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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湘農夫：是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七論于幼軍、黎元江的《社會主義五百年》

點擊：4415  作者：瀟湘農夫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5-07 11:41:46

 

 

　　筆者這樣提出問題，好像是有一點侮辱于幼軍先生的思想品格，因為于幼軍先生至少在言論上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偉大旗幟的。

 

　　他這樣生動地描述馬克思、恩格斯討論無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民主：

　　“哦，我也想起來了，你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共產主義革命的發展過程問題時提出：‘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我想把你這一觀點在宣言中表述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你看成不成？”馬克思問恩格斯。（《社會主義五百年》第一卷第240頁）

 

　　他非常贊賞巴黎公社的創舉和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的論述，更將馬克思的這個思想作了科學的概括：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關系重新顛倒過來，使國家和國家機關及公知人員由社會主人變回社會公仆。......它啟迪和告誡后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來的新型民主制國家，必須從治國理念、原則到體制、機制等方面，真正堅持由人民當家作主，并且真實和具體地體現為公眾權力來源于人民的授予，人民群眾有權選擇公眾權利的授予對象；各級政權機關及所有公職人員，都必須受到來自人民的公開的普遍的、有效的監督；人民可以通過法定的途徑、程序，隨時撤換不負責任的、不稱職的公職人員；公職人員的進退去留必須由人民作出決定等等。”（同上第288頁）

 

　　他還高度贊賞列寧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思想。他認為，列寧提出了“實行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只有當全體公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徹底戰勝官僚主義”的思想。（同上第二卷第115頁）

　　“列寧在十月革命后執政的初期，對保障黨內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實現，提出了一些積極的想法，比如：在黨的會議上，‘可以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可以將重大分歧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可在黨報出版的‘爭論的專頁上發表不同的意見’，‘必須保障忠實的發對派’等等。”（同上第122頁）

 

　　可是，我們將于幼軍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論述，一旦放進歷史的熔金爐中一煉，他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思想的成色立刻就起了變化：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社會主義民主，一下子變成了“理性之光”照耀下的社會主義民主！

 

　　“本來，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社會為了正常運轉，維護成員的共同利益，需要建立起為社會服務的管理機關，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本應是社會的公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管理機關及工作人員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逐漸凌駕于社會之上，走向社會的對立面，從社會公仆變成了社會主人。”（第一卷第288頁）

 

　　好個“國家是......社會服務的管理機關”！好個國家“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本應是社會的公仆”！于幼軍先生用他生花的妙筆，一下子就將國家的兩面性——“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機器”和“國家是社會的管理工具”，變成了一面性——“國家”只“是社會的管理工具”！從而于幼軍先生在向我們灌輸“國家是立足于民主之上的超階級的社會管理機器”的“圣訓”！從而一下子就顛覆了馬列主義關于國家的經典學說，從而一下子就顛覆了人類階級社會的歷史，從而也一下子顛覆了民主的含義：與國家和階級緊密相連在一起的階級的、具體的民主變成了無階級或超階級的、抽象的民主！

 

　　然而，這樣的民主，正是資產階級思想家鼓吹的資本主義民主！

 

　　但是，于幼軍先生分明又說的是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他之所以要說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因為要將馬列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學說，作為揮向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后繼者的大棒：

 

　　“而后繼者斯大林等人不僅沒有繼承、堅持列寧這方面的重要思想，反而逐步走向了個人專制獨裁。”（第二卷第122頁）

　　“顯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建立的國家，只能是民主制的國家，不能是以各種明目形式出現的專制、獨裁。民主政治在未來理想社會的基石和特征，離開了這一基石和特征，不論打出什么旗號，都與馬克思、恩格斯倡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緣。”（第一卷第241頁）

 

　　顯然，在于幼軍先生看來，“逐步走向個人專制獨裁”的斯大林，晚年變成了“秦始皇”和“斯大林”的毛澤東，“都與馬克思、恩格斯倡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緣”了；自然，由于“民主”和“獨裁”的天然對立，更與社會主義民主“無緣”了。既然斯大林和毛澤東搞的不是社會主義民主，那必然是搞的是法西斯的專政了！

 

