知人們想沒想過,如果任由這些錯誤觀點泛濫蔓延,久而久之,這些錯誤觀點就會順其自然地被人們所認可和接受,形成有害的思想趨勢和輿論導向。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分析這些觀點時,就會發現他們的言論否認人類世界固有的客觀規律性、無視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勢性。實踐不斷證明,不承認客觀規律、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必然要遭遇懲罰。這是一條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鐵律!
現在,我們急需把人們的思維觀念引導到辯證思維的正確軌道上來。由此,可以確定這次新思維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清算形而上學思維影響,恢復辯證思維傳統。
第三、改造國人思維模式,培育科學理性精神。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經歷了這樣幾個演變階段:一是自強型思維階段。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國人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別國都應以中國為中心,向中國朝貢。這在16世紀以前確實是這樣。中國總體上處于世界強國行列。無論是國家最高統治者,還是平民百姓,都具有自強型思維。所以,自強型思維自然成為這個歷史時期的主體思維模式。二是自卑型思維階段。在中國近代社會,由于國弱民窮,抵擋不住世界列強的堅船利炮,中國大門洞開,中國財富頓失、中國人頓時矮人三分。許多中國人在列強面前自愧不如,自卑感遍及朝野。自卑型思維自然成為這個歷史時期的主體思維模式。三是自主型思維階段。在中國現代社會,通過民主革命,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通過改革開放,中國人民富起來了;通過民族復興,中國人民強起來了。在這三個發展階段中,中國人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在將近百年的歷史發展中,中國人民逐漸形成了自主型思維。因此,自主型思維自然成為這個歷史時期的主體思維模式。
當然,在每個歷史發展階段,除了主體思維模式以外,還有其它思維模式。在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以自主型思維為主體,還有依附型思維、買辦型思維、洋奴型思維;絕對型思維、激進型思維、叛逆型思維;利己型思維、逐利型思維、暴力型思維;保守型思維、無為型思維、享樂型思維等思維模式存在。對于這些非理性、非科學的思維模式,我們必須予以改造,使之回歸正確軌道上來。
毛澤東主席教給我們的方法就是破舊立新。他說: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按照這種方法,我們一方面要清除人們頭腦中的非理性、非科學思維模式,另一方面要培育理性、科學精神。有了這種理性、科學精神做引導,就能再造出理性、科學思維模式。由此,我們必須把培育理性、科學精神,作為新思維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
第四、發揮哲學先導作用,重振黨的哲學事業。我們黨把意識形態科學體系,稱之為哲學社會科學,是把哲學放在前面的。在毛澤東時代,哲學總是沖在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毛澤東主席自身帶頭寫哲學文章:民主革命時期寫作了著名的《實踐論》、《矛盾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寫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哲學著作。他在發表重要講話時,總要從哲學的高度闡述問題,因而使其論述更加深刻。在他的帶動和引導下,全黨興起了“學哲學、用哲學”的熱潮。
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解了深奧的哲學理論。這一著作,不但武裝了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者,而且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徐寅生《談如何打乒乓球》的講話。毛澤東主席看了以后大加贊賞,在批示中給予了高度評價:稱這篇“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里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精神公布后,全國興起了一個學習、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許多人學哲學、用哲學,對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常識有了新的認識和了解;甚至有人從此走上了信仰、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2005年,卸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發表了《學哲學 用哲學》一書。他體會“哲學是明白學、智慧學,學懂了哲學,腦子就靈,眼睛就亮,辦法就多;不管什么時候,干什么工作都會給你方向、給你思路、給你辦法。”他曾經說過:“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學哲學、用哲學”使李瑞環從一個普通的建筑工人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總結道:“ 這一生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李瑞環同志的成長經歷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就是哲學可以改變人的思維模式,使人變得更加聰明、哲學可以塑造全新人格,使人變得更加高尚。
但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我們已經很難看到哲學的影子了。很難看見好的哲學文章,很難造就出新的哲學家。哲學逐漸被人們淡忘了。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黨的意識形態領域高層領導和管理機關的警覺。我們認為可以借這次新的思維革命的機會,組織哲學界專家學者發表意見,引導民眾用哲學理論改造非理性、非科學的思維模式,充分發揮哲學的先鋒帶頭作用,重振黨的哲學事業。其實,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許多新的成果,急需哲學家將其上升到哲學層面進行理論概括。我們要通過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把中國特色的哲學體系真正建立起來。這也應該作為新思維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
三、新思維革命的意義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思維革命曾經是克敵制勝的法寶,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國當代社會出現“思想失控、思維失衡”的狀況下,只要我們組織適當,思維革命作為黨的傳統法寶,必將發揮意想不到的神奇作用。
