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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丹陽：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反思與教訓——兼論當今國有企業的出路
點擊：4499 作者：趙丹陽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3-11 09:51:16
私有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理論話題和經濟實事。私有化運動發源于英國，并迅速波及到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它對進行私有化的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沒有實行私有化的國家，私有化也對人們的觀念產生了沖擊。
在我國，私有化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問題。它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將國有資產出售給私人部門，包括原國有企業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出售政府的不動產，這是狹義上的私有化；二是“Deregulation”（放松管制），即對一些原來由國家壟斷的基礎設施產業，放松政府的管制，引入競爭機制，有人將它稱之為“自由化”；三是“Contract out”（簽約讓出），即通過特許投標，簽訂合同等形式吸引私人企業提供公共服務等，有的學者將這一政策稱之為“管理私有化”[1]。
一，晚明、英、俄私有化改革所導致的負面效應
長期以來，經濟學界的部分學者都把私有化說成是靈丹妙藥、救世良方，鼓吹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阻礙商業發展動力，必須加以革除。然而無論他們如何大造輿論、文過遂非，都改變不了一個無庸置辯的事實：古往今來的“私有化改革”，總是承其弊者多，受其惠者寡。明朝后期，浙黨與東林黨力促“礦業私有化”而致國祚日衰，是為一例。
眾所周知，礦稅是明朝舊有的一個稅種，自萬歷二十四年乙酉后，逐漸成為政府自我存續和外御強敵的重要財源。
為了應付日益龐大的各項開支，朱翊鈞一開始還只是下令在直隸開礦、榷稅，但很快就遍及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陜西等處。《明史·神宗本紀一》載曰：“萬歷二十四年乙酉，始遣中官開礦于畿內。未幾，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陜西，悉令開釆，以中官領之。”
這就觸動了豫、晉、浙、秦等地商業大亨（尤其是部分礦主）的利益，其在朝廷中的代理人憤憤不平，皆欲伺機而起，但遭到反對派的申斥。
萬歷三十年春二月己卯，浙黨黨魁沈一貫巧借之前“武昌民變，殺稅臨界陳奉參隨六人，焚巡撫公署”一事為情由，打著“不能與民爭利”、“不能官逼民反”的幌子，向皇帝發力，逼迫其“命罷礦稅，停織造，釋逮系，復建言諸臣職”。
由于各方壓力，再加上疾病在身，意識昏亂，朱翊鈞允其所請。沈一貫見此，立馬抓住時機，越俎代庖，連夜擬旨。第二天，萬歷帝身體有所恢復，對昨日的決定深感后悔。便令太監急至內閣中，要追回諭旨，前后共計20余人次。并口諭：人事方面的安排可以如卿所奏，但是礦稅卻不可以罷免。沈一貫并不想交出圣旨。為了不辱圣命，來使只好紆尊降貴，甚至把頭都磕出了血，迫切要沈一貫交出圣旨。沈一貫無奈，只好交還。
浙黨未完成的使命，東林黨上臺之后“克紹箕裘”！右僉都御史李三才上任伊始，便糾結士子，發動清議，指責明神宗朱翊鈞“溺志貨財”，不顧人民死活，并要求“罷除天下礦稅”。不僅如此，他還買通死囚，令其誣告征稅的礦監，并以此為證，昭示內外。
太子太保邵輔忠參奏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偽、險、橫四大罪”，認為李三才尤善賣直取忠、沽名釣譽，而且為人冷酷、貪婪，家中財貨逾億，希望朝廷徹查。就連老實厚道，仗義疏財的老好人徐兆魁也看不慣李三才的所作所為，出面彈劾。
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彈劾，官員就得辭職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終裁決。但李三才仗著自己家是通州首富，又與東林黨魁顧憲成交情匪淺，居然“盛氣陳辯，不自引去”。皇帝也沒有辦法。[2]
其后，在東林八君子的輪番輿論進攻下，政府終于下令罷免礦稅，撤回礦監。
