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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與富、工業化先進與落后并非一個文明失魂的決定因素，真正的轉折點是審美權進而道義權的失手，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可直接拿走你的道義權，你是不服的，從審美權入手，就輕柔得多，尤其骨頭被打軟之后。審美權這把鑰匙被騙走，你會一步步自己交出道義權。

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奪走我們的主權，還悄悄地斬斷了我們的信仰，看起來卻像是我們自己動手。我們之所以看不見這場血腥的斬首，因為屠戮是從審美權溫柔地下手的。

——題記 

我兩年前一口氣看了六十多部前蘇聯建朝以后的電影，看到六十年代，已經明白三十年以后的結局了，不管出不出戈爾巴喬夫。戈不過是因為頭腦簡單，致使崩潰愈加突兀和慘不忍睹。表面看是一個政權的垮臺，實為俄羅斯民族的又一場大劫難，將其近代以來一系列不幸推到高潮。打倒斯大林后，隱匿在蘇境內的送鑰匙人就開始行動了，他們與中國送鑰匙的人有一本質不同，后者是被動的，而他們是主動的。所以我看到蘇聯六十年代后期的電影，便知八九-九零這個歷史轉折點中蘇命運截然不同的真正由來了。一個審美權早已被劫，一個審美權部分被劫；一個內部早有里應外合的送鑰匙人，一個沒有直接內應，送鑰匙人只是賣了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此不是說審美本身，而是顛覆技巧。精神解構最便捷的途徑是解構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是道義權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義權，你是不服的，從審美權入手，就輕柔得多，尤其骨頭被打軟之后。審美權這把鑰匙被騙走，你會一步步自己交出道義權。

你這才恍然大悟，為何早在六十年代蘇聯電影就被選入西方電影節，那些被挑中的電影走的路子與中國八十年代進入西方“國際”電影節的電影有謀而合，看得出挑的人是謀算好的，慣用的偷鑰匙步驟每個環節都被隔了一代的操作者按步就班地遵守著，先挑什么人，后挑什么人，選擇什么樣的主題，關鍵是看中什么樣的細節。恐怕只有藝術本身不在謀略之內，這不是說被挑中的電影沒有藝術性，而是挑的理由與藝術無關。如果我們能深明這一點，則門盡可開著，也不會丟審美權。“集團”的方向是始終如一的，是它要打劫的對手隔一兩代人就看不清甚至丟掉自己的方向。

當時有幾人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藝術品味甚至藝術觀的問題，而是核心問題，只要審美權的口子一開，道義權也會失手，最后必致信仰的崩塌。無論信什么若沒有審美權作基石，無異難以為繼的烏托邦。中世紀以后歐洲天主教不可一世的權勢逐漸式微，就是從藝人工匠一步步脫離圣像主題開始的，審美權已經在另一個集團手里了。所以欲建信仰先得掂量你能把控多少構筑這一信仰的審美權，須從這一點著手確立你要建構什么信仰，否則必是沙上城堡。換句話說，審美權-道義權-信仰-制度，審美權是建樓的根基。二十世紀全球一系列革命，從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革命到中俄的無產階級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無審美權做基石。我從蘇聯六十年代以后的電影陸續看出，一個失去了信仰的制度，無需外強直接攻打，它自己就會倒掉，像早已安排好的定向爆破一樣。而那么容易就崩潰的制度，是信仰已空，信仰這座漂亮大廈的一磚一瓦不是別的，就是審美權和緊隨其后的道義權。

世界統治集團文明戰爭的戰艦釘釘鉚鉚都關系到審美權，無論打到哪里，先偷審美權的鑰匙，這個權一篡奪，上層建筑尤其文、藝、娛必匍伏在得權者腳下。這是“集團”幾百年打下來最稱手、最隱匿的武器，解構他人的戰船一釘一鉚地拆卸，對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兒。沒明白這一點的對手無一例外都成了其手下敗將。仔細想想就明白，沒有一個制度的政治信條不是一大堆漂亮話，那么憑什么一堆漂亮話被另一堆漂亮話打敗呢？表面有經濟成功、物質富裕的理由，但那不是勝敗的轉折點，前蘇六、七十年代中產階級的整體生活水平與西方同等階層并無太大落差，落差只發生在八十年代，西方進入了消費社會，那大大豐富的物質也不是西方人自己生產的，而是先四小龍后一大龍駢手胝足送去的。所以窮與富、工業化先進與落后并非一個文明失魂的決定因素，真正的轉折點是審美權進而道義權的失手。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

但征服者從來不把算計對手的剎手锏告訴被打敗的人。在這條眾人想都沒法想像的征服的第二戰線上，說到底就是“一小把人”與“另一小把人”之間的戰斗，就看誰能讓大眾信服。在經濟、制度統治之上還有精神統治，這才是最高統治，是看起來最不用統治的統治。玩得轉的“民主”社會，都有高度嚴密的精神統治穩定根基，“獨立”知識分子乃精神統治的掌門人，他們的角色與古代傳教士沒有本質差別，左手送出的東西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東西。

