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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歷史教訓：蘇東劇變的無盡思考

點擊：  作者：文林墨客    來源： 察網  發布時間:2017-04-22 09:52:19

 

              [摘要]:東歐各國和蘇聯之所以在很短時間內發生劇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西方和平演變圖謀失去了應有的政治警覺性，因而沒有采取相對應的預防性措施。以至于現在有些共產黨人才醒過腔來，但已為時太晚!

蘇東劇變已經過去1∕4世紀了，人們做了無數的思考和分析，總結出許多令人警醒的深刻教訓，很值得人們記取。但是，時過境遷的一些總結概括，或許帶有某些附加成分，甚至摻雜某些個人的傾向性感受，其真實程度會大打折扣。本人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在蘇東劇變當時所做出的綜合分析和總結概括，其保真程度也許會更加令人信服。故此，拿出來供大家參考借鑒。

一、改革偏離正確方向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蘇聯人民在斯大林和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以國營企業為主體的全民所有制和以集體農莊為主體的集體所有制;通過清除剝削階級舊政權的基礎，建立起勞動人民的蘇維埃政權。在蘇聯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1936年12月，全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憲法確認了這一客觀事實，即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是蘇聯的經濟基礎;各級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是蘇聯的政治基礎;蘇聯共產黨是勞動群眾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蘇聯新憲法的制定，標志著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的正式確立。

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它確立的初期，即30年代后期，特別是在衛國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在衛國戰爭結束以后，它的消極作用就日益暴露出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其高度集中為主要特征。主要表現為：實行高度集中的部門管理體制，實行排斥價值規律的指令性計劃經濟，主要以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以其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主要表現為：全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黨政領導體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缺少有效的人民監督機制;在意識形態和國家精神生活上盛行個人崇拜;在對外交往上，實行大國和大黨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東歐8國先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國。經過1944年～1948年革命轉變時期的尖銳復雜的斗爭，使各國的人民政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為建立社會主義的體制準備了有利的條件。從1948年開始，到1955年為止，東歐各國在這個期間，都建立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但是，由于當時東歐各國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建設的經驗，有一種神圣化的傾向，加之當時處于美蘇冷戰開始，蘇聯加強對東歐各國控制的國際背景下，東歐各國幾乎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和實行了蘇聯30年代形成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

在實踐過程中，有的東歐國家已經發現蘇聯的體制不符合自己的國情，因而萌發了改革的念頭。第一個突破斯大林模式，提出對照抄照搬的蘇聯體制進行改革的東歐國家是南斯拉夫。經過艱苦探索，南斯拉夫創立了具有本國特色的自治型的社會主義模式。它的改革成功，對其它東歐國家產生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動。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別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以后，東歐各國要求擺脫斯大林模式的呼聲日益高漲。1956年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這種呼聲的實際反應。如果我們從改革的角度來研究這兩次事件，就會清楚地看到，這兩次事件顯然是由斯大林模式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個人崇拜、破壞民主和法制等弊端引起的。它深刻地反映了兩國人民改革僵化的經濟、政治體制的強烈要求，反映了改革的艱巨性和曲折性。特別是從匈牙利事件中，反映出這樣一個關系改革成敗的重大問題，即改革有一個沿著什么樣的方向和路線發展前進的問題。

匈牙利事件的主要角色納吉，因主張改革在1955年被反對改革的拉科西集團開除出黨。在遭到貶謫期間，他曾潛心從事理論研究，寫了大量文章，詳細地論證了他對改革的思想、方針和政策。其核心思想是：“從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的、基本的，因而是共同的規律出發，根據我國國情運用和進一步發展以其它道路和形式建設社會主義所取得的經驗，并以新觀點代替舊觀點來豐富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于匈牙利的獨特條件，”從而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模式。(《為了保衛匈牙利人民》第33頁)由于納吉具有明確的改革思想和主張，因而為贊成改革的人們所擁護，使他于1956年10月重新回到黨內，并在動亂已經出現，國家處于危難之際，擔任了政府總理。納吉雖然具有改革理論家和改革者領袖的雙重身份，但是，他并沒有把握住改革的正確方向。一方面，在改革理論上，他存在著明顯的錯誤。例如，實行多黨制等。另一方面，在國內改革與反改革、對蘇控制與反控制、對西方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錯綜復雜的斗爭中，缺乏無產階級政治家應有的謀略、果斷和應變能力，因而聽任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和勢力到處泛濫，以至于使局勢不斷惡化，不僅釀就了納吉個人的悲劇，而且釀就了匈牙利全民族的悲劇。

匈牙利前總理納吉·伊姆雷

納吉的悲劇并沒有引起東歐各國和蘇聯的足夠重視，他們并沒有從中引出值得后人借鑒的經驗教訓。30年后，從戈爾巴喬夫開始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全面改革，由于沒有把握住正確的發展方向，又重蹈歷史覆轍。不僅葬送了東歐各國，而且葬送了蘇聯，使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蒙受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挫折。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倡導并主持的改革。在初期的改革實踐中，其發展方向還是比較正確的。從戈爾巴喬夫的指導思想看，還是要通過改革來改進和完善蘇聯原有的經濟、政治體制。這就是說，還是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一正確認識的。1985年4月，戈爾巴喬夫在他主持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提出了加速科技和經濟發展、實行改革的主張，開始探索經濟改革和加速經濟發展的途徑。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大，戈爾巴喬夫在政治報告中明確表示，要堅持馬列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黨組織要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在分析國際形勢時，指出當今世界的五大矛盾，并突出兩種社會制度和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在戈爾巴喬夫關于實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和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思想指導下，大會提出并確定了蘇聯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這個經濟發展戰略規定，通過進一步增加積累和把投資重點放到機器制造業上，爭取以年平均4.7 %的速度，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到本世紀末翻一番。1987年6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指出：“改革的意義歸根結底在于考慮各種利益，影響各種利益，利用利益并通過利益實施管理。”(《蘇聯東歐大事記》第37頁)根據這一指導思想，全會通過了《關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同時，還討論了國營企業法草案。企業法草案規定，企業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要轉入全面經濟核算，實行自負盈虧、自籌資金和自治中來。由于采取了這些比較穩妥的改革措施，1986年和1987年蘇聯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社會也比較穩定。

從1987年冬開始，蘇聯把改革的重點轉向政治體制。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思想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漸向民主社會主義傾斜，并很快形成了他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戈爾巴喬夫政治思想的這種變化，使他失去了把握改革正確發展方向的必要思想基礎。錯誤的思想必然導致錯誤的行動。他沿著自己的思維邏輯，把蘇聯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引向了死胡同。

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錯誤，可以概括為這樣四點：

一是民主化。他把民主看作是改革的實質，認為只有通過民主與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實現。因此，民主化是改革的基礎、改革的主要動力、改革的靈魂、也是改革的首要任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民主化、再民主化，甚至把蘇聯社會的全面民主化看作是現有政治體制變革的綱領。這樣過份強調民主，必然要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否定集中和統一。從而導致在黨內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在社會上形成了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思潮。

