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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日據時期臺灣皇民化運動若干問題的探討

點擊：作者：黃新憲來源：古籍發布時間:2016-07-28 17: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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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為加強對臺灣社會的控制，實行了皇民化運動。對這一運動，海峽兩岸的學者都進行了探討和論述，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從一個新的視角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皇民化運動的實質和思想基礎

什么是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有時又被稱為“皇民化教育”，指日本通過在臺灣實施一整套強制推行日本文化、培養臺灣民眾成為天皇臣民、隔絕臺灣與中國文化聯系的教育活動。這一運動試圖徹底毀滅中華民族所固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文化傳統，把臺灣人民塑造成日本統治下的“皇民”，為其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效力。“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施‘皇民化運動’，是一場對殖民地人民的強制同化運動，它嚴重侵犯了臺灣同胞的生命財產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圖把臺灣人塑造成對他們俯首貼耳的畸形‘日本人’。他們的倒行逆施，對于廣大的臺灣同胞來說，只能引起強烈的不滿和反抗。”

１、還有學者認為：“所謂‘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當局一貫施行于臺灣的種族同化政策在‘戰時體制’下的瘋狂發展。它不僅殘酷地壓榨和掠奪臺灣人民的經濟資源，而且極其野蠻地侵犯和踐踏了臺灣同胞十分珍視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獨立精神，破壞了臺灣同胞世代相傳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不僅如此，‘皇民化’作為一種復雜而殘忍的‘洗腦’機制，它對于臺灣人民的精神荼毒與戕害，更是遺患于后世。”

２、有學者認為，皇民化就是同化。但從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皇民化似乎比同化的意義要更強烈些，是在同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可視為同化的一種深入形態。這主要體現在日據當局反復強調的所謂皇民標準上，如要求臺灣民眾堅信大日本國乃是神國，提出要像日本臣民那樣忠君愛國等。

皇民化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日本人所極力維護的皇道。皇道是一種具有鼓勵性的政治神學，這一學說認為，天皇是日本過去和現在真正的活的化身，并且是所有人應該追隨的道德完美的典范。同時，強調應使日本避免追隨外來的主張學說，如西方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共產主義。堅信只要能主宰自己，日本民族就會重新獲得自尊，就能夠向西方的政治信條展開“圣戰”。“‘皇道’成為壓倒日本人熱衷于西方精神和經濟征服的慣用語。不僅是軍事方面，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都為日本人提供了思想和感情上的方向。此外，它使日本人對于由于惡意攻擊和自以為是而強加給他人的痛苦，感覺遲鈍。”

３、皇民化運動還與日本傳統的“八荒一宇”、天下歸一的理論相聯系。這一理論確信，日本天皇將永遠是一個站在文明開化最前沿的推動歷史前進的，具有領袖資質的政治領袖。由此，主張“今日之日本不應限于日本這一小范圍，更不應停留于東洋的日本的地位，也不應止于世界的日本的地位。這是日本承擔世界使命的時代。日本要成為中心，成為主體，成為指揮者，日本正進入領導全世界的時代。”４即是說，普天之下，每個國家各得其所，同時又都要承認日本的領導地位。

二、皇民化運動的發展階段

以往，不少研究者都將臺灣實施皇民化運動的時間界定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其實，皇民化運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實施大致分為三個時期。日據初期至１９３７年為漸進皇民化時期，這一時期，日據當局通過實施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對臺灣民眾進行潛移默化的皇民熏陶。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臺灣總督府通過制訂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要求“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同時，舉辦各種活動，企圖灌輸大日本臣民意識，以便從思想上消除臺灣人民的祖國觀念。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為皇民奉公運動時期，日據當局試圖徹底落實日本皇國思想，驅使臺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通過要求臺灣民眾參加各種奉公會團體，從而將這場運動推向臺灣社會的各個層面。

