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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丹陽：西式民主的四大先天性基因缺陷及世界走向

點擊：3269  作者：趙丹陽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09 14:11:02

 

 

       從蘇維埃政權誕生伊始，世界上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的龍爭虎斗就沒有一刻仆旗息鼓，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進行了幾十年。直至1990年10月15日，統一社會民主黨領袖戈爾巴喬夫恬不知恥的領取了諾貝爾和平獎，從此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在兩種制度的競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被有的學者稱為“歷史的終結”。然而，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8年以后，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西方民主制度呈現出不可遏制的衰敗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發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中國政治制度呈現出來的生機和活力，引起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不少人都在探討此現象背后的原因。俗諺曰：“一時強弱在于力，千古勝負在于理”。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這種此消彼長，很好地詮釋了這個道理。

 

西式民主從甚囂塵上到日漸式微，看似“佹得佹失”，但從深層次上看，與其先天的“基因缺陷”不無關聯。

 

一，西式民主具有四大先天性基因缺陷

 

第一，西式民主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經濟基礎缺陷。西式民主的根基或說其“基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就是“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追逐利潤是資本的本性，而且是無止境的。資本靠什么力量來滿足這種貪婪的欲望?靠賴以它形成強固起來又絕對忠于它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或國家制度。所以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這種事實，連資產階級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講得非常明確：社會本身分成多個部分、利益集團和公民階級，為“使少數階級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才設計美國憲法和民主制度。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成為資本主義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相互滲透、彼此融合，形成了金融資本。金融資本范疇的人格化代表，是控制工業企業和銀行的金融寡頭。金融寡頭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全面、絕對統治，是金融資本的本質和壟斷的實質所在。它既包括對生產的統治和流通的控制，也包括對全部社會的操控。其根本目的在于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所以列寧說：“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到處都帶有統治的趨向而不是自由的趨向。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這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方面矛盾極端尖銳化的產物。

 

現在，壟斷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虛擬化進一步推動著金融寡頭統治，其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動比列寧生活的年代更加深刻和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老牌資本主義帝國只有兩條路：一是寇掠他國，間接發動顏色革命或直接發動軍事戰爭，以求突破瓶頸，二是回歸“凱恩斯主義”，重啟“羅斯福新政”。而無論哪一樣，其決策高層都會承受著無與倫比的壓力，前者會讓自己的國家陷入“糧草不濟”、“進退維谷”的境地，后者則會令施政者直接與資本大鱷展開肉搏。

 

總之，帕累托改進已不可能在老牌資本主義帝國（尤其是美國）實現。

 

第二，西式民主的理論構架過度依賴假設，已經陷入歷史唯心主義。國家政治發展的實踐是由一定的政治理論指導，并反過來檢驗這種理論的有效性和正確性。不同的政治邏輯所構建的理論與實踐，呈現出來的結果也不盡相同。中國的古代有句名言：“有其名必有其實，名為實之賓也”。中國傳統的名學講求“控名責實”，（即主張一切從現實出發，推導結論）是中國文化由形而上學至形而下學的關鍵所在，是通天人之際的根本，可以直接應用于社會治理，這使名學成為儒家名教之學和法家名法之學的基礎，而西方邏輯學顯然沒有這樣實用性的社會治理功能。站在中國名學的角度反觀西方邏輯學，我們能清楚看到后者的局限性。西方邏輯學建立在對現實的抽象定義和系列假設的基礎之上，一旦沿著邏輯鏈條推演下去，常常發生“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的現象，就是道理上行得通，卻與現實不著邊際。

 

首先，在國家理論方面，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基礎是社會契約論。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在國家起源和職能演變方面，一般是主張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是每個人通過契約自愿讓渡他們自己的權利而形成的；國家是不會消亡的，人民是國家權力的主人。這種社會契約論建立在假想或者空想的基礎上，并成為后來西方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論分析現實社會的基本方法和邏輯前提。

 

其次，西方民主政治追求的價值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以個體本位為認識社會的基石，認為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都是人們的所謂自然權利，把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作為政治發展的出發點，將國家視為維護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工具，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個人主義成為西方民主政治批判、衡量其他政權是否民主的主要依據。

 

最后，西方民主政治把理性人假設作為政治行為尤其是政治選舉行為的邏輯前提。理性人假設在經濟領域，是個人在市場行為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領域，是認為每個人都會理性投票，做出個人的理性選擇。總之是用個人效用最大化來理解各種有關公共治理的普遍性規律，并討論相應的公共政策問題。

