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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大慶之年，撫今追昔，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發圖強，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令世界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已經由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并正在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同時，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也將為人類社會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回顧經濟發展歷程，總結經濟發展經驗，揭示經濟發展規律，我們采訪了長期從事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專家武力研究員。

01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計劃經濟的背景和作用

▲（采訪者簡稱▲，下同）：武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F在有不少人提出疑問：既然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那么當年有實行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嗎？您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被采訪者簡稱●，下同）：我認為，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問題，走進當時的歷史場景，看到當時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最緊迫的任務，才能夠正確回答這個問題?？梢哉f當時的國際環境嚴峻、資本積累能力很低、重工業非常薄弱是選擇計劃經濟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三個重要因素。

新中國成立時，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和方針政策，即在所有制結構上，實行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并存發展、“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經濟運行上，實行政府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發展經濟的總方針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但是，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使得中國的國家統一和安全受到威脅，加快工業化，尤其是加快重工業發展，成為關系國家統一和安全的最重大也是最緊迫的問題。1952年，中國經濟從戰爭創傷中走出來，開始轉入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但是此時國內溫飽問題尚未解決，每年春荒時節全國尚有兩千多萬人食不果腹，國內資本積累能力非常低。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面對當時的國情、世情、黨情，選擇了可以發揮政府優勢、集中有限財力和保證社會穩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1952年，不僅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總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高達83.5%，而且農業人均生產資料非常缺乏，據1954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全國農戶在土地改革時平均每戶擁有耕畜0.6頭、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別增加到0.9頭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農業能夠為工業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另外，工業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6%，其自我積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時，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僅為119元人民幣，人均儲蓄存款僅為1.5元人民幣，國家外匯儲備僅為1.39億美元，財政總收入183.7億元人民幣，用于經濟建設的資金尚不足100億元人民幣。

國家有限的財力與即將開始的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第一次臺海危機又使得新中國必須加快工業化的步伐，此時蘇聯又答應全面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尖端科技和國防工業，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于是，為了將極為有限和非常分散的農業剩余集中到國家手中以加快工業化進程，中國就需要建立起一個確保高積累的體制，而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正好能夠滿足這個要求。因此從1953年起，新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確實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資達到了最大限度。根據發展經濟學和“貧困陷阱”假說，一個國家經濟起飛的重要條件之一是投資超過GDP的11%。舊中國經濟最好的1931—1936年，資本積累率6年中有4年為負數，最高的1936年也僅為6.0%。而新中國1978年以前的資本積累率遠遠高于11%，最低時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時為“四五”計劃時期的33.27%，被認為最合理的“一五”計劃時期則為24.2%。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后，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形勢嚴峻，建立能夠加強國防力量的重工業顯得尤為迫切。出于國家安全需要，同時受到作為成功范例的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的影響，為了擺脫貧困陷阱，新中國最終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從“一五”計劃開始，集中力量進行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通過改造原有產業結構并建立新的基礎產業，同時設立飛機制造、汽車、拖拉機、發電設備、礦山設備、重型和精密機器等產業部門，大大提高了產業結構的完整性；1958—1965年，又相繼建設了電子工業、石油化工、原子能等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1966—1978年，工業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鋼鐵工業等重工業得到優先發展。經過20多年的工業化建設，“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那么您能談談計劃經濟在當時的作用嗎？

●：好的。由于中國的計劃經濟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它的建立不是要解決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主要是為了加快工業化步伐和解決國家安全問題。這實際上也成為中國計劃經濟的主要任務，即解決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問題、優先發展重工業問題、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問題等。計劃經濟的上述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計劃經濟本身的作用不是體現在能否準確地計算社會生產與需求之間的平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現為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資源，加速工業化步伐，實現趕超戰略。從這個角度觀察問題，計劃經濟本身所表現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隨意性很大的管理，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這種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資源用于工業化建設的特性。這可以說是計劃經濟為什么能夠在中國形成并持續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簡單地說，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計劃經濟，在當時適應了中國追求加快工業化和建立獨立工業體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兩個市場經濟體制在短期內無能為力的作用：（1）在經濟落后的條件下，保證了高積累和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最突出的是水利工程)。（2）在經濟落后和高積累的情況下，除了在個別非正常時期外，保證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會安定。還應該看到，20余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從心，但是畢竟提高了中國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積累了豐富的計劃管理經驗。這一點對于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保障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從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速度大大超過了原來預期，原來準備在10—15年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非常不平衡的經濟落后大國，僅用了3年多的時間就順利實現了，既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勝利，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理論和方法上的重大創新。然而，這種急劇的社會經濟變遷，也使得原來就缺乏經濟建設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顯得更加準備不足了。因此，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方面1957年以后走了一段彎路，但是也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02改革開放前30年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準備了條件

