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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原本是一場臺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利的“事件”，如今卻像一把利刃，橫亙島內，撕裂臺灣。

　　民進黨當局、綠營和臺獨分子，早早地圈好日歷，要在這一天，給倒在地上的國民黨再來上幾腳，使勁把“去中國化”往前再拱兩步。

　　大陸高調紀念“二二八”的消息，捅了綠營的馬蜂窩。臺灣“總統府”發言人跳出來，教訓大陸“不要錯過了反省的大好機會”。臺灣二二八基金會執行會長也唾沫橫飛，指責大陸多管閑事，“干中共何事？”，這是中共“搞統戰”。

　　綠營們越這么鬧騰，倒越叫刀哥想起一個“安靜”的人——臺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之一，中共臺北市工委書記，郭琇琮。

　　1947年前的2月27日，一個臺灣小販引發一場血案。28日，臺灣群眾到省政府游行抗議反遭衛隊開槍而死亡多人，繼而各地民眾群起暴動，包圍沖擊政府機關。正忙于內戰的蔣介石得知后方臺灣出事，定性為“暴亂”，派一個軍上島迅速將起義鎮壓下去。

　　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梗概。

　　長期以來，“臺獨”勢力不遺余力地拿“二二八”事件做文章，歪曲歷史事實，挑撥省籍矛盾，制造社會對立，為“臺獨”強拉“歷史淵源”和“群眾基礎”。

　　臺灣《聯合報》27日評論說：“大陸有個淘寶網，只要有錢，人人可以上網買自己喜歡的東西。臺灣也有淘寶的好地方，專供民進黨享用，這個寶地叫‘歷史’。不同的是，這里不必花錢就可以撈取寶物，它用的貨幣叫‘仇恨’”。

　　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現實遭遇。

　　有些學者，把“二二八”事件解讀成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臺灣人對外省人和中國大一統的排斥。這里有個事實需要明確，由于缺乏統一領導，民眾暴動的參加者魚龍混雜，確有極少數親日分子混入并煽動打“外省人”，但是，多數當地人與“外省人”還是和好相處并無沖突。

　　歷史的宏大總不免有太多的枝枝節節，從具體人的故事出發，也許可以抽絲剝繭，讓歷史撥云見日。

　　1918年，郭琇琮出生在親日的富裕地方士紳——士林郭家，從小進入主要是日本人子弟就讀的學校，接受皇民化洗禮。1938年，他考入臺北高等學校第十四屆理科甲類(全班共28名學生，臺灣人只有4名)，后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東京工業大學，留校一年后，進入臺北帝大醫學部就學。

　　在臺北帝大就讀期間，郭在騎馬、游泳、田徑、音樂上都表現出了過人的天賦。然而他偏偏不愿做個“良民”。當時臺灣總督府在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分會，全面推動皇民化運動。

　　郭與幾個有抗日思想的學生手寫孫中山遺囑并在上頭蓋手印，結拜為兄弟，組織讀書會，一起研讀《孫文學說》。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郭琇琮又與同學籌組秘密反日團體，準備在祖國軍隊登陸臺灣時發動武裝起義。

　　1944年1月，臺灣總督府公布鼓勵臺灣人改用日本人姓名的辦法，把“皇民化運動”推向極致。4月15日，日本憲兵隊在學生密探配合下，以“研讀漢文、習北京話、抗日”的名義，逮捕郭琇琮及其他高校具有抗日民族意識的臺灣師生。

　　郭琇琮被捕后，日本憲兵邊拷打邊問他，像他那樣在日治臺灣社會下受惠的菁英份子，為什么要抗日。郭琇琮回答：“身為一個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人，盡管個人的生活比別的臺灣人安定富裕；但這種個人與日本人的‘平等’，不過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恥辱罷了!”

　　最后，郭被打斷肋骨，判刑五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義勇隊特派副總隊長張士德以國民黨上校軍官的身份返臺，親自到臺北監獄，把郭琇琮等人從牢房里接出來。在這個時期，郭琇琮與同時坐牢的幾個學生一起，建立臺灣學生聯盟，“迎接祖國”，辦國語學習班，學國語，研讀三民主義，教唱義勇軍進行曲。

　　在弟弟郭琇琳眼里，郭是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他當年之所以順從父親的意思學醫，并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救世。他甚至立志要當臺灣的‘史懷哲（人道主義者，獻身非洲醫療事業）’呢！”

　　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遇到的是什么樣的現實？國民黨當局和臺灣省省長陳儀，把國民黨的官僚腐敗、施政不當、舔跪美軍統統帶到臺灣，接收變劫收，臺灣百姓的心境，由原來的興奮和期待轉變為失望和憤怒。

　　這時候，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反對獨裁，爭取人民民主；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口號，很自然地讓郭琇琮這樣的進步青年心向往之。