二是公開化。公開性并不是戈爾巴喬夫的首創，而是列寧提出來的。他說：“沒有公開性而來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寧選集》第一卷第347頁)列寧曾經設想，革命勝利后政權應當實行公開原則。因為“這個政權對大家都是公開的，它辦理一切事情都不會回避群眾。”(《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287頁)戈爾巴喬夫接過公開性這個原則，把它推行極端。他多次強調擴大公開性是個原則性問題、是政治問題，應當使公開性成為不斷起作用的制度，要使公開性成為社會生活的準則，并要著手制定保證公開性的法規，以便實行最大限度的公開性。由于公開性強調到無邊界的程度，因而導致了輿論的失控，使輿論導向出現了嚴重偏差。新聞工具過多地揭露社會陰暗面，使廣大人民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刊登和報道大量否定蘇聯歷史的文章，使廣大蘇聯人民產生了民族虛無主義。蘇聯輿論把1800萬各級黨政管理人員列為改革的保守勢力，看作改革的阻力，使他們在輿論的壓力下難以開展工作。而對非正式組織則加以大力支持，把其成員當作改革的擁護者加以對待。

三是多元化。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開始號召批判僵化的、停滯的社會主義理論觀念。起初，他主要批判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超越發展階段的發達社會主義理論。這對推動改革、調整理論，無疑是必要的。但是，事情后來逐漸起了變化。第一步，從解放思想發展到意見多元化。允許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或黨的刊物上自由地、公開地發表各種觀點，其中包括與中央不同的政治觀點。第二步，從意見多元化發展到意識形態多元化。蘇共宣布放棄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并把全人類價值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一起共同作為蘇共的思想理論基礎。第三步，從意識形態多元化又發展到政治多元化。隨著蘇聯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加快，社會上必然會出現各種新的社會政治團體組織。在某一階段就會導致建立新的政黨。進而提出實現多黨制、建立總統制，走三權分立的道路。

四是人道化。戈爾巴喬夫認為，人是社會發展的目標。要為人創造無愧于現代文明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要克服人與政權、與他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分離，要確保人能積極參加社會進程。因此，革新社會主義，就是要使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保證整個社會制度向人的轉折，即使社會結構人道主義化。由此，必然導致階級合作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輪，對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采取姑息縱容的態度，而使敵人得以積聚力量，亂中取勝，使勞動人民不但得不到任何好處，反而被推到了苦難的深淵。

在東歐6國沒有發生劇變和蘇聯沒有解體之前，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曾經做過這樣的斷言，公開性和民主化背離了強調自上而下實行全面控制的傳統的列寧主義原則。它們在改革發展進程中，將改變這個制度本身的性質。現在的事態發展已經表明，確實讓他的言中了。戈爾巴喬夫的這些錯誤的政治理論觀點和政治改革實踐，不僅毀滅了由列寧親手締造的、具有70余年歷史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斷送了他本人的政治生命。正如美聯社所評論的那樣：戈巴喬夫下臺具有諷刺意味，他被他自己實施的改革葬送了。戈巴喬夫作為蘇聯總統在最后一次電視演說中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年來他所進行的改革都失敗了。不僅如此，他還把東歐作為他的新思維的試驗場所。多次干涉，甚至直接插手東歐國家的內部事務，不但沒有幫助這些國家把改革引上正路，相反，卻為這些國家幫倒忙，使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相繼丟掉政權，并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對于東歐各國的這種性質的變化，他不是感到痛心疾首，而是采取支持和鼓勵的態度。從他的這種態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時期的戈巴喬夫已經完全喪失了共產黨人的應有立場，而蛻變為不折不扣的社會民主黨人了。

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東歐有些國家搞過一些改革。這些改革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基礎上進行的，因而沒有引起過更大的亂子;有些國家改革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其中，卡達爾在匈牙利主持的改革就相當成功。但是，進入80年代以后，包括東歐各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又陸續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改革熱潮。為了使改革收到更好的成效，各國都在進行積極的探索和有益的實驗，并相互交流情況。1986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時，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談了他的一些看法。他說：“我們兩家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我們兩國都在搞改革。“我們兩國情況不一樣，所以具體方法也不一樣，但總的目標是一致的。無非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144頁～145頁)在這里，鄧小平同志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改革的根本標準和改革所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問題，為改革的發展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可惜的是，雅魯澤爾斯基并沒有認真聽取這些正確的意見，東歐其它國家的領導人也并沒有認真研究這些正確的意見。遺憾的是，他們卻接受了戈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其它錯誤思想的影響，加之東歐各國共產黨自身缺乏科學的改革理論、反和平演變意識和足夠的戰斗力，因而難以把握住改革的正確發展方向，不能不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敗下陣來。