 

可以說，西式民主理論不是從現實出發去推導結論，而是先主觀臆斷的造出一個結論，再拿這個結論去框定“現實”，所以導致了諸多不可調和的矛盾。

 

一是社會契約論的內在邏輯導致西方民主從號召人們與封建專制斗爭的理念，發展到精致煩瑣的政治機制和政治游戲，使西方政治理論陷入孤芳自賞的境地不能自拔，難以實現自我革命和自我超越。根據社會契約論，國家是不會消亡的，只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是永世長存的。隨著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鞏固，西方民主政治逐漸回避國家的起源、性質和政治制度存在的實際問題，更多地把民主看作一種管理方式，一種精巧的機制和程序，諱言國家和民主的階級性，民主最終墮落為政治家競取領導權、玩弄權術的技巧。

 

二是自由主義追求人的空想的、先驗的價值，使西方民主政治往往忽視人的現實經濟社會基礎和根本的矛盾沖突，把社會價值建立在脫離一定經濟基礎的抽象的概念之上，成為禍亂之源。從這些概念和原則出發去探討現實經濟社會問題，把這些抽象的價值當作意識形態工具向外輸出，作為干涉其他國家的借口和依據，但給這些國家帶來的卻是社會動蕩、政治混亂等災難，越來越不得人心。

 

三是西方民主的理性人只是理論的假設和想象。這種理論把人看作單個的抽象物，而不是把人放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和社會實踐中來考察，從這種空想的假定出發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是不可靠的。

 

西方民主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分權制、多黨制為主要特征的紛繁制度體系和豐富理論成果。經過多年的發展，其當初在反對封建主義、建立統一市場、消除等級差異中顯示出來的先進性明顯在消退，其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內在矛盾逐漸凸顯并開始侵蝕西方制度和西方社會本身。從抽象的原則或概念出發去認識和解釋社會，使西方政治理論很難科學認識其社會及政治制度自身存在的根本性弊端。在教條的“自由”“市場”等名義下發展出各種煩瑣體制機制，并演變為各種所謂的“政治正確”，已經嚴重窒息了其社會的活力。

 

第三，西式民主在體制機制運行上面臨多重矛盾，伴有無法擺脫的痼疾。

 

其一，選舉變“錢舉”。整個體制機制只能在壟斷資本控制和操縱下運行。按美國知名民主黨人士馬文·昂魯的說法“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即一切靠金錢來運轉。這樣，只有財力雄厚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代表才有可能勝選執政。對于普通勞動者來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而金錢本身是個剛性的東西，只能上不能下，耗費的財富會越來越巨大。

 

其二，奉行利潤抉擇原則。馬克思曾引證19世紀英國工會活動家托·約·鄧寧的話描述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西式民主一整套國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設計，整個運行按資產階級是否能獲得利潤為原則，它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日益加深的貧富兩極分化。

 

其三，寡頭割裂社會。僅就國內方面說，西式民主面臨三大矛盾：一是壟斷集團絕對自由的要求與國家控制的對立。金融寡頭為獲得利潤，不希望任何妨礙它的國家管理和控制；但是為了防止和鎮壓威脅它的利益，又不得不把國家暴力強化到極端。二是金融寡頭要實現對經濟社會生活全面、絕對的統治，希望把一切與之對抗的力量都消滅掉，特別是不希望無產階級的存在。但是為了確保壟斷利潤的獲得，它又需要為它創造剩余價值的無產階級，而且還要創造條件，促使無產階級適應現代化的生產。三是資產階級整體利益與各部分利益之間、金融寡頭代表的各壟斷集團之間、壟斷集團同中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這些矛盾相互交織，錯綜糾結。西方憲政民主運行于這些深刻的矛盾之中，所以對立、對抗、較量、斗爭，亂象叢生。

 

如多黨競爭、輪流執政，這本是資產階級政黨內部不同派別的一種權力分配、交換和平衡機制，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根本不能容許什么分權。那里，兩個輪流執政的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筆收入豐厚的的生意。

 

如“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實際上，20世紀以來，大量事實表明，西方國家行政權不斷擴張，大有超過立法權的趨勢。“三權”制衡實際成為資產階級內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爭權奪利的游戲。

 

如“司法獨立”。馬克思早有揭露：法官的推選、任命、立場是由資本特權決定的。如此一來，“法官的虛假的獨立性被取消，這種獨立性只是他們用來掩蓋自己向歷屆政府奴顏諂媚的假面具，而他們對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盡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

 

