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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誠 | 楊明齋：一位鮮為人知的中共創始人

點擊：9875 作者：余世誠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號發布時間:2019-10-13 18:38:58

李大釗稱頌他“萬里拓荒，一身是膽”；周總理贊譽他為我黨歷史上一位對建黨多有貢獻、受人尊敬的“忠厚長者”。

楊明齋

楊明齋（1882―1938），山東平度縣馬戈莊人，本名好德，明齋為字，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者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著名的革命活動家，與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等一起工作過，對黨的早期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是中共創始人之列的一位重要黨史人物。李大釗稱頌他“萬里拓荒，一身是膽”；周總理贊譽他為我黨歷史上一位對建黨多有貢獻、受人尊敬的“忠厚長者”。

筆者和同人從1979年開始對這位多有貢獻又鮮為人知的黨史人物進行調查與研究，至1989年才基本上調查清楚他的生平事跡，其后又進一步查清了他在蘇聯的最后歲月。用已故全國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胡華教授的話說，這是“黨史人物研究的一個突破，填補了一項空白”。　

黃大姐“一言值千金”

我當時在華東石油學院（設在山東省東營市）任教，從1979年開始我和同人開始在山東各地查找這位“有濃重山東口音”――許多早期黨員就是據此，也僅僅據此說他是山東人的――楊明齋。可是我們從濟南到青島、到煙臺、到濰坊、到益都、到高密，再到魯北和魯南，都沒查到結果。山東一百多個縣，何處去找？“山東口音”，有膠東的、魯西的、魯南的、魯北的，楊明齋是哪種“山東口音”，真是難為我們了。不久，我們收到了山東早期黨員丁君羊從上海的來信，說楊明齋是山東膠東一帶的人。這大大縮小了我們的查找面。

1981年暑假，我有幸參加在京召開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議間隙，我受山東黨史委領導同志的委托，去看望居住在北京的老黨員黃秀珍大姐。她是山東最早的女共產黨員，是山東最早的黨員之一王翔千的長女。她知道許多關于黨在山東的早期情況。

我原本是向黃大姐匯報關于濟南共產主義小組調查新情況的，給她說：“有些老同志回憶共產國際工作小組成員楊明齋可能到過濟南傳播馬克思主義。”

黃大姐接過去說：“我認識楊明齋。”

什么？聽到黃大姐這話我真是喜出望外，趕緊問：“您知道他是哪里人嗎？”我們已查找了幾年，還未找到他的故鄉，很希望黃大姐能提供些線索。

黃大姐說：“他是膠東平度縣人，青年時期流落到西伯利亞，后來參加了俄國共產黨。”

我有些不放心地再問：“您老怎么知道他是平度人呢？”

她說：“我是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認識楊明齋的，當時他在學校負責總務工作。我的老家山東諸城和他的故鄉平度是近鄰，這種近鄰老鄉關系，使我們熟悉起來。至于他是平度什么地方人，就不清楚了。”

黃大姐還詳細地向我們訴說了這位黨史人物的相貌、脾氣和經歷，并囑咐說：“這是對建黨很有貢獻的一位老同志。你們按我提供的線索在平度認真查找一下，一定會有結果的。”

黃大姐的提示，為我們后來找到楊明齋故里起到了關鍵作用，可謂“一言值千金”。　

“楊明齋熱”

按照黃大姐的提示，我們很快在平度全縣范圍內進行普查。我在中國革命史課堂上，結合教學講了楊明齋的事跡，并吁請家在平度的同學利用假期協助查找這位黨史人物的故居。平度籍的同學紛紛到我這里報到，領取調查任務。一時，在我校出現了一個“楊明齋熱”。

1982年春節過后，我們赴平度，和平度的黨史部門一起進行查找工作。我們先是到楊姓集中的街道、村莊進行訪查，后又把我們打印的有關材料散發全縣，在“三干會”上吹風，讓各級干部都關心這件事。縣委機關報《平度大眾》還刊登了尋人啟事，有線廣播也常常廣播，一時，在平度全縣又掀起了一個“楊明齋熱”。