第一、思維革命是我們黨清算錯誤路線的法寶。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多次犯路線性重大錯誤。建黨初期,陳獨秀犯了右傾路線錯誤,導致轟轟烈烈地大革命遭遇失敗,給黨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辦法清算這次右傾路線錯誤。嚴酷的斗爭形勢,使我們黨迅速揩干身上的血跡,投入到新的斗爭之中。令人遺憾的是,緊接著我們黨又連續犯了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特別是最后一次“左”傾路線錯誤,給我們黨造成了更為嚴重的損失。面對滅頂之災,我們黨在長征路上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核心領導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這次會議只是在組織上、軍事上結束了王明路線,仍然沒有條件從思想根源上清算“左”傾路線錯誤。
到了延安,我們黨安頓下來,才有條件徹底清算“左”傾路線錯誤。毛澤東同志全面總結了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沉痛教訓,深刻剖析了“左”傾路線錯誤的思想根源。1937年他利用戰爭間隙,寫作了《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哲學著作,從哲學的高度,深刻闡述了黨內教條主義泛濫成災的思想理論根源。1941年5月~1942年2月,在延安整風期間,他又陸續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三篇整風報告。我們黨把這次整風運動的重點放在整頓學風上。因此,毛澤東同志著重從學風角度,全面闡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原則,深刻揭示了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根源,就在于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而教條主義又是主觀主義的重要反映和表現。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任務,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黨的理論思維傳統。延安整風,不但是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普及教育,而且是一次大規模的思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思維水平,有力地統一了全黨思想,為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
延安整風的成功經驗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思維革命是我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我們必須繼承和發揚,使之為新世紀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發揮統一思想、凝聚意志、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的重大作用。
第二、思維革命是我們黨清除錯誤思潮的利器。縱觀中國當代社會,隨著開革開放的步伐加大,各種錯誤思潮也接踵而至。其特點是右的錯誤傾向明顯。概括地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來自西方的以“鼓吹顏色革命”為宗旨的右傾思潮。美國及其西方盟國“亡我之心不死”,極力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傳播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為內容的意識形態。經過精心包裝的普世型思想文化,不斷地侵蝕中國的先進思想文化,腐蝕中國的理想信念淡漠者,把“中式思維”改造成“西式思維”,使之成為任其驅使的走卒。留美學生楊舒平發表的“貶中褒西”言論,說明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對中國留學生洗腦速度之快令人震驚!
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同志曾批評某些干部:凡事“言必稱希臘”的思維模式要不得。現在某些知識精英則凡事“言必稱西方”的思維定勢更危險,久而久之就會成為西方意識形態的俘虜,投入敵對勢力的懷抱。
二是中國本土滋生的以“鼓吹復辟倒退”為內容的右傾思潮。由于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的特性,不以經濟基礎的消失而迅即消亡。也就是說,舊的意識形態不經過徹底清算是不肯輕易消失的。由于受意識形態這一特性驅使,雖然剝削階級被消滅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但是剝削階級的思想遺毒仍然頑強地存在并繼續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不時通過這種或那種形式反映出來。例如,為腐朽的舊民國翻案、為巧取豪奪的舊制度叫好、為反動歷史人物樹碑立傳的言論不絕于耳。目前,圍繞《軟埋》展開的意識形態論戰已進入白熱化狀態。這場論戰實質上是爭奪黨對意識形態陣地的領導權和人民群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問題。
面對內外夾擊的錯誤思潮雙重來襲,我們黨和國家決不能聽之任之,而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及時解決。解決思想領域的問題,決不能采取簡單粗暴的辦法,而是采取我們黨行之有效的、清算錯誤思潮、改造思維模式、開展思維革命的辦法,從根兒上、從源頭上來解決問題。這才是徹底解決之道。否則,風頭一過即會死灰復燃。這已為以往的歷史實踐所多次證實,我們決不能再犯那種低級錯誤。
第三、思維革命是改造民眾非理性、非科學思維模式的捷徑。當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特別是貧富差距的拉大,使一些民眾出現了浮躁、焦慮情緒。在浮躁、焦慮情緒的驅使下,思維變得不理智、不科學了,使得非理智思維、非科學思維大行其道。
那么,怎樣才能使民眾的思維回歸理智、科學的正常軌道呢?就是要發揮新思維革命的威力,改造民眾這種非理性、非科學思維模式。其步驟:一是要搞好頂層設計。決策機關要拿出切實可行的思路和方案,使之有指導思想、有任務目標、有政策措施、有檢查反饋。二是要做好組織動員。執行部門要準確理解精神實質、制定具體實施細則、各項措施精準到位。三是要組織專家引導。各級組織要配備專家學者組建宣講團,詳細講解新思維革命的具體要求和注意事項。四是要群眾參與討論。要通過廣泛深入地討論,讓民眾通過自查自糾,尋找自身非理性、非科學思維的現實表現,認清非理性、非科學思維的危害性。五是要破舊立新。要清除非理性、非科學思維產生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使之無藏身之處、無立錐之地,從而使理性、科學思維模式在廣大民眾的頭腦里牢固確立起來。
我們的建議是:對于這場牽涉面極為廣泛的新思維革命,理所當然地由黨中央做出決策、由意識形態工作部門牽頭組織。發揮黨管意識形態的優勢,從頂層設計到組織動員,有計劃、有步驟地付諸實施,不獲全勝決不收兵!通過這次新思維革命,使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思維水平有一個顯著地提高,使黨對意識形態事業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
我們寄希望于黨的十九大能關注這個問題,借明年紀念真理標準大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周年的契機,將其作為全黨思想理論教育的主題,在全黨開展一場扎實有效的新思維革命,進而為黨的十九大后全黨集中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理論體系,奠定良好的、群眾性的理論思維基礎,達到“統一全黨思想、凝聚黨心民心”之目的。(此文寫于201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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