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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追求金錢，似乎是人之常情、理所當然。可是，錢學森偏偏說“我姓錢，但是我不愛錢。”

回國前，錢學森在美國已是一位有聲望的科學家，火箭、導彈專家。他因和導師、美國大科學家馮·卡門共同創立“卡門-錢近似公式”而名聲大噪，1949年起，他就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終身教授，參與美國軍部研制的科研項目，享受著優厚的待遇。綜合他的教職與科研工作，年收入不少于10萬美元（可在紐約上東區購買一套200平方米豪華公寓），是當時普通美國家庭年收入的20倍！

然而，錢學森硬是要放棄這樣高收入，寧愿回國來過艱苦的日子。即使在回國以后，他本可以幾次改善居住條件，困難時期原可以接受特殊照顧，出版著作理所當然可以享受稿酬，可是，這一切他都拒絕了。

他寧愿住老房子，不住部長房和將軍樓；他在困難時期，愿與人民共患難，拒吃特殊照顧的紅燒肉；他把稿費、獎金，或作黨費上交，或以教育、科研基金等名義捐出，這究竟是為什么？錢學森在追求什么？

這是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

有人說，人生在世，無非“名”、“利”兩字。錢學森不追求金錢——不為“利”，那他就一定是為了“名”。

是的，“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臉”者，“名”也。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臉”也不要了，不成了無恥之徒？所以說，問題不在于要不要“名”，而是要的是什么樣的“名”？

1991年10月，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表彰大會，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錢學森應邀發表講話，話講得讓人感到意外，但卻是發自他內在心扉：

“今天我還不是很激動，真正激動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為《史來賀傳》寫的序。在這個序里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5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當時我心情激動極了。我激動的是，我現在終于是勞動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成為“勞動人民的一份子”！以自己能成為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齊名的“共產黨員優秀代表”而激動。這才是錢學森的人生追求。

人，是大自然中客觀存在的一種生命現象。人們怎會來到世間？不就是人類整體生命在延續、發展中所經歷的一個瞬間？人類整體是由個體生命組成的，個體生命又離不開人類整體的存在。因此，個體能否為整體作出貢獻？個人能否為社會群體（大而廣之，包括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延續、發展作出貢獻？能否同一切反人類生命延續、發展勢力作斗爭？這原本應該是個體人生的全部意義。

自從人類進入私有剝削制度的社會以后，幾千年來，社會就被分裂為兩個部分：少數人高高在上，成為統治階級；多數人成為被剝削、被奴役的被統治階級。“士”、知識分子，歷來就是依附于統治階級的一個階層。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社會結構中，他們的抱負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追求的就是要做個“人上人”，這使知識分子必然成為英雄史觀的信徒——到了近代，又嬗變成為資產階級世界觀。

如今，隨著歷史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隨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覺悟與社會主義的勝利，與英雄史觀相對立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無產階級的人民史觀出現了。共產黨人作為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理所當然是人民史觀的信奉者。知識分子要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必須與原有的英雄史觀作徹底決裂，這就有一個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痛苦過程。

錢學森從一名愛國者起步，終于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正是他在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的實踐中，完成了從資產階級世界觀為無產階級世界觀轉變的碩果。他在美國遭受了五年的政治迫害，這是最典型、最激烈的階級斗爭。正是在這一斗爭過程中，他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與磨練，真正堅定了他與資本主義美國的決裂、千方百計回歸社會主義祖國的意志。回國后，他幾十年如一日，始終戰斗在國防生產與科學實驗的第一線；他下工廠、去基地，一待就是幾個月；他不畏苦與累、迎難而上，克堅攻關、變不可能為可能，最終修成正果。

是的，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人生追求。說到底，這是一個“公私”觀的問題，更是一個人生觀、世界觀的問題。錢學森的追求，對許多抱著資產階級世界觀不放的知識分子來說，是想不通的。因為只有真正確立了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才會有這樣的人生追求。

世界觀的改造問題，說白了其實很簡單。這就是：看你是否能心甘情愿地始終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看你是否能把自己看作普通工農勞動群眾的一員、并融入其中？對此，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曾經談過他的切身體會：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

      世界觀問題，不就是一個立場問題，一個“為什么人”的問題？

      臧克家有詩云：“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為什么有的人明明“活著”，要說他“已經死了”？而有的人明明“死了”，還要說“他還活著”？

      這是因為：前者僅僅是為其個人一己之私而活，對社會群體（大而廣之，包括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存在與發展沒有積極作用，甚或只起了破壞作用，人們會把他看作“死了”、甚至永遠詛咒他；后者因對社會（大而廣之，包括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存在與發展作出了貢獻，即使他死了，但其對社會群體仍在發揮積極作用，人們會永遠崇敬他。

生命不在長短，只要活得有意義。這就叫：“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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