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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文章中多次講到過魯迅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他在論魯迅之前下過一番功夫，曾經仔細讀過魯迅的作品。他較早論述魯迅是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第一、二節“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毛澤東強調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

“而魯迅，就是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第三節“四個時期”這一小節中，講到三十年代在白區，國民黨的文化圍剿為什么也一敗涂地，

“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從未有第二個人，如此受到毛澤東如此的熱情贊揚和推重。毛澤東如此推重魯迅完全是由衷的，而不是什么一時的策略和手段。魯迅《集外集》中有一首詩，題為《自嘲》：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魯迅這首詩中，毛澤東最為贊賞的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一句，毛澤東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最后，特別引了這一句，而且對這一句詩作了詳盡的解析，他說：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我想毛澤東這一段話也說明了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樣解析該詩，也符合魯迅的原意。這首詩一方面是表白魯迅當時在白區的處境，另一方面也是表白他為人的基本準則。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觀念是一致的，是一以貫之的，1958年12月1日，毛澤東曾為粵劇演員紅線女題寫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毛澤東題詞手書珍集》第8頁《為紅線女題詞（錄寫魯迅詩句）》）

那么魯迅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又究竟如何呢？馮雪峰當時是中央軍委派到上海聯系魯迅及左翼文聯的，錢理群先生在文中提到

馮雪峰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中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了現在中國人而奮斗者，我都引為同志。”

這篇文章是得到魯迅認可的，錢先生分析這段話，

“魯迅提出了一個衡量個人或集體政黨的標準，其一，是看你是不是能夠反抗那些妨礙中國人生存的黑暗勢力？你是反抗黑暗，還是助長黑暗？第二，你能不能腳踏實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國人民生存狀態的事情。”

魯迅認可中國共產黨是通過方志敏《可愛的中國》和《清貧》這類作品，及他們在監獄中不屈不撓，寧可犧牲生命，也要維護作為一個革命者榮譽的實際行動，類似的犧牲者還有如柔石那樣曾追隨魯迅的革命青年，他們為了革命而流血犧牲。

在錢理群先生文章中，關于魯迅的態度，還提供了一個矛盾的現象，

即1936年11月份，魯迅去世后，李濟也有一個回憶錄，其中講到，魯迅對馮雪峰說：“將來革命勝利后，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

 

馮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

 

1934年4月30日，魯迅給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著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這個矛盾的現象如何解析呢？

在毛澤東身邊也有一些矛盾的現象，錢理群文章開頭講，

“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反右后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按：這個“不”當為“一”，可能是傳聞之誤，當時未有正式文本，難免以訛傳訛）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還是會寫。’這個事情引起較大的震動，也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很多人就開始討論。”

有許多同志懷疑毛澤東是否說過這個話，我不懷疑，毛澤東確實說過這樣的話，是在上海友誼大廳召集上海文藝工作座談時說的，當時有人提出這個帶有一點挑釁意味的問題，毛澤東作了如此回答。那么怎么理解毛澤東這番話呢？這與毛澤東對魯迅一貫的評價是否矛盾呢？

魯迅與毛澤東都各自有過矛盾的說法，我想應該分別來回答這二個問題，先回答魯迅晚年憂慮革命勝利以后自己處境這個問題，這個憂慮來自他和周揚他們之間關于二個口號的爭論，也就是“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間的爭論。

這是三十年代左翼陣營內部一次著名的爭論，周揚是以黨的名義，在左翼文壇提出這個口號，這個口號的長處是可以緩解左聯與國民黨之間的緊張關系，而其缺點是在統一戰線上放棄了領導權，泯沒了國共兩黨在文藝戰線上的界限，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口號適應了王明路線的需要。郭沫若開始對這個口號是有疑慮的，后來屈服了。