為什么比中國嚴密百倍的精神統治卻讓百姓渾然不覺？靠的是教士們一磚一瓦用審美權搭建的信仰，只有信仰可以讓人自生敬重與畏懼，實行自覺的自治。這種由教士（知識分子）牢牢掌握審美權的信仰，扎實、隱蔽，是看得見的戰爭或看不見的戰爭均難以移變的。我強調丟失審美權與道義權必致文明失魂最終死亡，說的就是這第二戰線上的戰略戰術，讀的人如果分不清這是明暗兩條戰線，就覺得你是不是夸大了危險性，過于悲觀了，甚至偏激了，這個國家靠得就是人民之類，因為他們把國家在另一條戰線上的進步，與我說的在第二條戰線上的大敗，混在一起解讀了。在隱形的第二戰線上，我以為民眾是靠不住的，她會被精神解構，事實上她已經被解構得差不多了。

我每次返國都一次比一次深地看到在中國境內精神解構中國人民也已天羅地網地架設好，可謂無孔不入，那天網恢恢對看見的眼睛真是觸目驚心！令我恨起自己的眼睛，因為我走到哪里都像目睹一場對手無寸鐵的人的屠殺，想挺身相救，被救者都不知你要干什么！而直接操刀的都是傻乎乎的上層建筑。在這第二條戰線上力量的對比比鴉片戰爭時還要懸殊，不僅攻擊方蓄謀已久而被攻方毫無意識，而且技術操作上也不成對手。例子不勝枚舉，尤以傳媒、影像領域一個攻一個被攻得快樂讓人驚顫。

比如我們完全不解畫面本身的心理操縱力量，尤其動態畫面可以超脫主題和話語，抬自己整對手全可暗中進行。這就使得剪輯師的責任比總編還重大，在西方這個位置控制在人數極少的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手里，而且必須極具天賦，絕對不是個技工的角色。未懂這一點，看起來掌控在自己手里的電視既不會為自己服務還為他人作嫁衣裳（很多時候是無意識的）。而畫面對他們早已不是信息傳遞的工具而是武器，已經研究了上百年，嫻熟操縱了幾十年，其爐火純青已到進入你的靈魂你都不察的程度，對中國更是從沒放下武器。我們不懂操縱倒也罷了，還自掘墳墓，在公共場合大量安裝視頻，為原本應為靜態的畫面提供讓人難以想像的操縱力量，好比只有長矛的人為正在攻打自己且武裝了火炮的人預備好了坐騎。巴黎的機場、地鐵、巴士、街頭所有的廣告都是靜態的，他們沒有技術和條件安裝視頻嗎？顯然不是，而是意識到廣告錢要賺，但要盡可能削弱畫面的操縱力量。我在國內一省會城市的機場看到巨大的視頻俯視整個大廳連篇累牘播放外國商品的廣告，沒人意識到這些廣告可不是外國一個普通商人推銷產品，普通商人是沒有這個財力的，而是“集團”旗下的跨國公司用來精神控制的秘器，這類廣告早就超越單純推薦商品的功能，而重點在精神操縱，那視頻畫面的沖擊力是靜態廣告畫的成百上千倍，出賣這個公共空間的人與誰做交易、為什么這么做交易？不懂潛意識控制的“主們”，不知不覺地讓“集團”在自己家里鋪好了潛意識操控的所有渠道（撲天蓋地的視頻、廣告、信息網和一大群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獵犬”），不知他們在干什么，卻以為自己“開放”、“接軌”。由此形成的愚蠢的汪洋大海，足以讓任何清醒的聲音形同滄海一粟。但我已厭倦與看不見的人爭論悲觀與樂觀了，在我看根本不是詮釋現實的問題，而是現實本身，已經殘酷得滴血了。