第四，西式民主中的“代議制原則”完全可能出現少數派當權的現象，造成赤裸裸的踐踏民意。代議制起源于13世紀的英國，其標志是英國議會（parliament）的形成。英國代議制是英國社會發展與新興社會力量作用下應運而生的產物。最初，議會只討論國王征收賦稅問題，后范圍擴大至立法問題。在近代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治過程，代議制度逐漸形成且發展和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代議制逐漸被西方社會廣泛采納。

 

但在“代議制”原則運行的過程中，仍然無法避免出現這種現象：代表中多數的意見，不一定是全民中多數的意見；甚至可能是全民中少數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代表進行表決的結果，可能與全民表決的結果相反。

 

換句話說，就是民主本身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但是代議制民主之下，完全可能出現少數派反而控股的局面。有可能明明是全體公民中大多數人不支持的事情，反而被議會通過了，造成赤裸裸的踐踏民意。

 

微信公號“唐律疏議”為了證明和探究這一現象，為我們擺出了模型并加以解說：

 

 

    假設上圖是一個國家。全國各地人口密度都一樣。作為國家權力機構的議會由9名議員組成。全國分為9個選區，每個選區出1個議員。全國有兩個政黨，紅黨和白黨。紅色區域里的人全都支持紅黨；白色區域里的人全都支持白黨。從圖中可以看到，全國約九分之五的人支持紅黨，九分之四的人支持白黨——即大多數人支持紅黨。

 

    若按左圖黑線的方式劃分選區，則全國劃分為9個同等大小的選區，每個選區里的選民人數也一樣。那么進行議員選舉時，紅黨就會占據5個席位；白黨就會占據4個席位——紅黨是議會里的多數黨——符合民意。

 

    若將左邊的3個方塊，按右圖的藍線的方式劃為3個一樣大小的，豎著的，長條狀的選區。那么全國還是9個選區，每個選區的面積、人口還是相同。但因為左邊三個長條選區中，支持白黨的人都是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所以左邊三個長條選區只能各產生1名白黨議員。右邊6個選區情況不變。這樣一來，議員選舉結束后的結果，就成了：白黨占據5個席位；紅黨占據4個席位——白黨是議會里的多數黨——與民意相反！

 

可見，民意支持情況并沒有變化。但是采用不同的選區劃分方式后，明明是多數人支持的紅黨，愣是成了議會里的少數派！議會的組成本就與民意相反，此后議會通過的一切決議，自然也就和民意風馬牛不相及了。

 

可能會有人說，一個是5比4，一個是4比5，相差無幾。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與民意出現的這一點偏差，在可接受范圍之內。

 

但是，如果只有36%的人支持的A黨，擊敗64%的人支持的B黨，反而占據議會多數席位，這恐怕就叫人難以接受了！

 

假設共有10個選區。每個選區有10%的選民。每個選區出1名議員。

 

這36%的A黨選民，平均分散在其中6個選區里。

 

則這6個選區里，每個選區里有6%的A黨選民，對陣4%的B黨選民——A黨都構成3:2的多數。所以這6個選區會產生6名A黨議員。

 

剩下的4個選區里一個A黨選民也沒有，全是10%滿滿當當的B黨選民——這4個選區產生4個B黨議員。

 

結果就是10個議員中，有6個A黨，4個B黨。

 

這樣一來，民意支持率只有36%的A黨，卻在議會里占了6成席位，成了不折不扣的絕對多數黨。

 

這是否還在“在可接受范圍內”?如果覺得36%還可以接受，那么25%呢?

 

從上可以看出，A黨想要在議會中成為多數，那就只需在一半以上的選區中，各形成一半以上的多數。若每個選區只產生1名議員。則理論上全民支持率最低可以略高于25%就能成為議會中的多數——選區的數量越多，則理論上需要的民意支持率越低。

 

設A黨的支持率為x，選區數量為n。

 

A黨想要在議會中成為多數，那就必須在一半以上的選區中，各形成一半以上的多數。這樣理論上最經濟高效的方式自然是將選票均攤到那些想要選舉勝出的選區。

 

這里n是大于1的正整數。

 

當n是奇數時，A黨需要在n/2+0.5個選區中成為多數。即x/(n/2+0.5)>1/2n

 

算得x>0.25+1/4n

 

當n是偶數時，A黨需要在n/2+1個選區中成為多數。即x/(n/2+1)>1/2n

 

算的x>0.25+1/2n

 