魯迅則不贊成“國防文學”的口號，馮雪峰、胡風一起追隨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堅持文學屬于大眾，堅持革命的方向，在左翼文藝戰線，魯迅是旗手，而周揚當時代表著黨的領導。二者的分歧公開在報刊上進行論戰，馮雪峰與胡風站在魯迅一邊，周揚則讓左聯成員徐懋庸致信魯迅，挑撥魯迅與馮雪峰、胡風的關系。

當時已經病重的魯迅感到很痛心，因為這是來自友軍的傷害。于是魯迅抱病口述，馮雪峰執筆，寫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逐條揭出左聯中意在分裂的一批文人的錯誤，“四條漢子”（注：指陽翰笙、田漢、夏衍、周揚四人）的稱呼便是由二個口號之爭而來的。

讓魯迅心寒的是周揚他們以黨的名義來分管文藝戰線，所以魯迅預感到一旦革命勝利以后，是周揚代表黨分管文藝工作，那自己的日子怎么會好過呢？他憂慮的是周揚他們的態度，不是對著毛澤東。同時，魯迅這樣的憂慮不是沒有根據，新中國建立后，三十年代的“四條漢子”都處在文藝戰線重要的領導崗位上，而馮雪峰與胡風的日子確實不好過，這中間周揚難辭其咎。這一切說明魯迅那些不祥的預感并非無中生有，發生在魯迅身邊的事情怎么能不使他對此感到憂慮呢？

那么又怎么理解反右后期毛澤東在上海與文藝工作者座談時說過的那番話呢？是不是與毛澤東過去對魯迅的評價互相矛盾呢？不，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是前后一致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還有這么一段話：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于人民的敵人，而是對于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毛澤東這一番話，講得合情合理，說到底在當時來說，要區別延安和西安，不能把延安當西安來批判和斗爭。野百合花和王實味的問題，說到底是在這個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的界線。王實味的被殺，是在延安撤退的路途上，賀龍殺的，毛澤東不主張殺他，事后還批評了這件事。當年張國燾離開延安，毛澤東沒有阻攔，聽其離去。林彪出逃，毛澤東也沒有下令阻擊，讓他出境，他“折戟沉沙”那是自己的事。

對革命內部的問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毛澤東一直堅持到底，至于文革時期有的地區出現殺人的問題，大都是地區的原因，不能歸罪于毛澤東。為什么延安整風時要批判發表《野百合花》的王實味呢？因為大量自白區涌入延安的知識分子，有那么一股思潮，他們看到延安的陰暗面，采取魯迅雜文手法，結果錯把延安當西安了，聽其蔓衍，不利于新政權的鞏固。

毛澤東這個思想在建國前后是一貫的，從區分西安與延安這一點上思考，那么毛澤東在反右后期，在上海召集文藝工作者的座談會上講這一番話，如果放到當時特定的環境和談話的對象來觀察，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了。他講這番話，不是沖著魯迅，而是出于好意，免得有更多的朋友誤入歧途，話是很冷峻，心還是熱的。

建國前后，文藝戰線的領導工作，一直是周揚他們在那里具體主持的，周揚同志也確實是想緊跟毛主席的文藝路線。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分管的文藝、戲劇以及思想理論路線，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的需要，經濟基礎在變化了，社會主義時代的上層建筑，毛澤東對文藝、教育、醫藥這些戰線的現狀越來越不滿。就以文藝、戲劇這條戰線講，在1963年以后，毛澤東的批評越來越多，讀一下《毛澤東年譜》就可以看出來。

《毛澤東年譜》記載，1963年11月，毛澤東對戲劇界和文化部接連進行了兩次批評，其中指出，一個時期《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中存在大量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

毛澤東這些批評戲劇界和文化部的話已經很重了，當時的文化部長是夏衍，建國初是上海市委的宣傳部長，周揚把他調到北京任文化部長，他的上級主管便是在中宣部分管文藝這條戰線的周揚，這個批評對于他們已是當頭棒喝。12月12日，毛澤東曾就《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批示：

