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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湘農夫：是比較優越的農業制度，還是基本低效的農業制度？——八評于幼軍、黎元江的《社會主義五百年》

點擊：  作者：瀟湘農夫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5-10 11:41:06

 

 

 

　　于幼軍走筆到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農業。于幼軍筆下的中國農業，最初幾年是陽光普照、一片藍天：

 

　　“到1953年春，全國除新疆、西藏等若干少數民族聚居區及臺灣省外，如期完成了土改任務，徹底廢除了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全國三億多農民無償獲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耕種和支配莊稼，激發起生產積極性，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1950年至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年均增長12.9%。”（《社會主義五百年》第三卷第275頁）

 

　　可是，好景不長。到了1956年全國農業合作化，中國農業就烏云一片了：

 

　　“高級社與初級社相比，不僅所有制性質改變了，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實行大社一級所有和集中生產、統一經營、統一經濟核算及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而且合作社的規模頁擴充為平均每社200戶左右。這種所有制形式和生產組織規模，超出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和絕大多數農民的思想水平。依靠強迫命令和群眾運動強行推行，其結果是制約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了農村生產力發展，給國家帶來糧食供應緊張等一系列嚴重困難。”（同上第306頁）

 

　　如果說農業合作化還是烏云一片，那么，兩年后的人民公社集體化，則更是烏云滾滾、暗無天日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深刻教訓在于不顧生產力的水平，認人為提升生產關系，夸大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以為不斷變革、迅速變革生產關系，拔高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程度，就能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結果造成對生產力的大破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根本錯誤在于陷入了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進共產主義的空想。”（同上第385頁）

　　正是“頭腦發熱夸大話，違反規律終受罰。一步登天南柯夢，至今人怨公社化。”（同上第386頁）

 

　　于幼軍在將農村集體化與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直接對立起來的同時，不僅用后者否定了前者，而且實際暗含了農業集體化制度的低效，甚至無效這一命題：

 

　　“如果硬要說當時全面推行高級社、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決策是實時的、正確的，那就意味著黨中央和鄧小平二十多年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允許、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的決策是錯誤的，這就否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確性。”（同上第308頁）

 

　　總之，在于幼軍的筆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業是：土地改革有功，農村合作化有錯，農村集體化有罪！農業集體化是一個基本低效，甚至是無效的制度。

 

　　于幼軍，你這是公然撒謊！你這是公然誣蔑！你這是公然妖魔化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

 

　　筆者說于幼軍是公然撒謊、公然誣蔑，公然妖魔化農業集體化，是因為他根本不合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的發展事實；是因為這位崇拜“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的老人的人，偏偏故意健忘這位老人當年對中國農業的總結：

 

　　“二十五年來，在農業方面，我們由過去舊中國的半饑餓狀態做到了剛夠吃，這件事情不可小視，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1975年9月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

 

　　既然于幼軍將毛澤東的中國農業集體化說得如此不堪，那么，我們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國的農業。更有必要了解，新中國農業為什么要走集體化道路？農業集體化到底搞得怎么樣？如何對待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的短暫倒退？農業集體化經營到底存在哪些問題？為什么農業集體化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是根本對立的？為什么說于幼軍在撒謊，在誣蔑和妖魔化中國農業集體化？

 

　　一、舊中國是一個半饑餓的國家

 

　　誠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舊中國是一個半饑餓國家。

 

　　中國雖然自古就以農立國，但是一部中國歷史，除了少數幾個年代能吃飽穿暖以外，人民大都食不果腹、饑寒交迫。魯迅先生說，中國的歷史是“吃人”。統治者吃人，惡劣的自然條件也吃人，蓋為所言非虛。

 

　　著名史學家鄧云特先生就認為：“將近四千年間，幾乎無年不災，也幾乎無年不荒，西歐學者為之驚詫，稱我國為‘饑荒的國度’”。從“市售人肉”到“人肉軍糧”，從“易子而食”到“吃盡長安一城人”……自有夏至滿清，人相食，不絕于史；向望于道，不絕于耳。以至鄧云特先生一聲浩嘆：“中國饑荒危害之嚴重，在世界各地中絕無僅有！”（鄧云特：《中國饑荒史》）

 