“皇民化”這一惡毒的“滅種”政策，雖然在七七事變后才開始大規模推行，但卻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占據臺灣后即開始著手規劃的一種預定的政策。日本自從統治臺灣以來，就開始在許多領域推行皇民化運動。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９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抵達基隆港后，在對文武百官的訓令中強調臺灣是日本帝國的新版圖，是還未接受皇民化之地，從現在開始，須以愛育撫宇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樂意歸屬日本。此后，他多次表達了這一主張。早期，考慮到臺灣人的強烈反抗情緒，日據當局還不敢全面積極地推行皇民化運動，但普遍實施的日文教育、廣設神社強制臺灣人參拜等，都可視為皇民化的一部分。有臺灣人士認為，日本真正開始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是從第八任總督田健次郎開始。他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廢除差別教育，實施日臺人共學制，實施所謂一視同仁的同化政策，并設置通婚制度。第十六任總督中川建藏，于１９３２年修正地方自治制度，設立州市議決機關、鄉鎮咨詢機關，加速了皇民化運動的進程。對皇民化運動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是小林躋造。眾所周知，早期的臺灣總督都由軍人擔任。自１９１９年起，為改變所謂的國際形象，改派文官任臺灣總督。七七事變前，為適應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６年９月重派軍人任臺灣總督。海軍大將小林躋造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出任了總督。上任不久，小林躋造在一次內部演講中憂心忡忡地說：從軍事上觀察臺灣，確為日本國防的重要據點。臺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日本有重大關系。倘若此地居住的臺灣民眾缺乏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國防上便猶如處于火山口上。強調必須排除萬難，不斷致力于教化事業，使臺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別無他徑。小林躋造針對日本政府的整體侵略擴張戰略及臺灣所處的地位，提出治理臺灣的三大基本方針，即南進基地化、工業化和皇民化。南進基地化，指日本應把臺灣作為向中國華南及東南亞擴張的據點和橋頭堡；工業化，指日本應把臺灣作為軍需物資的供應地，大力為侵略戰爭服務；皇民化，在于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帝國的臣民，以便受其任意驅使。為此，日據當局力圖通過灌輸國民精神、振興普通教育、匡勵語言風俗等手段，來“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的素質”。小林躋造任內，還修改戶口規則，規定臺灣民眾改日本姓名的辦法，強迫其改姓名。此后，臺灣總督府在于七七事變之后制定的“皇民化”方略中，進一步提出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以確實達到“內臺一如”的境地。第十八任臺灣總督長谷川清于１９４１年６月下令成立皇民奉公會，從而使皇民化運動達到高潮。“推行皇民化運動最積極的時間，是從１９４１年末開始，這也是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開始的時候。臺灣人一方面要忍受戰爭的苦楚，一方面又必須為大日本帝國的光榮犧牲奉獻。”５

日本人竹內清于１９３９年在臺灣新民報上刊發一篇評論，指出：“皇民化運動不是今天才有，早在四十三年前就已經開始，但依我看，自從領臺以來未曾有過像自中日事變迄今這樣熱烈強調并進行…‘皇民化’是意指‘日本人化’，但本島人已經于四十三年前成為日本人了，因此只說‘變成日本人’，所指的內容過于薄弱。因為真正的意思是‘變成為忠良日本人’，所以問題不但是本島人的，也是日本人的。內地人未必是完成的日本人，同樣在新隸屬之民本島人當中未完成的人尚多，是當然的事。”另一位日本人尾崎秀樹針對竹內清這番話指出：“皇民化的原先計劃，應該是領臺以來，更嚴密的講，是從差別政策改為同化政策以來，日本統治者所預定的計劃。日本的統治，若依照原來所定目標結出日臺同化的果實，就不需要在七七事變以后才拼命地去推行‘皇民化’運動。這事實證明，現實的情況與‘皇民化’的理想有一段距離。借用當時的流行話：若同化政策是意指成為日本人，則‘皇民化’的意思是‘成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統治者所希望的‘皇民化’的實態，不是臺灣人做為日本人活，而是做為日本人死。因此‘做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發現‘做為日本人死’的道理，并為它奮進。”６顯然，皇民化運動是一個漸進的漫長過程，早在日據初期就已開始實施。只不過到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日本擴大侵略戰爭，這一運動逐漸被日據當局推向了極致，其為殖民運動服務的指向性愈益明顯。

三、皇民化運動的內容構成

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十分蕪雜，舉凡日據時期的許多統治措施都被納入了皇民化運動的范疇，難以對其進行全面的明確的區分。不過，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以下一些內容值得人們關注。