　　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于幼軍先生既然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后繼者，那我們就有責任就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問題，與于幼軍先生說道說道了。因為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資本主義民主，二者必居其一，沒有調和的余地。

 

　　一、關于資本主義民主

 

　　資本主義民主是歷史的先進的，它比自己以前的任何世代的任何階級的民主都要高得多和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又不是它的思想家所揭示的是所謂“理性之光”的產物，恰恰是馬克思揭示的是人類社會自身的矛盾，最根本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不斷運動的產物。因此，資本主義民主如同資本主義本身一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最根本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產物。資本主義民主有它的發生和發展過程。資本主義民主能夠發展，自然也會有它的衰敗和滅亡。

 

　　資本主義民主自然是階級的民主，自然有它是形式和內容、程序和實質。資本主義民主，無論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將其吹得天花亂墜，本質上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從形式和內容、程序和實質兩個方面來說，資產階級民主都有它的發生、發展、衰敗和滅亡的過程。資本主義民主的內容和實質民主，一開始本來就是取得統治權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隨著普選權的實施，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普羅大眾確實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權利，這就是法律賦予普羅大眾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資本主義民主的形式和程序民主，則經過資產階級“科學”而精致的統治，變成了“科學”而精致、美侖而美奐的民主制度；不僅如此，而且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忽悠成了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制度，資本主義民主的形式和程序民主，成為了普照天下的人類民主本身！

 

　　（一）“自由”和“憲制”使資本主義民主變“好”了？

 

　　在當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將“民主、自由”的口號喊得驚天動地，好像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割。其實，很長時間里，不僅不同，而且相互對立。自由是個人不受政治權威與社會干預的私人生活領域，強調個人權利的不可侵犯，尤其是私人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民主則是“人民的多數在管理國家方面有權決定一切”，是多數人的暴政。為了解決多數人的暴政問題，那就不僅要對專制的權力進行制約，對民主的權力也要進行制約，使無限民主變為有限民主，將民主限定在“公共領域”。不言自明，屬于個人的自由，與屬于公共的民主不僅不互為前提，而且相互對立。　　

 

　　要想使這種對立保持在各自的邊界之內，資產階級思想家舉起了“憲政民主”的大旗。在憲政中確認某些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以此限制民主權利的行使范圍。因此，現代西方民主制度，公民可以用民主方法決定一些事情，但除了政治領域，其它領域沒有任何民主可言。在“自由民主制”下，人民已經接受了對其使用民主方式進行決策的限制，使得民主決策的原則在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里而不再被運用；在“憲政民主”下，無非“民主的原則只能在適用的領域里面適用。”經過資產階級思想家這番忽悠和改造，從此“自由民主”和“憲政民主”把“自由”、“憲政”置于“民主”之上，實質是把“民主”關進鳥籠，這樣的民主不過是螺絲殼里做道場罷了。　　

 

　　（二）“代議”民主制使資本主義民主變“好”了？

 

　　在當代，由“民意代表”組成的“議會”儼然是西方民主的基石，以致于相當多的人認為“民意代表”和“議會”就是現代民主，但是這種代表和“議會”到底有多少民主？　　

 

　　從原始氏族社會的直接民主被現代西方“間接民主”的代議制所取代，固然有客觀的原因，如人民群體擴大、語言差異變大、議事場地有限等，但根本原因是有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對民眾直接參與政治的蔑視與恐懼。在有產者看來，如果任由廣大民眾直接參與決策，民主便很難駕馭，而一旦換成競選“代表”，讓“代表”構成“議會”掌管國家大事，民主就馴服多了。　　

 

　　既然人民已被“代表”了，那就必然要將民主進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家約瑟夫、熊彼特成功地進行了這一改造。在熊彼特看來，原來的民主觀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把他們對代表的挑選放在第二位是不對的。

 

　　他把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

 

　　這就徹底顛覆了民主的原意：把選舉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決定權放在第二位。

 

　　對此，他毫不諱言：“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著‘人民的統治’，民主僅僅意味著人民有權會接受或拒絕將統治他們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來決定誰做領導人，我們必須再加上另一個標準以收窄我們對民主的定義，即候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

 