　　被民國范兒和公知們目為現代“天國”的民國，更是一部吃人的歷史。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1949年長江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后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超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余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以至縣衙前人相食，國民黨的縣官都為之不平、吶喊。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1900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余人。（鄧云特：《中國饑荒史》）

 

　　上述這些基本事實，使得司徒雷登先生也不得不冷峻地承認：

 

　　“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至700萬人死于饑餓。民國時代累計餓死過兩億以上人口。”

 

　　因此，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饑荒史，就是一部“吃人”的歷史：統治階級吃人，惡劣的自然條件也吃人。

 

　　因此，中華民國的歷史更是一部饑荒史，更是一部“吃人”的歷史：惡劣的自然條件吃人，國民黨蔣介石更吃人。

 

　　因此，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接手的中國實際是一個餓殍遍地、哀鴻遍野的中國。

 

　　二、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和集體化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農業走向合作化和集體化是歷史的必然。對此，中宣部出版的《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做了科學的闡釋：

 

　　“為了適應鞏固政權、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進行國家建設對糧食等農作物迅速增長的需要，避免土改完成后農村出現新的兩極分化，我們黨推動開展農業互助合作并已經積累了許多經驗。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簡單協作的互助組已經普遍建立起來，土地入股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也開始發展，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高級合作社也有了若干經驗。隨著‘一五’計劃實施和國家工業化高潮的到來，更加需要一個鞏固的農業基礎和農產品保障。黨認為完成上述任務，僅靠個體農業經濟是不可能的，只有組織起來，互助合作，才能發展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加強農業保障作用，實現農民共同富裕。”（《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第141-142頁）

 

　　可見，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和集體化不是毛澤東的個人意志，而是歷史的必然，是全黨全民共同意志的產物。

 

　　三、中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是“黨的領導，農民自愿”的結果

 

　　為了完成中國這個“5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并且“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毛澤東不僅創立了科學的中國社會主義合作化理論，制定了一整套的方針、政策，而且確定了一整套具體實際的辦法、措施，才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建立、鞏固和發展。

 

　　毛澤東促進中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建立、鞏固和發展的辦法和措施，具體體現在以下十一個方面的“牢牢抓住”。

 

　　即牢牢抓住“社會主義”這個總綱；牢牢抓住“黨的領導”這個保障；牢牢抓住“貧下中農”這個基礎；牢牢抓住農民自覺自愿這個關鍵；牢牢抓住”規劃和計劃“這個手段；牢牢抓住”建社準備“這個工作；牢牢抓住“整社”這個工作任務；牢牢抓住“政治工作”這個“生命線”；牢牢抓住“共同富裕”這個根本；牢牢抓住“農業水利”這個“命脈”。

 

　　可見，中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快速推進和完成，是黨的領導和農民自愿的結果。將中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推進和完成，說成是“依靠強迫命令和群眾運動強行推行”，是十足的信口雌黃、胡說八道！

 

　　四、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和集體化創造了光輝的業績

 

　　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和集體化，創造的光輝業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規模開展水利建設，基本滿足了工農業生產的需要

 

　　中國是水旱災害頻繁的國度。

 

　　新中國成立前，舊中國只有大型水庫6座，大中小水庫1223座，總庫容估計200億立方左右。

　　到1976年底，全國總計新建水庫84000多座。其中，按水庫容量分，我國建成大型水庫302座，中型水庫2110座，小型水庫8200多座，總庫容達到42億立方，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21倍。

　　按建成的時期分，1957年前總計建設1079座，年均135座。

　　人民公社時期新建 83300座，年均423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庫的98%，年均水庫建設速度是小農經濟時期的34倍。與此同時，修建了300萬公里的人工河渠和總長達16.5萬公里的各類堤防。

　　并且從1970年代開始，一些沒有灌區體系的平原地區開始通過打機井的方式實現灌溉。

 

　　據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回憶，1970年代，中央投資水利建設，每年打機井30多萬眼，共打機井220多萬眼。84000多座的大中小型水庫，220萬眼的機井，300萬公里的人工河渠，16.5萬公里的各類堤防，星羅棋布的山塘水壩，以及不計其數的干渠、支渠、斗渠和毛渠，構成了人民公社集體化后期比較嚴密和完善的農業灌溉水系。（《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39頁）

 

　　（二）大規模地開墾土地和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基本滿足了工農業生產的需要

 