在這種熱潮中，許許多多類似楊明齋旅俄經歷的線索，向我們提供出來。但是，在這些線索中，很難確定誰是我們要尋找的對象。

在為難之際，形勢卻有了突破性的進展。1982年11月上旬，平度縣馬戈莊老農楊景寶看到《平度大眾》刊登的尋人啟事，趕緊找到另一農民楊德信，說：“你看報上說尋找你伯父呢！”楊德信看后，認為報上尋找的楊明齋，正是他的伯父，就投書平度縣黨史辦說明了情況。

平度縣黨史辦當即冒雪趕往馬戈莊進行核實。我們學校也有馬戈莊的同學向我們報告了這一情況。于是我再赴平度，和平度縣黨史辦的同志一起赴馬戈莊進行鑒定。

我們訪問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農，詳細查問了“楊明齋”的親屬，召開了調查會，從姓名、年齡、經歷、相貌、性格等各方面考證，都證明這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楊明齋。

歷史文獻記載，1921年春和張太雷一起赴共產國際遠東局匯報建黨情況并建立中國支部的，還有一位俄文名為“ЯHХoДe”的，中文音譯為“楊和德”，或譯為“楊厚德”。其實，專家們認為“Хo” 音譯為“好”更準確，應是“楊好德”。而馬戈莊的這位“楊明齋”的大名就是楊好德，其兄弟們分別叫為楊好升、楊好河、楊好益，屬“好”字輩。“明齋”是他的字。

這樣，從“楊和德”到“楊好德”到“楊明齋”，都對上了茬，更確定了馬戈莊就是楊明齋的故里。由此，我們就較為準確地搞清楚了楊明齋的生辰、家境以及1901年“闖俄羅斯”的許多情況。　　

中共一大后楊明齋的去向

諸多早期黨員的回憶材料大都談到了楊明齋在中共一大之前的活動。他協助維經斯基，聯絡“南陳北李”，為推動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春在北京與李大釗會見后，接著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5月，他參與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漁陽里六號建立了“中俄通訊社”。8月，他參與發起建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指導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他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重要成員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同月下旬，楊明齋還參加了成立“又新印刷所”的工作，籌備和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月刊，參與《新青年》雜志的改版工作。9月，成立外國語學社，楊明齋親任校長并講授俄語，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是他的學生。10月，他和陳獨秀等人指導成立了黨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后又建立了工人游藝會，開展工人運動。

1921年年初，黨的上海發起組為加強對青年運動的指導，成立了教育委員會，楊明齋擔任該委員會副主任。隨后，他和張太雷赴共產國際遠東局匯報中國建黨情況，成立了運東局中國支部；接著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他是中共最早參加共產國際大會的成員之一。

楊明齋實際上是籌建中共的一位“牽線人”。他做共產國際工作組的翻譯和向導，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在“南陳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濟南等地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聯絡和準備工作。

那么，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后，楊明齋的去向如何呢？

李達回憶說：“后來他出去謀職業，從此再沒有見過。我記得在黨成立時，就沒有楊明齋了。”其實，楊明齋并沒有離開黨“出去謀職業”，而是仍然以職業革命家的身份從事黨的活動。茅盾、包惠僧的回憶錄中都做出了證明。

中共一大后，楊明齋主要從事黨的理論教育工作，他曾在上海黨內講授過《馬克思主義淺說》、《階級斗爭》和《帝國主義》。1921年10月，楊明齋和陳獨秀、包惠僧、柯慶施、高君曼一起，在陳獨秀住處被捕，后經黨營救出獄。1922年7月，楊明齋參加了黨的二大部分會議，為黨制定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綱領發表了積極的意見。

楊明齋在1923年黨的三大之后的去向問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了許多話。他說，黨的三大決定國共合作之后，“一向以崇拜陳獨秀先生著稱的楊明齋”，為反對國共合作“與陳獨秀大鬧一場，并聲稱不愿與陳再見面。

這個性情耿直的山東人，自請調往甘肅工作，因為那里國共兩黨均無組織，自然不發生合作問題。中央無法說服他，只有允許他的要求” 。張國燾自我宣揚說：“我雖勉以團結大義，也無法改變他的初衷。”

當初，我們曾按張國燾所說的去向，在甘肅查尋楊明齋的活動。但是，不久我們就證實了張國燾是在瞎說。

我們多次訪問了曾負責黨的北方區委組織工作的羅章龍，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對我們說，在黨的三大前后，楊明齋實際上在北方區委從事宣傳教育工作。他參加了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給同志們講過課，還參加了《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1924年他住北京福佑寺，忙于《評中西文化觀》的編著和出版。

