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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讀古書的過程中，如何溝通古今之間的關節，它也是有前提的。記得1964年春節，毛主席與鄧小平在一起有一次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其中講到對明朝皇帝的看法，談話是從考試制度引起的。

鄧小平說：“現在學生應付考試，緊張得不得了。我在家時，小孩子說門門五分也沒有用。”

毛澤東說：“歷來狀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學問的，唐朝第一流詩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狀元，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杜牧、柳宗元是進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實甫、關漢卿、施耐庵、羅貫中、蒲松齡都不是狀元、進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齡只是清朝的拔貢。(按：他們與狀元們的區別，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是從書本中抄來的，而是從生活中來的。)凡是當了進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

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識，是個文盲。一個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錯，是一個半文盲，識字也不多。但以后萬歷、嘉靖等都讀了很多書，成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專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說會寫，最后困死臺城。宋徽宗能詩會畫，字寫得很好，做了俘虜。他們都是‘只專不紅’，亡了國。可見書念多了要害死人。劉秀是個大學士，比較蹩腳。劉邦是個草包，也沒有什么文化。我看書要讀，讀多了，害死人。”

毛主席主要是議論青年人讀書的問題，書要讀，社會實踐更重要，真知出于實踐。書本知識畢竟是間接知識，人對世界的認識需要有直接知識作為基礎，才能理解書本知識，理性認識要有感性認識作基礎，有了直接經驗再去讀書，才能把書讀活，才能對書本上的古人設身處地思考其中的成敗得失，并從中獲取養料為己所用，這時書讀得越多越好，因為任何一個人的經歷畢竟是有限的啊!只有間接知識和直接知識相結合才能使自己聰明起來。毛澤東反對的是死讀書，他自己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酷愛讀書，利用一切空閑的時間涉獵各方面的書籍，特別在他晚年的時候更是手不釋卷，即使病重且視力不好的情況下也拼命讀書。

順便在這里提一下明朝十七個 皇帝，開國的二個皇帝，朱元璋是最能干的，明代立國的規模是他奠定的。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亦還做了一點事。中國歷史上有二個皇帝是布衣出身，一個是劉邦，一個是朱元璋。朱元璋是小和尚出身，做了幾年游方僧，以討飯化緣為生。他沒有讀過什么書，是從社會實踐中學習知識的。現在看他發的上諭都非常口語化，沒有之乎者也那一套，很貼近民間。

如果讀過《大誥》那三篇及《武臣誥》，就可以知道那都是他親自審案時，對案犯講話的口氣，講的道理也比較貼近實際。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讀書還是很勤奮的，他的辦法是找一批知識分子來給他講歷史，如李善長、劉基、宋濂、葉琛、朱升、陶安、詹同，都是曾經陪他讀書講史的人，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才能為其所用。他對自己兒孫的讀書教育也是抓得很緊的，他有自己的經歷作底子，對歷代王朝的興衰得失也比較容易理解。朱棣是受過教育的，但他主要從內外戰爭中鍛煉成長。

后面的皇帝就不一樣了，作為太子有詹事府，有翰林官在那里充侍講、侍讀，有春坊大學士執掌太子的講讀，還為太子選擇伴讀。從娃娃抓起，始終沒有培養出一個好皇帝來。明代十七個皇帝，執政時間比較長的是嘉靖和萬歷。嘉靖十五歲時從興王府被推為武宗的接班人，進入皇宮。神宗是六歲時被立為太子，十歲即位為皇帝的。這兩個人都是在今天北京故宮這個環境中成長的，萬歷尤其如此，他一生的生活沒有離開過故宮那個環境。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便講到“嗣君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朱元璋講自己則說：“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并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

而嘉靖、萬歷都是“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是明朝二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書是讀過一些，特別如萬歷即位的最初十年，在張居正輔導下讀書學習，但治理國家的能力很難完全從書本上來，它只能從社會實踐上來，何況萬歷的讀書，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有老師和母親的約束，他還不能完全任性地胡作非為，一旦失去約束，那么在宮廷生活這個環境影響下，循其本性，他只會向吃喝玩樂這個方向發展了。張居正死后，他就不再讀書，他與嘉靖一樣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什么國家治理，什么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早就丟之腦后，明王朝只能按照其自然趨勢，繼續走下坡路了。

在故宮那樣的環境下，從明代的歷史看，很難培養出好皇帝來。從人才培養來看，世家子弟在機關大院這個環境下，很難出現優秀的人才。張居正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還是靠自己努力奮斗，在矛盾斗爭的夾縫中成長起來。優越的生活環境，并不有利人才的造就，艱苦的磨練，固然會淘汰一批人，但也能造就出一批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