▲：習近平總書記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對于后一個不能否定，社會上基本形成共識，但是對前一個不能否定，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這也是歷史虛無主義很活躍的地方。您可否從經濟發展的視角來談談這個問題？

●：好的。我簡要談談前一個歷史時期對后一個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怎樣的基礎和條件，從而說明為什么不能否定。

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在長達100余年的戰亂結束后、人均收入整體處于貧困線的條件下開始起步的，而朝鮮戰爭的爆發又使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因此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是如何突破發展經濟學所說的“貧困陷阱”，為國家安全提供保障，這兩個要求使得中國選擇了以集中資源于政府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和相應的體制政策，這個體制政策使得中國工業化成功地突破了“貧困陷阱”，初步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并為后來的經濟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但是同時，也抑制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使得供求關系緊張、經濟嚴重波動和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較大的改善。應該說，這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加速的條件。概括地說，改革開放前這個歷史時期為后來的經濟發展至少準備了以下五個條件。

第一，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是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根本性歷史任務。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充分表明，工業化是后發國家“求強”“求富”的不二選擇。從19世紀60年代中國啟動工業化以來，工業化進程由于受外國壟斷資本的壓迫和本國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始終處于舉步維艱的境地。新中國成立伊始，工業基礎非常薄弱，1949年工農業總產值當中，工業產值僅占30%，農業產值占到70%。工業總產值140億元（以當年價計算，下同），工業凈產值45億元，在全部國民收入中僅占12.6%。同時，產業結構畸形，重工業發展極為滯后，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產值為103億元，占73.6%，重工業產值37億元，僅占26.4%。即使在比重很低的重工業當中，采礦業又占了很大比重，機器制造業的產值所占無幾。如何建成一個新興的、強大的工業化國家，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面臨的最重大現實問題。加上朝鮮戰爭和臺海危機導致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新中國選擇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符合當時基本國情的。以重工業加速擴張為契機的結構轉換，既是我國經濟發展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畸形產業結構束縛的歷史起點，也為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既為改革開放后輕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生產設備等物質、技術條件，也為消化和吸收引進的先進技術提供了必要的前期技術積累，成為工業化快速發展的重要技術基礎。

第二，計劃經濟時期的高度組織化和龐大的國有經濟，為改革開放后國家投資和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了政治資源并積累了豐富經驗。經濟落后國家的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責任重大，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形成的空前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能夠領導新中國成立后的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任務，而計劃經濟體制則進一步強化了政府政治動員和資源配置能力，這也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積累了政治資源優勢。新中國成立后，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如何加快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并解決工業化所需資金成為重中之重。這種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計劃管理所積累的經驗和龐大的國有經濟，以及政府動員能力，都為改革開放以后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第三，改革開放前30年的人力資本積累，為改革開放后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本。一國或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越大；人力資本的教育程度或技術素養越高，對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越顯著。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強制性推廣低成本、覆蓋全社會的醫療保障，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通過推行大眾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用最低的成本啟動人力資本的內生改善，使我國在改革開放前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況下能夠擁有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稟賦，為改革開放后迅速把握經濟全球化的有利時機，推動我國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內部動力。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進步巨大，人口的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從1949年到1979年，小學從34.7萬所發展到104.4萬所，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億人；中學從4045所發展到19.2萬所，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從205所發展到434所，在校生從11.7萬人增加到67.4萬人。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當中，小學增加了3倍，在校生增加了4.1倍；中學增加了47.5倍，在校生增加了56.2倍；高校增加了2.1倍，在校生增加了5.8倍。

第四，改革開放前社隊企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為實現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我國立足農業國的現實，從農業剩余中獲取資金積累，配套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也造成了城鄉隔離，強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農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們不得不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這為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之前，以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主體所創辦的社隊企業，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實際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第一次大的發展在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全黨辦工業，各級辦工業”的要求，鼓勵包括70多萬個農業合作社在內的基層組織興辦工業，全國各地很快掀起興辦鄉村工業的高潮。之后由于治理整頓，社隊企業數量逐年減少。第二次大的發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在1966年發表“五七”指示，提出農民以農為主，同時也要由集體辦一些小工廠。當時城市的許多工廠因“文化大革命”陷入癱瘓，農村社隊利用城市工廠淘汰或閑置的設備以及從城市下放到農村的技術人員，依靠社隊公積金和農民集體勞動的積累，使社隊工業又一次發展起來。到1978年，社隊工業的產值達到385億元，比1970年增加了469%。