（一）大力推行日語

日據當局強調，皇民化運動實施的有效辦法，有待于國語（日語）的徹底使用。在他們看來，推行日語不但便于貫徹政令，使日本人和臺灣人之間易于進行思想溝通和感情交流，而且隨著漢語的被強行廢止，還可使臺灣人逐步忘掉故國。所以，據臺初期便不斷對臺灣民眾進行日語教學實驗，推廣日語的工作也在一定層面上展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建立起了龐大的日語推廣系統。

日據當局把日語定為臺灣的“國語”，強令各級學校的所有漢語課程一律停開，所有報紙的漢文版一律取消，不論男女老幼都必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同時，發布種種禁令和懲罰措施，強迫臺灣民眾使用日語。１９３３年，提出“國語普及十年計劃”，要求在１０年之內，使５０％的臺灣人能掌握日語。花蓮地方當局規定，公務人員在公眾場合不使用日語的一律解職。羅東郡三星莊竟然發布規約，強調凡不學日語者要處以繳交“過殆金”的懲罰。日據當局還制定了“國語常用家庭認定制度”。凡被認定為全家都講日語的所謂“國語常用家庭”，由州知事發給認可證書、證章及門標，“以示優異”，由當局予以表彰，并給其成員以各種優先權。在普通學校中，規定臺籍教師一律穿和服、講日語；學生在學校和家里必須講日語。為了鼓勵臺灣民眾學習日語，日據當局極力排斥懂漢語的中國知識分子。１９３７年，日據當局又公開提出：“絕對禁止使用臺灣語和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去！”對于不懂日語的人，外出乘車往往遭白眼，并被鄙視地說：“你不是皇民，買票要到后面去。”甚至認為其無資格乘車，拒不售票。

日據當局大力發展日語講習所、簡易日語講習所、日語保育園等設施，即便在偏遠村莊也設立了日語講習所，強迫“國校”教師來義務上課。就連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婆也被強迫去上課。１９３６年，全臺灣的日語講習所達２１９７處、學生１３１７９９人，簡易日語講習所１７３５處、學生７３４１５人。至１９４０年，前者達１１２０６處、學生５４７４６９人，后者達４６２７處、學生２１５７９４人。戰爭末期，更設立許多日語夜間講習所。在各種講習所學習的學生總數超過１００萬人。在原住民聚居地區，也大力開展日語普及活動。１９３９年，原住民區域的日語講習所達２６５處，學生１７９２１人，日語普及會１１處，會員４１５人。從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日語普及程度不斷提高。據臺灣總督府統計，１９３７年日語普及率為３７、８％，１９４０年為５１％，１９４４年則達到７１％。７

（二）進行奴化教育

日據當局始終把奴化教育作為皇民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措施。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坦言，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臺灣人成為日本的善良臣民，即以同化為目的。東鄉實也說：“大體上，即以將作為中華民族的臺灣人同化于日本為其根本方針。”由此，強迫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大力丑化中國，消除學生的故國觀念，提倡敬仰天皇，了解日本對東亞及世界之神圣使命，以期樹立“忠君愛國”觀，并培養勇猛、好勝、服從的日本式國民性格。

七七事變前，臺灣的初等學校分為專收臺灣兒童的公學校、專收日本兒童的小學校和專收高山族兒童的教育所。開辦學校的目的，正如后藤新平所說：“不過為普及國語（日語）的起見而已。”據一位臺灣人士回憶：“在公學校六年中，正直日本在臺灣推展皇民化運動，學校課程完全以皇民教育為主。學校教導我們是堂堂的日本人，并灌輸我們日本帝國子民的觀念。日本國旗一定掛在運動場的東北方，每天朝會時我們都要唱日本國歌，向東北方的宮城遙拜，向天皇示敬。每個禮拜都有一堂修身課教導我們如何做一個皇民，上課時老師舉的例都是日本故事，讀的地理也都是日本地理，包括臺灣。我還記得當時的地圖上臺灣和日本一樣涂的是紅色，朝鮮也同樣是紅色，因為這些都是日本領土。”８為了強化同化教育，從１９４１年度起，日據當局將小學校、公學校改稱為國民學校，其教育原則是“以皇國之道為準繩，進行國民基礎鍛煉”。同時，規定中等學校的教育目標是“鍛煉中堅有為的皇國國民”。高等學校“以皇國之道為準則，鍛煉國家有用的人材”。師范學校“以皇國之道為主旨，體會皇國使命，培養不辱皇國國民資格的人物”。根據“內臺一如”的要求，強調臺灣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方針都必須與日本本土學校的辦學方針一致。