　　根據1953年全國查田定產公布的數字，我國當時的耕地面積為10853萬公頃，1957年增加到11183萬公頃；“六五”期間我國組織多個部門核查的土地面積在1980年代初為13250萬-13790萬公頃。

 

　　美國國際環境及發展研究所與世界資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資源（1987）》估計，中國耕地面積1950年為10800萬公頃，1960年為11700萬公頃（年均增長0.80%），1970年為12700萬公頃（年均增長0.82%），1980年為13400公頃（年均增長0.54%），兩者數據非常接近。

 

　　也就是說，新中國的耕地面積經過短短的31年的建設，就從建國之初的16.2億畝，增加到1980年20.1億-21.0億畝，凈增了3.9億-4.8億畝。與此同時，還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壤改良，極大地提高了土壤肥力。凈增加的土地面積和提高了的土壤肥力，為我國實現比較高的糧食總產奠定了基礎。（美國國際環境及發展研究所與世界資源研究所著：《世界資源<1987>》）

 

　　（三）“一粒種子改變了世界”，使中國的種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實現了從“高桿到矮桿”的第一次綠色革命，第二次，又實現了從“常規到雜交”的歷史性跨越。

 

　　這次歷史性的跨越，更具革命意義。  

 

　　首先，水稻雜交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1960年，袁隆平發現一株“鶴立雞群”的特異稻株，第二年悟到這是“天然雜交稻”株，受到啟發，立志從事水稻雄性不育試驗。1970年11月，湖南省安江農校李必湖和海南省南紅農場馮克冊在海南省崖縣發現并采集到珍貴的“野敗”水稻雄性不育株，從而為我國雜交水稻育種打開了突破口。雜交水稻單產達到800公斤。

 

　　其次，玉米雜交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在我國育種領域，還有與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齊名的中國“緊湊型雜交玉米之父”的李登海。由于李澄海的執著和百折不饒終于于1979年成功培育出緊湊型緊湊型雜交玉米品種“掖單2號”，畝產高達776.6公斤。

 

　　再次，小麥雜交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1960年代，河南省偃師縣幾個高產小麥系列品種開發成功并進行了大面積的推廣。1979年，小麥育種專家李振聲用小麥與偃麥草遠緣雜交成功培育了“小偃55-6”號雜交小麥，使小麥單產大幅地提升，由1979年的143公斤增長到1986年的203公斤。（《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75頁）

 

　　雜交水稻、雜交玉米和雜交小麥品種的培育的成功，標志著我國三大主糧均實現了雜交化，不僅使中國的糧食單產到1970年代就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比多數發達國家的糧食單產還要高；不僅使中國成為了種業大國，而且完全改變了世界種業的態勢，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種業的火車頭。

 

　　（四）基本普及初中等教育，為國家工業化積蓄了人才紅利

 

　　中國教育的核心問題是農村教育的問題。

 

　　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農村文盲率接近95%，是一個地地道道、如假包換的文盲充斥的國度。

　　農業集體化時期，我國農村的中等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1975年，我國初中毛入學率達到87.7%，高中毛入學率達到53%，農村小學入學率達到95以上。

　　幾乎每一個人民公社都辦起了高中和初中，每一個大隊都辦起了小學，乃至“戴帽初中”。（中國統計信息網<1996>）

 

　　“我國高等學校、中等學校和小學的在校學生已達二億一千萬人，超過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七倍。”（葉劍英在國慶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五）建立廉價有效的醫療衛生保障體系，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命健康水平

 

　　舊中國的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可以說是一張白紙。

 

　　1949年，全國有2600個醫院，但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縣以下根本沒有醫院。

　　1957年，全國醫院總數為4179 個，但全部集中在縣及縣以上的城市。

　　1958年，人民公社集體化后，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發生了重大轉折，醫院總數增到34379個，其中縣以下醫院從零增加到29079個。

　　到1970年，縣以下醫院達到58792個，平均每個公社都有一個以上的“公社衛生院 ”，所有大隊都設立了衛生所，生產隊設立了衛生員，全面建成了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農村醫療衛生保障體系。（資料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1997>）

 

　　《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匯集》，曾這樣評說了毛澤東時代的醫療衛生事業的成就：“毛澤東強調公共消費，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文化素質、健康水平。那時的中國雖然還窮，但幾乎所有的城鄉人口都享有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障，使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大幅度提高。中國人均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1980年的68歲，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約250‰減少到1980年的50‰以上。當時中國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普及性受到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高度贊譽”。