二、經濟狀況日益惡化

東歐各國經過40余年、蘇聯經過70余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保加利亞自建立人民政權以來，國民收入增長了近7倍，工業生產增長近46倍，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民主德國按工業生產總值已進入世界十大工業國的行列，按人均生產水平在機床和電力生產方面已超過高度發展的西歐國家。工業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已達到61%。波蘭已發展成為工業農業國，在化學產品、褐煤、鐵路設備、鋅的產量方面，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國家之中，工業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已達到50%以上。匈牙利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發達工業和現代化農業的國家。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25% 但其工農業總產值和出口卻分別占世界的0.5%和0.8%;農業耕地只占世界的0.15%，但其農業產量卻占世界總產量的0.7%，是世界平均產量兩倍多。1972年匈牙利40天的工業產量等于1948年全年產量。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民收入比1937年增加了3倍，工業產值增加7倍，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近3倍。工業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占比重已達到2%，鋼和鐵的人均產量已超過美國、英國和法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達到60%。羅馬尼亞已經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工業農業國，已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生產出2∕3的各種生產設備。南斯拉夫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間，社會總產值增長5倍多，年均增長6.2%，其中工業1981年為1950年的12.3倍，年均增長8.9%，農業1980年為1950年的3倍，年均增長3.4%。到70年代末，南斯拉夫是戰后世界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蘇聯在1937年4月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后，即在工業發展速度方面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1937年工業總產值比1932年增長1.2倍，農業總產值增長0.5倍，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表明蘇聯已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從工業總產值看，當時的蘇聯已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赫魯曉夫執政的年代，由于經濟決策失誤較多，蘇聯的經濟發展起落也較大。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18年間，由于推行新經濟體制，前期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后期陷于相對停滯，但總的來看，經濟實力還是翻了一番。從1965年到1981年，蘇聯的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社會總產值增長1.46倍，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77倍，農業年均產值第十個五年計劃比第七個五年計劃增長50%，國民收入增長1.44倍。經濟實力的增長奠定了蘇聯的政治實力、軍事實力和外交實力的基礎，成為可以與美國和西方國家抗衡的強大力量。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東歐各國和蘇聯相繼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但是，由于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的發生，使改革放慢了速度，有的國家甚至被迫中止了改革，使經濟發展受到了一些影響。從70年代后期，特別是進入80年代，東歐各國又開始掀起改革熱潮，并注意把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結合起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80年代前期，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這樣一些方面：即協調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加強宏觀管理與擴大企業自主權、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放寬對私營經濟的限制、理順分配和工資制度。經濟建設，主要是為適應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和世界形勢的變化，制定長遠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戰略，修改和完善經濟政策與經濟法規。匈牙利制定了《經濟—社會振興計劃》;南斯拉夫制定了《經濟穩定長期綱領》、《聯合勞動法》;保加利亞制定了《經濟機制章程》、《農業經濟機制特殊規則條例》;捷克斯洛伐克制定了《關于1980年以后改善國民經濟計劃管理體制的整套措施》。由于東歐各國的國情特點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他們所做的努力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有的國家經濟穩定發展。民主德國在80年代前期，國民收入年均遞增4.4%，工業勞動生產率平均遞增7.6%，重要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年均下降5.3%，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第10～11位，國民收入總額居世界第12位，在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益上與世界發達國家越來越接近。保加利亞1981年～1985年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3.7%，國民收入1981年～1984年年均增長4.2%。到80年代中期，人均國民收入已占世界第30位左右。有的國家經濟大有起色。南斯拉夫80年代初經濟陷于停滯甚至下降，到80年代中期已開始回升。1984年和1985年社會產品量分別增長2%左右.能源和出口商品的生產都有較大幅度增長，特別是電力、煤炭、造船的增長率連年都在8%左右。人民生活水平到1985年也由下降轉為略有上升，市場日趨穩定。波蘭經過80年代初的軍管以后，國家生活逐漸趨于正常化，國民經濟從低谷開始回升。1982年工業生產比1981年增長4%，農業生產從1982年起連續4年喜獲豐收。從1983年起，國民收入開始增加，1983年為6%，1984年為5.6%，1985年為3%，1986年為5%。但也有一些國家，象匈牙利、羅馬利亞，經濟發展一直不見起色，并潛伏著深刻地危機。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暴露出來的問題日益增多，并最終形成了難以克服的深刻危機。南斯拉夫1986年以后，經濟基本上處于停滯，甚至下降狀態。3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1989年高達2665%，成為歐洲通貨膨脹率最高的國家。外債負擔已超出國家的償還能力。最近幾年每年必須償還的到期的外債約占全年社會總產值的8～10%，占當年外匯收入的40～45%。經過多年還債以后，到1990年外債總額仍有160億美元。失業人數到1990年達到135.8萬人。長期嚴重的經濟危機，使昔日被高速發展掩蓋著的矛盾表面化，而且日趨尖銳。由于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廣大群眾的不滿已經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于是，蜂擁而起，舉行各種罷工和集會等抗議活動，使全國處于一片混亂之中。嚴重的經濟危機加深了民族矛盾，從而導致了內戰的爆發。

波蘭從1986年起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經濟改革。改革方案在全民公決未獲通過的情況下繼續執行。作為第二階段經濟改革的一部分，就是從1987年1月起，提高零售商品的物價，平均提高27%，其中食品價格提高40%。由于在第二階段經濟改革中，采取了“價格—收入行動”，造成了工資和物價輪番上漲的局面，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罷工、集會不斷，甚至連波蘭官方工會也首次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政府辭職。1987年國民收入比1986年增長2%，未完成計劃指標，農業凈產值下降。欠西方國家外債376億美元，欠社會主義國家外債66億盧布。1988年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比1987年增長4.5～5%左右，國民收入已接近1978年的水平，但按人口平均仍低8%左右，物價和服務費平均上漲60%以上，工資平均提高77.5%。欠西方外債達到389億美元，欠社會主義國家外債68億盧布。1989年1月28日，波蘭總理拉科夫斯基曾這樣談論當時的波蘭經濟。他說，波蘭經濟已處于深淵的邊緣。他指出，波蘭經濟有三大災難，即巨大的外債負擔;每周工時減少和缺乏勞動力;對工資的瘋狂壓力，工資和物價的輪番上漲，已陷入了惡性循環。正是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團結工會不斷給政府施加壓力，迫使統一工人黨步步退讓，并在大選中失利，丟掉政權，從而導致劇變的發生。

匈牙利從1985年以來，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1987年7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召開全會，討論并通過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綱要》，決定加速進行經濟改革。經過努力，使1987年的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但主要的經濟增長指標沒有完成。1987年外債已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63%，處于危險境地。1988年5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會議提出，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發展科學技術，實現產業現代化，提高競爭能力，提高經濟效益。同年10月，國民議會通過了企業聯營法，建立混合型經濟。隨后又通過了承包利潤稅法。但這些措施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成效;相反，1989年的經濟狀況更加惡化。國民生產總值比1988年下降2%，工業總產值下降3%，輕工業產值下降6.6%，加工工業產值下降3.7%，農業和畜牧業產值下降2%。通貨膨脹率為20%，財政赤字達540億福林，國際支付赤字14億美元，外債總額高達207億美元，每年還本付息就達3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65%。由于匈牙利經濟困難不斷加重，社會矛盾日益深化，內部分歧公開化，黨的威信下降，形成黨派林立、紛爭不已的局面，從而導致政局發生劇變。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于1986年3月舉行十七大，明確提出新的改革。1987年1月，公布了《國民經濟機制改革原則》。這個經濟改革的總體方案，提出對經濟體制進行徹底改革。拉開了自1948年以來最大規模改革的帷幕。改革方案的實施未能有效解決面臨的經濟問題。從1986年～1990年第八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看，到本世紀末實現國民收入增長2∕3的目標難以完成。國民收入，1986年增長2.9%;1987年增長2.2%;1988年增長3%;1989年增長1.7%。除1988年因外貿順差使國民收入稍好外，其余年份都沒有完成計劃指標。到1988年，捷經濟中的問題陸續暴露出來。這一年有將近1∕4的企業沒有完成計劃。基建規模雖然增長6.5%，但住宅建設只完成44%。到1989年，問題就更為突出了。生產過程中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產出的問題嚴重，約有1∕3的企業虧損，基建戰線過長，外貿出口困難，財力、物力浪費等問題都嚴重地影響著經濟的發展。此外，由于捷當局動蕩，生產秩序受到干擾，使經濟明顯呈下降趨勢。1989年12月份的工業生產比1988年同期下降6.2%。1989年財政赤字高達55億克朗，到1989年11月底，捷欠西方外債已達74億美元。在這種經濟狀況下，在北部鄰國民主德國政局突變的影響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動。

保加利亞自1985年以來，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農輕重比例失調,1987年，工業產值增長4.9%，農業產值下降3.8%。保加利亞每年約4.5%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是靠通貨膨脹和舉借外債維持的。到1988年6月，外債總額已達108.2億美元。從80年代以來，農業連年徘徊。進入80年代中期以后，農業和畜牧業不斷減產，農畜產品產量下降，使市場供應緊張，造成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整個經濟陷入危機。廣大群眾的不滿情緒增長，對政府的批評增多。在這種經濟狀況下，保加利亞政局發生了劇變。