這一時期，各級學校中的皇民化教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新莊東國民學校為例。每天朝會，照例要升太陽旗，要求學生聽著歌頌日本皇室萬世興盛的國歌，以注目禮望著太陽旗如太陽般冉冉上升。大約在太平洋戰爭一周年起便開始唱“隨軍征海”歌——這是一首表達決心隨時隨地為天皇獻軀效忠的歌。它接在國歌之后，據說由于悲壯至極，在唱完國歌后再唱這一首歌時，歌唱者不由得會慷慨激昂起來，會產生愿為天皇不惜獻出生命的一種情緒來。為達到這個效果，大政翼贊會便指定它為僅次于國歌的“國民之歌”，規定在各種集會時必須齊唱！由于差不多天天聽、天天唱，所以，必須效忠天皇這件事，便銘刻在幼小的心靈上。然后輪到校長做精神訓話，最后由高等科２年制——最高年級長，帶領全體同學大聲喊叫誓詞：“感謝皇恩浩蕩，敬皇祖神祗，成為很有禮貌的學生；不撒謊、不作假，成為心地坦蕩的學生；能說一口好國語，成為很守規矩的學生；身心保持潔凈，成為愛好清潔的學生；煉成健壯的身體，成為勤奮愛工作的學生。”９

（三）強制推行改用日式姓名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１日，日本政府決定在臺灣和朝鮮這兩塊殖民地實行改換日本式姓名的政策。從１９４０年起，日據當局公布“臺籍民改日本姓名促進綱要”，要求臺灣民眾將祖先留傳的姓氏和父母定下的名字一律改為日本式姓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據當局在臺灣實行了極為嚴厲的經濟管制，對日用品實行配給制。同時，卻規定臺灣人只要改了日本式姓名，可以在學生就學、生活用品配給上與日本人享受相同待遇。由于當時生活處于極端困難的處境，一些人迫于生計，不得不改換日本姓名。據曾加入過日本軍隊的臺灣人簡傳枝回憶：“那時進入部隊的人，除了極少數人未改日本姓名外，幾乎都改了姓名。我本來申請的姓是‘竹間’，但因為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是一個‘簡’字，上級沒有核準，只好改為‘竹內’。我再取本名中的‘傳’字，加上我是長男這一事實，取‘一’字，而改名為‘竹內傳一’。我當初志愿當兵和改姓名的動機就是這么單純。直到進入第四部隊后，才聽家父提到，改姓名的家庭或家里有人當兵的‘出征家庭’，可以享有比較好的待遇。”“出征家庭和日本內地人在待遇上都是一等國民，軍屬、軍夫、改姓名者和國（日）語家庭等屬于二等國民，一般臺灣人是三等國民。以糖的配給而言，一般人領的如果是黑糖，改姓名者或出征家庭就可以領到赤砂糖，因為赤砂糖比黑糖高級。同樣地，領配給豬肉時，一、二等家庭也可以多一些。”１０

改姓名在臺灣社會中引發了許多混亂。鄉土作家蔡胡是皇民化運動的親歷者。在《岳帝廟前——臺南鄉土回憶錄》中，他以臺灣民眾改日本姓名而鬧出的笑話，來嘲諷改姓名運動。他寫道：“一天診所來了六、七十歲的老阿婆求診，因為病歷表上須填姓名，她問‘古名還是改名’，這時日本人正在推行更改姓名運動，當然要寫改名，老阿婆乃說‘古名李王招治，改名是什么‘大只貓仔’，孟龍及在旁待診的病人聽了都大笑起來……，原來他兒子把‘李王’兩字改成‘大木’（李王是李樹之王，當然是大木了），‘招治’改成‘招子’，可是變成日語發音‘大木招子’就念成‘大只貓仔’了，另外也有名王井改成‘奧井悌一’，日語發音又戲稱‘烏龜第一’的。”１１

