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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0月29日凌晨1點52分，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紅樓夢學刊》名譽主編李希凡先生在北京家中仙逝，享年91歲。紅學泰斗馮其庸曾評價李希凡：“用唯物主義的研究取代唯心主義的研究，這是方法論的變革。應該說，《紅樓夢》研究成為新的面貌，就是從李希凡他們的文章開始的。”

1954年，李希凡先生和藍翎先生共同撰寫和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毛澤東主席讀到文章后，對這兩個文學青年的學術觀點給予扶持和贊賞，隨后展開了一系列學術批評，由此開辟了從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文本藝術分析為主的當代紅學發展道路。

今日推送朱永嘉先生的《毛澤東用小人物的歷史深意》，在階層固化的今天謹以此文悼念“小人物”李希凡先生以及讓小人物普遍“逆襲”的時代。

（青年時期的李希凡）

正文>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提出了一個小人物與大人物之間關系的問題，在兩者之間，他始終把關愛的重點放在小人物這一邊。他說：“事情是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在這件具體事件上，大人物是指周揚，小人物是指李希凡。那時周揚是在宣傳系統掌握大權的人物。我們且撇開《紅樓夢》討論中的是是非非不談，就毛澤東個人感情上，他是始終傾向于小人物這一邊，傾向于弱者一邊的。毛澤東早年在一九二五年的《沁園春·長沙》一詞中，便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之句。那時候，他還是小人物，“糞土當年萬戶侯”，即是對大人物的藐視。其實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統觀念。大人物是保守傾向的代表，小人物則是謀求進取的代表。《孟子·盡心下》中有“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那就是對那些巍巍而高峨的大人物要敢于藐視他們，才能看清楚他們虛弱的一面。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寫信給田家英，建議他：“如有時間，可以一讀班固的《賈誼傳》。”他還說：“《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于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果我們去讀一下《漢書·賈誼傳》，可以知道賈誼這個人是典型的小人物。其云：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征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是時，誼年二十余，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于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為漢興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

從這一大段引文，可以知道賈誼當時是一個青年，是一個小人物。他憑什么你可以乘直升飛機擠入“公卿”之位?那些大人物都是憑資歷和功勛才能得到公卿的地位的。賈誼他有一套體制改革的主張，主要的還不是什么“改正朔，易服色”這一類形式上的變更，關鍵是“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之主張，涉及到當時在位諸大人物的利益，故受到大人物們的反對。若絳即周勃，灌即灌嬰，東陽侯即張相如，馮敬為當時的御史大夫。他們都是當時的功臣宿將，并且是在位的大人物，以列侯就國，就意味著要他們放下手中的權力。故而對賈誼這個小人物，這些功臣宿將們采取既害之、又毀之的態度，也就很自然了。漢文帝拗不過功臣宿將，便只能疏遠賈誼，并將他下放湖南，為長沙王太傅了。

《漢書·文帝紀》載：

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這件事離賈誼說漢文帝列侯就國沒有多少時間，它說明賈誼受諸大人物的攻擊沒有多少時間，賈誼雖然被貶南下，而周勃不久也就免相就國了。那個時代如果連續出現日蝕或天文星歷上的災異現象，要以大臣代替皇上當其罪責，故在二次日蝕的情況下，周勃作為丞相，不得不因此以就國當之。絳，在今山西翼城東南，當時屬漢東郡。周勃回到封地以后，非常恐懼，常披甲自工，因此被人告發他要謀反，下廷尉，因此而入獄。他入獄后不知如何言辭，被赦免出獄以后，他說：“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從這件事的過程，可以知道賈誼的那些建議，漢文帝是接受的。但礙于功臣宿將，不得不犧牲賈誼，把他下放為長沙王太傅。過了沒多久時間，二次日蝕，作宰相的周勃便嘗到厲害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到漢文帝時銳意進取的小人物與一心維護既得利益的大人物之間的糾結。漢文帝既傾向于小人物，又不得不委屈一下小人物，等待時機，再處理大人物。故大人物與小人物之間的矛盾古已有之，利用這種矛盾，歷來是帝王駕馭大人物的一種權術。