羅馬尼亞的經濟發展，由于受齊奧塞斯庫經濟決策和經濟政策重大失誤的影響，從1980年以后一蹶不振。198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3.6%，農業總產值增長2.9%，國民收入增長3.2%。1989年，工業總產值比1988年下降2.1%，農業總產值比1988年下降4.3%，社會總產值則是負增長2.2%。從1985年到1989年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1%。早在1981年，即已欠外債110億美元。齊奧塞斯庫采取勒緊褲腰帶的辦法，搞建設，還外債，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處于一觸即發的地步。加之他獨斷專行，實行家族統治，早已眾叛親離。因而一旦條件具備，傾刻就會瓦解。

從經濟發展來看，只有民主德國是個例外。它的經濟發展一直比較順利，經濟發展水平也比較高。到198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11873億美元，聯邦德國為13360億美元;人均國民收入為16105馬克，相當于1萬美元;人均住房面積26平米，53%的家庭擁有小轎車，每百戶擁有電冰箱152臺，洗衣機105臺，電視機122臺。但是，經濟發展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與聯邦德國相比，還有一些差距。從問題來看，民主德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還比提高較緩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還不夠強，社會福利的補貼太高，每年達400億馬克。到1989年底，欠西方外債185億美元。因而必然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困難。從差距來看，民主德國由于只占有戰前德國工業設備的30%，而且戰爭中遭受的破壞又比較大，蘇聯又從其領土上遷走600多家工廠，運走價值120億美元的實物。在40年的經濟發展中，又受到蘇聯和經互會的制約，因而在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濟實力方面，還不可避免地落后于聯邦德國。1988年的人均收入，民主德國是16105馬克，而聯邦德國是27000馬克。1989年的人均個人財產，民主德國是10028馬克，而聯邦德國是13890馬克。民主德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政局發生劇變，則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即柏林墻違背了民族愿望。民主德國的主要領導人又不能順應改革和統一的歷史潮流而造成的。

蘇聯的經濟狀況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不斷惡化。1988年，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其中包括煤炭、石油、鋼鐵、化肥已開始下降。糧食產量比1987年減產1600萬噸。財政赤字440億盧布，通貨膨脹率為8～9%，整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2.8%。1989年，一些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出現絕對下降的勢頭。例如，1989年能源產值只有1988年的99.4%。主要能源產品的絕對量一直在下降。石油1987年為6.24億噸，1989年下降為6.07億噸;煤炭1987年為7.6億噸，1989年下降為7.4億噸。財政赤字920億盧布，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0%，財政收入的20%。對西方的出口額只增長7.6%，而進口額卻增長23.6%，外貿逆差20億盧布。貨幣發行量，1989年為180多億盧布，比1988年增加50%，流通中貨幣的商品保證，1985年為44戈比，而1989年則下降為18戈比。這一年的內債達到4000億盧布，外債560億美元。整個經濟發展速度下降2.4%。居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7%。1990年，蘇聯經濟急劇下滑，開始由低速增長轉入負增長階段。工業總產值下降1.2%，勞動生產率下降3%。農業豐產不增收，棉花、甜菜、土豆、蔬菜等作物普遍低于1989年的水平。多數食品的產量也比1989年減少。其中，肉類減產3%，魚類減產7%，人造黃油減產7%，砂糖減產9%，無酒精飲料減產7%。許多輕工產品的產量，其中包括各種布匹、針織品、鞋類也低于1989年的產量。外貿下降7%，貿易逆差達100億盧布。國民生產總值下降2%，國民收入下降4%。通貨膨脹率為20%，財政赤字為581億盧布，內債達5000億盧布，外債達700億美元。整個經濟下降4%，出現了負增長，開創了蘇聯戰后生產嚴重滑坡的先例。1991年，蘇聯經濟又進一步惡化，已達到了崩潰的邊緣。工業生產下降14%，建筑業下降9%，交通運輸業下降13%，農業產量下降5%，貿易額下降15%，外匯收入下降53%。國民生產總值下降12%，國民收入下降15%。通貨膨脹率高達1000%，財政收入減少300億盧布，財政赤字高達3000億盧布。內債高達8000億盧布，外債高達700億美元，還有到期應償還的債務和利息150億美元。由于市場上供應的2200種基本消費品中，有1500種經常斷檔缺貨，導致物價上漲9～14倍。居民實際收入下降12%，而最低月生活費則由130盧布上升到320盧布，因而使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劇增。前幾年，按人均家庭收入81盧布為最低標準計算，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就有4100萬人，占總人口的14%。到1991年，按320盧布計算，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已達16000萬人，占總人口的56%。在經濟頻臨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又無力解決的情況下，蘇聯的演變與解體是難以避免的。 

三、共產黨失去人民支持

在東歐各國共產黨69年～120年，蘇聯共產黨93年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曾長期取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因而奪取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掌握了國家政權，成為當之無愧的執政黨。在其后的幾十年時間里，又領導人民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使國家和人民擺脫了貧窮和落后，走上了繁榮昌盛的道路。人民群眾不但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而且得到過巨大的經濟實惠。因此，人民群眾感謝共產黨，擁護和支持共產黨，一心一意地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雖然共產黨也會在實踐中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只要誠心誠意地改正錯誤，就會得到人民群眾的諒解，不但不會對共產黨產生反感和厭倦，更不會有推翻共產黨的想法，相反，只能會使共產黨的威望更高，執政黨的地位更鞏固。如果共產黨犯了嚴重錯誤，又固執己見，不思改正，沿著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造成的損失越來越大，不但不能給人民群眾帶來任何利益，反而會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那么，就必然會引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造成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對立情緒，釀成社會危機和政治悲劇。1989年下半年以來，東歐各國共產黨紛紛丟掉國家政權;1991年蘇聯共產黨被解散，就是這種情況的現實寫照。

第一、共產黨在經濟改革和經濟決策中多次發生重大失誤，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普遍遇到困難，造成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失去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在此，僅以兩國為例，即可窺見一斑。