“彭真、劉仁同志：此件可一看，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毛澤東同志在11月份對《戲劇報》和文化部的兩次批評還是口頭的，到了12月份，他看了上海在抓曲藝工作，如演出現代戲，他感覺到這件事要靠中宣部分管文藝的周揚來抓，看來希望不大，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地方領導身上，所以把上海抓曲藝工作的做法，批示給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劉仁，希望他們也如上海那樣具體抓一下這方面的工作，而這份批示把問題上升到理論高度，是上層建筑如何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問題，是文藝戲劇界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

其中最后一句“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是有所指的，主要針對有關的領導人，具體講便是在中宣部負責文藝領導的周揚，以及“四條漢子”的其他幾位，他們在領導崗位，或在報刊輿論上宣傳“有鬼無害論”，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也許到后來，他們對毛澤東的不滿和批評已經不知所措了。

到了1964年的5月13日，毛澤東的專列?？吭谔旖颍犎矣媱澪瘑T會領導小組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匯報到政治掛帥雖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統和地方實際上都沒有抓起政治工作時，毛澤東說：

“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不是提倡了多年嗎？大家口頭上也都講，但演起戲來，還是帝王將相，不下農村，不到工廠，寫小詩，寫詩歌，畫畫，也是一樣。”

5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和電影工作者，康克清、羅瓊、陳荒煤在座，毛澤東說：

“電影、戲劇、文學，不反映現代工農是不好的。我們的黨是工人農民的黨，政權是工農的政權，軍隊是工農的軍隊，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意識形態，應當反映工農，舊的意識形態可頑固了。舊東西攆不走，不肯讓位，死也不肯，就用趕的辦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暢。要用細致的方法，戰勝舊的，舊的不有其市場。主要的是我們要用新的東西代替它（按：這就是那個時期江青去抓八個樣板戲的歷史背景。）你提倡你的，是不會一下子實現的，你提倡你的，他實行他的（按：這個‘他’是有所指的，還沒有點名，就是周揚、夏衍他們），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已經提了幾十年了，可是我們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贊成，實際反對，包括一些黨員、黨外人士，愛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之外就是外國人，外國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在談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影響時，毛澤東說：

“對這種影響要逐步加以抵制。”

在上述講話之前不久，毛澤東曾講到過魯迅，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63年11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古巴作家和藝術家，聯合文學部主任、詩人比達·羅德里格斯和夫人，談到魯迅時，毛澤東說：

“魯迅是中國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義左派，后半生轉為馬列主義者。魯迅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很明確，他是從那個社會出來的，他知道那個社會的情況，也知道如何去斗爭。舊知識分子說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寫了《二心集》。又說他運氣不好，正交華蓋運，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華蓋集》。還說他是墮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筆名。魯迅對那些人的批評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轉到革命隊伍里來，另一部分跟美帝國主義走了。”

這個談話是反右后期在上海講話之后講的，他對魯迅在三十年代的斗爭還是充分肯定的，所謂“有一部分轉到革命隊伍里來”，其所指也很清楚，是指左翼內部，在二個口號之爭時主張“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以周揚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就在這個月，他兩次批評文化部和《戲劇報》，矛頭也是對著他們的。毛澤東的批評是希望他們能改正，同時也作為文藝界深化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部分。

到了1966年3月，審閱和修改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時，《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在當時審閱和修改這份紀要時，改寫了幾段話，其中的第二段稱：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斗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但是并沒有系統地解決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者，有些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就沒過去，有些人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毛主席所加的這一段話，把二個口號之爭的性質作了結論。關于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結論，毛主席還是有具體分析的，“四條漢子”就成了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周揚在文藝界權威的地位從此便倒塌了，當年魯迅與當時黨組織的矛盾和問題，也就從根本上解除了。從這個角度可以知道，毛澤東對魯迅從三十年代起到六十年代，他們還是心心相印的，不是把魯迅當作工具一時利用而已。毛澤東對周揚的錯誤是留有余地的，在1975年還是讓周揚恢復了自由，他給周揚批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八個大字，是為了保護周揚他們，那時周揚還不愿離開被羈押的場所，要寫好深刻的檢討才肯離開，說明周揚還是認錯的，大家還是承認他是同志，周揚還主動向被他錯誤批判的同志認錯，作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1971年11月20日，談林彪問題以后，最后又講到魯迅，他說：

