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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的領導核心，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領導核心。如果沒有這個核心或這個核心不能充分發揮應有作用，那么我們的偉大事業就不能取得成功，偉大斗爭就不能取得勝利。十九大報告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黨領導一切是人心所向，是大勢所趨，是歷史傳承，是客觀要求。

新民主革命時期就明確“黨是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一切”的思想被進一步闡發。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講話中，毛澤東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1958年1月1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指出，“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不過他也強調，“黨領導一切”并不等于包攬一切，僅僅是指政權、軍隊、民眾團體等組織接受黨的政治領導，領導一切是指大政方針的領導，不是具體事務上的包攬一切。對于這一問題，周恩來同志也有精辟論述，“必須肯定，黨應該領導一切，黨能夠領導一切。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領導一切？什么是一切？……我們所說的一切是說黨要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是說黨對各部門都可以領導，不是說一切事情都要黨去管。至于具體業務，黨不要干涉。”

黨的領導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黨的領導首先是政治領導，高度重視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政治工作指導決定經濟工作，但是不能替代經濟工作，在革命時期尚且如此重要，在建設時期只能是更為重要。1944年5月22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的代表舉行的招待會，并發表講話：“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建國后，抓好經濟工作更是提高到議事日程上，“資本家想要我們只搞農業，由他們搞工商業和交通運輸，這怎么行？我們不但要學會搞政治斗爭，還要學會搞經濟工作，這是一個戰略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性質決定了該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具有充分的經濟管理、國家治理職能。這與西方的政黨與政府有著顯著區別。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之間的競爭、階級與集團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多地表現為經濟競爭，誰能配置（實質是控制調動）更多的資源尤其是優質資源，誰就能在競爭中占據主動優勢并最終取得勝利。因此，黨不僅不能削弱反而還要不斷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提高經濟領導力，也就是提高執政能力，提高相對于各類主體的競爭力。

“實力政策、實力地位，在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市場經濟條件下，越來越多的社會人成為理性經濟人，所謂經濟理性，就是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資源包括人力資源主要流向收益最高的領域。共產黨要治國理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擇天下英才而用之，擇聚天下英才，要事業留人，也要待遇留人。相對于各類市場主體，黨的領導、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如果不能控制、調動更多的資源關鍵是優質資源，那么黨的領導、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就會流于形式，實質很有可能被架空的危險。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對于人民承擔無限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諸多場合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贏得民心關鍵在切實解決好民生，得國境之民而安之，使之“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民生涉及社會工作，但是更多屬于經濟工作，解決“七所”需要持續投入龐大資源。

有鑒于此，“黨領導一切”的前提是黨和政府要掌控國家的一切至少是主要資源尤其是優質資源。這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沒有問題，但是今天，黨和政府在諸多方面而且將在越來越多的方面因為資源有限而捉襟見肘，從而出現所謂“英雄氣短”。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從原來的絕對優勢、絕對壟斷，到如今“三分天下”且不足其一，而且還在不斷收縮、萎縮。201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聯合推出的“383方案”，當時一個很權威的說法是，要不斷降低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到10%左右，與英國大致相當。實際情形和發展趨勢是，隨著市場調解機制在中國不斷廣泛和深入，國家更多的資源而且很多優質資源掌握在黨外、體制外各類主體手中。依照市場法則，資源不是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是出價最高的地方，人們樂于給出錢多的一方辦事。諸多跨國資本、私人資本富可敵國，而且還越來越富，它們在新自由主義意志和共同利益下聯合起來，不僅以經濟卡特爾引導乃至主導市場，而且正以“政治卡特爾”與執政黨分庭抗禮，將強大雄厚的經濟實力轉換為對付乃至操縱“關鍵少數”的利器。它們可以給特定對象（代理人）以天價酬金，諸多人才（市場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配置到黨領導不到的地方。地下基督教會、伊斯蘭原教旨在特定地區、甚至是越來越多的地區擁有更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在網絡新媒體領域，黨和政府的話語權還處于弱勢；在爭取民眾尤其是爭取年輕一代（國家未來）方面，黨和政府在物質的、精神的力量上并不總是占據優勢，甚至一時一地還處于劣勢。

凡此種種，清晰地顯示“黨領導一切”的經濟物質基礎越來越薄弱，財力杠桿不足，沒有足夠的錢辦事，這是政務不信，“塔西佗陷阱”日趨嚴峻的一個重要原因。有鑒于此，黨要領導一切，掌控國家全局，維護穩定大局，必須要下決心、下大氣力掌握更多資源。在關鍵時期，于關鍵節點，資源以及資源配置問題，往往就是一個戰略問題。

參考文獻：

（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