一是在羅馬尼亞，由于齊奧塞斯庫在經濟決策中發生重大失誤，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普遍貧窮化。在1965年召開的羅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齊奧塞斯庫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經濟發展計劃，要求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到1985年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到1990年或2000年建成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要求通過提高積累比例，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由于羅馬尼亞多年來一直把1∕3左右的國民收入用于積累，因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緩慢。實際上，羅馬尼亞經濟的高增長率，是以人民勒緊褲腰帶為代價換來的，因而難以持久。進入80年代，這項計劃就難以進行下去了，不得不靠大量舉借外債加以勉強維持。到1981年為止，外債猛增到110億美元。為了在1990年之前還請全部外債，齊奧塞斯庫不聽專家勸阻，采取了最大限度地限制進口和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的方針。為了還債，大量出口農副產品，造成食品供應長期緊張。以至于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國營商店里很少見到肉制品，只有內臟和骨頭。難怪老百姓諷刺說：羅馬尼亞的豬都有一份愛國心，身子可以出國，心卻可以留下。由于煤氣、供暖、供電嚴重不足，冬天的布加勒斯特，室溫只能維持在零度上。老人、兒童都凍得受不了。到了晚上，街上很少有電燈，全城一片漆黑。電視每天只能播放1.5小時，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看到一次電視劇。在人民生活如此困難的情況下，齊奧塞斯庫還在繼續興建紀念碑式的大工程，還在高級干部中實行特殊供應制度。在各城市中都設有特供商店，專供高級干部購買西方進口的食品。這樣的經濟決策和消費制度，必然要影響到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態度。1987年11月15日，當黨的負責人來到布拉索夫市大型紅旗卡車制造廠傳達由于該廠沒有完成生產定額而要削減工資的指示時，引起了工人們的強烈不滿。他們沖進市政府大樓，撕下墻上的紅旗和齊奧塞斯庫的畫像，高喊“打倒獨裁者!”“打倒黨!”“我們要自由!”“打死齊奧塞斯庫!”工人們還砸了特供商店。從這起自發的、沒有人利用的示威活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們的矛頭所指，已不單單是工廠和地方的黨組織，而是羅馬尼亞共產黨及其領袖齊奧塞斯庫。這說明羅共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深刻了，達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羅共確實已經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二是在蘇聯，由于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中連連失誤，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蘇聯的經濟改革已整整6年。這6年的經濟改革，大體上可以從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個階段，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但經濟改革急于求成，措施上存在失誤。在后一階段，改革的指導思想發生了演變，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使經濟改革朝著非國有化、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由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出現了嚴重失誤，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因而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1989年的調查表明，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有43%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嬰兒死亡率是美國的4～6倍。到1991年，蘇聯已有56%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就是說，已經有半數以上的蘇聯人民生活陷入貧困化。與此相反，也有一些人成為暴發戶，成為百萬富翁。有人估計，莫斯科就有百萬富翁2500人，也有人說可能達到1萬人。蘇聯的經濟改革，造就的百萬富翁隊伍正在發展壯大。據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對首都50位百萬富翁進行的調查表明，這些百萬富翁中最年輕的僅有21歲，最年長的也不過54歲。其中，有3∕4受過高等教育。有的原來就是黨政機關干部和企業領導者，有的原先是工程師、自然科學家、記者，也有的是頭腦靈活、手腳快的業余包工頭和無業流民。他們的致富門路，主要是當中間商，倒騰電腦和消費品，經營銀行和出版社，經銷宗教書籍和黃色書刊，從事投機生意。他們多數人認為，在今天的蘇聯掙錢容易，每4個月撈100萬盧布被認為是正常的事。短短6年時間，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強國，搞得國散民窮，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使改革以失敗而告終。正如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8月在會見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時所指出的那樣：改革“決不能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118頁)切身利益受到嚴重傷害，已經陷于貧困狀態的絕大多數蘇聯人民，對蘇共顯然已經失去了信心。

第二、共產黨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使人民群眾的政治生活需要得不到滿足，造成的歷史積怨太深，必然失去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東歐各國和蘇聯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本來是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核心的，是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政治生活需要的。但是，由于受東西方冷戰的影響，東歐國家還要受蘇聯壓力的影響，使之發生扭曲和變形。不但沒有很好地發揮保護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作用，反而使之有所損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各民主黨派不允許其存在或不發揮其作用。戰后初期，東歐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就被取締、解散、改組和停止活動，有的領導人被逮捕，甚至被處死。匈牙利以叛國罪逮捕了小農黨領導人，使該黨自行解散，國家農民黨被停止了活動。羅馬尼亞以間諜罪逮捕了國家農民黨領導人，該黨被取締，國家自由黨被解散，其它黨派也停止了活動。保加利亞處死了反對黨領導人，除農民聯盟改組后繼續存在以外，其它黨派均被解散。戰后初期，德國統一社會黨主張實行多黨合作制，同基督教民主黨、自由民主黨、民主農民黨和國家民主黨結成政治同盟。但從1950年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接受了斯大林1925年提出的關于德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12個論點后，多黨合作制實際上不起作用。

二是對某些黨員和群眾實行清洗和鎮壓。蘇聯曾多次在黨內搞清洗，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尤以30年代后期的肅反擴大化所造成的后果最為嚴重。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前期，蘇聯又在東歐導演了一場大規模的清洗運動，目的是在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中清除異己分子，致使一大批領導干部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被清除、審判、監禁和處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總書記哥穆爾卡被捕入獄，斯皮哈爾斯基將軍被監禁，十幾名高級軍官被處死。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書記、代總理科斯托夫被處死，上千名高級干部被判刑，近10萬名黨員被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斯蘭斯基和其它10名高級干部被處死，捷共九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有將近1∕2被清洗。在這個時期，以拉科西為首的領導集團，在匈牙利推行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政策，大權獨攬，專橫武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按照斯大林的階級斗爭不斷尖銳的理論，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其中包括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拉伊克處以絞刑。曾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主席、國家元首的薩卡什奇，當時的內政部長卡達爾，以及一大批軍隊領導人，被監禁或被判刑。在匈牙利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人民群眾強烈要求糾正上述錯誤。但拉科西充耳不聞，竟動用安保力量，并借助蘇軍力量進行鎮壓，終于釀成了匈牙利事件。

蘇聯黨內清洗運動

三是對干部和群眾的合理政治要求加以拒絕。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胡薩克、雅克什等人，拒絕重新評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同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愿望背道而馳，必然為人民所拋棄。

第三、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中的消極腐敗現象嚴重，使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造成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十分緊張，必然失去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國家機關內部，上起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下至基層干部，許多領導干部都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蓋萊克曾動用200萬美元修建私人別墅，其夫人到巴黎購買珠寶首飾，一次就花4萬美元。前總理雅羅謝維奇的兒子在巴黎賭博，一個晚上就輸掉5萬美元。1980年7月，波蘭最高檢察院曾宣布，被指控犯有貪污罪并得到確認的有3名中央書記、57名省委第一書記和書記、7名副總理、74名部長和副部長或同級干部、51名省長或副省長。據1981年的調查，波蘭出現了許多暴發戶，僅百萬富翁就有800個，被西方稱之為波蘭的紅色權貴、紅色資產階級。

二是作風專斷，特權盛行。在保加利亞，日夫科夫長期以來，以保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號施令，使大國民議會和部長會議很難正常行使權力。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有21處別墅，40多處高級住宅。他個人崇拜十分嚴重。年年為其過生日祝壽。每當他的生日都要舉行盛大慶祝活動，為他歌功頌德。各機關、企業的辦公室都要懸掛他的頭像。開會要三呼萬歲。在1989年11月舉行的羅共十四大上，齊奧塞斯庫在長達5個小時的講話中，全場起立歡呼竟達60多次。