李三才之門生故舊、親戚好友（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等）趁機全面“接盤”。
萬歷故去后，東林黨人又以同樣的手法將“漁業”、“茶業”、“鹽業”、“漕運”等領域的買賣相繼套入彀中。這就等于挖掉了明朝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三！使得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于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更造成崇禎皇帝與李自成兩強相抗，滿清趁虛而入，江山易主！
國破家亡！苦的依舊是老百姓，“李三才”們則沒有絲毫損失（據統計，李三才其家產多達470萬兩白銀，相當于天啟年間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甚至皇太極入主中原之時，東林黨人竟大部分都能幸免于難，仍能以“變節投降”和“隱遁世外”的方式得保周全！
觀之至此，我們不難看出，“私有化改革”的幾個特點：
其一，私有化改革的推行者都打著“公平競爭”或者“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的正義旗幟，借此蒙騙大眾。
其二，私有化改革的推行者都有著“李三才”一樣半官半商、權勢熏天的身份。（一般的小魚小蝦不可能過份熱衷私有化改革，因為以其實力根本難以“接盤”）
其三，私有化改革的結果都是國家蒙難，百姓受害，奸商與贓官坐享其成。
如果有人覺得以上所言太過久遠，于今不合，筆者不妨再舉一下英、俄兩國的例子，以陳說私有化之弊端。
從20世紀80代中期開始，私有化已經在歐美，日本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開始實行，但是私有化政策實施的力度和廣泛性都無法與英國相提并論。
以下是截止1997年主要私有化企業及其所處行業的圖表：
資料來源：霍恩比、甘比和沃爾（2003）。
以英國自來水公司為例。其自1997年私有化后，經營成本變動其實不大，但價格卻在私有化后的17年間上漲了245%!根據調查，私有化后經營績效并沒有明顯提升，但公司透過作帳來擴大賬面支出金額，成功得到政府許可逐年調漲水價。諷刺的是，在消費者負擔飆漲兩倍之多的水價的同時，公司的邊際利潤增加了六倍!更令民眾氣憤的是，負擔不起高漲的水費而被斷水的居民人數在1991年私有化后的一年內增加了三倍!Parker(2004)因而批判私有化帶給消費大眾的利益并未公平分配到社會各角落，造成有錢的民眾可以有更多購水選擇與更好的服務質量，但貧窮民眾卻更加被排擠在自來水市場之外，而面對激增的用水貧戶，最后勢必要動用國家社會福利成本來予以協助，添增國家政策與社會成本的負擔。
英國電力公司的狀況更是慘不忍睹，該公司是世界第一個被私有化的電力事業單位，盡管表面上私有化后電力價格因燃料價格下滑而調降，但實際上，原料成本下滑所帶來的經營利潤，在私人公司以合并策略巧妙制造出私人寡占市場的情況下，全進了少數公司口袋。因為私人寡占市場的產生，實際銷售價格(retail price)完全操之在少數私人公司手中，因此原料成本降低所帶來的利潤根本沒有擴及到消費者身上，消費者用電價格竟不降反升，2008年英國電價更高出法國與德國三成之多!另方面英國電力生產供應的成長率卻在私有化后逐步下滑，從原本每年2%以上成長率的傲人成績，滑落到至今生產成長率遠落后美國與法國將近20%。此外，英國2002年由私人電力市場發動的預付儀表(prepayment meter)裝設計劃，更沖擊到廣大家戶，在用電需預付的購買規則下，2007年有一成三英國家戶約280萬人成為燃料貧戶(fuel poverty)。Parker(2004)另舉例，英國倫敦一家電力公司因私有化擺脫政府對于技術投資規范，降低其技術維持與改善之支出成本以增加利潤，因而造成了倫敦大跳電的擾民事件。
觀察英國自來水與電力公司私有化所產生的后果，吊詭之處皆在于利益分配極為不均，私人資本家、企業主因私有化得以運用各種經營管理手段與市場策略將其利潤極大化，但私有化后的公司企業事實上存有生產效率未能有效提升、市場價格設定也失去社會公義并造成外溢的國家社會安全支出。說穿了，這樣的私有化就是以剝削國家社會資本來累積經濟市場資本的不道德作法。
私有化沖擊就業安全，有勞動法學者形容勞動者在從契約自由關系中衍生的雇用關系中，表面上看似擁有就業自由，但就像天空中飛翔的鳥一樣，盡管能自由的飛，生死卻仍取決于資本家獵人的手中，因此戲稱這種勞動自由為“鳥自由”。不可否認，經營管理權移轉下所形塑的利潤導向管理方式對前國有事業受雇者的沖擊在所難免，輕則遭遇受雇身分與工作內容、條件變更等工作不安全變量，重則面臨失業解雇與待業、轉業等困境的就業不安全變量。不管是哪一條路，受雇員工都將面臨既有勞動身份與條件的終結，員工的去留與未來完全取于私人資本家那扣板機的指尖上。