類似賈誼的小人物，在漢代初年還有一個人，那就是晁錯。這也是毛澤東關注過的歷史人物。

據《漢書·晁錯傳》云：

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從這兩段記載可知，晁錯是書生出身。太常，是秦官。秦時稱秦常，漢景帝時始改名為太常。它的職掌是太廟、禮儀，是執掌禮儀之官。博士與掌故皆為太常之屬官。掌故，主故事。博士，掌通古今。此人先學的是申商刑名，后來學的是六藝之《尚書》。這個人好言政事，因而被提拔為太子舍人，那是東宮的屬官。那時為太子者，是后來的漢景帝劉啟。門大夫，屬郎中令，是言官。當時匈奴問題比較緊迫，他上書言對付匈奴的兵事。在這份上書之末，他引用經典：“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關于漢景帝回答他的上書事，史云：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從文帝對晁錯的答復看，雖然文帝沒接受晁錯的建議，但在態度上是比較謙遜，還是鼓勵他提建議。接著晁錯建議守邊備塞，文帝便從其言，募民遷塞下。后來賢良文學的對策，當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余人，只有晁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漢書·晁錯傳》接著說：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帝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這里說的削諸侯事，便是削關東諸同姓王的事。在這個問題上，他與諸大功臣及愛盎在意見上是對立的。二者相比，諸大功臣是大人物，而晁錯是小人物，被削的諸侯王也是大人物。事情是小人物根據當時的形勢提出來，要削弱關東諸侯王。削諸侯王當然是有風險的，會引起他們起兵反抗。大動干戈的后果究竟如何這很難說。而削諸侯王對帝室有利，故受到景帝的支持。景帝遷晁錯為御史大夫。他提出削諸王侯的建議，更令三十章，諸侯嘩然。十余天以后，吳楚七國皆反，以誅錯為名。結果漢景帝誅晁錯以謝諸侯，希望息事寧人。實際上這一仗很難避免。這仗打下來，還是周亞夫用武力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晁錯則被殺，成了這次事件的犧牲品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苦惱。班固在其傳的贊語中說：“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他對晁錯的遭遇是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所以把他上書的幾篇文章放在他的傳記中。

賈誼和晁錯是漢初的兩個小人物。他們有見地，看到現實生活中的危機，敢于提出處理問題的建議。大人物則不然，他們都安于現狀，不到萬不得已很難主動有所作為。這就是為什么事情總是由小人物做起來，而大人物不注意，因為大人物樂于安逸。誰愿意冒大的風險去有所作為呢?這便是大人物與小人物的區別。另一方面，小人物得罪人多了，犧牲幾個小人物作替罪羊，那是比較容易的，要搬動大人物那就困難得多了。無論在事件的發展及其反復的過程中，小人物皆難以得其善終。

晁錯出事前，他的父親從潁川來，父子之間有一段對話。《漢書·晁錯傳》載其事云：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晁錯的悲劇結局，其父早有預見。你以小人物身份，挺身而議公事，危矣!晁錯被殺以后，也有人對漢景帝提出不同意見，其傳載：

錯已死，謁者仆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鉗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從上兩段對話，可見為小人物之難。文景時期為漢王朝的治世，這兩個皇帝也不壞，治世尚且如此，何況亂世。從如何用人講是如此，從官僚機構的效率和演化講也是如此。

我童年的記憶里，家隔壁是德興館面店，以鱔絲面著名于市。而鱔絲必須活殺做的才有滋味，故這家店每天都從市場上進兩大桶活的黃鱔放入一個大水缸中，同時放幾條泥鰍于水缸中。泥鰍能攪動水缸中的黃鱔，黃鱔在水中上下攪動，才能不因缺氧而悶死。否則，滿滿一缸活的黃鱔都不攪動的話，在下層的黃鱔就會被悶死的。這是一個自然現象。泥鰍在水田里的作用也是使土壤松動，以便于水稻的生長。其實對于官僚機構講也是如此。黃鱔是大人物的化身，泥鰍是小人物的化身。沒有小人物去不斷攪動，那個官僚系統便會變得死氣沉沉;有小人物攪動，才能促進大人物之間的互動，使整個官僚機構生機勃勃。記得一九五二年，在復旦大學參加思想改造運動時，我是歷史系教師小組學生代表的組長，那時有三個學生代表，我以外還有郭煜中、史中典兩個同學。郭煜中比我高一屆，他知道教師情況多一些。歷史系教師學習小組的組長是周予同，他當時還是學校學委會的成員之一。參加這個小組學習的有周谷城、譚其驤、胡厚宣、陳守實、葉栗如、朱滶及世界史的幾位教師，加上陶松云、胡繩武幾位青年教師。為什么要幾個學生代表參加教授們的學習小組呢?因為教授之間的發言拉不開面子，誰也不愿多說話。有時他們對學生說，讓學生給別的教師提意見。這樣有幾個學生代表可以打破沉悶的空氣，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討論的情況。反正童言無忌，這樣大家都能放下架子，坦誠相見。我們三個學生代表也就是幾條小泥鰍。把水攪活了，大家都有生氣。那時歷史系的思想改造運動并沒有留下什么后遺癥，沒有人過不了這個坎。我想今年下半年自上而下地整頓黨的作風，各級黨組織除了接受上級領導之外，也許還得從紀檢、信訪、司法等部門物色幾條接觸下情的小泥鰍，反映一點下層的情況。開一些群眾座談會，才能把水激活，把機構和官員的思想激活。當然，這也就是走群眾路線的一種方式，而這一切都會在有控的情況下進行。唯其如此，才能使自上而下的黨組織整風活動既能取得明顯的成效，又能發揚大家的積極性，從根本上改進黨與群眾的親密關系。

本文摘自朱永嘉著《讀史求是》(2015年1月，中國長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