我們在查閱其他歷史資料和赴廣州調查中還進一步得知，楊明齋對于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確曾持不同意見。蔡和森所著《黨的機會主義史》中有所記述。但是，他和當時許多黨員一樣，中共三大做出決議之后，在組織上是服從國共合作大局的，他并沒有到什么“國共兩黨均尚無組織”的甘肅，而是在北京工作一個時期之后，到了恰恰是國共合作中心的廣州，并在這里為推動國共合作而努力工作。

他和張太雷、黃平、傅大慶、卜士奇、胡志明等一起，擔任蘇聯顧問團的翻譯。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楊明齋在黃埔軍校中國軍人聯合會會刊《中國軍人》上，還發表了題為《怎樣紀念中山先生》的文章，表示對這位國共合作先驅的深切懷念。　

伍修權等校友和學生的懷念

楊明齋1925年秋至1927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是由該校的老校友伍修權、李培之、黃秀珍、李錦蓉、王哲等老人向我們提供的。

伍修權在回憶錄中，談到楊明齋1925年帶領他們一批進步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情形。字里行間，洋溢著伍老對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尊敬和懷念。可巧，伍老是我們中共黨史人物學會的顧問，我們把已掌握的資料寄給他，請給予指導。不久，伍老回函說：“你們搜集的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他深情地回憶了楊明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情況，最后說：“知你們關心此事，特此作復，借以了個人的心愿。”后來，他又為我們題寫了懷念楊明齋的題詞。

李培之、黃秀珍、李錦蓉這幾位老大姐，應我們的調訪，也熱情回憶了在俄與楊明齋相處的難忘歲月。她們說，當時她們都還是小姑娘，在異國他鄉受到年長的楊明齋許多關懷，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楊伯伯”。這些年已古稀的大姐，再現了“楊老伯”的形象，為這位前輩立傳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現在，她們大都作古了，但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這些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校友們只是回憶了楊明齋在蘇的情況，至于1927年秋后的去向，只記得他奉命回國工作了，詳情不知。我們的調查又斷了線。

1984年，山東的《支部生活》、《黨史通訊》和《人物》相繼報道了我們調查的初步成果之后，形勢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我們收到許多讀者來信，他們提供了許多新線索。

山西太原一位叫何連甲的中學老教師，來信說楊明齋1929年曾在河北豐潤縣車軸山中學當過他的國文老師。北京的離休老干部宋敏之也投書《黨史通訊》，更詳細地介紹了楊明齋在車軸山中學任教和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

我們當即赴太原和北京，訪問這兩位楊明齋在車軸山中學教過的學生。線索由此擴展開去，我們又調查訪問了李爾重、吳德、劉尚之、宋匡我、楊向奎等老人。這些楊明齋曾教過的學生，以翔實的資料填補了他們老師1927年秋至1930年間的空白。

往事已越五十年，可他們仍記憶猶新，說“楊老師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據這些車軸山中學的老同學說，1929年年底，楊老師辭去了國文教師的工作，回到了北平。1930年，據說他要越境赴蘇。但是，究竟他去沒去蘇聯，楊明齋最后的下落如何，還是個謎。　　

致函蘇共中央總書記

為搞清楊明齋20世紀30年代在蘇聯的結局，我們又開始了艱難的調查。我們通過外交部和我駐蘇使館向有關當局了解，但收效甚微。我們又向蘇聯莫斯科、伊爾庫茨克、哈巴羅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等楊明齋可能居留過的地方發函，請求幫助，收效也不大。我們曾收到上述一些地方蘇聯黨政負責人的回信，都說沒有發現有關楊明齋的材料。

后來，我們收到了蘇聯科學院新西伯利亞分院歷史文獻和哲學研究所學者科米薩羅夫的來信，稱他到莫斯科進行了調查，訪問了專家，通知我們說“楊明齋被處決了” 。這一情況，使我們心情充滿悲痛，這位“忠厚長者”究竟是何原因、在何時遭此下場的呢？我們又連發了多封信，再無回音。

從另外渠道也傳來不祥的信息。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同志告訴我們，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民黨報紙《社會新聞》上，曾有蘇聯將楊明齋“充軍唐巴斯”的報道。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同志，給我們寄來了蘇聯科學院顧問郭紹棠訪問該紀念館的談話材料。