英國私有化對勞工工作與就業安全造成的影響十分巨大。Martin與Parker(1997)在私有化沖擊(The Impact of Privatisation)一書中提供大量統計資料指出，自1980年代私有化政策開始推動到1997年為止，公部門受雇者銳減超過150萬，其中最驚人的縮編發生在英國鋼鐵公司(British Steel)，該公司于私有化準備階段即階段性縮編，受雇者人數從1979年的19萬多降至1988年的5萬多，縮編幅度超過七成，而于1989年正式私有化后，受雇人數持續下滑至4萬人不到，對照私有化前的19萬雇員規模，縮編幅度非常驚人的趨近八成!另英國石油公司(Britoil)受雇人數于私有化后的五年內從2,534人縮減至1,689人(1982-1987)；英國瓦斯(British Gas)的雇用規模在私有化后從八萬八千多縮減至近七萬；英國聯合港埠公司(AssociatedBritishPorts)1981年私有化后受雇者人數也從上萬人下滑至1994年的兩千多人；英國電信公司(British Telecom)也同，1985年被私有化后，兩萬多名員工于十年間被裁的剩不到一萬五千名。從上面數據來看，不難想見這樣規模性的組織人事縮編對受雇者的就業沖擊有多大，更深遠來看，這對國家就業安全體系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除了以提升經營效率為名的組織縮編外，留任員工薪資下滑的情況也成了必然的趨勢。凡被私有化的航空、機場管理、飛航管理、石油、瓦斯、鋼鐵、電信等前國有事業單位皆有薪資縮減的情況發生，其中英國鋼鐵公司私有化后減薪幅度高達29%，其他公司也都有一成至兩成的減薪幅度。
盡管私有化沖擊下也有公司如JAGUAR汽車在就業規模與薪資水平上有逆勢提升的表現，但也只算是少數個案，一般實務顯示多數事業單位被私有化后員工的就業與工作條件依舊是受到負面影響的[3]。
俄羅斯私有化所造就的寡頭竊國弄權，危害更甚。以1996年初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和當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為標志，俄羅斯“寡頭資本主義”正式誕生。在當年年初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12個與會的俄羅斯巨商（主要是銀行家）決定集中所有人力、財力、物力去幫助葉利欽競選連任成功。葉利欽如愿以償成功連任，寡頭們也如愿以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國家政權，他們不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了自己人，有時還親自披掛上陣，在國家機構中占據了幾個高級職位，最典型的莫過于控制奧內克蘇姆銀行的寡頭波塔寧出任聯邦政府第一副總理。別列佐夫斯基的做法更跡近操縱政權。當初極力推行私有化、希望借此造就一個大資產階級作為政權支持基礎的丘拜斯剛剛提出“企業家的活動對國家的影響過大”，就立馬遭到別列佐夫斯基的迎頭反擊，后來又預言丘拜斯在政府的日子屈指可數。1998年3月22日，他在獨立電視臺的“總結”節目上斷言切爾諾梅爾金總理不可能成為葉利欽政策的繼承者，次日切爾諾梅爾金就被解職。
別列佐夫斯基這樣概述自己的主張：“資本應該擁有高水準的獨立性，并不受來自國家的干擾。企業家的活動應該加強其在國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羅斯國家政權最強大的支柱是大資本”；“作為國家，有責任聽取企業家們的意見，而無權給他們穿小鞋。”“寡頭資本主義”一詞就是俄羅斯媒體概括他的主張而提煉出來的。
實際上，這些寡頭所要求的“企業獨立性”不過是主張資本可以收買政權，但政權不能調控、節制資本。長距離輸油管道工程在任何國家都是牽涉國內乃至國際政治經濟的大事，但2003年4月尤科斯、西伯利亞兩大石油公司合并后，霍多爾科夫斯基受到普京接見，他要求政府允許鋪設私有輸油管道，還在事后用挑釁的口吻評論這個問題：“當我制定好自己的計劃后，不需要有人再對我們說該往哪一條輸油管投資。”而在霍多爾科夫斯基控制的梅納捷普銀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中，多年來要謀求高級職位的必要條件就是在政府里有個人聯系，能夠接近政府高官或者本人就是政府高官；公司高管中也有人后來出任政府職務。在梅納捷普銀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擔任過高管的前高官有：
卡加洛夫斯基，梅納捷普銀行第一副行長，1992~1994年俄羅斯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蓋達爾班底”一個積極有影響的成員。