 

　　（六）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市場和資源，加速推進了國家工業化的進程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規模開墾的土地為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了較充裕的土地資源。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時期，我國開墾的4億多畝耕地為我國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是為國家的工業化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水資源。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建成的水庫，不僅極大地增加了我國的農業灌溉面積，極大地增強了農業的抗旱抗逆能力，也為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相對豐富的水資源，基本滿足了城市和工業發展的需要，并且為21世紀的“南水北調”工程，不僅奠定了水利工程基礎，而且還奠定了水資源基礎。

 

　　三是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比較充足的農產品資源。首先，提供了比較豐富的糧食資源。據統計，人民公社化時期，國家通過農業稅、糧食征購和收購農民余量等渠道，農民為國家每年提供了800—1000億斤的糧食；其次，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棉花資源。到1980年，我國農民共生產棉花2707萬噸，國家共生產棉布134.7億米，基本滿足了人民穿暖的需要；再次，提供了比較豐富的肉類和水產品；最后，農民為國家提供了油料、果蔬等農產品。在豐富城市居民“菜籃子”的同時，也基本滿足了食品工業的需要。比較豐富的農產品資源的供給，不僅直接支持了國家輕工業的發展，而且加速了國家的工業積累。

 

　　四是為國家工業化直接提供了稀缺的建設資金。資金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血液，也是國家工業化不可或缺的保證。據統計，自1956年到1978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手段，為國家積累了5100億元的資金，這是一筆巨大的原始積累。這筆巨款表明，中國農民不僅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重大犧牲，也直接為新中國的國營工業的發展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五是為國家工業品提供了比較巨大的消費市場。逐步相對富裕起來的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日益成為了國家工業品的消費市場。到1970年代末，農民已基本消除了饑餓并以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和收音機等“三轉一響”為代表的輕工產品已飛入尋常百姓家；而大型拖拉機已基本普及到公社、手扶拖拉機已基本普及到大隊甚至市場小隊。至于以碳酸氫銨為代表的化肥產品在農村已是普遍使用了。

 

　　（七）中國的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基本解決了中國人的吃穿問題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基本消除了中國人的饑餓、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并使相當一部分農民開始富裕了起來。這主要表現在主要農產品的增長方面。

 

　　1952年，油料總產373萬噸，1980年達到1179萬噸；

　　1952年，棉花總產131萬噸，1980年達到2707萬噸；

　　1952年，生豬8976萬頭、羊6178萬頭（未查到總產量），1980年達到1205萬噸；

　　1952年，水產品總產167萬噸，1980年達到450萬噸。

 

　　餓得人死、養得人大的糧食產量總體上是一個高速增長的過程：由1952年的11318萬噸增長到1958年的近20000萬噸，年均增長3.2%。在經歷了三年 “困難時期”和恢復期后，1965年恢復到 1958年水平。自此以后開始了一輪長期的快速增長。其中1960 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后期增長速度最高。

 

　　1949年，全國人均糧食209公斤；1959年，我國人均糧食252公斤；1970年，我國人均糧食 289公斤；1975年，我國人均糧食306公斤；到1979年，全國人均糧食已達到340公斤，離溫飽線人均360公斤只是一步之遙了。（楊松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并且，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第一次工業化的代表成果：單車、手表、縫紉機及收音機等所謂“三轉一響”的輕工產品已基本進入尋常百姓家了。

 

　　這些表明：毛澤東農業集體化不僅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實現了農民的初步富裕。按照埃德加.斯諾先生的話說，就是“中國前所未有地富裕起來了”。

 

　　毛澤東時代農業集體化取得的農業成就，還必須考慮以下兩個制約因素：

　　一是自然災害因素。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度，自然災害并沒有因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而退避三舍，相反，竟是災害不斷、頻頻襲來，其間的1959年至1963年，竟是接連五年大旱，再加上政策因素，造成了我國農業的倒退和徘徊；

　　二是人口因素。我國人口基數本來就很大，新中國每年均已1000萬以上的人口增長，再加上人口壽命的不斷增長，吃飽穿暖的壓力自然增加不少。可是毛澤東的中國，不僅基本戰勝了自然災害、克服了人口增長的壓力，而且基本解決了溫飽、實現了初步富裕，這不能不說是創造了一個人間奇跡。