　　必須指出的是，這里所指的民主，不是被美國拿來給霸權主義當羊皮，被民進黨跪舔成圣經的民主；這里的獨立，更不是民進黨割裂歪曲的臺灣獨立，臺灣人自決。

　　彼時，大陸國統區學生正在進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同樣，臺灣民眾和國民黨政府之間積累的矛盾已如干柴烈火，最終在1947年2月27日，因為警察上街緝查私煙時開槍傷了小販并打死一名路人，火星爆燃，漸成燎原。

　　事件爆發后的3月4日，中共地下黨通過李中志找到郭琇琮，將臺大校本部、師范學院、臺大法商學院和延平學院等各校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準備發動武裝起義，攻打行政長官署，郭琇琮任副總指揮。

　　當天入夜之后，天空下著微雨。郭琇琮蒙面佩刀，把學生分成幾個小隊，然后指令各隊分幾路去劫南機場的彈藥倉庫，解除國軍的武裝。但是，他們一直等到凌晨兩、三點，預定由萬華方向過來會合的烏來泰雅族同胞還是沒有來。

　　因為種種主客觀因素，武裝斗爭行動沒有落實。做為指揮部聯絡員的葉紀東前往馬場町找郭琇琮，要他取消行動計劃。可郭琇琮還是堅持到黎明前，確定起義的確沒有可能性時才解散隊伍。

　　3月9日，增援的憲兵與國軍陸續登陸，臺北戒嚴，到處都是槍聲。郭琇琮在事變期間一直以化名“林逸俊”活動，再加上他始終蒙面指揮，身份沒有暴露。事變后，他逃到三重埔而幸免于被捕殺。

　　“二二八”事件后，郭琇琮的思想陷入同臺灣環境一樣的苦悶。但他的苦悶沒有持續太久。中共地下黨“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決定吸收他入黨。

　　據說，廖瑞發特地提了一盒蛋糕找郭琇琮。盒子里頭裝的不是蛋糕，而是一大迭鈔票，以此試探郭琇琮是不是一個貪圖小利的人。結果到了傍晚，郭琇琮下班回家，看到家里擺著的那盒蛋糕，問明情況后立即提起盒子，按照字條上的地址，退還了蛋糕。

　　1947年6月間，郭琇琮經由廖瑞發吸收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擔任臺北市工委委員。1950年5月2日，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中，郭琇琮被捕并判處死刑。

　　臨刑前一天，他的妻子林雪嬌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密密麻麻的字：

　　如果我活下來，我一定會把你的一生寫下來；你在這短短33年的一生，做了他人五十年、一百年都做不完的事。題目我已經想好了：《美好的世紀》。但這題目好俗氣，怕你會不喜歡。

　　而他在寫給妻子的小紙條上寫道：

　　雪嬌，請交待爸爸媽媽把我的尸身用火燒了，將骨灰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的生活下去……

　　蔡英文當局正在島內極力推動“轉型正義”，民進黨“立委”這幾天也發出提案，要求各級學校拆除蔣介石銅像，再度發起“去蔣化”，激進“獨派”則揚言沖擊中正紀念堂……

　　顯然，綠營中的“綠蠅”們擺出要將“二二八”事件深挖到底的陣勢。但是，這一系列動作，不過是對“二二八”的又一次“消費”，“把二二八當成政治提款機”，掩飾自己的施政無能。民進黨的最終目的，顯然并不只是為了“倒蔣”，而是為了“去中國化”，要實現臺灣獨立。

　　如果把郭琇琮和“二二八”寫進民進黨的歷史書里，這段歷史就是一部臺灣被荷蘭、鄭成功、滿清、日本、中華民國，現在要被大陸“統治”的“殖民史”，一部外省人欺壓臺灣人的悲慘史。

　　如果把郭琇琮“二二八”寫進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史書里，這段歷史就是一部四萬萬同胞為民族獨立和國家復興砥礪抗爭、苦難輝煌的悲壯史。

　　悲慘，與居高臨下的憐憫相連；悲壯，同心悅誠服的敬意相通。

　　現在臺灣的天然獨、太陽花們可能永遠不會理解，為什么郭琇琮在生命行將結束前，想到的是空心菜，而他出身大家閨秀的妻子，會把他苦難動蕩的一生，取名叫“美好的世紀”。

　　郭琇琮是一位在臺灣土生土長的進步青年。他目睹了臺灣島上發生的一切，被現實激起的打破黑暗、爭取光明的夙愿，同遠在大陸的仁人志士們一脈相連。郭琇琮的思想演進歷程，成為一條清晰可見的邏輯線，把臺灣和大陸民眾反對當時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自治運動，串聯在一起。不論就思想脈絡還是現實線索而言，“二二八”事件都是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一部分。

　　郭琇琮和那一代有理想的死難志士，不是可憐兮兮的受害者，不是挑撥統獨，激化族群矛盾的工具，他們是尋求自我和民眾解放的抗爭者，他們的崇高還在于，他們希望“化作春泥更護花”，甘作一抔默默無聞的土壤。

　　而那些挑撥統獨，激化族群矛盾，故意遺忘郭琇琮們的人，不過是一時得意的塵埃。

　　土壤畢竟是土壤，而塵埃只能是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