第五，新中國成立后消滅了剝削，實現了人人平等、按勞分配制度，使得平等、公正觀念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倫理道德標桿，形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利于改革開放以后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實現公平競爭。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意識形態是可以利用的、成本最低的經濟發展資源。新中國成立后，平等、公正的觀念深入人心。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共產主義理想實現過程中的階段性社會形態，實現了對此前所有社會形態公平正義理念的歷史超越。新中國成立后，非常注重人民在基本權利上的平等，使大多數社會成員形成了高度的價值認同，并將男女平等、教育公平等社會公正理念制度化，極大地改善了社會公平的程度，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較高程度的社會價值整合、制度整合和資源整合，實現了人民團結和民族關系和睦，為改革開放之后在穩定、和諧、有序的社會氛圍中快速推進工業化，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

03新中國70年在不斷認識和調整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發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與市場關系。您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能夠用歷史說明這個論斷嗎？

●：如何處理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政府與市場在各自的領域和合理的邊界內發揮作用，是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中一個貫穿始終的問題。同時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的“雙輪驅動”，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運行的特點，也是優勢所在。

與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不同，強大的政府主導是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系有效保證了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和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但是計劃具有不確定性和滯后性，僅僅靠政府這一只手來有效調控經濟，困難重重。這使得計劃經濟實際上是行政管理式的命令經濟，特別是在生產社會化水平還非常低、比重很大的農業還靠天吃飯的情況下，無法有效應對復雜多樣、瞬息萬變的供求關系。因此，從計劃經濟建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人就考慮運用市場調節機制來補充計劃管理的不足。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都提出要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可惜后來沒有堅持下來。

改革開放以后，政府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即“雙輪驅動”是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主要特點，也是優勢所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的就是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作用和市場調節機制相結合，要同時發揮“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既避免“政府失靈”，又避免“市場失靈”。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這個決定對下一步政府職能轉變與市場體系建設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劃分出各自發揮作用的邊界。這里就不贅述了。

我在這里想說的是，總結新中國70年來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變，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變，不難發現：無論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成就，還是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都與能否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緊密相連，而這個關系并不是固定和一成不變的，它是動態的，因時、因地、因事、因發展水平而變動。

▲：這就是說，隨著國內外經濟的發展變化，我們要不斷地正確認識和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是的。就經濟社會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經濟職能而言，政府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的經濟調節均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需。新中國70年來，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由僅用政府“看得見的手”到政府與市場兩手“雙管齊下”，后者顯然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一方面，計劃經濟的退出和出于對“政府失靈”的擔憂導致市場“迷信”盛行，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許多學者大力呼吁讓政府回歸到古典主義的“守夜人”角色中去；另一方面，“市場失靈”，特別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又使人們對政府經濟職能寄予厚望。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仿佛蹺蹺板的兩頭，要么此起彼伏，要么此伏彼起，難以協調和平衡，至今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好的難題。但是，正如“市場失靈”并不必然導致政府過度干預，同樣“政府失靈”也并非必然要求構建不受干預的市場。實際上，政府經濟職能絕不是要不要權力或其大小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職能強化或弱化的問題，而是政府與市場職能如何正確分工、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的問題。

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進入了新時代，戰略機遇期的內涵與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對外出口來看，不僅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而且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某些有利條件，特別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環境要求寬松的優勢已經明顯弱化。從國內投資來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資源價格正在攀升、環境制約越來越大，產能過剩問題嚴重，房地產拉動難以為繼，這些都使得經濟發展成本明顯上升，從而制約了投資效益提高，這已經從經濟增長減速的趨勢中得到證明。因此，在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中更需要發揮好政府作用。從世界經濟看，中國在世界經濟的產業鏈中，正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奮力攀升，在科技方面也由過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領跑者”轉變，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對象也主要由過去的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競爭效應開始大于互補效應。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并進一步擴展到“科技戰”，就反映出美國對中國快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焦慮不安甚至恐懼心理。因此，如何充分發揮政府在發展方式轉變和科技創新中的助推作用，為企業轉型和科技創新提供良好的環境、充沛的資金和廣闊的市場，就成為中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和擔當，也是政府實現2025年、2035年、2049年發展目標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中國的改革已經歷了41個年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來看，任務仍然沒有完成，改革正處于進行時。一方面，政府經濟職能轉變還沒有實現，越位、缺位、錯位問題還很多，在消除市場失靈的宏觀經濟調控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還沒有完全理順。例如，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問題，轉移支付的有效使用問題，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不一致問題等。另一方面，市場建設還任重道遠，市場誠信失范、秩序混亂、不公平競爭、價格扭曲等市場經濟體制不成熟的表現隨處可見；對企業違法行為有效監管和消除負外部性的能力還很弱，這主要是市場監管問題，對企業的外部性（尤其是環境問題）、社會責任，政府的監管不到位。