“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第一個大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

毛澤東那樣推崇魯迅，也是出于真心。錢理群是從魯迅的視角看，他與毛澤東之間似乎還有些芥蒂。我從毛澤東的視角看，他對魯迅是一片真心，而且矢志不渝，二個偉人之間是以心相交的。

所以在七十年代，周恩來秉承毛澤東的意思，要上海好好研究魯迅，因為魯迅最后十年就生活在上海。這就是我們在寫作組成立“石一歌”寫作小組的起因，也是在魯迅公園布置魯迅展的宗旨，這一切皆源于毛澤東。再說，今年是魯迅逝世八十周年，也是毛澤東逝世的四十周年，他們一前一后，都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先驅，在二十一世紀，為了復興中華民族的理想，我們還要高舉他們的旗幟，沿著他們指引的方向繼續前進，這就是我寫這篇《毛澤東與魯迅》的主旨。

二

毛澤東晚年也談魯迅，在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說：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這是毛澤東自己講，他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他以心心相印的視角來評價魯迅，在毛澤東一生，還沒有第二個人獲此評價。

毛澤東借阮籍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個話來評述自己，也是受到魯迅在廣東有一篇演講的影響，這個演講的題目便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魯迅在這次演講中，對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有很高的評價，其中稱“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又說“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毛澤東對此二人同樣認可。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阮籍那句話，出自《晉書·阮籍傳》：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廣武，也就是成皋，是楚漢相爭之處，這是嘲笑劉邦的，劉邦確是一個二流子出身的人物，劉邦的勝利不是他有多大的本領，是靠眾人的幫襯，才打敗了項羽。在這個時候，阮籍講這個話，在心中嘲笑的當然不是劉邦，而是嘲笑靠巧取豪奪起家的司馬懿家族，特別是指向實際執政的司馬炎。司馬氏是篡魏為晉的豪族，他不敢言忠，故強調以孝治天下，講形式主義，即所謂禮俗之士。阮籍并不反對孝，而反對那套虛俗的形式主義表現出來的禮俗套路和格式。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魯迅的心意上是相通的，他講“小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其本質也是這一點。他與斯諾的談話，就講到自己“無法無天”，所言之本質也是如此。毛澤東不相信虛偽的繁瑣主義和形式主義那一套束縛人們思想和活動的東西，凡事要率真而為，這與魯迅所論魏晉之風度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毛澤東對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文章當然不止一次讀過，例如這篇文章中有魯迅對曹操和秦始皇的評價，毛澤東對此二人即與魯迅的觀點相一致。魯迅在文章中說：

“我們講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歷史上的曹操與戲曲小說里的曹操是不相同的。應該還曹操以本來的歷史面目。……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曾經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并沒有說謊。”

魯迅對秦朝的歷史和對曹操的評價，毛澤東的觀點均與之一致，毛澤東不僅肯定秦始皇，還肯定秦朝的建置，他曾經說過“百代皆行秦政法”。毛澤東還曾經為曹操翻案。

魯迅寫過一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在批孔這一點上，毛澤東與魯迅也是心心相印的，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批孔思潮是認可的，對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們的尊孔是否定的，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魯迅也是一致的。

毛澤東的詩中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那個十批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這本書是尊孔和批判秦始皇的，郭沫若在這些方面是妥協于右傾機會主義的王明路線及“四條漢子”的。盡管如此，毛澤東認為郭沫若政治傾向還是好的，不主張公開點名批判郭沫若。當然，毛澤東對于周揚也并非一味往死里整，是毛澤東最后要解放周揚，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僅周揚，1973年以后，不少干部都是在毛主席親自批示下解放的，當時周揚離開秦城前，還說要寫好檢討才肯出來，對毛主席還是感激的，不像“四條漢子”中的個別人記仇不記恩，一旦毛主席去世，他們就老調重彈，這樣表現自己，畢竟也不太好吧！