所以可以看出，選區數量越多，則要成為議會多數派理論上所需的最低民意支持率越小。無論選區數量是奇數還是偶數，當n趨向無窮大時，x的最低極限都是25%。

 

美國的學者桑德福·列文森在《美國不民主的憲法——憲法哪兒出毛病了》一書中，就曾披露過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現象。譬如，美國1962年的Baker v. Carr一案，起因就是當地幾十年沒有重新統計選民分布以更合理地劃分選區，原告忍無可忍，聲稱這嚴重侵犯了他的投票權。事實上，世界上自我標榜“民主國家”最為賣力的美國，就存在這樣一個揮之不去的現實：

 

【“加利福尼亞州盡管擁有全國人口總數的12.2%，但僅僅控制了10.2%的選舉人團選票。我所在的德克薩斯州，其人口為全國人口總數的7.6%，擁有的選舉人團選票只有6.3%。只有五個州——亞利桑那、馬里蘭、馬薩諸塞、密蘇里以及威斯康星——它們在所擁有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比以及所獲得的選舉人團選票剛好持平。我們將很容易就會發現，每一個其所擁有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8%(北卡羅來納)或2.8%以上的州，它們在選舉人團中的支配力，沒有純粹的人口比例所要求的那樣大。

 

想想這個事實：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艾爾·戈爾贏下了新墨西哥州(有5張選舉人選票)，但卻在懷俄明、阿拉斯加以及北達科他(有9張選舉人選票)敗北。根據2000年的人口調查數字，新墨西哥州人口總數為1823821人，而另外的那三個州的人口總數合計1768933人。因此，布什因為贏下了人口總數合計不敵新墨西哥州的三個州的緣故而贏得了差不多兩倍的選舉人選票。”】

 

    二，西式民主不行了，不等于“民主”不行了

 

在觀察西方民主困境時，許多人在話語和思維上陷入一個誤區，就是將西方民主等同于全部人類社會的民主。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邏輯：西方民主不行了就等于民主不行了，民主不再是好東西了。

 

在人類政治文明史的長河中，民主只是近二百年來才成為占主流地位的話語，而且這種狀況也未必會永久保持下去。然而，民主是與現代化相伴隨的政治進程，是現代化在政治層面的體現。同專制相比，走向民主是人類的一大進步。就是那些因為盲目引進西方民主而水土不服，正在忍受民主之痛的國家，也不愿意回歸專制，至少是人民不愿意。與歐美國家在現代化上開了先河一樣，在民主政治發展上，也是歐美領先。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民主就是西方的專利。

 

從本質上說，馬克思主義是主張民主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民主首先是肯定的，肯定其進步性，承認它是比封建專制進步的東西。馬克思還高度贊揚了林肯所領導的反對南方奴隸制的戰爭，稱“自從巨大的搏斗在美國一展開，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是同星條旗連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批判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中的缺陷，并在批判資本主義民主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設想。

 

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使無產階級以及全人類爭得民主，進而實現“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不過，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有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而后者只是資產階級少數人享有的民主。

 

從巴黎公社到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民主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革命是無產階級民主的第一次嘗試。公社的成員是由普選產生的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他們對選民負責并隨時可以撤換。行政機關的官員以及司法機關的法官也由公社隨時選舉、任命或撤換，并領取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列寧將他所創立的蘇維埃制度與民主緊密聯系起來：“蘇維埃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已在俄國產生。與巴黎公社比起來，這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第二步。”他認為：“蘇維埃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給了群眾，給了勞動者，給了工人和小農。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像蘇維埃政權那樣的屬于大多數人的國家政權，實際上屬于大多數人的政權。”

 

由于蘇聯等國家在民主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問題，馬克思主義與蘇聯模式的政治制度被西方看成是與民主相對立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這是片面的、不客觀的。不過，也有不少西方學者肯定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性和蘇聯模式政治制度的民主性。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一書中將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并列，作為19世紀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他還將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這三大文件并列，作為當代世界政治革命的思想基礎。而這些政治革命的本質就是爭取民主，即使民眾覺醒起來參與政治，而且還把參與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權利。英國學者赫爾德在《民主與全球秩序》一書中將民主分成三種基本變化形態或模式：“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參與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務的決策制度。這是民主制的‘原型’，發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種是自由主義民主制或代議民主制，這種統治制度是經由選舉產生的‘官員’在嚴格界定的地域內行使權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張堅持‘法治’。第三種是以一黨模式為基礎的民主制的變化形態。”

 

有理由相信，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也會越來越成熟、發達，并在人類政治文明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成為民主的主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