臺灣人改姓名的結果仍只是當個“末等國民”，并未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呂赫若于１９４６年２月發表了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改姓名》。小說敘述“我”偶然看到一個場面：日本小學生把候車時不守規矩的作弊的同伴罵做“改姓名的”。敘述者“我”開始很迷惑、憤怒，為被罵的小孩不平，以為他是臺灣小孩，遂用了臺灣話對他說：“你的改姓名就改得錯了，你看，會被人家這樣的笑了。”不料那孩子聽了“我”的臺灣話，不但不吱聲，還“仔仔細細的看我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傲慢又輕蔑的臉色來了”。然后，氣憤憤地對“我”說：“你別侮辱著我，我是日本人，誰愿意去做臺灣人呢。”“我”這才明白，“改姓名”在日本人看來，原來就是“假偽”的意思！孩子是說真話的，“我”從孩子的真話里悟道：“日本人聲聲句句總說臺灣人改姓名是一視同仁的，是要做真正的日本人。但敢不是在此暴露了他的肚子嗎？”１２

（四）倡導生活習俗日本化

日本據臺后，企圖通過迫使臺灣民眾日常生活日本化的方式，來達到皇民化的目的。按照當局的要求，只有通過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才能體會到日本人的心境，才能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到皇民意識。由此，要求臺灣人吃飯要吃日本料理，穿衣服要穿日本和服，住要住日本式榻榻米，行禮要行日本９０度彎腰禮和乞討式的磕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新年迎春不要貼對聯、放鞭炮，而是在正月初一遙拜宮城。打年糕、祭拜祖先，也都在禁止之列。在學校里，強制學生學習和服裁剪、插花、撫琴、茶道、舞踴、弓道等課程，企圖把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位臺灣學者指出：日治時代后期在皇民化運動與戰爭動員推行到極致時，對于極細微的日常生活都給予嚴密的控制情形。所有原本只在學校里進行的生活規律，都在此時向社會生活的領域無限擴張。而且每一個生活行事的細節都要接受像產品一樣的檢驗過程，才能達到符合‘皇國國民’的標準。盡管人們非常討厭這種被控制的生活，但在皇民化運動的過程中，新的生活規律——陽歷年、周，以及機械時間，都不經意的在臺灣社會擴散開來。而更重要的是，“在這波社會教育與動員下，人們開始不知不覺的接受了一種新的生活秩序觀點。這就是一種新的‘團隊社會’生活的形成，在團隊社會中要能表現出‘團隊力量’，正是要靠其中形成的‘標準化’和‘齊一化’才有可能發揮力量。在這樣的互動體制下，人們早已不知不覺深受其‘秩序’的影響，而呈顯出不一樣的內在規律要求。”１３

（五）強制改變宗教信仰

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據當局在臺灣全島大力推行神社崇拜，強制供奉日本“天照大神”，要求人們到日式神社參拜日本神祗，崇拜“天皇陛下”，并采用日本人的膜拜方式。“日本人認為當一個人參拜伊勢神宮時，會不知不覺地似乎感受到神在，誠惶誠恐然感動而淌下眼淚來。日本人說這種人才真的體會到了日本人才有的那種情愫感受。戰前教育認為天皇是國民的核心，由于皇祖是天照大神，因此，敬神崇祖便等于是忠君愛國。”１４為了推展國家神道以達成天皇制國家的目標，日據當局除了在臺灣廣建神社作為地方社會教化的中心外，亦大力動員官吏職員、學校師生、青壯年團員、婦人會員、部落振興會員及一般民眾去神社“勤勞奉仕”。舉凡神社的營造、改建、鋪路或神林的樹木栽植等，都少不了這些團體的勞動付出。這樣，既可以節省經費，也可以經由“奉仕”，加強各團體成員與神社、與祭神間在精神信仰方面的維系。

鼓勵神社參拜是日據當局推廣國家神道重要的一環。在公學校規則中，明定臺灣神社例祭日時，應集合學校師生參拜或遙拜奉祀神社，并由校長進行有關臺灣神社的講解。１９３０年以后，對神社參拜的要求已不限于公學校，而是廣及于各級學校，甚至青年團與其他團體也要參拜。鐵道部門于１９３７年９月起實施臺灣神社參拜團體車費打折優待。基隆神社則對參拜者發給參拜紀念章，參拜百次持有一百個紀念章者，可至市教育課換取銀獎章，擁有千個紀念章者可換取金獎章。參拜神社的人數，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各有約８３０萬人次，而１９４１年則有１２００萬人次。以當時臺灣人口約５００萬－６００萬比較之，此數目十分龐大。１５