伊瓦年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總裁，原西拉耶夫政府的安全部長。
薩姆謝夫，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總裁，曾在蓋達爾、切爾諾梅爾金兩屆政府擔任燃料動力部副部長，后任財政部長。
格魯舍溫科，尤科斯石油控股公司副總裁，曾于1992年擔任燃料動力部第一副部長。
涅烏茲林，尤科斯集團第二把手，1997年9月擔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長，同時保留在梅納捷普集團的職位。
沙赫諾夫斯基，在涅烏茲林出任俄通社-塔斯社副社長后，接任俄羅斯工業-尤科斯聯合董事會負責對外聯系（面向國家機構、社會團體、大眾媒體）的副董事長，原在莫斯科市委主管內務，1996年是葉利欽競選總部成員。
……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先生指出，假如能夠形成穩定的政權，進而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必要的穩定環境，那么無論俄羅斯私有化及其造就的寡頭群體有多少原罪，倒也不失為“逆取順守”之舉。但事實證明，私有化造就的俄羅斯寡頭們注定不能形成穩定的政權，遑論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穩定環境了。
確實如此！俄羅斯大商人缺乏良好的組織性。最典型的表現是，一直到2000年夏，大部分俄羅斯大資本家才決定加入阿爾卡季·沃爾斯基領導的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聯盟，而此時普京已經競選獲勝，并且從代總統轉為正式總統，開始整治寡頭了；領導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聯盟的阿爾卡季·沃爾斯基最初步入政壇是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的助手。俄羅斯新生資產階級隊伍內部無法自行產生一個領袖人物，而需要借助這樣一個與蘇共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人才能多少凝聚起來，充分顯示了這個群體何其缺乏凝聚力，而一個自身就缺乏凝聚力的集團是無法擔任整個社會凝聚核心的。
同時，按照一個社會領導集團所必備的標準衡量，俄羅斯大商人的致命缺陷是沒有任何傳統，也缺乏社會責任感。2000年6月，俄羅斯著名寡頭、梅地亞-橋集團公司總裁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受控非法侵吞價值1000萬美元的第11電視頻道國有資產而被捕后，別列佐夫斯基給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聯盟寫了一封公開信，即使在這封主題是為古辛斯基辯解的公開信中，別列佐夫斯基也不得不寫道：“我們之間的內訌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沒有相互聽取建議的愿望、沒有經驗，而最主要的是——這是一個缺乏遠見的新階層，沒有能力抓住主要問題，盡管它擁有了巨大的財富，但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社會都缺乏一種責任感，這讓俄羅斯付出了高昂代價。”
也正是由于缺乏社會責任感，以及依靠攫取而不是創造的發財歷史，俄羅斯新貴們常常傲慢地無視大眾，把自己放到大眾對立面。2003年4月，與普京會面之后，霍多爾科夫斯基公開呼吁普京“應該依靠國家少數具有創造力的群體，依靠高智商的精英。我們的成功是我們的大腦積極運作的結果。”這樣的一個群體，注定無法充當凝聚一個大國社會的核心力量。
充滿腐敗和掠奪的俄羅斯私有化把億萬俄羅斯平民推向貧困深淵，俄羅斯經濟蒙受毀滅性打擊，經濟下降幅度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令丘拜斯在俄羅斯民間飽受唾罵。老百姓憎恨丘拜斯，稱他為“大騙子”；反對派指責丘拜斯的私有化只是廉價拍賣國家財產，使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丘拜斯所擅長的就是將國家財產挪來挪去，并不能給俄羅斯帶來經濟增長。多年的民意調查都顯示，他是俄羅斯最不受歡迎的政治家，“這是丘拜斯惹的禍”在俄羅斯成了一句家喻戶曉的諺語。有一次，丘拜斯的哥哥伊戈爾到醫院做腿部手術，醫生檢查時得知他姓丘拜斯后，竟馬上厲聲說：“如果你是‘那個人’的親戚，我絕不為你做檢查！”2005年3月17日丘拜斯遇刺，嫌疑人克瓦奇科夫在案發后第8天（3月25日）就被檢察部門認定并提起訴訟，但受到了社會的強力支持。2010年8月20日莫斯科州法院再次宣告克瓦奇科夫無罪時，旁聽席上一片歡騰，“烏拉”聲響徹法庭。但西方在政治上對丘拜斯卻大加褒揚。1997年，《歐洲貨幣》（Euromoney）雜志將其評為年度“年度優秀財政部長”，但他直到這一年的3月7日才被任命為俄羅斯聯邦政府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11月份就被解除了俄羅斯聯邦財政部部長職務，保留政府第一副總理虛職。