但即使被殺得血肉模糊，也要奮起自救。在武器和能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尋求制勝的捷徑。我們在文明戰爭這條隱線上一敗再敗，就是因為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奪走我們的主權，還悄悄地斬斷了我們的信仰，看起來卻像是我們自己動手。我們之所以看不見這場血腥的斬首，正是因為屠戮是從審美權溫柔地下手的。追到這一層你才赫然明白十九世紀的“國際傳媒”（已是指哪打哪的軍團！）為什么異口同聲地盯著男人的辮子、女人的小腳不放，那只是無比寬廣的華夏文明審美的一個枝節，卻被放大到全部，成為這個古老文明野蠻、落后的證據。我現在不知道為什么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沒人站起來反問：印度錫克族的男人不能剪發至死不得拿掉又臭又長的頭巾（看看印總理辛格），傳統猶太教的男人世代一身黑衣還拖條小辮、女人不得露發（只能戴頭巾或假發），歐洲婦女為了身材窈窕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還在使用摧殘身體的緊身胸衣，怎么沒受西方知識分子同等（上升到文明優劣）的厭惡和指責？為什么西藏的天葬在目光如此“文明”“進步”的西方人眼里倒充滿了神秘和美感？我在此無意為辮子和小腳辯護，何況那審美有一半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強加的，我只是為征服者尋找突破口之精準、被襲之人完全不知如何被襲而脊背發涼，凡“集團”要精神摧毀的對手（往往乃其真正對手）都是在審美權上被掀翻的。從這兩個審美禁錮的缺口，“集團”氅下的“國際傳媒”攜手作戰，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送上了絞架。如今回看那場驚心動魄的策劃和顛覆，你還認為是文明自然的演變或資本天然的力量嗎？

上百年的掙扎最后只剩“祖國”——僅存的信仰——這一線支撐，而剛剛過去的三十年還把這最后的信仰也大半解構了。丟掉這最后信仰的人多半是與背叛者的幻覺作了交換，在第一時間投進了“帝國”懷抱。他們認為有一天國家都將消失，這是“帝國”許諾的未來，不管是從左邊還是右邊實現。只是他們不知道那個沒有國家的世界并非他們想像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選民為主人的世界，中國人在其中只有兩個角色：被主子接納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納的下等仆人。失去了信仰的文明，實際只剩為“帝國”甑選上等仆人的功能，三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思想體系，都在為“帝國”培養上等仆人，且全民都在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在第二條戰線上，三十年的“飛越”讓我們失魂落魄，我們靠什么來保衛自己呢？文明戰爭乃精神戰斗，在精神戰場上赤手空拳如何抵御有兩套信仰（舊宗教和新宗教）的對手？更荒唐的是，我們接受了他們的信仰體系（對世界的解釋權），卻幻想著保住我們的獨特和獨立，這使得我們的掙扎與反抗充滿了與自己影子的戰斗。有些人心存幻想，以為只要誠心西學，就能學到真傳，卻忘了：一，人家讓不讓你學真傳。毛澤東是學了幾手真傳的，看看他被西人恨到什么程度，西人只喜歡你按他說的做，最恨你照他做的做；二，自失主心骨學壞容易學好難。無頭無腦的人把服用人家精神解構我們的秘方當成了西學。

在再也不能關起門來、一手遮天統治的今天，“頭腦”對大多數人就是“信仰”，大多數人的“想”基于“信”，甚至只有“信”并無“想”，如今那些“叛逆”“精英”也并未聰明到擺脫信仰，只是把新信仰直接當成了頭腦而不自知。以為每一個人都能獨立思考是上了“進步論”的當，大多數只能靠信仰牽引。在“頭腦”盡失的時代，舍遠求近直達“信仰”恐怕是別無他法的選擇。在近代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人已抄過一次近路，靠信仰提供的精神力量克服能力的不足，在第一條戰線上打羸了，奪回了主權和外交層面的尊嚴。在第二條戰線上如今也已是救亡如救火，重建信仰乃逃生之途。在“集團”秘密發動的第二戰線上打敗，就會讓在第一戰線上的成功變成空中樓閣，沒有穩固基石的華麗大廈，在群狼圍伺之下，總有一天自己會轟然倒塌。

何況不管什么制度，要維持都得化身為信仰，讓百姓覺得自己在統治自己事半功倍，非此你經濟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沒用。我們一直以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種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種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沒有教士，那個制度也是沒有神話的。我也許看人性看得太穿，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規則，把制度與規則混淆，以為人可以以理性統治、并被理性統治，那是既沒學到西方的真傳，也丟了自己的根基。奇跡是沒有的。

但這殊死一搏不是烏托邦對烏托邦，它的技術成份即在于只能從審美權入手，既然審美權是精神失敗的突破口，轉敗為羸為什么不能也抄這條近路呢？我們要學會文明戰爭的戰法，從微小處、從細節入手，而不是我們歷來只會做的撒大錢辦大事（孔子學院、外宣傳媒），那是一千塊錢收不回幾塊錢的賠本買賣。要先從自己做起，從審美權做起，方能扶正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腹中空空卻往外送糧。比如在貿易已無國界的今天，建議立法規定進入中國開店或銷售的所有洋品牌，皆不得使用原字母名，而必須另用中文名。在中國境內所有廣告、店鋪、商品（包括中國自己的品牌）皆不得使用字母用名，也不得用類似譯名的用名（諸如格蘭士、雅戈爾、海爾之類），必須審請一個正式、能解義的中文名方可刊載上市，就像我們進入歐美的品牌中文全部消失一樣。有些“國際化”不是蜜餞，貪嘴是目光短淺，日、韓自古就是誰強跟誰，我們沒必要亦步亦趨。這只是個小小建言，因主動權在自己手里，可先從這類“小事”做起。