一些學校甚至建了小型神社。例如聞名全臺灣的女校——臺北第三高女、臺中一中、基隆中學校內都設有小神社。臺北第三高女以臺灣人子弟為主體，每天要求學生到神社禱告鞠躬，然后換成拖鞋走過鋪著木板的走廊走進教室。在臺灣神社例年祭前，要派學生去打掃致敬，造營臺灣神宮時，也派學生參加勤勞奉仕作業。

一些學校將日式神道崇拜列為重要的教育內容。以新莊東國民學校為例，其規定每個月都必須舉行以下活動：１日皇大神宮遙拜，新莊神社參拜（奉公班）；８日大詔奉戴日（詔書奉讀典禮、義務勞勤、奉公班常會、全校師生新莊神社參拜）；１５日皇大神宮遙拜、參與新莊神社打掃；１６日新莊神社參拜（奉公班）；２１日月會（校長會議）；２５日慰問金捐獻日；２６日新莊神社大清掃。１６

在每個月固定要舉行的７項大的活動中，便有５項與日本神道崇拜有關，這證明了皇民化教育在學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１９３６年底，日本人開始強制各戶于家庭中奉祀日本的神宮大麻（即神社的神符，用以代表祭神降臨以保佑平安）。１９３７年，神宮大麻的奉祀數急速增至５６．９萬尊。１９４１年更增至７３．９萬尊，占該年底全臺灣１０７．５萬住戶的６８．７％。一些親歷者指出：“日本人鼓勵我們裝置神壇，從買神像到安置好，一共才三塊錢。而很多臺灣人為了應付現實的情況，也都安置日本的天照大神。”１７當時，凡國語家庭都要安置天照大神，天照大神要安置在比較高的地方，旁邊要放酒和松枝，在祭拜之前先拍兩下手掌。據林平泉回憶：“由于我家也是國語家庭，按理講必須安置天照大神，因為有人會來檢查。我家樓下在做生意，神明都安置在樓上，他們也懶得到樓上檢查，所以我家就沒有安置天照大神。我有一位小學同學住在北門口，他家有安置天照大神，但他們都沒有去管它，到后來卻發霉了。以前我們考中學都要填申請書，內容包括身家調查、品行等。因為我那位同學家的天照大神發霉，被老師看到。再加上他爸爸每次都喝的醉茫茫的到學校，所以他中學就無法考上。可是成績比他差的人都考上，我認為可能是他的身家調查沒通過，他也可算是皇民化運動下的犧牲者。”１８

（六）實施皇民奉公運動

１９４１年４月，在臺灣正式成立“皇民奉公會”，以總督為總裁。其指導思想是：建立所謂高度國防國家和大東亞共榮圈，顯示國體，徹底灌輸皇民精神，使臺灣民眾為日本盡忠。在“臨戰體制”、“熱汗奉公”、“為圣戰而勞動”等幌子下，“皇民奉公會”大力推行“皇民奉公運動”、“儲蓄報國運動”和“增產挺身青年運動”，以榨取臺灣的人力和物力供侵略戰爭之消耗。在中央本部之下，依照行政區劃，５洲３廳設支部，１１市５１郡設支會，５６街２０９莊設分會；市支會下設２５７個區會，街莊分會之下設５４０４個部落會；最下層則設６．８萬多個奉公班，大約以十戶為一班。６００萬臺灣居民，都被納入奉公組織內，個個都是會員。奉公會的各級機構在全島范圍推行“皇民化運動”，凡是戰時生活的推行，都由它來執行。１９還先后成立了奉公團、青年學生報國會、青年奉公會、產業奉公會、核心俱樂部、護國挺身隊、女子增產隊、奉公壯年團、文學奉公隊等名目繁多的團體，甚至宗教界人士也成立了宗教護國團、佛教奉公會、佛教宣傳隊等，作為奉公會的外圍組織。

