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二九運動爆發八十二周年。一二九運動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鷹瞵、鯨吞蠶食的情況下發生的。
一、一二九運動的驚鴻一蹩:愛國如家的青年領袖與軟弱無能的國民政府
日本在侵奪中國東北全境之后,于次年占領熱河,致使華北平原門戶洞開。隨后,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脅迫之下,國民黨政府簽署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等同于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拱手讓人。
值此危亡之刻,國民黨政府不僅不想著“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反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大舉進攻紅軍,卻對日本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更有甚者,國民黨政府還對人民的抗日要求和行動進行嚴厲壓制。
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的第五天,李貫慈同志義憤填膺,在沁陽師范奮筆疾書,寫下了有名的《哭遼東》詩一首:
“哭罷江山無淚流,亡國慘禍已臨頭!恨爾民賊方得志,哀此匹夫能不羞?復我片士可百世,殺敵一毛足千秋!男兒一付好身手,拚將熱血灑神州。”
當時,《清華周刊》編委會擬將這首詩附在新年賀詞之后,意在鞭策和提醒大眾“外寇不滅,何以家為”,卻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嚴厲呵斥,被迫停刊數月。
而吳稚暉、江亢虎等人的《房事論》(專責陳述男女情事)、《國際的孔子與孔子的國際》(盛贊日本構想的“大東亞共榮圈”)卻大行其道,在官報上占據頭條。
此情此景,真是令仁人志士大為心寒。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批評的那樣:
“(貴黨)漠視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權利,愛國有罪,冤獄遍于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與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
日本帝國主義的得寸進尺和國民黨對外敵曖昧不明的政策,使得全體國民感到前所未有的憂慮和憤慨。就在這個當口,21歲的文壇翹楚蔣南翔痛感華北淪亡已迫在眉睫,慷慨激昂的寫下《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
華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現在,眼見華北的主權,也要繼東三省熱河之后而斷送了!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目前我們友邦所要求于我們的,更要比二十一條厲害百倍,而舉國上下,對此卻不見動靜,回看一下十六年前偉大的五四運動,我們真慚愧:在危機日見嚴重的關頭,不能為時代負起應負的使命,輕信了領導著現社會的一些名流、學者、要人們的甜言蜜語,誤認為學生的本分僅在死讀書,迷信著當國者的“自有辦法”,幾年以來,只被安排在“讀經”、“尊孔”、“禮儀廉恥”的空氣下摸索,癡待著“民族復興”的“奇跡”!現在,一切幻想,都給鐵的事實粉碎了!“安心讀書”嗎?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一二九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1935年12月9日,寒風凜冽,滴水成冰。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在黃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產黨員的組織和指揮下,參加抗日救國請愿游行的6000余名愛國學生涌上街頭。走在隊伍前列的是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北平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學生。
警察當局事先得知學生要請愿游行,清晨即下達戒嚴令,在一些街道要沖設了崗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城外學生被軍警阻攔,在西直門同軍警發生沖突。上午10時許,城內一兩千名學生沖破軍警的阻攔,匯集到新華門前。他們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復東北失地!”“打倒漢奸賣國賊!”“武裝保衛華北!”等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
各校臨時推舉董毓華、宋黎、于剛等12人為代表,向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遞交請愿書,提出6項要求:一、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二、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四、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釋放被捕學生。
面對聲勢浩大的一二九運動,何應欽表現出了此時不應有的圓滑和世故,他不僅對青年領袖避而不見,反而對各校學生大談特談自己當初搞學生運動的“經歷”,告誡大家“相信政府”、“不要鬧”“好好讀書,這樣搞下去不會有什么結果”!
