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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光緒帝和康有為。

人說：大清王朝亡于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在筆者看來，其實是始亡于1898年9月的“戊戌政變”。

誰也不能否認：如果沒有那拉氏發動的那場流血政變，光緒的戊戌變法就會成功；如果變法成功，那就不會再有那場辛亥革命；沒有那場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會有大清王朝的覆亡。

什么是歷史？歷史就是事物因果關系的演變過程。

正是因為有了“戊戌政變”這場“暴力政治”，徹底斷送了人們對清政府的幻想，最終連原先極端保守的立憲派也倒向了革命，這才有了辛亥革命。此謂：人心向背決定國運，民心不可違！可是愚蠢的統治者根本就不信，他們只迷信自己手中的“權力”——暴力。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給大清王朝帶來了嚴重的統治危機。

《南京條約》的直接惡果是：清政府向百姓轉嫁巨額賠款。盡管這無礙上層“高端人口”的窮奢極欲；但卻使廣大農民——“低端aa人口”民不聊生。有民謠云：“租種二畝田，要交十道捐。衣衫不蔽體，煙囪不冒煙”。

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死中求生。原先最怕事、最怕死的民眾，一個個成了“民不畏死”的“亡命之徒”！結果就是“官逼民反”——全國各地連續不斷地發生“群體事件”。不到十年，大清國爆發了百余次的農民抗爭。

可嘆的是，“肉食者鄙”（短視）。以咸豐帝為首的滿洲貴族利益集團，全無遠慮，視手中的權力為“天命”；一味迷信暴力，視民眾為草芥，只知進行高壓統治。面對百姓的不滿與抗爭，唯派官兵四處鎮壓。

無奈“暴力政治”充其量只是揚湯止沸；不僅不能釜底抽薪，反而在不斷地疊積矛盾、激化矛盾。到了1851年1月，終于釀成了大規模的太平天國運動，形成了反清革命斗爭的高潮。要不是洪秀全、楊秀清領導集團的“內訌”與曾國藩、李鴻章輩的“洋槍洋炮”，得以茍延殘喘，大清早就完了！

鴉片戰爭失敗后，其實，以林則徐、魏源、龔自珍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已洞悉清王朝這艘航船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列強入侵，看似危局在外；實則癥結在內。

睜眼看世界，林、魏之輩感受到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意識到自己國家的腐敗、落后，必須變革。他們先后寫下了《四洲志》和《海國圖志》，響亮地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龔自珍更是狂呼“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結果是“墻內開花墻外香”。為了維持滿洲貴族官僚集團的“一己之私”，上層統治者死不改悔，一切照舊不變。林則徐被“充了軍”；龔自珍成了落魄文人；魏源的《海國圖志》，卻激勵了日本國的明治維新——從此，這個蕞爾島國就此成了中華民族的災星。

辛亥革命是由孫中山先生發動的。孫原本就是大清王朝的“子民”，身后也拖著一條長辮子。他出生于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的一貧困農民家庭，靠著哥哥孫眉（早年外出去夏威夷墾荒創業）的資助，得以有條件接受近代教育。他是怎樣成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的呢？有兩件事情影響極大，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第一件，是中法戰爭的失敗。據孫自述：“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1885年），始決傾覆清廷。”（孫中山：《革命原起》，見神州國光社出版《辛亥革命》第一卷）

為什么呀？因為年輕的孫中山（時年19歲、正在香港中央書院讀高中），通過這一歷史事件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敗本質。

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是法國侵略者一手挑起的對華侵略戰爭，分海戰、陸戰兩個戰場。1883年戰爭從越南（原為大清“藩屬”，時已遭法國侵略）北部打響；1884年海戰，福建海軍覆沒，中國敗績；1885年陸戰，中國老將馮子材取得鎮南關大捷，大敗法軍。——這仗陸戰，在整個中法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作用，導致法國內閣倒臺。可是清政府在“乘勝即收”失敗主義邏輯主導下，卻與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中法戰爭成了一場不敗而敗的戰爭。

作為一名愛國者，孫中山正是痛恨清政府這種腐敗無能、喪權辱國，才萌生了“傾覆清廷”之志。不過這時的“傾覆”，還只是他想“改變”的代名詞。對要通過什么樣手段、具體怎樣“改變”？還沒有明確主張。

