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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文化縱橫》2017年8月刊刊發了曹錦清先生的《以制度研究推進話語體系重建——簡論文明復興與21世紀問題》一文，引發廣泛討論。朱永嘉先生結合曹文，以及此前汪玉凱先生發表的《總統制是中國可考慮選項之一》一文，在文中提出：其一，新加坡體制或西方總統制在中國走不通；其二，宜從中國的歷史和已有的制度經驗入手，思考中國未來走什么路。朱永嘉認為，中國社會所適合的制度不同于西方體制，制度優越性不在于說得多么漂亮，而取決于歷史實踐的檢驗與完善。

      ▍總統制并非中國政治發展的可行選項

      最近我在網上讀了二篇文章，一篇是汪玉凱先生的文章，題為《總統制是中國可考慮選項之一》，這是鳳凰網的一篇訪談，汪玉凱先生是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博士生導師。這篇訪談的主題是新加坡一黨執政穩定性對中國有很大吸引力，汪玉凱先生認為新加坡是多黨外殼下一黨長期執政體制，這個體制實際上沿襲于英國議會內閣制模式。新加坡有總統，是一個名義上的首腦，作為國家的象征。議會有89個議席，獲得多數議席的政黨執政，由執政黨組建政府，政府總理擁有最高權力，實際上是政黨、議會、政府三位一體。在這個體制下，允許人民行動黨作為執政黨連續執政六十多年。在新加坡還是有反對黨的，并且也長期存在，可以起監督的作用。汪玉凱先生認為新加坡的體制可供我國參照借鑒，我國也能推行總統制，還強調了由劉亞洲領銜國防大學課題組所著《新加坡發展之路》，詳細介紹了新加坡發展道路主要價值之內核。盡管這個觀念有權威人士領銜來推介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參照系。

      我讀了以后的直接感覺，是此路不通。為什么？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它的存在不是靠什么政治體制，而是靠它的地理位置在馬來半島的頂端，靠的是海上交通必經的港口。這個國家的規模連上海也比不上，和廣州也不能比。那么一個彈丸之地，所建立之政體和管理體制，只適應小國寡民的條件，中國是一個土地廣闊、人口眾多的大國，新加坡那套體制怎么可能適應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呢？怎么能去學習新加坡的管理體制呢？也太小看我們偉大的祖國了。再說從地理環境上講，新加坡的存在并不牢靠，我們洋山港發展了，如果馬來半島上開了一條運河，那么東西方的海上通道，沒有必要再經過新加坡了，那時新加坡的生存也有困難。

      新加坡那套政體的設計是沿襲英國的議會制度，但是這一套制度，并不能保障英國永遠成為日不落的帝國之世界霸權地位，二次大戰以后是美國的霸權主義取代了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再怎么說，這套制度還是屬于西方的傳統，實際上是接續古希臘雅典城邦國家的傳統，它建立在海上通道的要害處，它那個民主制度，是有錢人的民主，依照財產劃分人的等級，奴隸在這個國家是沒有地位的。這個民主制下的國家制度還是君主制，在民主制下，只有不斷強化君主的權力，才能遏制社會統治秩序的混亂。再看美國的總統制，建立在議會兩黨制基礎上的直接選舉，只要看看從小布什到奧巴馬，直至如今口無遮攔的特朗普，這樣的政治體制能找到好的總統嗎？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怎么找不到更有作為的人來參選呢？共和黨找了一個七十歲的老頭，民主黨找了一個六十八歲的老太，這樣的總統制不是鬧笑話嗎？到今天還要想著參照西方的總統制，甚至參照如新加坡那里的總統制，是不是對自己國家和制度太沒有信心了呢？怎么忘了我們是有十三億人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怎么對自己那么沒有信心呢？一定要驅除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奴才思想。

      要說總統制，中華民國是總統制，在大陸搞了三十八年就搞不下去了，到了臺灣，蔣介石一死，蔣經國開放黨禁，搞多黨制，結果國民黨這個執政黨第二次丟了執政地位，國民黨在臺灣是江河日下，現在蔡英文在臺灣還在做總統夢，是沒有前途的。我說汪玉凱這位大教授，對于中國當代史的常識，怎么一點都不關心呢。