據當事人姚依林回憶,請愿不成,群情激憤。各校代表當即決定改“請愿”為“示威游行”,行進中,學生們向沿街的群眾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散發傳單,得到群眾的鼓掌和支持。但當游行隊伍前鋒到達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時,大批警察聞風而至,手執大刀、木棍、水龍,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展開攻擊,導致9人當場身死,百余人受傷。
國民政府的無恥行徑讓廣大人民群眾氣沖牛斗、悲憤填膺。于是,一二九運動很快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杭州、西安、開封、濟南、太原、長沙、桂林、重慶等城市的愛國學生舉行請愿集會、示威游行,或發表宣言、通電,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陜甘蘇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響應的通電,蘇區各界民眾集會聲援全國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
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號召全國各業、各廠的男女工友起來召集群眾會議,發表宣言和通電,抗議漢奸賣國賊出賣華北與屠殺、逮捕愛國學生。
12月21日,上海市總工會通電聲援北平學生,呼吁全國同胞一致興起,集合民族整個的力量,反對任何偽組織之存在,以維護主權而保國土。廣州鐵路工人、上海郵務、鐵路工人舉行集會,發通電,要求對日宣戰。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贊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斗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愛國學生。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29軍軍長宋哲元迫于壓力,不得不發表聲明:
“若日本仍然增兵華北,余將與29軍將士實行抗日。”
其后,北平學生舉行多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綏遠抗戰”、“各黨派聯合起來”等口號,為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提供有利契機。
二、一二九運動對當下的啟示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召開“一二九”四周年紀念大會時曾說:
“一二九運動,它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一二九推動了‘七七’抗戰,準備了‘七七’抗戰。我黨認為五四運動與一二九運動的意義是同樣偉大的。”
今天,一二九運動已經過去整整八十二年,我們仍然發文紀念,除了追思先人、緬懷英烈之外,還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之意。作為一場“內匡時弊,外御強敵”的愛國運動,“一二九”給當代青年留下了豐富的歷史啟示:
其一,青年學生必須懷有遠大理想,不能虛耗光陰,無所事事。
一二九時期的學生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愛國心,愿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振興奉獻一切。在今天,愛國主義仍是激勵和推動青年進步的巨大精神力量。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統一的,當代青年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傳統,最集中的體現就是樹立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積極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并以此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現在的一些學生,整日沉浸在游戲之中,除了王者榮耀、穿越火線、魔獸爭霸之外,對時事政治一無所知,如此怎能扛起復興華夏的重任?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青年學生應該盡快明確自己的歷史使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時刻關心國家大事,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自覺履行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公民義務,注重自我的德行修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充足的優質人才后備軍。
其二,青年學生在思想、文化、政治領域必須自覺擁護黨的領導。
毛澤東同志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指出,一二九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是怎樣呢?毫無疑義,一二九運動中共產黨起了骨干的作用。沒有共產黨作骨干,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首先是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給了青年學生一個明確的政治方針;其次是紅軍到了陜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運動;再次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這樣,才使一二九運動發生,并使之在全國各階層開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學生好比是一二九運動的柴火,一切都準備好了,只差用火一點。點火的人是誰呢?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
黨的領導是一二九運動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離開黨的領導,青年學生就會迷失正確方面。在當今的中國也是一樣,共產黨是執政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當代青年繼承和發揚一二九青年的優良傳統,根本在自覺地維護黨的領導,增強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自覺性與堅定性。任何懷疑、削弱、否定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作用的言行都是根本錯誤和十分有害的。
面對經濟全球化、社會網絡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挑戰,有些學者和媒體打著“政治多元主義”的旗幟,刻意弱化黨的話語權,事事與黨唱反調,搞“分庭抗禮”那一套,導致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甚囂塵上,這是我們尤其要警惕和反思的。
毛主席講,思想文化陣地,我們不去占領,敵人就會去占領。正確的思想不去占領,錯誤的思想就會去占領。現在,為什么社會上一些仇黨、仇軍、仇政府等消極情緒仍然盛行?為什么洪振快之流還有市場?這也為我黨的意識形態宣傳工作敲響了警鐘,說明我們“是不是在不該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該妥協的地方妥協了,也在不該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該放棄的地方放棄了。”
其三,青年學生要俯下身子,深入基層,與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
一二九運動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其根本在于當時的學生領袖能夠虛心盡意,不孤芳自賞,而是自覺自愿的貧苦大眾尤其是工農兄弟相結合。青年學生在與工農結合中經受了磨煉,思想得到了升華。當代青年要有所作為,應該繼承這一傳統,深入實際、深入基層,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在實踐中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從群眾中汲取營養和智慧。
三國時期的著名學者駱統說:“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圣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由此可見,勞動人民才是歷史真正的書寫者,才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力軍。
現在的有些學生受到社會不良風氣和思潮的影響,認為勞動人民“又臟又臭”、“沒有文化”、“沒有出息”,認為當大官、當演員、當富豪才叫有出息,巴不得與基層大眾“敬而遠之”,這對青少年的成長是極為不利的。
自習近平總書記秉政以來,國家領導人再三鼓勵大家:只有“下得去”,本事才能“上得來”,干事才能“拿得起”,基層最能鍛練人。黨一再呼吁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去建功立業,這不僅體現了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關心,也傳遞出黨中央今后培育人才以及選人用人的新導向,更加注重基層工作經驗,更加注重面向基層一線選拔優秀人才。
實踐證明,青年學生想干大事,成大器,必須摒除“桀驁不馴”的習氣,放下身段,深入基層,與那些所謂的“下里巴人”多接觸、多學習。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他們大都有過在基層工作的經歷。習近平總書記也曾經有過一段農村插隊經歷。上山放羊、下田鋤地,邊干活邊學習,這是對他們基層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正因為他們經歷了基層的歷練、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再加上自己的不斷努力,所以才逐步走上領導崗位,最終成為黨和國家的核心人物。
仔細閱讀《情系梁家河:習近平的知青歲月》,方知“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信然不虛!
波瀾壯闊的一二九運動帶給我們的啟示實在太多,陳此三項,聊作拋磚引玉之用!言不盡意,詩以頌之:
中宵步綺歸晚翠,八十二年育喬松。
國運沉浮如飄絮,素麟猖獗蹈崇墉。
萬眾齊心驅日寇,誓掃狼煙九州同。
歲寒氤氳難掩月,紅軍展翼建奇功!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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