　　從此，西方民主遵循這位民主之神的旨意，民主從“人民的統治”轉型為民主是“人民選擇統治者”， “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選舉變成了“金主”。這樣的民主對資產階級自然有益無害，真正的變“好”了。　　

 

　　（三）“自由競爭性選舉”使資產階級民主風光無限“好”了

 

　　崇尚西方民主的人認為：自由的、周期的和競爭性的選舉，正是西方代議制民主的精髓。一人一票，可以用腳投票，投誰不投誰，都是自己的權利，可以自薦或他薦候選人，弄得好就可能坐上公職的位置。多么民主、多么美好！然而，且慢，這里面有玄機。　　

 

　　首先，選舉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它不可能把所有公民都看作公職的潛在候選人，因而不可能給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擔任公職的機會；它必然偏愛知識資本、能力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雄厚的人。這就不難理解，號稱“民主之最”的美國，顯赫政治家庭——亞當斯、漢密爾頓、塔夫特、羅斯福、肯尼迪等掌控國家權力幾乎從未間斷；這就不難理解，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日本、印度、新加坡、泰國等選出的都是政治大家族的人員，所謂民主政治成了不折不扣的貴族世襲。　　

 

　　其次，選舉改變了民主的性質。自由的競爭性的選舉把政府是人民行使主權的政體變為人民作為權力來源的政體；把公民是公職分布的平等變為選舉權的平等。從此，政治是少數精英的政治，公職是精英的囊中物。選民們投完神圣的一票也就再也沒有自己的神圣。然而，由于西方民主一年一小選、幾年一大選，確實是既熱熱鬧鬧，又風風光光；既賺得了資本，又賺得了眼球，選來選去基本是各路精英，基本是一些老面孔。這樣的民主自然是風景無限“好”了。　　

 

　　西方現代民主通過“自由憲政”、代議民主、自由競爭三招，既賦予了公民一定的政治民主權利，又讓民主變為馴服的工具，更讓民主悄悄地改變了性質，最關鍵的是讓各類精英保持了世襲地位，這樣的民主自然在資產階級思想家看來，是優雅精致、完美無缺并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

 

　　然而，如果有人問：人民的監督和管理國家、監督和管理企業、監督和管理學校、監督和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利呢？

　　答案是：人民沒有這個權利，因為人民的權利已經被“我們代議士”——資產階級整過地代表了。人民的權利“被代議士代表”了，這就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

 

　　二、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和最高級的民主

 

　　社會主義民主自它一亮相，就是世界上最廣泛和最高級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與人類階級社會其它民主一樣，都是階級的民主，也都是形式和內容、程序和實質的統一。社會主義民主，就其階級性質來說，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在我國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內容和實質來說，是國體和政體的統一，是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統一。社會主義民主，最根本的形式和內容、程序和實質，是民主與集中的統一，即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實現的形式來說，是民主與法制的統一。

 

　　（一）社會主義民主首先是國體和政體的統一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和政體的形式和內容由于產生的歷史條件不同、民族風格和民族氣質不同，自然有較大的區別，但他們基本的內涵是一致的，即國體是屬于人民的階級在國家生活中的主體地位，政體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在我國，我們的國體，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講共產黨的領導，不講工農聯盟，也就是說不講工人、農民和與他們聯系在一起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套用于幼軍先生的話，“不論打出什么旗號，都與馬克思、恩格斯倡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緣”。我們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制度。我國的這一政體，實際包括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政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三項基本政治制度。這三項制度保證著我國的國家性質，從而也就在最大限度地保障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人民民主權利。

 

　　（二）社會主義民主是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統一

 

　　社會主義民主是比資本主義更廣泛、更全面的民主，它是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統一。這種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實際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民主，不僅是勞動者有生產、勞動、消費的權利，而且更主要的是勞動者具有監督和管理國家、監督和管理軍隊、監督和管理企業、監督和管理學校，以及監督和管理一切公共事務的權利。

 

　　社會主義民主是以經濟平等為基礎的經濟民主。以社會主義首先是經濟民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社會主義民主奠定了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全體勞動人民共同占有和部分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制度，這種制度基本保障了人民平等的經濟權利，從而也奠定了人民的經濟民主權利。