據郭氏分析，楊明齋可能是在蘇聯20世紀30年代“肅反”運動中“被捕了”，不是“病死了”。因為他認識楊明齋，“如果是病死了，我應該是知道的”。我們在調訪深受蘇聯這次“肅反”擴大化之害的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張報同志時，他也做了類似的分析。張老說：“在蘇聯‘肅反’擴大化時期，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中國同志受到鎮壓，其中很多死于西伯利亞或其他流放地。”

但是，楊明齋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們徑直向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求助。

1988年10月，筆者執毛筆向蘇共中央總書記寫了一封信，訴說了我們查找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過程和遇到的困難，請求他能給予幫助。

令人慶幸的是，僅過了幾個月，即1989年2月，我們收到了蘇共中央委托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的回信。這位所長在信中說：“根據您向蘇共中央提出的關于楊明齋1930年后在蘇聯居留情況的詢問，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信中依據存檔文件說明，楊明齋在蘇經歷悲慘。

他在1930年1月越過中蘇邊境后，先是在哈巴羅夫斯克當中文教員，后又到海參崴《紅星報》和無線電臺工作。1931年被作為“非法越境”者流放托姆斯克，至1934年8月流放期滿，赴莫斯科在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當投遞員和校對。

吉塔連科所長告知我們：“1938年2月楊明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犧牲。”我們原先那些不祥的分析，果然被不幸言中了。但是，叫人有些欣慰的是，吉塔連科還告知我們，1989年1月蘇共中央已做出決定，對包括楊明齋在內的“所有由非訴訟機關鎮壓的人都應恢復名譽”。

這就是楊明齋的最后下落和結局。我們苦心尋找了十年，結果令人感動又使人感慨萬千。　　

楊明齋在蘇聯的最后歲月

但是，這位中共建黨的“牽線人”和黨的創始人，在蘇聯究竟是怎樣被誣陷致死的呢？

199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師哲回憶錄》，書中談及他20世紀30年代在蘇聯工作時了解的楊明齋的情況；再后來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在中央檔案館的幫助下，搜集到楊明齋1932年10月21日寫給張國燾的親筆信；同時我們也通過其他渠道從俄羅斯學者那里得到一些資料。這樣，我們對楊明齋在蘇聯的最后歲月，才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楊明齋在致張國燾的信中，講述了他這次赴蘇的經過及被“充軍”的情況。他說：“我1927年從中山大學（校址莫斯科）回國，正趕上張作霖宣戰閻錫山，曾在北方政治局做事。在這里我得知黨中的事做得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和國民黨分家的那些余波現象。1930年春，我從中東路邊線上投到蘇聯政治管理局，在伯利總政治管理局坐了十三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許可，做了八十頁的報告書。書內無非是說中國有特殊的經濟條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歷史，要改造中國必須利用民族所有的經濟案件和政治歷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農民的組織，必須根本地改變從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于群眾，不可照舊的利用群眾虛張聲勢。要立下黨的基礎和得信于群眾。書上后，在遠東做了些小事。”可是，“1931年正月把我充軍于托木斯克”。（《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此說與吉塔連科來信中所說在時間方面基本一致，楊明齋確實于1930年春越境赴蘇，1931年初被充軍流放于托木斯克。

值得注意的是，楊明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八十頁”的報告。這“八十頁”的報告已難以看到，但其主要內容，我們從楊明齋的信中可知是對自1927年以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指導上的失誤，以及中共黨內連續三次“左”傾路線的批評。他強調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農民的組織”，這反映了楊明齋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功底，實屬可貴可敬。更令人贊嘆的是，在流放期間他仍沒有放棄斗爭，一方面關注著中國革命的形勢，一方面埋頭寫書，系統地闡發他的意見。他曾考慮此書書名定為《社會生存本義》，或《偉大革命和偉大創作》，或《偉大破壞和偉大建設》。至1932年10月他給張國燾寫信時，書稿已寫出二百三十頁，完稿時將達五百頁。

楊明齋此時致信張國燾，是因為“現在第三國際公開了關于中國改造問題的政綱在各報上，我見了這個政綱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軍的生活了。因此，請你順便到第三國際里問一問，究竟為什么把我充軍，我的報告犯了什么錯誤？得知后請給我一封信才好……”（《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楊明齋這里說的令他不安的第三國際關于中國改造問題的《政綱》是一個怎樣的文件，一時還難以查清。但從當時緊跟第三國際并統治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線推行情況來看，可知一個大概。

