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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斗爭的長期戰略。在國家層面，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民主戰略輸出仍在繼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將長期存在;在傳媒層面，西方媒體的政治功能愈發凸顯，新興與傳統媒體在“顏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在社會層面，西方非政府組織參與和政府支持雙管齊下，非政府組織的滲透和干預隨處可見;在宗教層面，西方國家利用宗教因素進行隱形干涉，形成了巨大影響力。西方國家的“顏色革命”從未停止，我們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顏色革命”的長期準備。

從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天鵝絨革命”到21世紀初在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等國相繼爆發的“顏色革命”;從前幾年我國臺灣地區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占中”事件到2019年初委內瑞拉的政局突變，20多年的時間“顏色革命”浪潮波及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給相關國家、地區和國際政治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當今世界，意識形態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無處不在，政治領域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只要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各種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的圖謀就不會改變;我們離民族復興目標越近、離世界舞臺中央越近，敵對勢力越會想方設法攻擊抹黑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加緊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價值觀滲透，加大策動‘顏色革命’力度。”[1] 事實表明，“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開展意識形態斗爭的長期戰略。每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到關鍵時刻，西方“顏色革命”就愈加猖狂和隱藏，防范和抵御西方“顏色革命”的任務也就愈加復雜艱巨。我們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顏色革命”的長期準備。

一

國家層面：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民主戰略輸出仍在繼續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全球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民主戰略輸出，他們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名，不斷向其他國家強行推行民主制度。爆發“顏色革命”的國家情況不盡相同，但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卻極其相似，多年來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民主戰略輸出從未停止，仍在繼續。

從幾起典型的“顏色革命”事例來看，一般說來，在“顏色革命”爆發前期，美國往往打出“自由”“民主”旗號，先給那些不符合美國民主要求的政權扣上“不民主”“獨裁”等帽子，通過媒體大肆散播和抨擊一些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價值觀，然后開始對目標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民主戰略輸出。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主要通過經濟援助、教育培訓和建立反對組織、扶持反對派領袖等手段來達到目的。

一方面，美國依托強大的國力，針對目標國家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情況給予帶有附加條件的經濟援助，以資金和技術為籌碼要挾目標國家接受美國所謂的“民主”和“自由”。看似美國伸出援助之手幫助目標國家開展現代化建設，改善其經濟狀況和民生水平，實質上卻暗藏了美國的戰略目的。例如，美國在對老撾進行援助的同時要求老撾政府增加政治透明度;對越南則提出釋放政治犯、實現新聞自由等條件;針對獨聯體國家的援助也附帶了一系列條件，并且隨著援助的增加，附加條件也隨之提高，干預力量隨之加強。美國對目標國家提供的經濟援助完全基于并且圍繞目標國家的民主化進程而展開，一步一步地逼迫目標國家政府出臺本國實現民主化的時間表和具體措施，進行“民主化改革”，允許美國資本進入本國市場，從而迫使目標國家最終放棄對本國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的管控。一旦目標國家達不到美國的要求，美國則以減少或停止援助相威脅。例如，泰國和烏茲別克斯坦都曾因為民主問題和人權問題而遭到美國援助項目的減停。2002年，小布什政府設立了一個“千年挑戰賬戶”計劃[2]，通過自由民主、貿易開放等16個指標來篩選受援國，進一步暴露出美國援助的條件性和霸權性。

另一方面，美國積極物色有影響的、具有一定號召力的自由主義分子和親美人士，組建反對派的政治組織。美國將這些符合他們要求、服務美國利益的自由主義分子和親美人士扶持為反對派領袖，并不惜財力物力公開支持這些反對派開展各種反對現有政權的活動。例如，為推動烏克蘭“橙色革命”，美國在烏克蘭大選之前極其慷慨地為反對派提供資助。[3] 對此，美國還冠冕堂皇地一再聲稱“一切都是為了人權和民主事業”。可是，一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員卻不小心透露了實情，“這些錢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一個總統候選人，他就是尤先科”。[4]

美國還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煽動反抗勢力，干預地區局勢，伊拉克亂象就離不開美國的“黑手”。海灣戰爭結束后，時任美國總統的喬治•布什支持伊拉克人民自主決定政權更替，可在伊拉克的一些組織發生起義后，他卻決定支持薩達姆鎮壓這些組織的起義。而當薩達姆控制局勢后，喬治•布什又指示中央情報局采取秘密行動推翻薩達姆。與此同時，伊拉克國會建立了反薩達姆的武裝力量，美國政府鼓勵他們發動對薩達姆的戰爭，卻又一次食言。在伊拉克國民大會即將勝利時，美國政府因為擔心伊拉克陷入內亂，停止了對他們的援助。1999年克林頓簽署總統令重新援助推翻薩達姆的反抗運動，直到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前，推翻薩達姆的承諾也沒有兌現。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對他國采取的干預政策和顛覆行動不僅霸道，而且具有反復性和不穩定性。無論是采取支持抵抗勢力的態度抑或鎮壓反抗的行動，都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的考量，迫使他國政權改變對美國不利的政策或行動。