第二件，“上書李鴻章”失敗。

孫中山雖然在1885年就有了“傾覆清廷”的思想，但畢竟還是個中學生。1866年從中央書院畢業后，先后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華南醫學堂與香港西醫書院學醫，直至1892年畢業執業從醫。這段時間，盡管孫中山具有強烈的反滿民族主義思想，主張改變滿洲貴族統治；但行動上還是一個改良主義者。這集中表現在他“上書李鴻章”一事，說明他對上層統治者仍存有幻想。

早在1890年，孫就給同鄉前輩洋務派官僚鄭藻如（李鴻章幕僚）上過書，表達他對現實的變革主張，力圖影響上層統治者的政策走向。然而，毫無效果。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前，國家形勢不斷惡化，孫中山憂憤于心。這年1月，他回香山老家“閉關”月余，寫了一封《上李鴻章書》，“陳興國救民大計”，以展其“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學習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整體變革主張。

同年6月，孫中山與摯友陸皓東一起，費時數月、幾經周折（先到上海找了香山籍的一位老鄉鄭觀應；再結識鄭的摯友王韜；最后經王韜介紹去天津，再通過李鴻章的一名手下），好不容易完成向李鴻章投書。沒想到滿腔熱忱卻遭當頭一盆冷水，上書遭拒，連“李中堂”的面也沒見到。

此一事件給孫以極大刺激，讓他感受到萬般無奈與沮喪；但卻使他打破了幻想，堅定了反清革命意志，促使他拋棄改良，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正是在這年秋天，他只身從上海去了檀香山，在那里籌建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同年底，孫中山返回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并發動了第一次反清武裝斗爭——1895年的廣州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縱觀孫中山的革命經歷，自1895年10月發動廣州起義（又稱“乙未廣州之役”），到組織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又稱“辛亥廣州之役”、“黃花岡起義”），前后歷時16年，他與戰友們發動過十次武裝起義，可是都失敗了！唯獨1911年10月的武昌起義，雖不是孫中山他們所發動，卻偏又成功了。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為什么會這樣？其實道理也簡單，就是一個“人心向背”問題。因為多數國人的覺醒，需要有一個過程。十次起義雖然失敗，但革命的影響在不斷擴大，在不斷地促進人們的覺醒。

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時，當時多數國人尚處于不覺悟狀態。孫在回憶當年被通緝時的遭遇：“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于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1900年）失敗之后，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較，差若天淵。”（《革命原起》）這充分說明，民心在“變”。

由于滿洲貴族利益集團的頑固立場，清政府始終執行“寧贈友邦，勿亡家奴”的賣國政策。到武昌起義前夕，民心早已大變。先是1910年山東萊陽人民發生抗捐稅暴動；再就是長沙民眾的搶米風潮；1911年4月，革命黨人又在廣州發動黃花崗起義；隨后5月，清政府以“鐵路國有”為名，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出賣“川漢”、“粵漢”鐵路路權，引發了全國規模的“保路運動”。一句話，無論是從普通民眾，還是到資產階級革命派、立憲派，其時均對清政府極度不滿。

面對一派眾叛親離的形勢，清政府仍一味迷信暴力政治。為了“維穩”，除了暴力鎮壓，還是暴力鎮壓。立憲派發動“保路運動”的和平請愿活動，亦未能使清政府改弦更張；相反，卻遭到了殘酷的鎮壓。這年9月，四川總督趙爾豐悍然下令鎮壓保路運動，在成都槍殺請愿群眾數十人，制造大血案，逮捕保路同志會負責人，直至引發全川的武裝暴動（革命黨人吳玉章等在榮縣發動武裝起義）。

為了進一步鎮壓四川的保路運動，清政府決定調動武昌的新軍入川。而這又引發湖廣總督在新軍中搜捕革命黨人，并于1911年10月10日，最終導致武昌新軍革命黨人起義。武昌起義舉旗，各省紛紛響應。就這樣短短幾個月，260多年的清王朝統治頃刻土崩瓦解。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被壓迫人們的反抗斗爭。翻開古今中外歷史，幾乎沒有一次被壓迫階級的反抗，不是由統治階級挑起的。這也就是說，“反動階級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列寧全集》第31卷第310頁）。

歷史已經一再顯示：“民心喪失”，加上暴力政治，是一切反動統治覆亡的必然規律。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大清王朝的覆亡，實始于1898年的“戊戌政變”。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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