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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怎樣看待新中國三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成就

點擊：8904 作者：武力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發布時間:2019-10-14 11: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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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70年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迎著朝陽出發，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70年來，我們偉大祖國的面貌、偉大人民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化。我們梳理70年來新中國在各個領域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歷史經驗，闡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歷史和現實意義，同大家一起學習。

精彩觀點：

·回顧70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第二個時期是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第三個時期是指十八大以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到1978年的時候，中國基本上解決了當時的兩個最急迫的問題，第一是國家的安全，我們建立了獨立的相對完整的國防工業，尤其是尖端武器，像“兩彈一星”和核潛艇，我們研制成功了，所以國家安全問題解決了。第二，就是我們在當時低收入的條件下，籌措了大量的資金來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種情況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不靠外援是幾乎沒有的。

·經過70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中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由傳統的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

講座實錄：

回顧70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第二個時期是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第三個時期是指十八大以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從三個歷史時期來看，它們是一脈相承，前后接續發展的。如果從第一個歷史時期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實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戰略指導之下，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計劃經濟，用了將近30年的時間，基本上建立起比較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保證了國家的安全，這是第一個歷史時期。

一、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我們怎么樣看待這個歷史時期，現在應該說社會上還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因為很多人因為今天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搞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是不是我們在50年代，我們搞計劃經濟，我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做錯了？有些人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種看法應該說它沒有從當時歷史條件出發，去看當時為什么實行這樣一種改造和實行這樣一種工業化的道路。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單從一個理論講這個問題是很難講清楚的。我們怎么樣看待50年代選擇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以及與之相匹配的計劃經濟體制，應該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還是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大國，以傳統農業為主，當時中國人口有將近87%在農村，工業的就業人口比重不到10%，大概也就是8%左右，所以當時整個國民經濟的總產值里面絕大部分是農業，而這個時候的農業還不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現代農業，有機械化、電氣化、有化肥、農藥、新的綠色革命、種子改良，當時中國的農業還是傳統農業，還是以人力與畜力為主，基本上是靠天吃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戰亂，農業是一種凋敝的狀態。這個時候中國經濟發展，從產業結構來看，還是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大國。在新中國成立前，一百多年的時間里面，中國的經濟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有一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叫麥迪森，他寫了一本《世界經濟千年史》，里面據他的估算，在1913年到1950年這一段時間，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增長，經濟增長率為-0.02%，也就是說整個經濟是處于凋敝的狀態，而同時期的世界全球的經濟平均增長率是1.85%。

新中國初始的經濟發展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開始的，而當時新中國成立以后，從經濟發展的條件來看，遇到了兩個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緊迫的問題。

第一，新中國成立以后，面臨了國家安全的問題。大家知道，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950年6月就爆發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的爆發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一次的局部熱戰，就發生在中國的邊界，中國鄰居的身上，而且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同時，美國就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阻礙中國國家統一。由于新中國成立以后，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封鎖、敵視。使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了非常大的壓力。歷史的教訓，也一再說明，如果中國沒有工業化，如果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中國有可能在未來的戰爭中再次處于被侵略、被蹂躪的這樣一種境遇。

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很迫切的第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保證國家的安全，如何迅速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而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首先就要有重工業的基礎，但是新中國過去工業的產業結構恰恰相反，重工業非常薄弱，主要發展起來的是輕工業，像紡織、火柴、制糖、皮革這些都很發達，但是機械制造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都非常的少。這是第一。所以，新中國最緊迫的任務要建立強大的國防工業，就要有重工業為基礎。而搞重工業，我們不能走傳統工業化優先農業、輕工業到重工業發展的這條道路。優先發展重工業，就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重工業的資金從哪來。重工業一般來說投資大、周期長，需要大量的資金。而當時從全球來看，能夠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他們是資本過剩。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從戰爭中走來，而且計劃經濟特點也是短缺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由于自己的經濟落后，溫飽問題沒有解決，基本上來說沒有剩余，所以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農業提供的糧食商品率，不是提高，反而是下降了。因為實現耕者有其田后農民首先要解決自己吃飯的問題，因此為國家提供的糧食就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用發展經濟學的一個理論來說，發展經濟學總結戰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不起來的一個原因，他們說因為你的經濟落后、沒有剩余，就沒有剩余的資本資金投入到新興產業來發展經濟，這樣也就繼續處于一種貧困狀態。對于這種現象，稱之為貧困的陷阱。