 

　　這些基本事實，難道不足以證明于幼軍對我國農業集體化下的結論，是十足的謊言、十足的誣蔑、十足的妖魔化嗎？

 

　　五、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成就還需要作歷史的對比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有比較，才有鑒別。不比不知道，一比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成就就凸顯出來了。

 

　　（一）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成就，與改革開放后好有一比

 

　　的確，到1980年中期中國人大多數再沒有饑餓的感覺了，而且中國人將缺糧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這確實有農村家庭承包制的功勞，不承認是睜眼說瞎話。但是，你還得承認，按照人民公社1965年至1979 年糧食增長的速度，到1980年代也會將饑餓的感覺驅除出人們的靈魂，將缺糧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這是不是我們將假設當成了事實呢？不是的。

 

　　據研究，中國由于氣候原因，糧食產量大多五年左右經歷一次豐年和歉年的波動，因而分析農業數據趨勢通常用五年滑動平均數。按照這個滑動的平均數，1968年—1987年的滑動平均線基本是一條快速上升的曲線，19年間人均糧食增加104公斤，年均增長1.75%。其中，1969年—1971年，年均增長達到5.8%；1977年-1979年，年均增長6.8%；而這其中竟有幾年還是文革斗爭最厲害的時候！1987年-1998年中國糧食的增長逐步放緩，年均增長0.94%。新世紀我國糧食還發生過一次重大的滑坡，2003年人均糧食只有333公斤。此后，所謂的“七連增”、“八連增”，是在2003年谷底的基礎上實現的。

 

　　因此，毛澤東時代糧食增長的速度并不遜于改革開放之后，毛澤東已基本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假借毛澤東幾年時間，毛澤東就已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但是你還得承認，是人民公社大規模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建設、培育、推廣為改革后的農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才有了1980年代中國農業的長足發展。你還得承認，是人民公社集體化時期興辦的社隊企業奠基，才有了后來的鄉鎮企業的星火燎原。你還得承認，人民公社集體化時期的基礎成果既前無古人又后無來者，連當今的《人民日報》都不得不引用農民的真言“吃的是大躍進的水，種的是‘農業學大寨’的田”肯定這個事實，并且這是一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實。你還得承認，進入1990年代后中國農民的收入雖然總體在提高、生活還在逐步改善，但中國發生了嚴重的“三農”問題，已是不爭的事實。最后，你還得承認，中國農業的發展早就到了一個十字街口，不改革確實是死路一條了——在經過新中國60年農業總體上的高速發展后卻又重新敲響了糧食安全的警鐘、土地安全的警鐘、種子安全的警鐘、農村貧困化的警鐘！

 

　　因此，說“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不僅是無知，而且是無恥加混蛋。

 

　　（二）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取得的成就，與同期的印度好有一比

 

　　印度與中國有相近的歷史、相近的土地規模（解放初期人均耕地比中國多將近一倍）、相近的人口，印度氣候溫和，自然條件遠遠優于中國。印度和中國的農業幾乎站在相同的起跑線上。

 

　　但是，到1980年，印度和中國的農業真的成了“龜兔賽跑”：

　　印度的化肥產量是中國的四分之一，拖拉機的產量只有中國的一半；

　　印度的糧食產量是14015萬噸，中國是32056萬噸，中國是印度的229%；

　　印度的大豆產量是45萬噸，中國是794萬噸，中國是印度的1764%；

　　油菜籽印度是142萬噸，中國是385萬噸，中國是印度的271%；

　　棉花印度是1300萬噸，中國是2707萬噸，中國是印度的208%；

　　肉類印度是87萬噸，中國是1205萬噸，中國是印度的1385%；

　　牛奶印度是1300萬噸，中國是114萬噸，中國是印度的9%；

　　水產印度是245萬噸，中國是450萬噸，中國是印度的184%。

 

　　要命的是，中國在1980年前就建立了基本完整的農村文教體系和醫療衛生體系，而印度至今比中國1970年代的水平還差得遠呢！

　　更要命的是，中國度過三年困難時期后再沒有發生大的餓死人事件，而印度直到今天仍然每年有300-400萬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據來源：中國統計數據網<1997>）