三是任人唯親，獨攬權力。日夫科夫既擔任保共中央第一書記，又擔任部長會議主席,集黨政大權于一身，成為保加利亞黨和國家至高無上的領導人。他在任期間，任用親信，排斥和打擊與其意見不同的同志，制造了不少冤案。齊奧塞斯庫不僅擔任羅共中央總書記和共和國總統，而且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和愛國衛隊總司令，還擔任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民主與團結陣線主席、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羅馬尼亞幾乎所有的最高職務都由他一人擔任。真可謂大權獨攬!與此同時，他大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使其親屬大批進入黨政高層領導崗位，掌握了許多要害部門，控制了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命脈，形成了典型的家族統治。在齊氏家族中，有8人在中央委員會擔任領導職務，有33人擔任省委以上領導職務。其中，他的夫人擔任羅共中央政治執委會委員、羅共中央常設局委員，掌握著干部人事大權。同時，還擔任政府第一副總理、全國科技委員會主席、經濟和社會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全國科學與教育委員會主席、化學研究所所長。他的3個弟弟分別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兼軍隊最高政治委員會書記、國家計委副主席、內務部高級警官學校校長等職。他的小兒子長期擔任共產主義青年聯盟中央第一書記，后調任羅共錫比烏縣委第一書記，為其接班創造條件。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家天下。顯然違背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違背了人民群眾的根本意愿，是不可能得人心的，必然為人民群眾所唾棄，落得個眾叛親離、自身難保的可悲下場。

四、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長期影響

東歐各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以及在各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都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無論是在黨的綱領中，還是在國家憲法中，都有明確地規定和記載。馬列主義所主張的科學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他們的立黨立國之本。在80年代以前，各國共產黨沒少在思想理論上做調整，甚至提出一些錯誤的理論，但并沒有使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喪失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并沒有使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產生懷疑。

進入80年代以后，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民主社會主義，逐漸突破了東歐和蘇聯共產黨的思想理論防線，侵入到黨的肌體內部，并以改革開放時代的新思想、新理論的面目表現出來，很快就為東歐各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中的一些高級領導人所接受。戈巴喬夫就是其中的首席代表。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實質上是社會民主黨國際早在50年代初就已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頭換面。這種與科學社會主義相對立的社會思潮的泛濫，造成了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和平演變。它表明，民主社會主義是東歐各國和蘇聯之所以發生和平演變的真正思想理論根源。

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最初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威廉·李卜克內西于1888年提出來的。1964年，我國的三聯書店曾出版過李卜克內西的一本名為《不要任何妥協》的文集。其中就有一篇文章，題目是《論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立場，特別是對國會的立場》。在這篇文章中，李卜克內西說：“民主社會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異想的社會主義，正如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虛假的民主一樣。”1889年建立的第二國際，在前期和中期，都把民主社會主義當作科學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使用。因而當時許多無產階級政黨都用它來命名，稱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對這個名稱，恩格斯當時曾認為，在嚴格的科學的意義上說，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沒有確切地、科學地表示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但是鑒于當時這個名稱還不至于引起人們的誤解，所以恩格斯也就同意采用這個名稱。列寧早年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

威廉·李卜克內西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各國黨內機會主義思潮迅速滋長泛濫，出現了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公開提出修正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并明確宣稱，要把社會民主黨由工人階級政黨改變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黨，用民主改良、經濟改良的手段，來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改造。正是在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參加第二國際的27個社會民主黨有24個公開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鑒于這種情況，列寧在1917年的《四月提綱》中提出，必須拋棄“社會民主黨”這一不科學的名稱，建議用工人階級政黨的最終目的作為黨的名稱，即把黨的名稱由社會民主黨改為共產黨。列寧的提議被1918年俄共召開的七大通過，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俄國共產黨。隨后，歐洲各國的左派也都紛紛同社會民主黨決裂，改建共產黨，并于1919年組建了各國共產黨的國際性組織——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公開聲明，以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與此同時，原第二國際中的中派與右派也合二為一，于1923年5月，成立了一個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國際性組織——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他們宣稱，民主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鼓吹要用資本主義民主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本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從此，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就正式分道揚鑣了。

就是這樣一種反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相對立的社會思潮，為什么能夠在東歐和蘇聯泛濫成災，并引導出一場規模空前的社會劇變?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個方面：

第一、民主社會主義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已為東歐和蘇聯一部分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辨別是非能力的人所盲目接受。它的欺騙性主要表現為：

一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就很能迷惑人。在東歐各國和蘇聯，民主和法制建設受到的干擾破壞比較嚴重，人民的民主權利不能得到充分行使，人民的經濟利益不能得到有力保護，因而使廣大黨員和群眾都渴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消滅執政黨和國家機關內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而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面前冠以“民主”二字，從字面上看，似乎既堅持了社會主義，又強調了民主，與廣大黨員和群眾所渴望得到的民主是一致的。這就很容易使一些對其實質性內容缺乏了解的同志上當受騙，而盲目地把它當作推動和指導改革的新思想接受下來。

二是民主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采取公開批評、實際保護的策略。資本主義理論對社會主義制度是公開講它的優越性，論證它的合理性。民主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進行批評和揭露。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假象，似乎這種理論并不反映資產階級利益，而是反映工人階級利益的。實際上，它是在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觸動資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批評資本主義的，意在把工人階級的斗爭限制在資本主義所容許的限度內。它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維護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

三是民主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制度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加以否定的。民主社會主義并不公開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而是通過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缺陷和弊端，來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根本制度的。相反，他們把自己所提出來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稱作真正的、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這就很容易使一些善良的人們產生誤解，似乎這種理論所主張的改革與我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是一致的，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發展。實際上，不過是用改革的名義來瓦解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而已。

四是民主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是采取偷梁換柱的手法取消其指導地位。民主社會主義并不公開反對和否定馬克思主義，而是打著反對教條主義，允許自由競爭，實行思想多元化、真理多元化的旗號，來貶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科學價值。在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獻中，經常借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詞句來推銷自己的思想，自稱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因素。這就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假象，似乎它是在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在允許不同思想觀點的爭鳴，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用偷梁換柱的手法來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第二、東歐各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由于缺乏積極有效的思想組織建設，在其內部長期存在著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和組織成分。東歐各國共產黨分別于1946年和1948年，同力量較強、影響較大的社會民主黨進行了合并或統一。有一部分不同意合并或統一的社會民主黨人，被驅逐出境，流放國外。絕大部分參加到共產黨里來。長期以來，他們并沒有用馬列主義建黨思想去教育全體黨員，特別是沒有重視占黨員近半數或半數以上的原社會民主黨黨員的教育改造工作，使他們許多人的世界觀和思想意識仍然停留在社會民主黨的水平上。其中，包括一些擔任了共產黨領導人的老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如此。例如，曾擔任國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會主席的雅布翁斯基，在1946年～1948年兩黨合并前，就擔任波蘭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副主席職務。又如，曾擔任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和黨主席的涅爾什，在1940年加入匈牙利社會黨，后成為該黨的負責人之一。在這些老社會民主黨人中，社會民主黨的許多思想觀念和理論觀點，并沒有在他們的頭腦中消失。一旦條件具備，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就會重新在黨內抬頭。進入80年代以后，東歐各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了不少困難，遭遇了不少挫折，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和主張，就在一些黨內泛濫開來，并逐步占了上風。那些已經擔任了黨中央領導的老社會民主黨人，和已經在思想上接受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黨的領導成員，即開始用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和主張來改造黨，使黨逐漸蛻化變質，喪失凝聚力和戰斗力，紛紛將黨的名稱改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民主社會主義黨，成為多黨政治制度下的議會黨。蘇聯共產黨由于存在的時間較久，已經不可能存在老社會民主黨人的組織成分。但在思想上，社會民主黨的觀點和主張卻不乏存在。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基礎、沒有這種土壤和條件，就不會有戈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問世，更不會使之在蘇聯泛濫成災，為那么多蘇共黨員和黨的高層領導人所接受。