而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如果從中國的人口來看，中國的產出來看，確實處于這樣一種狀態。大家知道，1949年美國因為蔣介石的失敗，美國曾經發了一個白皮書，說中國不能解決吃飯的問題，一百多年的動亂是人口太多，吃飯問題解決不了，認為共產黨也解決不了吃飯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確實面臨一個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怎么能夠使我們在幾乎沒有剩余的條件下在國內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支持我們的工業化，這是第二個非常大的問題。大家知道，蘇聯在工業化時期也面臨這樣的問題。有一個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學者，曾經提出過一個說法，叫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資本不能靠對外掠奪、對外獲取，要靠自己內部積累。自己的內部積累，因為工業化沒有實現，這種積累往往要靠從農業里面提取。所以，在50年代，在1952年中國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任務轉為大規模經濟建設以后，就開始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這時候明確提出我們要走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也就是蘇聯曾經采取的工業化道路。這個道路的提出，與之相匹配的就是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建立這樣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應該說它保證了優先發展重工業下的資本集中使用和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

應該說，這樣一種經濟體制，在那種條件下，保證了國家的安全，也保證了我們獨立工業體系的建設。到1978年的時候，中國基本上解決了當時的兩個最急迫的問題，第一是國家的安全，我們建立了獨立的相對完整的國防工業，尤其是尖端武器，像“兩彈一星”和核潛艇，我們研制成功了，所以國家安全問題解決了。第二，就是我們在當時低收入的條件下，當時1950年人均收入不到50美元，在這樣條件下，我們籌措了大量的資金來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種情況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不靠外援是幾乎沒有的。

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第二個階段，我們應該可以明確看出來，經過將近30年的發展，中國解決了國家安全和獨立工業體系。但是這30年，由于我們實行的是高積累政策，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幾乎沒有太大的進步。

而且經過30年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生的這一批年輕人，到這個時候都面臨著要成家立業這樣一個階段，這時候我們過去城市工業不能吸納的將近二千萬個知識青年要從農村回到城市，他們要解決就業問題，他們要在這兒解決住房、結婚、撫育子女的問題，城市就業問題就非常的突出了。

在農村也是這樣，農村經過30年的高積累，不僅農業落后的老問題沒有解決，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連吃飯都成問題了。當時的集體經濟，據不準確的調查，有三分之一的社是有盈利的，三分之一的社是屬于持平的，還有三分之一的社是虧損的，就是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吃糧靠返銷。這樣一種狀態，我們社會主義發展30年，還不能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就與初衷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反差，如果連人民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合理性，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無從談起。

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為實事求是和改革開放，為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突破了思想上體制上的束縛，這是一方面。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們開眼看世界，看到了世界的變化和發展，這30年里世界比中國想象的發展要快得多，世界發展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鄧小平到日本訪問，看到了日本的現代化，鄧小平到日本的汽車廠去參觀，問這個企業，你一個工人平均一年能生產多少輛汽車。經理告訴他說，我們平均起來一個工人一年能生產94輛。鄧小平說，比我們長春汽車廠多93輛，我知道什么叫現代化了。迅速改變人民生活貧困的迫切愿望，特別是睜開眼看世界后發現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壓力，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以后突破傳統思想束縛、推動改革開放的最大動力。

三十多年來，中國國民經濟總量從1978年的3645億元，猛增到2011年的47.2萬億元，增長了128.5倍，年均增長率接近10%。這不僅開創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時代，也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

這樣一種變化，我們從經驗上來說有這么幾條值得我們今天很好總結的。

第一條就是我們黨堅定不移地按照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樣的基本路線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是第一點，有一個強大的、有力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經驗。

第二條，這段時期的發展，如果從主流經驗角度來看，中國恰恰是非常好地利用了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我們國營企業，黨的發展目標、國家規劃的制定，各地區規劃制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兩個積極性都被調動起來，使得我們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發揮了很大作用，彌補了市場失靈。第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使得我們的經濟發展能夠充分地利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發揮作用。如果我們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得非常快、非常好，恰恰是很好地發揮了兩個作用。很多國家發展得不夠好，或者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其實就是沒有發揮好這兩個作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非常大的成功還有就是我們的對外開放，而且對外開放，我們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地推，由試點到地區到特區到全面全方位開放，這就解決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優勢發揮的問題。中國人口非常多，但是中國的人均資源又非常稀缺，中國的資本也是稀缺的，所以，如何發揮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就要對外開放。

我們對外開放充分地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使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走進國際市場，使我們需要的的資本和技術能夠涌進來，能夠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國際資源，這是第三個經驗。

這三個方面，從體制機制，都是我們改革開放成功，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經過70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可以這么說，中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由傳統的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

我們下一步，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工業化完成以后的產業結構如何優化升級的問題，也就是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我們要解決繼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因為單純靠現有的發展方式，靠中低端產業的擴張，已經不行了。

下一步的經濟發展，我們面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中間遇到的一個很大的門檻。也是很多新興國家遇到的門檻。初步的工業化完成以后，當你的人均收入跨越了五千美元這樣一個門檻以后，進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以后，下一步的發展如何進一步地推進，就遇到如何跨越產業升級和縮小收入差距這個門檻。如果靠過去那樣的發展方式，顯然是很難維持進一步地發展，人均收入如果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現有這種以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為特征的中低端產業為主的發展，顯然是不能夠支撐的。