 

　　（三）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取得的成就，與同期世界整個農業的發展還好有一比

 

　　中國1969年-1979年糧食總產從2.11億噸增加到3.32億噸，年均增長4.64%；世界同期糧食總產從12.13億噸增加到15.61億噸，年均增長2.55%，中國是全球增速的182%。

　　中國1960年-1980年耕地面積從1.17億公頃增加到1.34公頃，年均增加0.68%,中國是世界墾荒進度的8.5倍。

　　1984年與世界1994年比較：中國谷物的單產產量是世界的128%，稻谷是世界的147%，小麥是世界的121%，玉米是世界的91%。大豆是世界的64%，花生是世界的138%，油菜籽是世界的92%，多項大宗農產品單產產量將世界平均的單產產量拋在后頭。

 

　　正因為“耕地面積的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中國農產品增長速度超過世界水平是必然的”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這幾乎都是人民公社集體化的全部功勞。（參見楊松林先生：《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四）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取得的成就，還與歐美發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好有一比。

 

　　的確，將一個在備受帝國主義欺凌，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嚴重壓迫，人口眾多且資源十分有限，幾乎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并且只經過短短的27年時間建設的毛澤東時代的農業成就，與沒有人口壓力且人均農業資源極為豐富、經過數百年工業化建設、有著高度科技成就的歐美各發達國家比農業勞動生產率，比農業現代化，那是叫花子與龍王爺比寶，怎么比你都相形見絀、自漸成穢。莫說是毛澤東時代短短的27年，就是經過新中國現在64年的建設，也還是相形見絀、自漸成穢；莫說是新中國現在64年，就是再過64年，恐怕還會有些相形見絀、自漸成穢。

 

　　但是，如果我們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做這樣的對比，就比出了毛澤東時代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的輝煌：

 

　　毛澤東時代新增土地面積達3.9億-4.8億畝，超過了發達國家的總和還多；建成的有效灌溉面積接近世界總灌溉面積的四分之一，灌溉密度是美國灌溉密度的近4倍；卓有成效地開展了中國農業綠色革命，瞄準世界綠色革命、迎頭趕上世界綠色革命、最終超越了世界綠色革命；建立起中國獨立自主的化肥工業體系和有機農業體系，事實上率先在世界上建立起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用不到世界發達國家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的土地，基本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使可愛的艾奇遜老爺的預言徹底破產……這些難道還不能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嗎？這些難道不是超越歐美發達國家的成就嗎？（楊松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這些比較出來的我國農業集體化的奇跡，難道不足以證明于幼軍對我國農業集體化下的結論，是十足的謊言、十足的誣蔑、十足的妖魔化嗎？

 

　　六、必須客觀對待三年困難時期中國農業的倒退

 

　　毋庸諱言，1959年至1961年，我國農業陷入了比較嚴重的倒退。這個倒退，既有農業體制和農業指導思想的原因，也有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的原因，更主要是發生了嚴重自然災害的原因。

 

　　（一）農業的倒退主要是自然災害的原因

 

　　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災害面積大。1950年——1958年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災面積為1971萬公頃，成災面積為877萬公頃。1959年——1961年受災面積達到年平均5728萬公頃，是此前九年平均值的291%；成災面積年平均2251萬公頃，是此前九年平均值的257%。受災和成災面積均為中國有記錄以來數量最大的。

 

　　二是災情持續時間長且每年都加重。1959年成災面積比1958年幾乎翻一番，而1960年再擴大82%，1961年繼續擴大15%。

 

　　年均5728萬公頃受災，占當時11700萬公頃耕地面積的一半左右，受災面積之大，糧食減產非常嚴重。這“三年自然災害”，不僅是此前中國150年間發生的最嚴重的自然災害，而且是之后再也沒有超過的自然災害。（上述數據由美國國際環境及發展研究所與世界資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資源：1987》認定）

 

　　因此，嚴重的自然災害是造成農業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農業的倒退也有人為的因素

 

　　這些人為因素主要包括：農業所有制關系很不穩定且追求“一大二公”，各地嚴重刮起共產風、高指標風、強迫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等“五風”，工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等。由于這些失誤和錯誤的存在，加劇了這場農業倒退。但這些失誤和錯誤，只是次要方面的因素。

 