從歷史經驗來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具體經濟發展階段不斷調整的。在當前中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過程中，政府與市場關系應當根據經濟發展階段進一步進行調整。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未來要實現經濟發展的趕超，應當充分發揮好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作用。隨著中國的技術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逐漸縮小，我國自主創新的壓力日益增大；但前沿的技術創新又具有較大風險，有較強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應當加大基礎性的科技研發、人力資本建設的投入，夯實自主創新的基礎；另一方面還應當以企業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政府應當鼓勵企業對于技術前沿的探索，分擔企業創新的風險，同時還應當進一步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讓資源、能源等要素價格更好反映供求關系，倒逼產業的轉型升級。

04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和特點

▲：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既有凱歌行進的時期，也有曲折挫折的階段，沿途不斷遇到挑戰，但是也不乏機遇，70年我們積累了財富和經驗，可以說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史充滿了傳奇色彩。您是否可以為我們簡單概括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呢？

●：好的。從生產力角度來看，經濟發展的實質是通過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來實現物質產品的數量、品種、品質的增加和提高，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人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品質的改善。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則意味著工業化，以及與之相隨的市場化、城市化以及國際化。就工業化來說，這里面包含著兩個內容：一是從以傳統的農業為基礎和主體的產業結構轉向以現代工業為基礎和主體的產業結構；二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化和技術進步，即由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結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結構的轉變。

用唯物史觀來觀察1949年以來中國的變化，雖然經濟體制發生了較大的改變，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這些都源于一場靜悄悄的革命，那就是工業化主導的產業結構的變化與升級。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或者說基本國情是：（1）中國人口眾多。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3年人口就達6億以上，2018年人口達13.9億，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遠在經濟學家定義的大國標準之上。如按照經濟學界界定人口5000萬以上屬于大國的標準，中國河南、山東、廣東、四川、江蘇、河北、安徽、湖南、湖北等9個省人口均超過5000萬人。一方面，中國人口眾多形成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與潛在的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這些都成為中國發展的獨特優勢；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業問題也始終是中國工業化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2）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和多樣性，在經濟發展中如何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共同繁榮是新中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3）中國國土面積廣大，但區域之間在地理條件、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上都存在較大差距，如何縮小區域差距成為中國發展所需要解決的問題。（4）中國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而且是發展中國家里唯一的常任理事國，在國際舞臺扮演著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這使中國需要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國防工業體系。（5）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如何突破人均資源不足和環境脆弱的瓶頸，實現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6）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具有很強的執政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

▲：那么，再請您談談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特點。

●：正確認識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它與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關系，從中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很有必要?；仡櫺轮袊?span lang="EN-US">70年經濟發展歷史，我認為，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其經濟發展具有以下特點，而這些特點還會繼續存在并影響著未來：（1）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雙重趕超升級的特征。中國產業結構并未按照“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產業升級模式發展，工業內部也沒有按照“輕工業——重工業”的模式升級，進而實現從落后農業國向先進工業國的轉變。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軌跡是從農業向工業趕超升級的同時工業內部也從輕工業向重工業趕超升級。由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百年落后挨打的屈辱歷史讓新中國領導人重視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重工業優先發展成為新中國政府的重要戰略選擇。新中國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而在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后，又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現在正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制造2025”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目標都是推動中國經濟在世界產業鏈中由目前的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2）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主導作用。（3）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國際關系演變對中國工業化有著顯著影響。例如：在全球冷戰的背景下，局部熱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讓中國國家安全受到嚴重挑戰。中印、中蘇邊境摩擦加劇了中國周邊環境緊張。建立強大的國防軍事工業，成為中國優先重工業發展時期的重點。而軍事工業產品，尤其是高端的軍事技術則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難以按照經濟原則在國際市場上購買。中國大國地位使得中國必須自力更生，發揮大國優勢，在高端軍事領域集中力量進行突破。（4）總體上實行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中國區域之間發展非常不平衡既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也是現實經濟發展中的市場選擇結果。區域的協調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涉及我國的國家安全與民族團結。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加大了對內地的投資，努力實現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提高效率，我國又采取了非均衡發展的戰略，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為迅速。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重點采取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部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政策，推動區域均衡發展。（5）中國的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離不開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以前，在較為惡劣的環境下，中國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中國集中的技術引進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為優先重工業發展注入了活力。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緊緊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積極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充分發揮了發展中大國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推動了工業的高速發展。黨的十八大以后，隨著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壓力增大，我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科技創新，共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使得中國正在加速從世界產業鏈的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