我前不久乘車經過國內一建材城，車正好被堵在路上，讓我有時間細看商業中心巨大外墻上昭示的各種建材品牌，有一大半是洋名，直接用字母，其次是貌似洋文譯名的中文名，用純正中文名的少之又少。這與如今全國各地各大商場、中心商業區的情形一樣，純粹中文成了叨陪末座。我偶然看過一個節目，介紹廣州市中心商業街北京路的悠久歷史，節目做得不錯，古跡保護人員也有意識，將這條千年古道的考古發現用玻璃罩起來供人參觀。但不知做節目的人意識到沒有，鏡頭拉上去俯瞰全街時，滿街廣告、店名還剩多少中文。一上一下形成荒誕對比，我實在沒法將這一幕視為有些人津津樂道的“開放胸襟”。你可以花大把錢宣傳愛國主義，甚至動用洋人來制造幻覺（漢語橋之類），若不牢牢抓住自我的重心——審美權，所有的努力就像吹氣球一樣，不但說破就破，還會一陣風就飄走。

信仰不是海市蜃樓，而是要一個細節一個細節搭建的，每個細節都跟審美權密不可分，而審美權又連著道義權。在西方每時每刻都在劫取你道義權的今天，單單嘴硬或低頭抱著不放是沒用的，那是碰到打手才用得上的逃避辦法，可你面對的是溫文爾雅的偷鑰匙的人。你能做的只能是改造或改造不了關掉為送鑰匙培訓學徒的地方，比如文科類學校的某些學科。所有轟然倒塌的國度都是傳媒和電影人只由文科學校和電影學院輸送的國度，我后來知道法國很多媒體和電影界的掌門人恰恰不是從這些地方來的，而來自血統（這才是他們的真傳）。所有市場被好萊塢占領的國家也是電影人才只由電影學院輸送的國家，世上電影發達的地方恰恰是沒有電影學院或不全靠電影學院培養人才的地方。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代、其最杰出的電影人與電影學院八桿子扯不上。如今那些電影專業畢業的香港年輕電影人，多半成了“文藝國際”的工具。這一點不奇怪，因為某些電影專業的教育體系已經完全“文藝國際”化了，它幾乎就是為西方“國際”電影節專門輸送年輕血液。

這不是說我們不能與外國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也不是所有國外文化機構都執行“集團”的使命，辨識“集團”直接控制的組織有粗淺的辦法：一，“國際”名聲被炒得最響的，也就是那些你以為具有絕對“國際”權威的，它們的名聲是那么大，以致你想都不敢想它們的聲譽是從哪里來的，它們話語的權威性是誰賦有的；二，“國際傳媒”必接力炒作的，由于所謂“國際”話語的源頭和方向都把控在“集團”手里，最高的“國際”名聲就是這么攜手詐騙得來的。

但我們談審美權時常會讓人誤解為審美本身，他們會問：那怎么辦呢？總不能回到樣板戲的時代吧。當然不可能，不要把審美權當成審美禁錮，那是兩碼事。但處在弱勢的抵抗的一方常常只有要么投降要么落入將審美權當成審美禁錮的陷阱。“集團”正是從審美禁錮上找到突破口，它四面攻打，被攻擊方為招架不得不越收越緊，這正是以“解禁”的鑰匙偷偷地換走審美權這把鑰匙的時機。從歷史階段看，好像是推動進步，但偷竊的手恰恰藏在禮物之下，因為這并不是我們以為的一種自然進步的產物，而是帶有顛覆的原始動機的。觀察西方文明墮落的曲線，追到審美權這個突破口，你就會看到資本的力量固然有其自然的慣性，但這頭怪獸是有馴養和牽領的手的；從歷史長河、文明延續的角度看，圖景就更冷酷了，一把另配的假鑰匙不聲不響地換走了真鑰匙，發跡的只是一小把送鑰匙的人，大多數實際是被打劫了。

若以為審美權算不上國家要務，意識不到在第二條戰線上我們已是危在旦夕，不傾舉國之力像當年研制保命的原子彈那樣集中核心力量應對，我們將失去最后的逃生機會。因為重建信仰，關起門來硬灌輸是不行的，等待已經毫無信仰的官僚機構和吃里扒外無頭無腦的知識群體自醒也遠水救不了近火，這是一場高技術之戰，是尖鋒戰尖鋒的對決，也是背水一戰。不認識到這一點，是絕無可能突圍的。

邊芹：作家，文化批評家。出版《誰在導演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和《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么落到這一步》（東方出版社）。《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文明的變遷：巴黎1896—尋找李鴻章》（東方出版社）。譯著：《紅與黑》、《直布羅陀水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