　　（三）這次農業的倒退并沒有嚴重到大量餓死人的地步

 

　　從統計數字看：

　　194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11318萬噸，戶籍人口54167人，人均糧食209公斤；

　　1959年，糧食總產16968噸，戶籍人口67207萬人，人均糧食252公斤；

　　1960年，糧食產量14385萬噸，戶籍人口66207萬人，人均糧食217公斤；

　　1961年13650萬噸，戶籍人口65829萬人，人均糧食207公斤；

　　1962年，糧食總產量15441萬噸，戶籍人口67295萬人，人均糧食229公斤。（《中國統計年鑒<1987>》第252頁）

 

　　那個年代普遍感覺最饑餓的1960年，人均糧食卻比1949年人均還高8公斤，比2009年的印度人均產量212公斤還高5公斤。這樣的糧食人均水平，足以讓一個大國的人民處于饑餓狀態，但在一個分配比較公平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出現大量人口餓死。近年我國數學家孫經先教授、民間學者邋遢道人用鐵的事實揭露了楊繼繩“餓死三千萬”的謊言，自然也洗去了于幼軍在這個問題上潑向毛澤東、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問題上的臟水。

 

　　因此，總起來看，這次農業的倒退，主要是嚴重的自然災害引起的，而農業體制的反復和調整、政策措施的失誤和錯誤加劇了這場農業的倒退，是“九個指頭、八個指頭、七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二個指頭三個指頭”之間的關系。

 

　　因此，將我國1959年——1961年三年的農業倒退的主要原因歸咎于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制度不是無知無畏，就是別有用心——因為他們無法解釋：1956年——1958年正是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貪大求洋的時候，卻是我國糧食產量高速增長的時候！而被稱為“動亂”和“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十年文革，更是我國農業比較高速且穩定增長的時期——反過來說，在動亂的情況下，還能保持農業的持續穩定的增長，我們是不是可以由此推論：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制度是一種具有內在激勵動力的基本農業制度呢？

 

　　七、我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同時任何事物都是在曲折中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我國的農業集體化制度也不例外，在發展過程中，既存在一定制度缺陷，也存在一些嚴重問題。

 

　　（一）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反復和調整，給人民公社的發展投下了陰影

 

　　人民公社當初設計的“一大二公”體制，確實脫離了當時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實際。人民公社是農民自己的發明，毛澤東和黨中央將這個農民自己的發明變為全黨和全國農民的行動后，確實存在過“一大二公”的制度設計。大多數地方是一鄉一社，少數極端的地方，竟至一縣一社。人民公社內部，社、管理區（大隊）、作業隊（生產隊）的權責利劃分也很不明確，致使作業隊（生產隊）內的農民多勞不能多得，少勞不是少得。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陷入過理想主義。但毛澤東終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者。從1959年的成都會議、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和黨中央就開始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體制。這意味著人民公社集體化以后，不到半年毛澤東和黨中央就在開始調整。幾經努力，一年后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基本到位：公社的規模，基本以1956年設立的行政鄉為基礎；公社內部，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所謂“隊為基礎”，即以生產隊為基礎，而生產隊的規模基本是初級社的規模。1961年3月，《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頒布以后，我國農業集體化的體制就用法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再也沒有大的反復和變動，直至人民公社解體。

 

　　人民公社當初所有制的反復和調整，成為造成我國農業三年嚴重困難的人為因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自然，也給后來的人民公社的發展，投下了長期的陰影。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人民公社體制調整問題上，不是毛澤東“獨裁”，反而是毛澤東太民主了，上上下下反復征求意見，以至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顯得有些延宕和遲緩。

 

　　（二）人民公社經營體制僵化，生產單一

 

　　第一，人民公社化后，集體經濟取得了絕對優勢地位，個體經濟只有1-2%。這一狀況，顯然使我國農村的所有制形式缺乏彈性，也因此失去“鯰魚效應”，使人民公社的活力顯得不夠。

 

　　第二，人民公社作為生產組織，本來是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載體。但是，由于農村生產力的限制，絕大多數的人民公社成了單純的農業生產組織，人民公社的制度優勢沒有發揮出來。即使在農業生產中，本來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然而在實踐中，相當一部分公社卻是“以糧為綱，其它砍光”。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基本變成了以糧食為主的農業生產。同時，在生產經營的體制中，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強調人民公社要發展商品生產，不僅社外的物質要進行貨幣交換，而且社內的物質也要進行貨幣的交換。然而在實踐中，盡管一再強調不能“一平二調”，但還是存在相當的“一平二調”行為，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勞動和農民的勞動果實。