第三、社會黨國際的歷史影響和理論滲透，使東歐和蘇聯人民逐步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思想信仰和理論支柱。早在第二國際時期，歐洲各國就建立了社會民主黨，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一直大于共產黨。直到二戰當中，由于共產黨的英勇斗爭，并同社會民主黨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才提高了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在戰后的45年時間，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不斷擴大。現在已經超出歐美發達國家的范圍，逐步向第三世界國家擴展.據統計，現在世界上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和組織已有140多個，擁有黨員2000多萬，擁有選民1個億。到1989年6月為止，全世界參加社會黨國際的政黨已達到88個。戰后以來，這些政黨中曾先后有30多個在國家執政，目前仍有27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執政或參政。社會黨國際不但有廣泛的歷史影響，而且近年來加強了對東歐和蘇聯的理論滲透。從東歐各國共產黨改變性質以后所確定的奮斗目標和發展方向，即可以看到社會黨國際的理論滲透所產生的后果。1989年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更名為匈牙利社會黨后所發表的綱領聲明中明確規定：我們的目標是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希望通過和平的、人民民主的途徑，在保持社會和經濟活力的情況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1989年12月，德國統一黨更名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后在其黨章中明確規定：黨的目標是在民主德國建設一個新的、人道主義的、民主的社會主義。1990年2月，保加利亞共產黨在第十四次特別代表大會的政治聲明《保加利亞的民主社會主義宣言》中明確規定，我們黨在現階段提出的主要目標是，在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改革和更新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直接任務，是建設民主社會主義。蘇聯的戈巴喬夫所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其直接思想來源，就是社會黨國際的意識形態。1990年3月，戈巴喬夫在《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一文中明確指出：今天，在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從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已不復存在。社會黨國際十八大的綱領性文件，與我們有許多相似點，在人道的、民主的價值觀的基礎上，不僅政治的、還有世界觀方面的立場都相互接近了。戈巴喬夫還提出，現在需要到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去，到瑞典、挪威去看看。要正確評價和深入研究社會民主黨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發展。他表示，蘇共正在有興趣地研究社會民主黨所積累的經驗。同年7月，蘇共召開二十八大，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新黨章以及其它各項決議，正式把建立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蘇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可見，東歐和蘇聯的演變，與他們拋棄科學社會主義，接受民主社會主義，具有必然聯系。

五、對西方和平演變圖謀喪失警惕

東歐各國和蘇聯之所以在很短時間內發生劇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西方和平演變圖謀失去了應有的政治警覺性，因而沒有采取相對應的預防性措施。以至于現在有些共產黨人才醒過腔來，但已為時太晚!那么，為什么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共產黨人，對西方的和平演變圖謀竟然長期沒有警覺、沒有發現呢?究其原因，無非有兩個基本方面：

第一、從客觀方面看，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帶有比較巧妙的偽裝，很能能迷惑人，使東歐各國和蘇聯的許多共產黨人上當受騙。西方資產階級提出和制定和平演變戰略，其目的就是要消滅社會主義制度，改變共產黨和國家政權的性質。對此，他們毫不隱晦。但在具體策略上，卻常常是含而不漏，打著各種旗號極力加以掩蓋。直到劇變已經發生時，才完全拋棄偽裝，采取公開的、露骨的措施，推動劇變的加速發展。西方的和平演變策略具有這樣幾種主要偽裝：

一是打著爭取和平的旗號，謀求同社會主義國家搞緩和，其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國家改變同西方的敵對狀態，為推進和平演變戰略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出于對立狀態，雙方劍拔弩張，到處角逐。不但搞得整個世界不得安寧，遭到許多國家和人民的反對，也使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難以實施。美國感到這樣做對西方極為不利。于是，開始改變策略，采取實際措施，同蘇聯展開裁軍談判。經過多次談判，終于達成協議，使美蘇雙方由軍備競賽轉為裁減軍備，從限制戰略武器的數量，到開始拆除和銷毀核武器。這對于減少戰爭威脅，緩和緊張局勢，爭取世界和平，無疑是好事，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歡迎。對于曾經飽受戰亂之苦的東歐和蘇聯人民，更是舉雙手贊成。正是在緩和的背后，西方開始全面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其實，他們在謀求緩和的過程中，就已經開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了。他們利用領導人的接觸、會見和裁軍談判，向對方進行思想滲透。戈巴喬夫和謝瓦爾德那澤等蘇聯高級領導人，都是在同西方領導人的會見和談判中受到了西方思想意識的影響，以至于成為西方推行和平演變的代理人。經過他們的倡導和鼓吹，蘇聯和東歐的許多人改變了對美國和西方的看法，消除了長期的敵對情緒，使他們只看到緩和與和平，而沒有防備隱藏在和平后面的演變陰謀。

二是打著經濟援助的旗號，幫助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或渡過經濟難關，其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國家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為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提供有利的經濟基礎。美國及其西方國家都有很強的經濟實力。他們的經濟實力，其中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對外剝削和掠奪。這種剝削和掠奪，在二戰前是公開的、強制性的。而戰后則變得比較隱蔽了，往往打著經濟援助的幌子，以改善國家關系，增進人民 友誼的名義進行的。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所搞的經濟援助，絕不是慈善機構的善意施舍，而是帶有附加條件或懷有政治目的。西方為了瓦解蘇聯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全力支持東歐國家同蘇聯鬧獨立。為此，通過經濟援助，拉攏東歐國家，使其背上沉重的外債負擔，以便使其聽命于或受控于西方。到1980年初，西方就向東歐6國提供了將近6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西方看到東歐各國接受經濟援助后所起的變化，從80年代中期以后又大量增加經濟援助，使東歐大多數國家外債猛增。到1989年底，匈牙利外債達到200多億美元，人均達到1000美元。民主德國外債達到184億美元，保加利亞外債達到95億美元，捷克斯洛伐克達到74億美元。在東歐劇變已經發生時，西方經濟援助的政治性質就更加明顯了。1989年10月，法國總統密特朗提出，建立一家歐洲銀行，把西方援助東歐的款項集中起來，發行巨額歐洲—波蘭團結債券，制定一項每個成員國負責波蘭一個地區或一個市區的緊急計劃。歐共體現任主席說，這完全是政治決定，而不僅僅是財政決定。東歐各國黨和政府及其領導人，往往只看到這種經濟援助，對發展國民經濟，克服經濟危機所起的作用，而沒有看到經濟援助背后的政治目的，最后只能是讓人家牽著鼻子走。