日據當局尤為重視訓練女子參與奉公運動，這種訓練包括精神層面和實際行動的訓練。在精神層面，主要的事項有：要求女子努力于培養敬神崇祖及對家庭的正確信念，樹立戰時健全的家風；努力于徹底認識時局、昂揚戰斗意志；努力于團體生活訓練的徹底，磨練女青年規律、秩序、親和、協力的精神，以及在鄉土生活中鄰保相親的風尚；認識戰時經濟的意義，急速實施經濟生活的戰時編成并加強儲蓄。除了精神層面的涵養外，在實際行動的訓練上，包括有國防的訓練、軍人援護、戰時勤勞奉仕及勞務動員、戰時教養及生活訓練、戰時保健體育等。在國防訓練上，教導軍事知識與防諜精神、授予防災、防空、救急、看護等技術訓練。在戰時勤勞奉仕及勞務動員上，則要求代替男性到一般工業及職業場所從事勞動，并協助農事作業，分擔戰時共同炊事、共同育兒等活動。在戰時教養及生活訓練上，家庭女性的角色依然被強調，如應擔負起食、衣、住、結婚觀念以及育兒方法的改良。戰時保健體育，則強調女子青年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并施以各種體力訓練。２０日據當局試圖通過這些具體的舉措，將臺灣女子塑造成忠于日本的“新國民”。

前期皇民奉公運動的側重點在于培養國民精神，傳授職業知識，使人人皆忠于天皇，又能從事生產勞動。后期的側重點在于軍事與體育的訓練，使人人都能投入戰斗。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據當局組織了臺灣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一帶參戰，結果不少人喪身異邦。從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５年，強召“大陸戰地軍夫”、“義勇隊”，實施“特別志愿兵”制度、“海洋特別志愿兵”制度、“陸軍特別志愿軍”制度，要求學生入伍，并實施臺籍民征兵制度。陳映真在１９８８年４月２日－４日的臺北《聯合報》副刊上撰文披露，總共有２０萬７千余名臺灣青年分別以“軍屬”、“軍夫”和“志愿軍”戰斗員等名目被征調投入侵略戰爭。戰死、病歿、失蹤者計５萬５千余人，傷殘２千余人。

必須指出的是，在日本國內，皇民奉公運動也得到了大力的開展。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國家總動員法》頒布后，許多日本青少年學生被迫加入“國民勤務報國隊”，參加所謂的“勤勞奉仕”活動。由于戰爭的需要，許多學校被用作救護醫院、傷員中心和其他為戰爭服務的機構。在所謂的最后“決戰階段”，日本政府又頒布一系列法令，動員所有中、小學師生參加為戰爭的服務工作。由此可見，在臺灣實行的皇民奉公運動是日本總體皇民奉公運動的一部分。

四、皇民化運動的社會危害性

日本殖民者以強制性手段，通過‘皇民化運動’的形式進行文化融合。在這一過程中，有尖銳的矛盾沖突，有激烈的文化沖撞，臺灣文化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異質文化，使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意識染上了日本色彩。強制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還對一些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造成了負面影響。這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對民眾實行奴化教育的后果，也反映了一些人對異族文化的認同、接納的現實。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一些人已逐漸滋生出日益明顯的親近日本文化的傾向。衣和服，住‘榻榻米’，說話必帶日語，崇尚日本的教育，文化心態趨近日本，形成一種崇日疏漢的媚日意識。２１

“皇民化運動”失敗了，然而確實也造就出一批以當“皇民”為榮的人。他們感恩戴德的親日情懷，結成了“日本情結”。他們“隔海看到的卻是‘支那’，他們期待著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對傳統閩南文化習俗就不能不抱著鄙視的態度了。他們不僅對傳統文化抱著鄙視的態度，也對抱殘守缺的他們的父母輩抱著鄙視的態度。他們不看歌仔戲布袋戲，而看日本、美國電影；他們不讀‘三國’、‘水滸’，而讀紫式、芥川；他們不聽南管亂彈，而聽日本歌謠與西方音樂了。”２２臺灣作家吳濁流的小說《先生媽》中的主人公錢新發便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對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皇民化運動”“率先躬行”，“國語（日語）家庭，改姓名（日本姓名），也是他為首。”其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甚至以母親不會說日本話為恥。臺灣學者鄭鴻生指出“他們這一輩人是臺灣受到現代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卻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日語是他們現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們此后一輩子的思想語言。這樣一種教育卻是一種‘強者邏輯’的教育：國家分強弱，弱小國家理該接受強大國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該接受先進文化的同化；人種分優劣，劣等種族理當接受優秀種族的宰制。這是以納粹德國為軸心，在‘二戰’時達到最高峰的極右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一環。這種意識形態在日本帝國的殖民教育體制里，以現代化做包裝，灌輸到我父母輩的一整個世代。”２３

