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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黨中央的決策和指導，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的大協作，才使“土專家”和“海歸”們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更重要的是，“‘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關、能創新、能奉獻的科技骨干隊伍，為我國高新技術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各方人士紛紛各抒己見，總結七十年來取得的各項成果。其中，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科技成果是焦點之一。有些海歸專家學者的總結，往往難以解釋清新中國前三十年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以至于總結起來就走偏了。

前三十年的科技成果，還有這些科技成果帶來的國家實力的增強，在最中共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有這樣的表述：

“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努力排除動亂造成的嚴重干擾情況下，科學技術也取得重大成就。國防科技業績顯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見該書第601頁）

對于取得這些成果的原因，最近有位知名海歸專家作了報告，他是這樣認為的：

“頭30年我們在科技領域有許多突破，比如‘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島素，青蒿素，在海南島種植人造橡膠等等。今天年輕的學生對那個時代我們在很多領域‘被迫’依靠自己取得突破的歷程都不甚熟悉了。”

“我們對這一段歷史的總結是自主創新的成功不是靠‘喊口號’得來的，而是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第一，要開放學習，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大量引進國外科技期刊，即便在‘文革’期間科技期刊的引進也沒有停止。第二，盡可能引進國外專家，從1949年到1960年來華支持中國有關工作的蘇聯專家達到18000人次，客觀地講他們是做出了貢獻的。第三，要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經過我們統計，頭30年大多數重大科技項目的領軍人物都有海外學習經歷，‘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島素的團隊都是如此。因此，我們認為自主創新完全可行，但是一定要開放學習，用好人才、吸引人才，這一條我們今天要牢記。”

這種總結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卻有相當大的片面性。他提的這三條，實際上很多國家或者地區的政府在過去和現在都做到了，但絕大部分卻沒有取得象的成績，特別是象“兩彈一星”這種對國力起關鍵性作用的科技成果。這說明，要取得科技成果，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固然重要，但如果執政當局沒有能力制定一條符合國情的路線和與其配套方針政策，是很難有所成就的。當年蔣介石政權一事無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錢三強對此深有體會。他是最早擔任新中國中央級領導職務的科學家，二機部成立時任副部長。他1948年從法國回來后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他曾為了當時中國的核武器，先后找了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和北大的胡適，但“幾番奔走呼號，可是每回都是掃興而返。”

“幾經碰壁，希望成為泡影。我苦思著，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一個多世紀以來中華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躪，受侵略，能夠簡單歸咎于經濟窮困，沒有能力發展事業嗎？能夠說是中國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國人智力低下嗎？自然不是。造成這種歷史屈辱的根蒂，在于歷代當政者愚昧、腐敗、無能！”

新中國使他信心倍增，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他也深切感到“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干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兩彈一星”勛章獲得者之一的彭恒武在總結“兩彈一星”成功的經驗時，感慨道：

“新中國，工農兵一起協力，集中全國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國民黨派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分別代表數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國考察原子彈，每個人還帶著兩個學生，朱光亞、李政道、唐敖慶、孫本旺等人都被挑選到了美國學習原子彈技術，結果吃了閉門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亞一個人回來跟原子彈有關系。可見，靠出國不行，靠學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來。舊中國搞不成，只有新中國，依靠全國同心協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兩彈一星”勛章獲得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例如王淦昌，他1992年5月31日參加了北京舉行了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誼會。包括大陸的嚴濟慈、周培源、趙忠堯、王淦昌，臺灣的吳大猷，美國的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顧毓秀等人參加了這次盛會。當王淦昌發言時，李政道問道：“王老師，在你所從事的眾多項科研工作中，你認為哪項是你最為滿意的？”王淦昌考慮片刻后回答說：“我自己對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王淦昌特地解釋說，“新中國成立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夠做我想做的工作，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盡自己一份力量。”

“共和國勛章”獲得者，被稱為“中國國產專家一號”的于敏，在他1998年8月發表的《艱辛的歲月，時代的使命》一文中指出：

“（‘兩彈一星’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認為最根本的是遵循毛主席‘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發揮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優越性，在研制過程中始終堅持中央制定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顯然，如果當初沒有全國各有關方面的大力協同，是搞不出核武器來的。”“我國的持續發能力如此之強，令世人稱奇，根本原因也是因為我們堅持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依靠自己，奠定了核武器研制的堅實基礎。”

于敏在文章中還從技術的角度分析，總結了三條原因：第一，中央制定的“有限目標，先進技術”發展核武器方針；第二，百家爭鳴，學術民主，選擇了最佳技術路徑；第三，將復雜的物理和技術問題進行分解。他還提到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的指導作用。

1999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布了關于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決定。決定指出：

“在新中國50年的光輝歷程中，‘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華民族為之自豪的偉大成就。5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高瞻遠矚，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制‘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杰出成就的科學家，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響應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圣而偉大的事業中來。

“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制工作的廣大干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大力協同，無私奉獻，勇于攀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突破了原子彈、導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關、能創新、能奉獻的科技骨干隊伍，為我國高新技術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黨中央的決策和指導，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的大協作，才使“土專家”和“海歸”們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更重要的是，“‘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關、能創新、能奉獻的科技骨干隊伍，為我國高新技術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15年1月10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評《幸虧中國當年勒褲帶造出兩彈一星》。社評寫道：

“88歲的‘兩彈一星’元勛于敏獲2014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國家主席習近平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自為他頒獎。于敏是中國的“氫彈之父”，他當年取得的氫彈理論突破至今是全球兩大氫彈構型之一，被稱為于敏構型。”

“如果沒有那些英明決策和于敏那代人的偉大付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有可能改寫”。

改革開放以后，一批一批的學子留學海外，他們大都對西方的學說了解得多一些，而對自己國家走過的道路卻不大清楚。因此，很多回國后從事經濟研究的海歸學者，眼里滿是改革開放后的“繁花似錦”，而沒有想到過“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有可能改寫”的問題。所以，總結出來的東西容易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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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察網研究”微信公號【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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