      ▍立足歷史與實踐探索中國道路與中國制度

      我讀的另一篇文章是曹錦清寫的，題為《以制度研究推進話語體系重建——簡論文明復興與二十一世紀問題》，發表在《文化縱橫》今年8月刊上。曹錦清是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從身份講，與汪玉凱都是教授。我們現在還是等級制，也許汪玉凱的社會地位還要高一些。但從道理上講，還是曹錦清講的比較在理一些，至少他還沒有跪倒在全盤西化那種奴才思想的腳下。曹錦清計算了一下，中國的人口是十三億，歐盟的人口，加上美國和俄羅斯，滿打滿算不超過十億人口。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能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從1949年以后迅速崛起，從發展的速度上已遠遠超過了西方這十億人口了。西方十億人口，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怎么也搞不到一塊兒去，矛盾重重，美俄矛盾不可開交，歐俄矛盾在烏克蘭問題上也難以解決，美歐之間為了大西洋公約的軍費開支也鬧得離心離德，英國公投脫歐。西方的民主制度便沒有辦法把這十億人口整合在一起，無法齊心協力，如中國那樣把精力放到發展經濟上去。為什么？雙方制度上有根本差異，他們那兒是聯邦制，各個國家都有自己打算，歐盟這二十八個國家要聯合在一起，那有多難啊。要把美、俄、歐聯合在一起，那是無法想象的。而我們能把十三億人口團結在一起，為什么？因為制度上的差異，我們是郡縣制，中央集權下的地方行政機構的建制，即使是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也能全國一盤棋。從效率上講，是西方的制度強，還是中國的制度強？只要方針路線對頭，當然是中國制度生命力遠遠超過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那么，為什么在中國一些知識分子中有全盤西化的思想呢？那是因為1840年以后，中國這一百多年屈辱挨打的歷史，失去了自信，才有人想著通過全盤西化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事實已經證明此路不通，即使你心甘情愿做洋奴，人家也對你不屑一顧。當年李鴻章去日本簽《馬關條約》，不是還挨了日本人一顆子彈嘛。在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我們沒有少挨打呀。欺凌弱小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質，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有一個非常廣闊的中間地帶，那就是伊斯蘭世界，主要部分在中東和北非，他們有自己的信仰和體制，西方要在那里推行民主制度，也就是顏色革命，結果鬧得那里民不聊生，社會秩序完全失控，鬧了一個混亂不堪的局面，于是出現了難民問題，恐怖主義，美國的小布什、奧巴馬有不可推卸的罪責，法國的薩科齊也是一個戰爭罪犯。美國也想在中國搞顏色革命，中國的現行制度不讓它有絲毫活動的余地。搞總統制是否想在這方面為西方在中國開一個口子，讓中國也變成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嗎？

      在我看來，為中國制度說明其優越性，用不到創造什么新的話語體系，還是毛澤東1973年8月4日的那首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百代都行秦政法”這句話的要點便在中央集權體制下的郡縣制，柳宗元的《封建論》強調的就是郡縣制。曹錦清文章中有一段話值得注意，他說：“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為強大，王朝有興衰，但制度是有沿革，比如郡縣制貫穿百代。”還說：“監察制度，巡視制度也例行2000余年，且巡視制在當代中國的反腐敗當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想，這是事實。什么叫沿，那就是繼承。什么叫革，那就是改革，使制度適應形勢的需要，改其不合適的部分。制度的基本面不能變，任何制度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基本適應社會發展的一面，也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那就需要補正的。我寫過一本《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是講制度沿革的，涉及中國傳統制度的方方面面，既講它的得在何處，也講其失在何時，如何沿，又如何革。改革這個詞不是新名詞，古已有之，王安石的變法不是也講改革嘛！再說秦朝的滅亡，不是制度的問題，事實上到了漢朝，漢承秦制，基本的制度沒有變。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書影

      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講的主題也是這一點，其文云：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這些話是《封建論》全文的要點，朝代可以換，制度可以有沿革，但基本的東西不能變。州郡制度的特點就是文官制度，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地方割據。要堅持文官制度，那么科舉制度就來了，那是如何培養文官的制度。中國推行文官制度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監察制度，首先是監察地方行政的制度。漢代在幾個郡上設刺史，便是監察官，御史的職能便是監察。巡視制度是漢武帝開始設置的，漢唐都有的。制度形成于實際斗爭的需要，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過程，是在實踐中不斷補充和修正的，任何一個頂層設計不可能是完美的，它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并不斷的補充和修正，法律也是如此。

      制度的優越性，不是靠話語說得漂亮，做起來便是另一回事了。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從話語上看，可以說是天花亂墜、美不勝收，誰要信它，照搬那一套，非天下大亂不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就是前車之鑒。對比一下中國的經濟發展與他們那里難民泛濫、恐怖主義泛濫的情況便可以懂了。

      以上便是我對前面二篇文章的讀后感，不同意見之處供二位參考，百家爭鳴嘛，可不要生氣??！心平氣和才能弄清思想。要說身份，我與二位無法相比了，論年齡，則我老矣，難免老糊涂了，若有錯失，那就向二位拱手作揖說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