　　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奠定了勞動人民的國家主人翁地位。毋庸諱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還是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社會。工人、農民和與他們聯系在一起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由于歷史的原因、由于分工的不同，他們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管理者階層、高級知識分子階層存在職業、人格和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是不爭的事實。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凸顯了勞動這一人與生俱來的基本行動的高尚性，使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找到了自覺的主體，從而確立起了“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的新的價值觀念，由此確立起工人、農民和與他們聯系在一起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國家主人翁地位，也因此確立起他們就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主體。

 

　　三是不斷調整的勞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在不斷地促進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逐步在促進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工人和農民之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從而事實上在逐步促進人民監督和管理企業和國民經濟的民主權利。

 

　　社會主義民主又是以政治平等為基礎的政治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基本的就是“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馬列主義和人民民主”四位一體的民主政治。

 

　　一是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民主中居于核心地位。這是由共產黨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決定的。因為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領導力量，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堅、可靠的保證，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

 

　　二是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有社會主義民主；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其他什么主義道路，在當代必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就只有資本主義民主而沒有了社會主義民主。

 

　　三是馬列主義。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行動指南。沒有馬列主義作指導，社會主義民主就會迷失前進和發展的方向。

 

　　四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也可以叫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石，是不可移易的原則。人民民主，就其專政的職能來說，就是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和對人民的民主權利實行保護。人民民主的基本內涵，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人民群眾實際擁有民主訴求的權利；人民群眾具有從自己人中間直接推舉人大代表和推舉各級官吏的權利，從而使人民擁有直接或間接管理黨和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人民群眾擁有監督黨和政府，以及干部隊伍的權利，從而使人民擁有直接或間接監督黨和國家事務的權利；人民群眾擁有“人賦人權”“天賦人權”，從而使人民擁有立法和司法的民主權利，等等。

 

　　社會主義民主還是以文化平等為基礎的文化民主。社會主義的文化民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馬列主義必須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和主要的思想形態；

 

　　二是給勞動人民安上哲學頭腦，能夠使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是人人擁有受教育的權利，使人民群眾成為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四是勞動者成為文化創造的主體，勞動者也必須成為文化的主角，等等。

 

　　（三）社會主義民主最根本的實現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度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實際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真諦，它的底蘊是黨的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因而黨的群眾路線，實際就是人民民主的民主路線。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面，二者密切相關，缺一不可。民主是集中的基礎，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達到正確的集中；集中是民主的指導，只有實行高度集中，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要使民主和集中二者辯證地統一。在政治上，圍繞著共同的目標，使各方面的意見得以充分發表，然后對其中科學的符合實際要求的東西，通過集中形成統一的意志，作為共同的行動準則。在這過程中，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個人服從集體、全黨服從中央。在利益關系上說，民主集中制是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它要求統籌兼顧，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統一。在維護個人合理利益的基礎上，做到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如果把民主與集中割裂開來，只講集中，不講民主，就必然出現個人獨斷專行，官僚主義滋長；反之，如果只講民主，不講集中，又會出現極端民主化以及無政府狀態。因此，民主集中制，不論是形式還是內容、程序還是實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

 

　　（四）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與法制的統一

 

　　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很顯然，社會主義的法制，不是西方的“自由憲政”，而是由憲法為根本大法構成的國家成文法，黨章黨規，合乎天公地道、公序良俗的自然法和習慣法組成的法律體系。天公地道、公序良俗的自然法和習慣法的立法者和執行者，正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由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的立法、執法，正是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高得多的具體表現。

 

　　三、社會主義民主是歷史自然過程與他的領袖不可分割

 

　　民主不會橫空出世，民主制度不是“飛來峰”。任何民主都只能從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只能從本民族的文化血脈中衍生出來，只能與本民族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發展水平相適應。社會主義民主，如同社會主義本身，如同所有的事物，都具有實踐的品格。社會主義民主，也有它的發生、發展、消亡的過程。它的發展，只能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螺旋式上升，并逐步走向成熟而又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消亡而消亡。以為社會主義民主，是一條筆直寬廣、暢通無阻的陽光大道那是天真爛漫的想法。站在這個角度看待國際共運、中國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的一些失誤和挫折，才是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態度；對國際共運、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挫折，不做實事求是的分析，無限夸大主要領導人的責任，將斯大林擁有的一定程度的個人崇拜夸大為“個人專制獨裁”，將毛澤東的“人民崇拜”妖魔化為“秦始皇”加“斯大林”，那不僅“都與馬克思、恩格斯倡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緣”，而且連半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都沒有了。