應該說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戰后獨立的國家，有些甚至戰前發展水平就很高的國家，始終沒有從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行列，這就說明這個產業結構升級，是一個全球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普遍的重大問題。中國現在也是面臨這個問題。所以，十八大以來，我們一些經濟發展的政策，改革的措施，都是要突破這樣一種瓶頸，這樣一種限制。從全球經濟發展，從發達國家發展歷程來看，在工業化完成以后，產業結構面臨升級的時候，都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挑戰。這個挑戰是什么呢？就是原有的產業結構，原有的發展潛力，可能基本上已經釋放完了，比如說你的大量產能過剩就反映出來傳統的結構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了，就是我們說的必須進行供給側改革，如何和淘汰落后過剩的產能，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按照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歷的歷程來看，有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經濟危機。通過經濟危機來殘酷地淘汰一些過剩的產能，逼迫資本家來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二個是通過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對外輸出過剩產能，占有更廣闊的市場和資源爆發引發的戰爭，但這兩條在今天都不愿意也不可能這樣做。尤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更不可能通過經濟危機的方式和對外侵略的方式來消解自己的過剩產能。

所以，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我總結說它實際上是有成本的，我們不能光看到升級的好處，還要看到它付出代價。

總結歸納：

一、產業結構升級，面臨資本沉沒的風險。

二、工人需要轉業或失業，存在被人力資本損失的風險。

三、國家財政面臨收入減少的問題，公共服務壓力增大。

四、產業結構的急劇變化，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比如，第一條，產業結構的升級，必然產生資本沉沒。原有的企業產能過剩了，比如鋼鐵企業過剩了，玻璃企業過剩了，水泥企業過剩了，就得淘汰，由于設備的專用性很強，這些被淘汰的生產設備就要關停，有些高爐就得炸掉，有煤礦就得封閉掉，這樣就存在資本沉沒的問題。原來的投資怎么辦？那就沒有了。所以從企業家的角度來說，從企業的角度來說，他不愿意承擔這種損失，所以他能拖就拖，能往后延就往后延，或者再去增加新的投資來技術改造，大量的資本又要投入，產能更加過剩了，最后不得不采取強制手段，市場的強制手段就是經濟危機，就面臨資本沉沒的風險。

對工人來說也是，他要轉業，要轉型。原來是生產鋼鐵的煉鋼工人，現在這個產能過剩不需要這么多了，要轉業，你去生產電腦、去生產手機，沒有這個技術就需要重新學習、重新就業，這也需要成本。一個是培訓成本，第二個是自己家庭付出的成本，還有一個問題，年輕的可以，歲數大了，干了幾十年，轉業就很難了，這是工人付出的成本。

還有國家財政，國家財政因結構調整和經濟下行收入減少，因為舊的產能淘汰了，新的還沒有形成，國家在稅收上就會出現下降問題，財政提供的很多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是剛性的，是“棘輪效應”，提高可以，降低很難，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第四個就是社會穩定。因為這種產業結構的急劇變動也同時導致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化，必然加劇社會階層的變動和人群的分化，這都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導致很多人的憂慮不安。這些都是社會成本。這些成本都需要有一個消化的過程，都需要有一個強有力、有效的政府和市場配合來共同做。單純靠市場來去做很難，市場是“失靈”的。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問題。

另外，中國發展到今天，已經是兩個超過十萬億美元的大國之一，中國占世界經濟的總量，按世界銀行的不變價格計算是13.6萬億美元，按照咱們現價計算，2018年，我們有13.8萬億美元，已經占世界經濟的總量15.9%，相當高了。對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對世界經濟的格局影響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這也使得我們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大了，反過來，世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更關注，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向，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可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影響和變化，他們更敏感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2025制造業規劃，我們2035年的現代化規劃，都是要實現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就是由現在我們在世界產業鏈中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我們要實行綠色的可持續的發展。在改革開放初期，在2012年以前，我們產品之所以能夠走遍天下，我們成為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實際上是因為我們提供的主要是中低端的產品，甚至可以說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我們競爭對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即同樣處于中低端的國家，因為我們有人力資源優勢和資源低價優勢。但是，下一步我們的發展目標，是中高端產業，我們已經由過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領跑者”轉變，我們的競爭對手可能主要就是發達國家。這就使得我們的國際環境，我們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的條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就需要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機制來發揮改革紅利，通過科技創新來提高我們的競爭能力。

我們70年的成就非常大，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十幾億人口的、經濟非常落后的、人均資源非常匱乏的多民族國家，能夠實現工業化，從世界歷史全球來看都還沒有過。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復興偉大任務，我們經濟發展的目標，還沒有完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要繼續搞好改革，繼續擴大開放，繼續優化提高我們的產業結構，爭取在2049年變成世界上的經濟強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來源：昆侖策網，轉自“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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