最終回到文章主旨的本題來，就是不能把毛澤東與魯迅對立起來，肯定魯迅，可不能貶低毛澤東呀！

最近，錢理群還寫了一篇好文章《最后十年，魯迅的鋒芒所向》，充分肯定魯迅晚年的戰斗精神，我是贊成的，比《魯迅與毛澤東》一文要好，且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值得大家去好好讀它。一個人作研究，寫文章，難免會有一些過失，這不足為奇，看人的文章還要看他的主流，錢先生的文章主流還是好的，有十篇文章，難免有一、二篇文章有一些差錯，這也是很自然的，總之還是一分為二地看，這樣可以客觀一些，對人，對文章都不要一點論，但二點論也要分清主次，指出一些不足之處，也是為了前進，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分歧，需要的既是心平氣和，更重要的是實事求是地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真誠地從團結的愿望出發，既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這才是我們不斷前行的動力。

三

1957年毛澤東在講話中多次講到魯迅，《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中我們可以見到有三次講話中提及魯迅，這是明確見之于檔案的。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談話的全文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的，這是比較原始也是可靠的文字記載。在這次談話中，他說：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后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力量就在于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是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人，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說。”

毛澤東另一次談到魯迅是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這次談話也是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的，同樣也是可靠的原始文件。他從如何寫作報刊上的文章講起，毛澤東說：

“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唯物論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后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余孽’，說他不行。但是魯迅還是寫，文章的好壞還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

毛澤東這一大段關于魯迅的談話，一是鼓勵大家要學習魯迅的精神，要敢于寫，敢于為正義而斗爭，要無所畏懼。二是要如魯迅那樣善于學習馬克思主義，魯迅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被形勢逼著學的。三是要學習魯迅的文風，他的文章不太軟，也不太硬，不難看。這些話都是鼓勵大家努力如魯迅那樣寫出好文章來，沒有任何恐嚇和壓制新聞出版界廣大作者的意思。

毛主席在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再次提到魯迅還活著的話會怎么樣的話題，毛澤東說：

“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因為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很尖銳，但是那里面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

這是根據《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刊印的。

從這三段話中，也可以看到毛澤東還是在號召大家要以不屈不撓的態度，學習魯迅敢于斗爭的精神，號召大家要以魯迅的精神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可以用雜文來批評人民內部的缺點與錯誤，但是要區別敵我，要學會辯證法，要有分析地對待人民內部的缺點錯誤。如果魯迅活著，他還會勇敢地寫出雜文，而且就能解決問題。

那么毛澤東在3月10日講的，“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那個不正常的空氣是指什么呢？那也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決策上的失誤所造成的不正常的情況，一種是在執行層面出現不正常的空氣。

就以反右斗爭來說，這個不正常的空氣，來自具體指揮和執行的層面，層層壓指標，才是造成反右斗爭擴大化的原因，不能一股腦兒把所有執行層面的失誤推到決策層面。鄧小平同志便曾講過有許多錯誤大家都有責任，這是指執行層面的擴大化，層層加碼。

杜導正講過一個案例，那時他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的負責人，當時有人貼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杜導正，廣東分社到今天為什么一個右派劃不出來，就因為你是右派。”

 

杜導正回憶說：“我就頂不住，我劃了四個右派，他們被開除出黨，開除公職，生活費原來是八九十元，后來變成十五元，有的不得不到碼頭上去扛麻袋，很慘。”