盡管西方政界和輿論界、某些俄羅斯知識分子可以出于政治目的而大肆吹捧這個毀滅了本國國民經濟的人，反正他們無需自己去冒險；但對于需要用自己的錢去承擔風險的投資者而言，他們就不會樂意在市場上支持丘拜斯了。即使在通常被認為是丘拜斯私有化受益者的俄羅斯商界，對丘拜斯的支持也很少。丘拜斯在俄羅斯統一電力公司總裁任上時，打算借鑒備受質疑的美國加州電力改革經驗推行電力體制改革，希望在該領域吸引外資，提高其效率和競爭力。但丘拜斯剛一宣布進行改革，統一電力公司股價立刻暴跌2/3，公司資產大幅度縮水，迫使俄羅斯國家杜馬實質性地改變了電力系統的改革方案和時間。
更令丘拜斯之輩喪氣的是，隨著時間流逝，連西方社會輿論對他的抨擊也與日俱增。早在1993~1996年間，就開始有一些很有影響的美國報紙將阿納托利·丘拜斯稱作“卑鄙、偽善的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則稱蓋達爾和丘拜斯為“貨幣主義雜種”，意思是說這兩人的經濟和思想理論非常膚淺。[4]
若非普京力挽狂瀾，掌權后多次出臺“重新國有化”的戰略，現在的俄羅斯恐怕還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對于他的這一貢獻，連素來與其唱反調的意大利《共和國報》也由衷感佩：“許多觀察家們認為，作為總統的弗拉基米爾·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戰勝厚顏無恥、無法無天的陰謀家——即人們口中的‘寡頭’，這些人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權力。與此同時，這些人還創建了一個并行的權力機構，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卻能對俄羅斯國家政策和社會發展施加影響。普京非常善于管制這些憑借在蘇聯和俄羅斯國家財產私有化的過程中使用騙術不費吹灰之力、沒冒任何風險就撈取了巨額財富的人。”
二，大力完善社會功勛與全民監督機制以提高國企效率
不可否認，中國的國有企業目前還存在很多問題，包括效率低下、腐敗頻發等。但是，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企業的產出效率和所有制相關性并不大，而是與激勵機制有關。在現代股份制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所有權和經營權也通常是分離的，所有者絕大部分不參與企業的經營。世界上，大型上市企業大部分都是靠職業經理人來經營。這些經理人憑借自身能力和多年建立的商業信譽而獲得企業的高薪聘請。如果經營業績很差，把一家企業搞砸了，他們就有可能失業，消失于江湖。
中國部分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不是“國有”本身造成的，而是激勵機制出了問題，再加上經營者本身放棄了“群眾路線”，這才重癥纏身！為此，我們要做好兩項工作：一是要建立有效的激勵制度；二是要大力強化國有企業的信息披露工作。
現階段，多數的國有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上仍停留在傳統的人事管理層面，沒有形成現代的、有機統一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忽視崗位評價、員工職業生涯規劃等方面的工作、對培訓的投入不夠、績效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問題，使企業的激勵措施往往達不到應有的目的。比如，一些國有企業對員工的績效管理不夠重視，使得企業績效管理流于形式，員工無法將企業的發展和個人的績效聯系在一起，在工作中容易滋生不滿情緒，降低他們的工作期望值。一些國有企業的考核評價指標相對落后，考核評價指標的制定缺乏戰略發展的眼光。一些指標僅僅看員工當期的業務水平、銷售收入，并不關心對企業未來發展的長遠影響，忽視了數字背后潛藏的業績。同時，績效考核不公平，往往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沒有合理的績效管理制度，更不會有合理的激勵機制。