2019年以來，美國依然不斷以人權為名干涉他國內政，民主戰略輸出的戲碼愈演愈烈。2019年1月23日，在委內瑞拉反對派的號召下，數萬名群眾走上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街頭，舉行示威活動，要求推翻委內瑞拉現任總統馬杜羅。[5] 在抗議活動中，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國會議長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宣布自己為“委內瑞拉過渡政府臨時總統”。對于瓜伊多此舉，美國政府迅速承認了瓜伊多“臨時總統”的合法性。特朗普在聲明中寫道：“作為委內瑞拉人民正式選出的唯一的合法政權分支，(委內瑞拉)國民議會遵照憲法，宣布馬杜羅非法。委內瑞拉人民勇敢地反對馬杜羅及其政權，要求自由和法治，我將繼續充分利用美國的經濟和外交力量來推動恢復委內瑞拉的民主。”[6] 這再次說明美國公然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行為是多么赤裸裸，沒有絲毫的掩飾。

二

傳媒層面：西方媒體的政治功能愈發凸顯

隨著網絡媒體和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交流溝通上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功能愈加凸顯，政治色彩愈加濃厚，新聞媒體和網絡傳媒已經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民主輸出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要工具。伊朗爆發了“推特革命”，突尼斯的變局被稱作“維基革命”，埃及的變局被稱作“臉書革命”或“虛擬社交網絡革命”，這些政變的新形式都是信息時代的產物。推特、臉書等都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傳播能力極強的媒體平臺，把它們與“革命”聯系在一起，也充分證明了美國和西方媒體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一些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其命名方式雖然沒有“革命”字眼，而是以美麗的花朵和鮮艷的顏色來命名，但背后都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共同因素值得重視，這就是網絡新媒體的特殊作用。時至今日，西方媒體還在繼續擴大網絡新媒體的影響力，繼續煽動帶有政治圖謀的“顏色革命”。

此外，西方媒體還擁有自由歐洲電臺和美國之音、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等知名國際廣播，有著非常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這些新興與傳統媒體在“顏色革命”爆發前期積極進行信息報道和價值觀輸送，在“顏色革命”爆發期間大肆進行宣傳動員、鼓動號召，在“顏色革命”爆發之后顛倒黑白搶占輿論高地?？傊?，西方媒體已經成為美國助推“顏色革命”、實現霸權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目標國家始終是西方媒體的關注焦點和妖魔化對象，手段和伎倆無所不用其極。一方面，積極為發動“顏色革命”營造輿論氛圍。竭盡所能搜集目標國家現政權的錯誤和失誤材料，將政府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加以夸大、放大甚至歪曲，抨擊領導人的“專制”“獨裁”，揭露“腐敗”“兩極分化”，將現政權和領導人妖魔化，反復渲染甚至惡意捏造領導人的負面信息，煽動廣大民眾對現政權和領導人的不滿，從而激起民眾對國家、政府的敵視和反抗情緒。毛澤東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7]

另一方面，以目標國家的選舉活動為契機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通過新聞媒介精心美化反對派領導人，竭盡所能為反對派領袖宣傳動員、塑造形象、爭取選票，影響民眾的立場和選擇。當西方媒體或反對派媒體受到執政當局的管制時，西方媒體就站出來呼吁新聞自由，主張民主開放。此外，大肆宣傳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向目標國家的民眾灌輸西方的自由、平等與人權，引誘人們認同、向往美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從而對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充滿羨慕與向往。

尤其需要引起重視和警惕的是，目標國家的青年學生始終是西方媒體滲透的重點人群。由于青年學生是新媒體最大的使用人群，加上青年學生尚處于思想觀念不成熟的時期，辨別能力不強，容易被西方媒體充斥的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等社會思潮所吸引，更容易被媒體的不實報道和虛假信息所蒙蔽，加之樂于跟風、盲目從眾的心理，目標國家的青年很容易參與到反對政府、抗議集會的“顏色革命”中。

三

社會層面：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參與和政府支持雙管齊下

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表面上是目標國家的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政權爭奪斗爭，實際上也隱藏著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的無形力量，非政府組織發揮了特殊作用。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不僅有著堅實的經濟、科技實力，更擁有眾多運行有效的非政府組織。參與“顏色革命”的非政府組織大部分來自美國，其中還包括眾多的基金會組織，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國家民主基金會和開放社會基金會。