 

　　四、于幼軍先生的“社會主義民主”陷入了他自己的悖論

 

　　于幼軍先生筆走龍蛇寫出了《社會主義五百年》，可見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專家了；據說，于幼軍先生又妙筆生花寫出了《求索民主政治——玉淵潭書房札記》——此書我沒有機會拜讀，所以只能是“據說”——應該是民主理論，包括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權威了。可是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民主理論包括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學術權威，卻深深陷進了自己主張的“社會主義民主”悖論。

 

　　（一）于幼軍先生對馬列的民主理論的闡述，使他陷入了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悖論

 

　　正如文章開頭筆者所指出的，于幼軍先生對馬列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作了對立的解讀。這一對立的解讀來源于他的實際需要：當他需要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后繼者的時候，他正解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以幫起馬克思主義這塊石頭砸傷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后繼者；當他欲推行他的“社會主義民主”主張時，他就歪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和民主理論。于幼軍先生對馬列作的這種對立的解讀，使他陷入了自己設計的悖論：當他高談社會主義民主的時候，他真正主張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社會主義民主！

 

　　（二）于幼軍先生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的否定，使他陷入了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悖論

 

　　于幼軍將斯大林描寫成了希特勒式的人物：“處處肅反殺聲聞，年年清洗天下驚。元勛百姓皆罹禍，冤獄斑斑血淚凝。”（第二卷第193頁）

 

　　——這不是典型的希特勒嗎？可是這樣一來，斯大林領導的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不能不承認，蘇聯的社會主義民主，不是沒有重大失誤和缺陷的，也不能不承認，斯大林有過個人崇拜、破壞民主集中制的不民主行為，但你不能否定，斯大林搞的是有失誤和缺陷的社會主義民主。對此，即使是比較客觀的西方學者也是承認的。

 

　　例如，英國學者赫爾德在《民主與全球秩序》一書中將民主分成三種基本變化形態或模式：“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參與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務的決策制度。這是民主制的‘原型’，發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種是自由主義民主制或代議民主制，這種統治制度是經由選舉產生的‘官員’在嚴格界定的地域內行使權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張堅持‘法治’。第三種是以一黨模式為基礎的民主制的變化形態。”（劉建飛：《西方民主的困境與人類民主的未來》）

 

　　因為終究是斯大林制定了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使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終究是斯大林實現了列寧認為的“蘇維埃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給了群眾，給了勞動者，給了工人和小農。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像蘇維埃政權那樣的屬于大多數人的國家政權，實際上屬于大多數人的政權”；終究是斯大林促進了蘇聯人民的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的逐步實現。如果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民主否定掉，那斯大林的“蘇聯模式”還是社會主義的嗎？既然“斯大林模式”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斯大林的民主必然也是社會主義的；既然斯大林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于幼軍先生主張的“社會主義民主”必然就不是社會主義民主了！

 

　　（三）于幼軍先生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否定，使他陷入了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悖論

 

　　于幼軍先生又將毛澤東描寫成了秦始皇加希特勒：“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在黨內和社會上越來越高，他個人的思想意愿在執政黨和國家政治經濟決策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對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實際上是毛澤東個人說了算，他個人可以一再任意改變領導集體作出的決策，不須經過法定的程序，或就算經過也是做樣子、走過場，根本不能起約束和監督的作用。其他領導集體成員對其要么只能隨聲附和，要么明知錯誤也不敢或不能作聲，如有真敢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發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聲音，就被強加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遭受打擊迫害。”（第三卷第385頁）

 

　　于幼軍，你這是公然的撒謊！你這是公然的污蔑！你這是公然的妖魔化！你這是對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導師毛澤東的詆毀、污蔑和妖魔化！是對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詆毀、污蔑和妖魔化！是對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詆毀、污蔑和妖魔化！從此以后，我只能直呼你的臭名，因為你的言行根本不配“先生”二字！