我們應該根據企業實際，建立多層次、多種方法綜合運用的綜合激勵機制，進行系統化激勵。
（1）綜合運用多種激勵方法，完善薪酬激勵制度。企業在完善合適的薪酬制度激勵的同時，應實施目標激勵、晉升激勵、培訓和發展機會激勵等，通過物質與精神激勵方法的綜合運用，最大限度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增強激勵效果。如建立有競爭力的薪酬，以吸引并留住人才；設計適合員工需要的福利項目，提高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重視運用非現金性薪酬的作用；選用按績效計酬的具有激勵性的計酬方式等。此外，要改進國有企業員工精神激勵方法，就必須建立企業內部良好的競爭機制和公平的精神激勵機制，綜合運用多種精神激勵，如榮譽激勵、員工溝通激勵、授權激勵等，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創造力。
（2）注意實施差別化激勵。企業應按員工的崗位性質分類，針對不同員工采取不同的激勵方式。針對管理崗位員工的需求層次，可以重點實施薪酬激勵、晉升激勵和授權激勵。針對專業技術崗位員工的需求特點，可以重點實施薪酬激勵、事業激勵、情感激勵和培訓激勵。對于操作崗位員工，可以重點實施薪酬激勵、目標激勵、參與激勵、榮譽激勵和危機激勵。
（3）獎懲并用，引入末位淘汰機制。《韓非子·解老》云：“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引入末位淘汰機制對員工進行有效激勵。通過科學的評價手段，對員工進行合理排序，對排名在后的員工，按一定的比例或數量進行調崗、降職甚至辭退，以增強員工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提高員工的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推動組織的整體進步。
此外，作為國家出資興辦的企業，國有企業的最終所有者是全體人民，因而應當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樣，國有企業應當全面、準確、清晰地定期披露企業經營管理等信息，自覺維護公眾對國有企業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建議權。
其次，要建立合理規范的國有企業發展成果分享制度。一方面，國家應面向所有企業執行統一的稅收制度，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利潤原則上可以一分為三，即繳入國家財政（如用于補充社保基金）、繳入國有企業發展基金（這一待建立的基金，主要用于高新技術研發和補充國有企業資本金）、國有企業自身合理留存（用于企業發展）。一旦這種合理規范的成果分享制度建立起來，將大大增強國有企業的政治主動權，更能贏得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落實國有企業監管部門的責任。要嚴格國有企業審計制度，相關審計結果應當公之于眾。加強監督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履行信托責任情況，追究懲戒國有企業存在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斷完善對國有企業經營情況的考核制度并認真組織實施，并將相關考核結果如實定期公布。此外，政府國資監管部門履行職責的情況，應當接受嚴格的輿論監督、行政監督和司法監督，涉嫌犯罪的應依法懲處，從而督促國資監管部門更好地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5]
參考文獻：
[1]石祥君；論撒切爾政府的國有企業改革及啟示[D]；重慶師范大學；2014年
[2]《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魏允貞（弟允中·劉廷蘭）·王國·余懋衡·李三才傳
[3]郭硯莉，湯吉軍；英國私有化的經驗及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啟示[A]；《長白學刊》，2011年1月
[4]梅新育：俄羅斯國企私有化造就權貴資本主義的教訓；《環球財經》；2011（3）：28-35
[5]易滌非：深化國企改革要避免誤入歧途；《紅旗文稿》；2012年第8期
（作者系九零后新銳時評人；【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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