那么劃這四個右派的責任是在杜導正身上，杜導正到2011年才說了老實話。實際上許許多多的各級領導沒有站出來承擔責任，反右斗爭的總指揮可不是毛澤東，后來大家把責任往毛澤東身上一推，這并不公平吧！杜導正的許多關于歷史的觀點我都不贊成，但對他敢于承認自己在反右斗爭中的責任，我是要點贊的。許多失誤，在宜粗不宜細的方針下，具體的責任方，即當時的各級領導的責任，都被掩蓋了，這不公正。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回過頭來再說錢理群所引周海嬰那本《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轉述，

賀圣謨講1965年7月31日，他聽羅稷南講過一段話：“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請一些人座談，會上我問毛主席，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毛主席回答說，無非是兩種可能，要么是進了班房，要么是顧全大局，不說話。”

這一段話值得仔細分析。

1956年的7月7日晚上，毛主席確實曾在中蘇友好大廳同上海科學、教育、文化、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參加這次座談的有陳銘珊、漆琪生、談家楨、趙丹、黃宗英等三十六人，羅稷南也在場，中共上海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人陪同。

據陳銘珊的回憶，毛主席一進門就站在那里講話，咖啡廳里是分圓桌坐的，毛主席講話后，還過來同大家交談，那是一個見人就隨口講話的場合，在檔案文獻中沒有找到這次談話的記錄。

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內容，先是陳焜在1960年前來上海，羅稷南與他一起散步時隨口說的，離談話的時間已有三年了。

周海嬰是1996年10月24日聽賀圣謨說的，而賀圣謨是在1965年才第一次見到羅稷南先生，二人相聚前后才十天時間，據其日記是在那一年7月31日，羅稷南與他一起散步時說過這番話，但日記中并沒有談話的具體內容。賀圣謨是在八年以后才聽羅稷南講起此事，在1996年才告訴周海嬰，距離賀圣謨聽羅稷南談話又隔了三十一年的時間。周海嬰將此事披露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上，已是2001年，與賀圣謨的談話又隔了五年的時間，引起輿論界轟動是21世紀初的事，黃宗英隔了四十五年再來繪聲繪色地敘述這件事，大概與當時的社會氛圍相關。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這本書中關于毛澤東與羅稷南在1956年7月的這段對話，他不是親歷者，盡管1956年他已26歲了，但還輪不到他參加這次座談。再說他也不是親聞于羅稷南說的，僅僅是聽賀圣謨轉述的傳聞，所以他的這段記載出現許多失實之處，這也在所難免，已有許多人為之作了訂正。

中國歷史上一本經典性的史籍便是孔子編的《春秋》，其中記載的史事以魯國十二公的世系先后為次序排列，時間長達二百四十二年，這樣一個時間跨度，孔子當然不可能全部親歷，于是就有了“所見，所聞，所傳聞”的三世說。其中“所見”最近，為孔子親歷；“所傳聞”最遠，已經只能聽到一些傳聞。公羊學家認為《春秋》對三世中發生的事，記敘時采取了不同的用辭和態度。董仲舒《春秋繁露》的首篇《楚莊王》：“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之所以要這樣做，篇中的解釋有二層意義：一是感情上的親疏：“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二是為了避免文禍：“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這后一層意思讀了讓人心寒，它說明即使在言論較為自由的春秋戰國時代，若要秉筆直書當代史，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此種意思后人多有論及，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通授）其傳指（通旨），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受”而不以“書見”，就是怕落下“白紙黑字”帶來麻煩?！稘h書·藝文志》說得更加清楚：“《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同時還指出《傳》的形成，是因為孔子對當代歷史“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由于口頭流傳的結果，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說法，《春秋》原來有許多傳家，汰選到后來，才剩下了三家，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故《春秋》中那些微辭、婉辭、溫辭是《春秋》中的密碼，在“三傳”中才獲得充分的反映。