 

　　誠然，毛澤東創立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理論不是不可商榷的，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也不是沒有失誤和缺陷的。但是，任何有良知和不帶偏見的人，都應該承認，正是毛澤東創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并將這一理論付之于實踐，讓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中間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取得了國家主人翁地位的。是他，創建了人民主權的國體和保障人民主權實現的政體；是他，實現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是他，試圖賦予人民管理國家、管理企業、管理學校、管理軍隊的民主權利；是他，創建了社會主義的法制，賦予了人民群眾立法、執法的民主權利；是他，試圖建立起人民主權的人民民主與國家權力機構的“權力制衡”體制的——雖然，這一努力明顯地失敗了，但失敗的社會主義民主嘗試，仍然還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基于群眾路線的民主實踐。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民主觀體現為確立人民主體性的觀點。人民才是歷史進步的動力，才是國家的主人，而黨是人民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群眾路線民主是比競爭性選舉民主更為徹底實現人民主權的民主機制，實質是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即使被全盤否定的文革，也就是被于幼軍稱之為“荒唐的理論，錯誤的實踐”，恰恰不是于幼軍等認為的是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而是鄧小平等都承認的是一場實行大民主的群眾運動，是于幼軍非常崇拜的“巴黎公社原則”的非常嘗試。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就是社會主義民主，這一點，著有《民主四講》、至少在民主理論研究方面學貫中西的香港大學教授王紹光先生看到了，他寫道：

 

　　“怎么代表？群眾路線。人們常把群眾路線看作共產黨傳統中的民主決策方式，但群眾路線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代表方式。貫徹群眾路線對各級干部有相當高的要求，他們不能關門決策，坐等老百姓上門，必須主動深入人民群眾。群眾路線體現的代表方式有‘闖進來’、‘請進來’，但最重要的是決策者必須‘走出去’，走到人民中去，尤其是工農大眾中去，當然也要跟其他群體打交道。”（王紹光：《中國人更重民主的實質而非形式》）

 

　　于幼軍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否定，讓自己陷入了自己設計的“社會主義民主”悖論：如果說毛澤東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那么，于幼軍主張的絕對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如果于幼軍主張的是社會主義民主，那么，毛澤東搞的就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可是，一切有良知的人和普羅大眾都認為，毛澤東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既然毛澤東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那么只能證明于幼軍主張的就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四）于幼軍高揚的馬列民主旗幟，讓自己的言行陷入了悖論

 

　　于幼軍高舉著馬列主義民主道義的旗幟，本想是作為石頭，砸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腳的，但天道難違、天不可欺，砸向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石頭卻將自己狠狠砸痛：

 

　　“人民群眾有權選擇公眾權利的授予對象”？

　　于幼軍，你作為高管顯要，自己的權力就不是“人民的授予”！

 

　　“公職人員，都必須受到來自人民群眾的......監督”？

　　事實證明，于幼軍，你的權力從來就沒有受到人民的監督，否則，深圳不會在全國率先實現私有化，山西不會到處是喝人血、汲人髓的“黑磚窯”“黑煤窯”！

 

　　“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不負責任的、不稱職的公職人員”？

　　按照這條，于幼軍，你造成那樣嚴重的煤礦事故、那樣“民主地”無視煤礦工人的生命，可是你還是高官任做，豪車任坐，你有什么臉面在這里大談“撤換不負責任、不稱職的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的進退必須由人民作出決定”？

　　于幼軍，你曾深陷貪腐、男女關系，你的進退就不是“由人民作出了決定”的！

 

　　一個人如果對社會主義民主無知而違反社會主義民主原則，那是他的無知；而一個人對社會主義民主了如指掌卻故意長期踐踏社會主義民主原則，那是無恥之尤！

 

　　因此，于幼軍高談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想讓社會主義民主發展得更好些、更完善些。于幼軍高喊社會主義民主，是為了否定斯大林，打倒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創立者和實行者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民主實施脫胎換骨的改造。而經過這番脫胎換骨的改造，社會主義民主就必然變成資本主義民主了——這就是于幼軍的那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根本目的。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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