一部分受皇民化運動影響的人對祖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而對日本卻有好感，甚至出現了一批日本殖民者統治的“協力者”和親日派。他們有的在臺灣為日據當局效力，受到民眾的唾棄；有的在偽滿政權、汪偽政權中，以通達日語的“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人的爪牙。也有的在殖民統治高壓下，為了生存而去為日本人服務，如擔任基層的保正、保甲書記、街莊役場（公所）等職務。“在二戰結束半世紀之后，在日本及臺灣仍有一撮人隔海唱合，企圖恢復當年的‘神國’或‘皇國’意識。對曾經身歷殖民地統治時期之威壓、榨取的臺灣同胞而言，此等日本極右派之‘綺思’，誠為不符現實的幻念，也不能不視為時代的錯位與荒謬。”２４在一些具有強烈親日意識的人看來，日本才是臺灣的“宗主國”、“母國”，這種心態是“皇民化”運動對臺灣社會深層影響的一個表現。確實，“５０年的殖民統治，４０年的皇民化運動，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為自己在殖民地中現代化、蛻變成文明開化的人種，妄以為臺灣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統治而高于中國，從而必欲拋卻自己的祖國，企圖獨立。”２５

更多的人則是屬于被稱為“亞細亞孤兒”的民眾。他們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語，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視為二等公民。在戰時大陸的一些地方，卻因為他們的日本籍，往往被懷疑可能是日本人的奸細，甚至被集中監視居住，皇民化運動造成了人們心靈的創傷。“亞細亞孤兒既不認同于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歸宿，處于苦悶、彷徨的狀態。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的歷史的傷痕。他們的處境和心情理應得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２６

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的措施，往往在“內臺如一”、待遇平等之類的口號下進行。這些措施無論任何一項，都不外是為了配合侵略戰爭，希望把臺灣民眾改造成既傲慢且任性利已的日本皇民。然而，多數臺灣人無論從表面的生活方式，還是從內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沒有變成“皇民”，始終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臺灣人民深深眷戀自己的祖國，用各種方式頑強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在皇民化運動甚囂塵上的時候，臺灣民眾中許多人的祖國意識、反日情感未被泯滅，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愈益強烈。葉榮鐘、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等在日據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不僅沒有成為皇民，反而成為反日民族運動的中堅和骨干。皇民化政策的失敗，使得一些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日本人在臺灣只有３７萬人，臺灣人有數百萬人，兩相比較，以此方法來同化本島人恐怕是不可能的事。“能同化有幾千年歷史傳統的幾百萬人之民族，是絕沒有先例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隨著日本的戰敗，皇民化運動在臺灣走向了終結。毫無疑問，對皇民化運動的深入探討，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其在臺灣實行殖民統治的罪惡目的，進而從歷史事件中吸取有益的借鑒。

注釋：

 １徐魯航：《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一個生動例證》，《東方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 ２古繼堂主編：《簡明臺灣文學史》，時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４頁。

 ３４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麗萍、孫盛萍譯：《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新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頁、１３２頁。

 ５１７１８林慧玉主編：《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宜蘭縣立文化中心１９９６年印行，第６９頁、７３頁、７７頁。

 ６劉振魯：《對日據時期滅種政策的剖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灣文獻》３３卷１期。

 ７陳小沖：《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臺灣皇民化運動述論》，見陳孔立主編：《臺灣研究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６７頁。

 ８１０蔡慧玉編著：《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１９９７年印行，第３７０頁、７２頁。

 ９１６杜武志：《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臺北縣立文化中心１９９７年印行，第２８１頁、６８頁。

 １１黃天橫、陳美蓉：《“岳帝廟前——臺南鄉土回憶錄”與蔡胡夢麟先生》，見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編：《臺灣史料研究》第５號、１９９５年印行，第４８頁。

 １２楊匡漢主編：《中國文化中的臺灣文學》，長江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３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