05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對世界的貢獻和影響

▲：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也影響了世界，您可以談談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和貢獻嗎？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2月18日召開的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強大力量，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以空前的速度融入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引擎。反過來看，經濟全球化在助推中國發展的同時，也一直受益于中國的發展和開放，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福祉。

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改革開放以前，雖然中國尚處于經濟落后的貧困水平，但是仍然傾力援助許多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里，中國依然在不斷地為世界作出貢獻，并且貢獻越來越大。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的貢獻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在歷次大的國際經濟危機中，都發揮了穩定和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作用。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發揮了穩定東亞貨幣體系的作用。危機期間，東亞東南亞各國以鄰為壑，貨幣爭相貶值以刺激出口。而中國堅定宣布人民幣不貶值，這對于穩定亞洲經濟、緩和對歐美各國的貿易摩擦、穩定國內物價、堅定全球對中國乃至亞洲經濟的信心，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國也因此在國際經濟領域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人民幣的信譽得到了保證，也成為瀕臨崩潰的東亞貨幣體系的中流砥柱。

2008年世界爆發金融危機，中國在危機爆發以及世界經濟陷入低迷狀態后，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支撐。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進口銳減，以出口能源和原料為主的新興市場國家面臨出口驟降的風險。而中國在危機中實行了規模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以國內需求的增長對沖了出口下降的風險，繼續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及對能源、原料的大量需求，從而穩定了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進口。在發達國家經濟進入深度調整、增長乏力情況下，中國依然保持了對能源和原料的龐大需求，成為支撐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及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中國為增進全人類福祉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一是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型全球價值觀。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暴露了西方發達國家國內產業空心化、工人失業、貧富分化等問題，也促使各國重振制造業。為此，發達國家紛紛提高了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工業，而為了轉移民眾的不滿情緒，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的競選人紛紛走上政治舞臺，極力鼓吹保護主義，甚至將本國經濟問題產生的罪名強加于他國，或歸罪于經濟全球化，從而導致全球化出現逆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僅繼續擴大開放，增加進口和吸引外資，而且在價值觀上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指出：國際社會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因而要同心協力，和衷共濟。這為各國理性面對分歧、合作解決問題、共謀和平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

二是中國提出并積極實施“一帶一路”的倡議。該倡議的意義不只在于加強東西方的經貿往來，更重要的是它將通過經濟交往來促進政治互信與文化交流。“一帶一路”倡議從根本上符合沿線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但是過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足夠的實力發起這一倡議。如今，中國憑借改革開放多年積累起來的資金、技術和生產能力，發起這一倡議，并推動設立了亞投行、絲路基金等一系列國際經濟組織來支撐相關建設。盡管建設的過程還很漫長，但“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亞非歐乃至世界發展的重要動力。

三是中國在應對貧困方面為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貧困一直是困擾世界的難題，扶貧是中國的國家戰略。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近8億貧困人口按國際標準擺脫了絕對貧困。據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實現比例減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到2020年，中國還將實現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中國不僅自己脫貧，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扶貧脫貧工作提供了多重經驗。多年來，中國一直積極參與國際減貧合作，舉辦國際減貧高層論壇，力所能及地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包括資金支持、免除債務、醫療援助、減貧培訓等，為全球減貧貢獻了力量。

四是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積極貢獻。自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后，中國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此后，中國不斷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自覺性。自2008年起，中國每年公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接受世界監督。為應對氣候變化，中國積極推動巴黎談判取得成功。習近平主席多次與有關國家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并出席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開幕式，系統闡述加強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張，為促成大會達成協議作出了重要貢獻。2016年，中國率先批準了《巴黎協定》，有力地推進《巴黎協定》的生效進程。

五是為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中國經驗和智慧。經過新中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探索，中國找到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40多年的經濟發展奇跡證明，它能更好地適應和推動生產力發展，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包容性，它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啟示：（1）堅持經濟市場化改革方向，不斷完善市場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2）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改革和完善政府的職能，更好發揮其在實現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和保障社會公平方面的作用。（3）積極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堅持走對外開放、互利共贏的道路。

【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正局級），博士后流動站合作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8期，微信公眾號“馬克思主義研究”首發，授權察網發布?！?/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