從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臺以來，就一直按第三國際的指示開展反右傾的斗爭，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及與右傾調和的態度”是“目前的主要危險”，“中央要集中火力反右傾”。1932年春天，第三國際派李德來中國任軍事顧問，以后取代了毛澤東等的正確軍事指揮。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批判毛澤東“右傾”，接著解除了他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

當毛澤東在寧都挨批的時候，在托木斯克的楊明齋也經受著苦難的流放。他們都是因主張實事求是，反對脫離實際的“左”傾錯誤路線而遭難的。

可是，無論是張國燾（此時他已從蘇聯回國），還是王明（此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或者第三國際的其他負責人，都沒有理會楊明齋的質問和要求。他反正已被流放到遠離中國的蘇聯偏僻地區，不會鬧出什么麻煩，就這樣掛了起來。

其間，只是正在蘇聯西伯利亞保衛機關工作的師哲，在1934年前后到托木斯克去看望過楊明齋兩次。師哲在其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中記述了我黨這位元老在托木斯克的拮據生活和耿直品格。

師哲在回憶錄中說，1933、1934年間，他從托木斯克保衛機關負責管理流放犯的人員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員中有一位叫楊明齋的，生活過得很苦，脾氣很怪，自稱是老中共黨人，曾給王明、康生寫過信，但沒有人理他，整天埋頭讀書，鉆研哲學、政治經濟學，并著書立說。

師哲借出差機會去看望這位中共元老，見他住在一幢樓房的底層，吃喝拉撒睡于一室，一片狼藉。他足不出戶，不娛樂，不和別人交往，自己做飯，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過得十分困苦。

師哲與他交談，勸他與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取得聯系，告知他代表團團長現在是王明。可是，這位當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負責總務工作的楊明齋，根本瞧不起那時還是中山大學學生而今一躍而成為中共顯赫人物的王明。他認為“王明是個乳臭未干的娃娃” 。

師哲笑著勸他說：“我們在莫斯科時，稱王明為小鬼，可是他現在是擔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還是依靠組織解決問題為宜。”楊明齋憤憤地表示：“決不愿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師哲在回憶錄中還說，他在西伯利亞工作期間，聽說楊明齋于1936年病逝于托木斯克。其實，這位極能忍受困苦折磨的山東大漢這時并沒有病死。

前述吉塔連科給我們的回函中說，“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滿后，楊明齋到了莫斯科并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這是他們受蘇共中央之命查閱了相關檔案給我們負責的答復，不會出現“譯名的不準確”或“錯把他人檔案當做楊明齋的檔案”之誤。他們不僅準確知道楊明齋的姓名，還知道楊明齋在俄使用的姓名（施密特?瓦西里?伊萬諾維奇）。

我們還得知，1934年8月16日，剛回到莫斯科的楊明齋曾向時任第三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米夫寫信，要求回國工作，未準，又埋頭他的寫作了。稍后楊明齋又提出要求恢復因流放失去的中共黨籍，王明拖著不辦，又一直未果。

1936年蘇聯開始了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并很快造成嚴重的擴大化。1937年，楊明齋被認為是“動搖分子”被捕過一次，不久被釋放。可是，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內務部以捏造的“日本間諜、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楊明齋。楊明齋這次以沉默相抗，于是未經訴訟就被判為死刑，于5月26日慘遭殺害。

很顯然，楊明齋犧牲的深層原因是他勇敢地反對第三國際和蘇俄在中國革命指導方面的錯誤，直接的原因則是蘇聯“肅反”擴大化對他的誣陷。因此，吉塔連科回函向我們通報楊是“以被捏造的罪名”“犧牲”的同時，還通報說“1989年1月蘇共中央提出建議，對所有由非訴訟機關鎮壓的人都應恢復名譽” 。

我黨的一位元老就這樣犧牲了，這真是一個不愿信也得信的不幸事實。所幸的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忠厚長者”楊明齋的英名及其業績，終于彪炳天下。

伍修權和曹靖華生前為我們和平度縣黨史辦編著的《楊明齋》一書題詞：“楊明齋同志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孜孜不倦工作的偉大獻身精神值得我們永遠紀念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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