三是打著學術和文化交流的旗號，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文化發展和思想觀念的變革，其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國家改變原有的意識形態，為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提供有利的思想文化條件。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具有兩重性。其中，既有正確反映人類社會實踐，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積極方面，又有歪曲反映人類社會實踐，阻礙社會歷史發展的消極方面。在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的上升時期，即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其積極方面占主導地位;而當西方資產階級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后，其消極方面則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些消極的思想文化，主要是以瘋狂的拜金主義、極端利己主義、揮霍無度的享樂主義等為內容的腐朽思想和以兇殺、色情等為內容的黃色文化。這些消極的思想文化，對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具有極大的腐蝕作用。西方資產階級通過各種學術交流活動和文化交流活動，有意識地把這些消極的思想文化滲透和傳播到社會主義國家中來，意在腐蝕人們的思想，改變人們的觀念。美國駐波蘭大使館曾向美國政府發出電報，要求美國政府提供80種書刊給波蘭，其中包括專載裸女郎圖片的《花花公子》。美國的一些出版商也向美國新聞署建議，把大批銷不掉的美國雜志運往東歐。認為這是宣傳美國生活方式的理想工具。為此，美國新聞署專門成立了一個雜志和印刷品委員會負責這項工作。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法切斯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不是去賺錢的，而是在全世界擴散民主。1989年12月，我國新華社曾報道，美國黃色雜志《花花公子》早已闖入匈牙利報刊市場，每期發行量達到6.5萬份，出現在匈牙利全國各地城鄉的售報亭上。由于這種影響，匈牙利又有多種色情刊物相繼問世，在首都布達佩斯還出現了性俱樂部。《世界經濟周刊》發表的一項調查表明，被調查者中，有75%的人贊同妓院合法化。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共產黨人，往往只看到同西方進行的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對本國的思想文化發展有好處，而沒有意識到西方正是利用這種途徑搞思想滲透，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馬列主義的信仰，以便舒舒服服地聽任人家搞和平演變。

四是打著培養人才的旗號，擴大同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才交流，其目的是收羅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分子和親西方的下一代。西方國家的科技和教育事業發展得比較快，不但科研教學條件比較好，而且水平也比較高。這種情況，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和青年知識分子，具有很大的誘惑力和吸引力。西方國家通過官方和民間雙重渠道，同社會主義國家搞人才交流。他們一方面把負有特殊使命的人派到社會主義國家來，從事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收羅工作;另一方面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和青年學生請到西方國家去，加以拉攏、腐蝕，使之形成親西方思想意識，為他們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服務。正是這些經常往來于東西方的學者和青年知識分子在東歐和蘇聯的劇變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共產黨人恰恰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而讓西方國家鉆了空子。

第二、從主觀方面看，東歐各國和蘇聯的許多共產黨人解除了思想武裝，喪失了辨別重大原則是非的能力，在西方的和平攻勢面前敗下陣來。西方和平演變的具體策略，確實具有一些比較巧妙的偽裝，但它對于東歐國家和蘇聯的黨和人民來說，只能是外因。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說法，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所以，問題的關鍵還在于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內部，黨和人民的識別能力和預防能力如何，其凝聚力和戰斗力如何。一句話，是否解除了對西方的思想武裝。東歐各國和蘇聯黨和人民解除了思想武裝的表現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理論上的錯誤，導致共產黨人失去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反擊西方和平演變攻勢的強大思想武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改革思想，從根本上違背了科學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民主社會主義在當代的翻版。以新思維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東歐各國和蘇聯的泛濫，造成了黨內外的極大思想理論混亂，使黨和人民失去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精神支柱，不但為西方資產階級和國內敵對勢力的進攻提供了方便條件，而且使黨和國家失去了戰勝西方和平演變圖謀的強大思想理論武器，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

二是黨內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導致許多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員政治思想素質太差。東歐各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并沒有形成一條馬克思主義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蘇聯共產黨早期曾形成過思想路線，但并沒有將其貫徹到底。因而東歐和蘇聯的黨員沒有始終一貫的抓住思想教育這個中心環節，更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機制，致使許多黨的領導干部缺乏牢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和足夠的理論修養。在關鍵時刻紛紛放棄馬克思主義，甚至站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上。有些黨不但對黨員標準掌握不嚴，使一些不夠條件的人進入黨內。有的人為升官入黨，有的為升學入黨，有的為名利入黨，而且對黨員的要求很低，使黨員的素質日益下降。平時，黨組織對黨員只要求完成任務就行，并沒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所以，在嚴重關頭，許多黨員經不起考驗。1989年東歐6國局勢動蕩期間，有的黨就有百余萬黨員tui黨，也有的黨有百余萬黨員參加了反對派組織。

三是宣傳上的片面，導致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發生了動搖。東歐各國和蘇聯在一個較長的時期里，輿論宣傳工作不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優越性，都講得不夠，而對社會主義制度在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又夸大其辭，渲染過分。把某些領導人主觀上的失誤，也歸罪于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對戰后的新變化，其科技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其管理的民主和名義工資的提高，則不加科學分析地極力加以美化。這樣的宣傳，必然造成思想上的混亂，使人們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認識，因而久而久之，就會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對黨對社會主義產生不信任情緒，資本主義思想就會乘機占領意識形態領域，填補人們的思想陣地。

四是對青年教育上的失誤，導致廣大青年對黨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對西方的思想滲透失去警惕。東歐各國長期忽視對青年進行馬列主義思想教育。進入80年代以后，蘇聯也放松了對青年的思想理論教育。近些年來，在東歐各國和蘇聯，對西方的思想滲透認識不足，抵制不力，任其自由泛濫，使西方資本主義的金錢萬能、追求享樂、極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嚴重地腐蝕著年輕一代的靈魂。他們對西方知識分子的自由擇職和高收入十分羨慕，鼓吹和要求學習西方，把自己的國家也變成西方式的國家。因此，他們很容易同社會主義的反對派結合在一起，無形中演變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對者。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劇變，實際上是由社會主義反對派、與其當參謀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和為其打先鋒的青年知識分子結合起來造反奪權，反對和埋葬他們祖輩和父輩為之終身奮斗的社會主義制度。

正是由于這些主觀因素的作用，使東歐各國和蘇聯的黨和人民完全解除了對西方的思想武裝，即不再把西方看作敵人，而僅僅看作朋友。因而必然對西方的和平演變圖謀喪失應有的政治警惕性和識別能力，更不會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文林墨客，察網專欄作家，齊齊哈爾市委黨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