我講《春秋》之所見、所聞、所傳聞的三世說，只是一個譬喻，一是說明所見、所聞、所傳聞的真實性是有區別的，可靠的還是當時的文獻檔案記錄，這是原始記錄，到了所聞、所傳聞，往往與當時的事實有很大的出入。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關于毛澤東與羅稷南談話的記載是傳聞，與事實有很大出入，事情相隔四十五年了，在1965年羅稷南與賀圣謨的談話就不可能準確、完整地表述當時談話的全部內容。事實上毛澤東在此之前已三次講過這個問題，他始終是肯定魯迅，鼓勵大家要以魯迅為榜樣。關于關起來的話題，是講共產黨人要有無所畏懼的精神，不是講魯迅如果活著會被關起來的事。如果斷章取義，那么離開毛澤東講話的精神就很遠了。

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這些議論是不可能傳播的，賀圣謨在1965年聽羅稷南談毛澤東與魯迅，其內容也不見于日記，大概也是為了“智不危身”吧。到了1996年10月24日，他敢于與周海嬰先生說這番話，當時是關于巴人（王任叔）的學術討論會，巴人在那個時代是挨過整的，會議的氣氛可以想見。而且毛主席去世已二十年了，回憶這件事，他當時的心態也許就是“于所聞痛其禍”吧！這所謂“禍”，也只是他當時心理狀態的一種反映，那么他所聞是否真實又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2001年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記下這段談話，他是“撰寫之后又抽掉”，可見他還是有些提心吊膽的。他拜訪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鼓勵他說，可以披露，那位王元化先生在反胡風時也挨過整。其實他們都誤解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毛澤東關于如果魯迅還活著，在1956年有過前文所引三次談話，精神都是一致的，怎么會想著要把魯迅關起來呢？

21世紀初一些人的議論，顯然都有一些情緒化的反應，從周海嬰講，也就是“于傳聞則殺其恩”了，置毛澤東那么多對魯迅的正面評價于不顧，說得直白一點，沒有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正面肯定魯迅，不知有多少魯迅的敵人會出來糟蹋他呢！

魯迅有一篇散文，題目就叫《死》，他在文章中說：

“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些年來，魯迅的敵人一個又一個如梁實秋之流又時興起來，貶低魯迅的調門兒又流行起來了。魯迅去世時，周海嬰只有五歲，他給周海嬰有過一條遺囑，他說：

“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我與周海嬰有過多次接觸，在文革期間，他來上海都是我接待的。那時他在搞無線電和錄音設備，是我接待，曾去他淮海路家訪問過，陪他到徐家匯相關的工廠落實他在技術和設備上的要求。

1976年10月，去日本訪問時，我是團長，他是顧問。那時他關心的還都是自己技術上的需求，怎么到了21世紀初，他關心起自己爸爸的事業來了，想不到他會跟著那些人一起抹黑毛澤東，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忘恩負義。

毛澤東作古這么多年了，如今有那么多人爬在故人的頭上如此污蔑侮辱，最典型的要算李Z，他說自己八十年的黨齡，其實他早就背叛了，我不否認他早年參加革命是真誠的，但從廬山會議以后，他就背叛了。正因為他這樣的性格和身份，在他一百歲壽辰時美國駐華大使會給他寫賀信，信末尾用英文寫了一段話：“你的精神，感染激勵了許多人，其中包括我！感謝你！”這可不是外交辭令，他身在中國，心究竟在哪里啊！也許早就飛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堅了吧。這封賀信在李z看來是極其榮幸，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恥辱，愧對中華民族。當然，現在的某些公知精英們，已經把wr毛澤東以“殺其恩”作為時髦的東西了。

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參加的地下黨，1950年進的大學，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的，壯年時以能為毛澤東做工作為光榮。我無怨無悔，決不會因毛澤東去世多年而“殺其恩”，我不會如李Z那樣背叛革命事業，也不會認賊作父。我今年八十六歲了，留下的時間不會很多，可以告慰此生的，也就是這一點，這一信念鼓勵我繼續拿起筆如毛主席教導的那樣，學習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硬骨頭精神，繼續為社會主義事業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