在策劃和發動“顏色革命”過程中，美國非常注重政府的支持與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雙管齊下。長久以來，非政府組織在自由民主輸出、意識形態滲透、鼓動“顏色革命”、謀求政治利益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方面，大量的基金會組織常常打著科學研究、文化交流的幌子對目標國相關人員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思想腐蝕。他們投入大量的財力，用于資助、組織目標國家的學者和青年學生留美學習，經常性地開展一些形式多樣的講座和培訓活動，進行西方價值觀的宣傳和滲透，致使很多目標國家的學者和青年學生在所謂的學習和交流活動中逐漸被腐蝕了思想、退化了信念。20世紀末，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如“自由之家”開始設立訪問學者項目，重點從東歐、北非以及亞洲各國吸收人才精英，拉攏學者群體，以此為突破口對目標國家的社會精英進行思想滲透，培養親美分子。[8] 截至目前，有大量的青年和學者參與了相關的訪學和交流項目，在此過程中部分成員被腐蝕和同化，成為美國民主自由價值觀的衛士。隨著他們回到本國工作并逐漸擔任政府、議會、高校、軍隊等機構的要職，該群體成為美國和非政府組織在各個目標國家的中堅力量，在反對政府、制造輿論、煽動群眾、組織政變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還在目標國家建立相關分支機構，通過他們物色反對派領袖人選，培養親西方和親美的勢力，為反對派的成員提供各種政治斗爭培訓。事實證明，非政府組織物色的這些人選以及參與和接受政治培訓、斗爭培訓的成員在爆發“顏色革命”的過程中發揮了領導者和主力軍的重要作用。例如，21世紀初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家的“顏色革命”都有非政府組織活躍的身影。在“革命”發生的2005年,根據美國民間組織索羅斯基金會(The Soros Foundation)的調查顯示， “在人口只有500萬的吉爾吉斯斯坦，居然存在著5000多個非政府組織”。[9]

委內瑞拉如今的亂局更離不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黑手”策動。從20世紀末至今，該組織就長期在委內瑞拉開展顛覆活動，“通過提供資金、活動場所和邀請訪美等手段支持委內瑞拉政治反對派推翻查韋斯政權及其政黨聯盟，打著‘促進民主’‘解決沖突’‘加強公民生活’的旗號，進行倒查活動”。[10]

四

宗教層面：西方國家利用宗教因素進行隱形干涉形成巨大影響力

宗教作為人類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具有跨越國界的廣泛影響力，同時，“宗教一直都是政治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11]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12] 早在冷戰時期，美國就十分重視發揮宗教的作用對其他國家實施“和平演變”。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頻繁利用宗教問題干涉別國的政治和宗教，不斷進行宗教滲透，宣揚西方思想文化。美國更是利用“藏獨”分子企圖分裂中國。2015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要求無條件進行實質對話解決西藏問題為西藏人民確保經談判達成的協議》議案，敦促美國政府在拉薩設立辦事處。“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都曾撥款支持“藏獨”。其中，僅2016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就給“藏獨”分子下發了2300萬美元的巨款。[13]

西方國家長期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顏色革命”。一是通過宗教手段宣傳西方民主，進行戰略滲透。“如果在宗教上做文章，則不僅比政治、經濟等明目張膽的手段更具隱蔽性，而且滲透力更強、破壞力更大。”[14] “顏色革命”爆發的國家大都處于經濟困難、矛盾較多的狀態，人們思想混亂、精神迷茫、不滿情緒滋長。西方國家借此機會開展宗教活動，既宣傳西方宗教教義，又配合民主輸出戰略，不斷為“顏色革命”營造社會氛圍。二是操縱宗教勢力干預內政，引發局勢動蕩，大搞顛覆活動。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曾直言，“從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動，只有一小步的距離。一旦教會人士把個人負責和自由意志這些宗教原則應用到政治問題上來，他們就會要求在國家決策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15] 例如，美國非暴力抗爭理論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在緬甸鼓動佛教僧侶開展抗議政府活動，“培訓了數百名佛教僧侶，教會他們非暴力抵抗和社群組織的方法和戰略”[16] 。再如，中東地區“教派沖突”嚴重，宗教問題復雜，西方利用日益加深的宗教問題積極進行政治干預，支持相關教派挑起紛爭動亂，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至今處于水深火熱中。

作者:武雅君,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8期

注釋：

[1]《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學習出版社2018年版，第216頁。

[2]孫明霞：《美國對外援助機制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國際展望》2015年第4期。[3]《美國涉嫌投資干涉烏克蘭選舉美金催生橙色革命》，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2/04004498321s.shtml。[4]劉明：《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頁。[5]《一國倆“總統”?委內瑞拉的魔幻與現實》，https://military.china.com/topic/tuijian/11166766/20190125/35082956_all.html。[6]《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自任“臨時總統”美國予以承認》，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9-01-24/101373711.html。[7]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頁。[8]張毓強：《美國對外宣傳的特點之四:重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對外傳播》2009年第11期。[9]陳達：《“顏色革命”：中亞面臨的現實抉擇》，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頁。[10]朱長生、丁朕義：《“革命”背后,美國那只看不見的手》，《軍事文摘》2019年第7期。[11]〔美〕安德魯•普雷斯頓著，羅輝譯：《靈魂之劍信仰之盾：美國戰爭與外交中的宗教》，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7頁。[12]習近平：《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報》2016年4月24日。[13]《特朗普干了這事給藏獨分子造成致命打擊!藏獨分子對中國有何危害?》，http://www.hxnews.com/news/gj/gjxw/201706/02/1229448.shtml。[14]段德智：《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頁。[15]新華社參編部編寫組：《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頁。[16]〔美〕威廉•恩道爾著，呂德宏等譯：《霸權背后——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