 

　　第三，在商品交換中，農民生產的商品，基本被“官辦”企業所壟斷，造成農民的一部分勞動成果“被剝奪”。并且農民千百年來習慣的農村“自由市場”，又一度被限制，甚至被取消，限制了農民的商品交換自由。農民的不滿，自然加深了對人民公社集體化的不滿。

 

　　凡此種種，必然使人民公社制度缺乏活力，影響了人民公社制度優勢的發揮，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

 

　　（三）人民公社生產管理不到位，分配原則落實不力

 

　　人民公社本來就是生產組織，就是生產企業。任何企業和生產組織，都應該搞好經營管理，搞好成本核算，讓農民增產增收，逐步地走向富裕。毛澤東早在《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就強調要搞好經營管理和成本核算。可是，在實踐中，相當一部分的人民公社生產隊，在生產過程中，不講勞動效率，出工大呼隆，作工磨洋工。在分配問題上，人民公社體制出現了一定偏差，即基本口糧定得過高，勞動獲得定得較低，挫傷了全勞力戶、壯勞動力戶的生產積極性。這樣的勞動生產和分配狀態，自然嚴重地損害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形象。

 

　　正因為人民公社集體化存在上述問題，因而人民公社集體化始終存在一個鞏固和發展的問題；也正因為人民公社集體化存在上述那些問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當初受到農民的歡迎，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七、農業集體化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是對立統一的

 

　　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專門闡述。這里只提出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農村集體化的糾錯、深化和完善；

　　第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是在農業集體化取得巨大成績的基礎上實行的，同時又一定程度破壞了農業集體化形成的生產力；

　　第三，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制度設計本來是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統分結合的體制，是一種集體經濟制度，至于后來只有“家庭”沒有“集體”，那是由于于幼軍式的官員太多了；

　　第四，無論怎樣，現在的農村土地至少在名義上還是屬于集體所有，同時還有一部分確實是屬于集體所有制；

　　第五，1990年代對在原社隊企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的改制，實際是一個私有化的過程；

　　第六，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內在動力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釋放殆盡，由于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農業政策造成了我國長期的“三農”問題；

　　第七，鄧小平當年是有“農業第二次飛躍”的設想的，這個設想目前已在中國大地涌動。

 

　　因此，于幼軍將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與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截然對立起來，不是暴露了他的無知，而是暴露了他的居心不正！

 

　　八、于幼軍誣蔑、妖魔化中國農業集體化的目的

 

　　于幼軍是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在職研究生畢業的哲學博士，自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深厚的學者型高官。這樣的學者型高官，吃著共產黨的飯、掌握著黨和人民賦予的巨大權力，理應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中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歷史的是非對錯作具體問題具體的分析。可是，他不，他仍然用他那把獨立而超然、具有神一般力量的生產力標尺——實際是一把歷史唯心主義的標尺、新自由主義的標尺——量度一切、臧否一切，并且幾乎否定毛澤東的農業集體化的一切。

 

　　由此，他必然會無視當時中國社會工業化的根本要求，無視中國5億農民組織起來的強烈愿望，無視農民共同富裕的發展要求，無視我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是“黨的領導，農民自愿”的歷史現實，無視我國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取得的巨大成就，無視八億農民在毛澤東時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這一了不起的成就，無視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給中國現代農業奠定的雄厚物質基礎，無視農業集體化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兩者之間的內在統一。

 

　　由此，他必然要將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歪曲為毛澤東的意志，歪曲為強迫命令的結果的；必然要故意夸大我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出現的短暫倒退的問題；必然會將短暫的農業倒退歪曲為整個農業集體化時期的倒退的問題的；必然會對無良學者虛構的三年困難時期“餓死數千萬”的污蔑不作任何分析，就認為主要是“人禍”的；必然故意將農業集體化和農村家庭集體化對立起來，以此證明農業集體化搞早了、搞糟了、搞錯了的。

 

　　如此種種，只能證明于幼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妖魔化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推行中國土地的私有化，為他們的資本主義復辟夢鳴鑼開道！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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